師道（簡體書）

《師道》是南懷瑾先生談教育系列之心要。南師一向非常重視教育，對中國教育的未來充滿了關心。談到“中國的師道”，他認為教育擔負的最大責任不是傳承知識，而是移風易俗，這是師道的精神。南師身體力行，創辦“太湖國際實驗學校”，希望推動國家與社會對於文化教育事業的後省與重建、繼往與開來。
談到“為師之道”，南師指出：教育的目的在於認知人性，改變氣質，教育首先要把人教好。幾千年來，我們中國人的道德為什麼如此敦厚呢？就是德行教育的結果。
談到“體用問題”，南師認為，這一百多年來，雖然高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事實上通通是西學，而沒有中學。展望未來，我們的教育應該走一條什麼樣的路呢？——“中學為體，西學為相，我為用”，都“為我所用”就對了。

南懷瑾（1918-2012），是多年來享譽海內外，特別是華人讀者中的文化大師、國學大家。他出身于世代書香門第，自幼飽讀詩書，遍覽經史子集，對國學鑽研精深，體認深刻，于中華傳統文化之儒、道、佛皆有造詣，兼通諸子百家、詩詞曲賦、天文曆法、醫學養生等，對西方文化亦有深刻體認，在中西文化界均為人敬重，堪稱“一代宗師”。

 

第一部分：中國的師道
第一章 尊師重道
尊師重道精神
中國傳統文化的師道
現行三級學校的敬師
家庭與社會的尊師
師道的自尊
師道尊嚴
第二章 通曉中國文化的經師與人師
萬古通曉的文化體系
先研究大小學
中國的書院
尺牘與師爺 教授與叫獸
兒童經典誦讀工程
經師易得 人師難求
民辦、官辦教育的歷史得失
知識份子的榜樣與精神追求
第二部分：為師之道
第一章 教育的宗旨和目的
孔子的教育宗旨
教育的目的
有教無類——孔子的學費問題
教育要知性情
學以為己
反求諸己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見與師齊，減師半德
教育是增上緣
第二章 為師的學問修養和品格
孔子的素描
溫良恭儉讓
學問的修養
不遷怒，不貳過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進步和退步
過猶不及
勿輕後學
誠敬
謙虛和自信
百無一用是書生
名利濃於酒
性天風月 春風化雨
第三章 施教
教育靠影響
應機施教
因材施教
傳統教育的教法
詩教和禮樂
靜定
循循善誘
刺激和誘導
玩索而有得
無有定法 貴在得法
第三部分：“師道”久違 “體用”待明
第一章 有關中學與西學的體用問題
體用之見
百年的人與事
戴鴻慈的資料 蔣夢麟的說法
西學為體的百年
西方的毒害
第二章 中和位育
致中和

 

尊師重道精神
“尊師重道”，是人類文明的共通德性，無論中外都是一樣，只有禮儀形式上的不同，並無精神上的差別。
在五千年來中國文化的傳統中，“師道”的尊嚴、“尊師重道”的精神和禮儀上的風氣，儼然已與“君道”互相對峙，構成“政”、“教”互助的特質。即使沒有讀過書、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在文化傳統的薰染中，也都知道“尊師”的重要。尤其在過去的民間社會，不讀書、不進學校、自由從師學習百工技藝為專業的人，其“尊師重道”的精神和行為，比起讀過書、受過教育的人，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於習“武”的人，對於“尊師”，更加重視。但在二十世紀，數十年間，師之不尊，道之不行，其所由來者久矣。因此社會苦心復興中國文化，強調“尊師重道”的行誼，每逢一年一度的“教師節”，特別提倡“敬師”的運動，實在是煞費苦心。
但從另一角度來看，衰落才須復興，頹廢才須提倡。正因為中國文化的優良精神，經過幾十年來的蛻變、沒落，產生了許許多多的弊病，所以才須復興和提倡。即如“尊師重道”一事來說，也正因為感慨于“師道”的淪夷，因此才重新號召。老子所謂“六親不和有孝慈”，也便是這個道理的反映。可是多少年來，無論在教育界、在社會間，提倡“尊師重道”的風氣，確實有改進嗎？事實並不如此。相反地，如果深入觀察，反而看到現代師生之間的彼此排斥、不信任、輕視，甚之互相仇視和傷害等不正常現象比比皆是。由此可知，一種優良的禮儀風氣養成，絕不能單靠制度或規定。它的基本根基仍然有賴於教育和學風的改正，以及整個社會風氣和全民思想的培植。
中國傳統文化的師道
回顧一下歷史文化上有關“師道”的情形，“溫故而知新”，可以得到準確的方向。在我們的傳統歷史上，師道的尊嚴，自三代開始，就與“君”、“親”並行。所謂“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自東周以後，有孔子的精神和人格的感召，“萬世師表”的典範，和“尊師重道”的觀念，便與“君道”分途而截然獨立。但與“親”道仍然是互相呼應。秦、漢以後的“傳經”和重視師承的風氣，雖然漸已趨向狹小而發生流弊，但這種優良傳統精神的存在，依然有其特殊的價值。
魏、晉南北朝之間，師道漸趨衰落，但因新興佛教重視師承的作風，以及政治體制上確立了王者尊師的禮儀，“師道”為尊的精神，又走向一個新的境界。
到了中唐以後，韓愈寫了《師說》與《原道》，為“尊師重道”和重視師儒的風氣，又添了一番新的景象。由於儒、佛兩家學風的影響，到了宋代，理學興起，撮取《禮記》和“叢林制度”的精神，新的“尊師重道”的面目，便從此確立。
如果肯讀一下“四朝（宋、元、明、清）學案”和“五種遺規”等書，資料具在，在此不必多說，因此自明、清以後，各階層社會重視“師道”的觀念，普遍流行。過去許多家庭的中堂，供奉了一個宗教式的牌位，上寫“天、地、君、親、師”五個大字，也便由此而興。所謂“一日從師，終身為父”，乃至尊重“一字之師”的美德，也便為大家所樂道。民間社會和宗教上“師父”的稱呼，以及帝王們在朝廷上對“師傅”的恭敬，也由此而成為當然的風俗。
可是，所說的這些故實，還只是歷史上的精神形式。事實上，自宋、明以後，“師道”的尊嚴，並非只是對學生們的要求。實際上，是師生互相尊重的禮儀。固然“一日從師，終身為父”是對學生們的教誡，但是老師對於受業的學生，親情愛護，以及對他的學術思想乃至行為上，都需負起畢生的責任。學生對於老師，固然視之如父，但是老師對於學生，在中國禮儀的傳
統習慣上，向來都很謙抑，猶如兄弟的相處。所以古來稱學生為“弟子”，就有弟兄的意義。老師寫信給學生，除了“賢契”等文縐縐的稱呼以外，有時多以“仁弟”或“老弟”相稱。老師自己的具名之上，不是加上“友生”，便是“愚兄”，表示互相的尊重。
即使學生中了“狀元”，做了“宰相”，而在鄉的教師，始終是青氈一席，沒有博得功名，終老于白屋，一旦“狀元”或“宰相”的學生，衣錦回鄉，仍然還是執禮甚恭，猶如在學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