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中國人的人性與人生》
本書是梁曉聲先生深度解剖當代中國人的文化心理與國民性的*重磅力作。
作者以一如繼往的冷峻而智能的筆調、滲及骨髓的透視深度，以及充滿人文理性的文字，對當代的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狀況，普通人人生的尷尬，以及關於中國的文化與文化人，給出了自己的觀察與評述，可以說是一部關於中國社會人文現狀的“田野調查”，也是一部深度的社會觀察筆記。在本書中，作者直視人性的軟弱，頌揚人性的閃光與良知的自省，由此，我們才能獲得改變與進步的勇氣，並期許與擁抱光輝的未來。
《中國人的日常》
本書中，梁曉聲以小說家的生動筆法，社會觀察家的敏銳思考，記錄了各色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百態，淋漓盡致地繪製了他們的五光十色的精神圖譜。
這裡有對前途命運茫然無措的打工者，視清名勝過一切的老嫗，志大才疏的文學青年，猜忌心重的小老闆，一心培養女兒當明星的父親，不作為的官僚，純潔的初戀情侶，不肯把*次交給城裡人的農村女孩，愛上自己雇工的女東家，以及在**平凡的日常中，甚至是在困苦的境遇中，仍向這個世界傳達善意的普通人。
他們的善良與大度，忌刻與軟弱，渴求與迷茫，各異的人生原則與生活哲學……諸多要素的拼接與組合，形成了這個國家的溫度與性情。作者所記錄的中國人的日常，飽含對弱者的同情，對不公的憤怒，對人性的觀照，對人文情懷的推崇，進行著對當前中國社會世道人心的追問。
作者簡介
梁曉聲，當代著名作家、教授、全國政協委員。創作過大量極具影響的小說、散文、隨筆及影視作品。主要作品有《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雪城》《知青》《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郁悶的中國人》等。他的文字兼具作家、學者、思想者等多個維度，深受廣大讀者喜愛與推崇。
名人/編輯推薦
《中國人的人性與人生》
1、梁曉聲2017年重磅新作，繼《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郁悶的中國人》之後，全新深度解剖當代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和國民性！
2、滲及骨髓的人性透視，在梁曉聲筆下，人性的偽裝被一層層地無情剝去，讀後令人冷汗淋淋、連連呼痛。
3、一部充滿人文理性的社會觀察實錄。道德尷尬、影視亂象、職業角色錯位、青年人的出路問題、文化不自信問題……作者以冷峻而智能的文字予以解說，一針見血，卻又深慰人心。
4、中國社會各色人等的人生百態的記錄，直視人性的弱點，見證人性的光輝、溫暖與尊嚴。
《中國人的日常》
1、繼《中國人的人性與人生》後，梁曉聲解構當前中國社會世道人心的良心力作！
2、前途命運茫然無措的打工者，視清名勝過一切的老嫗，志大才疏的文學青年，猜忌心重的小老闆，一心培養女兒當明星的父親，不作為的官僚，純潔的初戀情侶，不肯把*次交給城裡人的農村女孩，愛上自己雇工的女東家……各色中國人日常百態的記錄。
3、平凡的好人與國家的性情/另一半的中國/我們何以不寬容/人心的歸途/冰冷的理念，五大內容板塊，真實走進中國人精神世界的日常。
2、作者以小說家的生動筆法，社會觀察家的敏銳思考，對弱者同情，對不公憤怒，對貪欲與軟弱進行批判，完成對人性的觀照，對人文情懷的推崇。
目次
《中國人的人性與人生》
需要安放的人心
論中國特色之“存在主義” / 003
你想成為吸血鬼嗎？ / 009
語說“寒門”與“貴子” / 016
《蘋果樹下》與“廣告扶貧” / 023
論“吸血鬼”策略 / 028
千年病灶：撼山易，撼奴性難 / 033
培養一個“貴族”是容易的 / 041
當懷才不遇者遭遇暴發戶 / 044
猴子 / 048
真話的尷尬處境 / 052
報復的尺度 / 055
我們的社會
一條小街的GDP現象 / 063
中國影視那些事 / 069
實難為續的收視率 / 080
那些老美電影中的臺詞（之二） / 089
當今中國青年階層分析 / 092
僅僅譴責是不夠的 / 103
醫生的位置 / 108
法理與情理 / 112
世界的丑陋 / 116
我的一點人生經驗
梁曉聲答讀者問 / 125
我的“人生經驗” / 134
書、女人和瓶 / 147
七彩茉莉 / 155
禪機可無，靈犀當有 / 164
做竹須空，做人須直 / 169
老嫗 / 174
狡猾是一種冒險 / 176
人性似水 / 184
人生真相 / 191
中國的文化修行
關於邵洵美之雜感 / 205
知識分子與“轉基因” / 210
敬讀靜好心靈 / 220
巴金的啟示 / 225
沉思聞一多 / 231
中國人文文化的現狀 / 236
拒做儒家思想的優秀生 / 246
中國“尼采綜合症”批判 / 250
文化的報應 / 277
只想當“小知識分子” / 280
《中國人的日常》
自序 / 001
平凡的好人與國家的性情
故人往事 / 003
初戀雜感 / 027
被圍觀的感覺 / 034
心靈的花園 / 038
永久的悔 / 043
上海人劉鴻飛 / 047
清名 / 053
陽春面 / 058
落葉賦 / 062
另一半的中國
看自行車的女人 / 071
羊皮燈罩 / 077
小垃圾女 / 083
在西線的列車上 / 088
瘦老頭 / 096
玉順嫂的股 / 111
三平方米的金融海嘯 / 119
木匠哪裡去了？ / 126
我們何以不寬容
緊繃的小街 / 137
我們何以不和諧 / 148
體恤兒子 / 157
玻璃匠和他的兒子 / 161
乘客和黑車司機 / 167
畫之廊 / 174
老水車旁的風景 / 184
人心的歸途
愛與機緣 / 191
孩子和雁 / 198
離鄉 / 204
紙簍該由誰來倒 / 218
梁曉聲買不到臥鋪票 / 222
少女敲響我家門 / 228
我與浪漫青年 / 236
人間自有溫情在 / 243
冰冷的理念
恐怖的掌聲 / 253
達麗之死 / 256
我的小學 / 266
我心·人心 / 278
冰冷的理念 / 285
問官，問法——兼替農民馬隨意說話 / 305
兩種人 / 312
山的根 / 320
咪妮與巴特 / 327
書摘/試閱
《中國人的人性與人生》
知識分子與“轉基因”
這裡談的是中國知識分子，且限於文化知識分子，即自身所學專業及後來乃至終生職業與文、史、哲領域密不可分的一類知識分子。
科技知識分子是另一類人。除了在人類處於科學知識蒙昧的時期，這一類人的發現、發明、創造曾與當局的意識形態控制尺度產生衝突，因而受到迫害——在歷史的多數時期，他們實際上是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性質的當局所願倚重的人，因為他們的研究成果大抵會使國家和代表國家的當局大受其益而不是反過來。故他們的人生，通常不致過於可悲。這乃是人類歷史上的一種事實，無須贅言的。
這裡談的“轉基因”，與崔永元與方舟子之間爭論是非的“轉基因”毫無關係，只不過是借以比喻。他們爭得特別激烈之時，有記者要我表態，我拒絕了，由於當時我對“轉基因”食物的知識完全空白。現在，我也有了一些這方面的知識，故可以表態站在崔永元一邊了。入口之物無小事，危害與否尚不明確的東西，當然以慎食為好。
言歸正題——僅舉蔡元培、魯迅、胡適、郭沫若為例，淺析中國文化知識分子之群體的思想“基因”的守與失，試看我們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文化成色的嬗變。
一、1940年蔡元培逝後，國內曾有報道言及聯合國亦表示了哀悼，充分肯定其在中國教育事業方面所做的卓越貢獻，認為對於教育落後的國家有示範性的作用。未經核實，姑且存歟。但以上兩點確合事實，當無爭議。
這裡且不談他的貢獻，單論其德。
當年國民政府發布褒揚令（非尋常哀悼），頌其“道德文章，夙負時望”，“推行主義，啟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景仰”。
以上懇詞包含以下諸意：
蔡元培是一位“士”，其“士”的精神磊落坦蕩；
他是一個為主義而鞠躬盡瘁的人，他推行的自然是三民主義；
他在人格方面，具有極其本色的而非企圖靠作秀贏得的強大魅力，即使反對他的人也由衷折服。
所以全國不分政治派別，“萬流景仰”。
馮友蘭認為他“是近代確合乎君子標準的一個人”。
儒家文化論及個人道德修養的全部內容，無非“君子”二字而已。
“可以托六尺之軀，可以寄百裡之命”“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志不可奪也”，“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道”——這些中國古代關於君子的標準，在蔡元培人生的不同階段，幾乎都不同程度地證明了。
馮友蘭由是稱讚他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表現”。
傅斯年的評價更全面些，他說：“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
魯迅兄弟的業師壽洙鄰說：“孑民道德學問，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實踐之，加以不擇壤流，不恥下問之大度，可謂偉大矣。”
正因其具有“不擇壤流”，兼容並包之襟懷，連辜鴻銘也說：“現在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後，到現在還是保皇”。
不肯做官的蔡元培托病離朝，回到家鄉興辦新式學堂，先後主辦、創建了中西學堂、紹興府學堂、越郡公學、明道女校、稽山中學、嵊縣剡山書院、南陽公學。1902年，創建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愛國民校。1904年組織光復會，1905年參加同盟會。謙謙君子而研制炸藥，每欲以文人之軀換清廷大佬之狗命——想來真真令人心疼。
今日之國人，特別是青年，若對魯迅知之甚多，對蔡元培僅知一二，或全然陌生，實在是不應該的，也實在是知識方面的遺憾。
同在紹興，同在一條街上，魯迅故居車水馬龍，蔡元培故居門可羅雀，可謂國人一大羞恥也。
蔡元培者，可謂中國近代史上文化知識分子中的孫逸仙啊！
世負斯人！世負斯人！
若有青年讀了我此書，且又去了紹興，我勸你們也前往蔡元培故居參觀。比之於魯迅故居，那裡未免冷清、寒酸。而比之於魯迅，蔡元培則尤可崇敬也！
你們若果去了，勿忘代我深鞠一躬。
你們須知，你們中人所津津樂道的近代中國歷史上那些大師級的文化知識分子，幾乎都是受到過蔡元培人格與精神的感召的！
二、關於魯迅，我以為蔡元培為魯迅全集所做之序中的評語，甚為中懇：“先生閱世既深，有種種之不忍見不忍聞的事實，而自己又有一種理想的世界，蘊積既久，非一吐不快。”——這實際上等於替泉下的魯迅辯了“帶病態的人物”這一貶識。對於魯迅的文學成就，蔡元培推崇備至：“蹊往獨辟，為後學開示無數法門，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學開山目之。”
魯迅生前，對是同鄉的蔡元培亦不乏文字譏諷。其逝後，蔡元培毫不計較，誠受其夫人重托，兩個月內遍閱魯迅遺著，潛心析思，方落筆墨，足見他的人格之可敬絕非虛名。
後來的魯迅研究者，每將其與胡適相比較，以拔高他的偉大。此種比較之法的失當之處在於，仿佛胡適很矮小，只可做偉大之魯迅的陪襯人。我年輕時深受此種比較的影響，深信不疑。後來讀書漸多，始覺受蒙蔽矣。
我倒是每將魯迅與郭沫若相比較，結果一次又一次產生這樣的印象——魯迅與郭沫若在人格上肯定是不同的，在思想上卻曾十分地近似過。
我產生這樣的印象，乃因魯迅是格外讚賞尼采的。
尼采的所謂哲學，在我看來，無非便是“造反有理”那一套而已。又在我看來，他的“超人妄想”，分明是反眾生的。他幾乎一切都反，包括對宗教也乏敬意。但卻從不以文字或語言冒犯德皇——因其母親的家族中，有人深受皇恩，而且那恩澤及其身。僅此一點，作為“哲學家”便甚不靠譜了。
魯迅讚賞尼采的文學，不引也罷。
其雜文《這樣的戰士》中，有幾行字是：“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繡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了投槍。
……
他微笑，偏側一擲，卻正中了他們心窩。”
在《復仇》二篇中，魯迅一如既往地表達了他對看客們的極強烈的憎惡，不，那其實是憎恨，因極厭惡而極強烈的與痛苦同在的憎恨。
因憎恨而痛苦，這是魯迅那個時代幾乎唯他獨有的一種痛苦。他憎恨別人的悲運變成看客圍娛的現象，自己卻往往陷於同樣境況。
然而，無論我們對魯迅多麼理解，都難以否認他有思想特別偏激的方面，如他對中國歷史、中國字以及中醫全面而徹底地否定的言論。
如果說這也是一種“左”，那麼他與尼采可算是“國際戰友”；而與郭沫若，則可謂是思想上的“同志”，盡管他們彼此同等程度地排斥。
1949年前的郭沫若的“左”，尚在可以兼容並包的範圍；1949年後，郭的“左”的激昂優越感逐年熾烈。不但打倒任何曾屬同一陣營的人都是他必帶頭歡呼的，而且往往也親自口誅筆伐。
故，到“文革”時期，死了的魯迅的語錄，也有殊榮被印成“小紅書”，在紅衛兵和造反派中廣為流傳；活著的郭沫若的表態，往往意味著是代表中國全體文化知識分子宣告立場了。
兩個互無好感的人，因他們思想中的“左”的共同點，便都起了身不由己的作用。
在魯迅，那是完全無奈的，因為已無法抗議了。
在郭沫若，卻是另外一回事，起初出於自我證明，後來出於趨利避害的“明智”。
魯迅的“左”是由衷的，剛烈的，寧折不彎的，無絲毫取悅心理的正大光明的“左”；他極其鄙視利用的勾當和情願被利用的偽態。
所以魯迅在人格上與許多別的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的“左”是不一樣的。
在我看來，魯迅之“氣象”，寶貴而可敬的方面，似乎也終結於中國某些70年代文化知識分子身上了；不那麼可取的方面，卻反而似乎成了後人身上的“基因”現象……
三、相對於魯迅，胡適一向被大陸的歷史定義為近代以降“右翼”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的領袖人物。
這麼定義自有其道理，因為連中國共產黨的同路人都不曾是過一日，並且一向“效忠”於國民黨。
確乎，在國共兩黨之間，胡適是選邊站的。
但對他的態度卻也任性得可以——倘他肯留在大陸，那麼北京圖書館館長的位置便是他的；他選擇去了美國，於是上了“戰犯”名單，且排名極為靠前。
姑且不論他的政治立場選擇之對錯，單論其歷史作用與人格美點，我以為周、胡二人身上實在是有諸多相同之點。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那麼胡適就不是了嗎？肯定應該說更是的吧？他毫無疑問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啊。今天漢字能在中國較容易地達到普及，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能以現代漢字創作出越來越千姿百態的文學作品，能將越來越多的外國文學作品翻譯成人人讀起來輕鬆流暢的中文讀本，是不是應該對胡適心懷感激呢？
那在當年也是一件罵聲四起，很不容易取得成功的事。為其成功，他是不是也做到了“冷對千夫指，甘為孺子牛”呢？只不過他做得相當淡定，未曾“橫眉”，也未曾“伏首”而已。他與志同道和者們所做那事，利益是超乎黨派、階級，功在國家與民族的。
胡適是有奴顏和媚骨的嗎？
當然也是絲毫沒有的——他與蔣介石之間一向以諍言、逆言平等討論問題的自尊自重的態度，足以說明此點。
他雖算不上是什麼“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但他於“國統”時期，一再大聲疾呼民主、法制、言論自由、人權平等，難道不也等於是在不遺余力地傳播進步思想嗎？
與魯迅的四處樹敵相反，胡適是團結每一個正派的好人而唯恐不及的——連瞧著他大不順眼的辜鴻銘，他也不願與其真的形成交惡關係，而且終辜鴻銘基本上也算是被他團結了——因為辜鴻銘在他心目中並不是一個壞人。
當時及以後曾有某些人士貶損胡適“是個大鄉願”，在我這兒，視為“訾嗷”蔡元培的同類。
唐德剛說：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
我認為此評恰當，毫不過分。
但我更喜歡徐復觀評胡適的——“一個偉大的書生”。
此“書生”在社會學的主張方面堅決反對暴力革命，但又與堅決實行武裝奪取政權的共產黨的兩位高級領導人李大釗與陳獨秀友誼深焉。
他之反對暴力革命純粹是站在社會學的立場上而非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李、陳二位逝後，他將對他們的真摯的悼念文字印在自己新出版的書上。
他“書生”到寫信勸解散共產黨的武裝，以不流血的參與議會斗爭的方式對抗國民黨的一黨獨大、一黨專制，促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這當然是天真的，站著說話不嫌腰疼的——不流的只會是國民黨的血，許多共產黨人卻肯定會肝腦塗地。
他也很反感蔣介石搞黨天下，反對“剿共”，認為共產黨當然不是“匪”，而是國民黨的公開的，有政治綱領、組織系統和軍隊的“政敵”而矣；所以國民黨不但應該允許共產黨的合法存在，還應劃分給共產黨至少一個省，任其搞共產主義試驗——倘效果好，其他省有權力效仿。
因為他是一個影響力“偉大”的書生，而且又是由於真性情驅使的真天真，國、共兩黨才都不忍心滅他。
他也真的憤慨於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曾斥曰：“所以老百姓才紛紛投奔共產黨，拿起槍來反抗！”
他也會天真得相信謠言，見報上說共產黨入川後“大開殺戒”，致使幾十萬人頭落地，迫不及待地催促國民黨拯救四川，“該出手時就出手”——待明白自己上當了，復而對共產黨人所受的迫害表示同情。
共產黨逐漸擁有了大陸，天下定局分明，他卻偏要忠於他的政治主張一條道走到黑。
國民黨退至臺灣，他也不跟隨求安，於是“流亡”於美國。
蔣介石請他去臺灣出任“科學院”院長，一向清高的他反而去了。
他的想法是——知道你在利用我，但我正可利用你對我的利用，做我想做的弘揚文化民主之事。
已被共產黨宣布為戰犯了；也一再名列國民黨的黑名單榜首。
他對自己的處境心知肚明，卻終生無怨無悔。
大陸大張旗鼓地批他，他坦然面對。
蔣介石其實也巴不得他早點兒死，他也完全猜得到。
但他對兩邊任何一邊都絕無屈膝之態。
這是否稱得上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
當然的！
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我認為蔡元培、魯迅、胡適，他們其實有著一樣的骨質，並列於同一人格高度——不同的是他們的性格和思想主張。
蔡元培和胡適，都是一定要以“君子”風範立人做事的。
而魯迅不願做“君子”——如絕不行小人勾當和反感成為人格榜樣——這乃是由於他之甚缺兼容並包的襟懷和長期糾纏他的“憎恨的痛苦”所決定的。
他們都是只有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才能僥幸存在的人物。
胡適的千年唯此一“書生”的文化“氣象”也是不可復制的——以我的眼看來，中國以後相當長時期內，胡適那種自由知識分子的“基因”，在文化知識分子們身上不會再現特徵。
四、關於郭沫若，便沒有多說的必要了。
但郭沫若式的文化知識分子的“基因”，在中國當下及以後幾代文化知識分子身上，將還會是特徵之一，由不同的人對當官（其實大抵是當管文化知識分子的官）這件事的不同感覺而決定體現得明顯與不明顯。普遍規律是，官位越高，特徵越鮮明。
總體而言，中國文化知識分子之素質還是進步多了的，表現如下：
1、凡需表態（除非事關國土完整、國家分裂與否），都更願以低調為好。高調的、激揚文字的、嘩眾取寵意圖分明的表態，已基本上為文化知識分子所不恥。偏演此技者，定遭同類側目。
2、倘同類又上什麼名單，落井下石者鮮見矣。即或其言行的確與自己之見解或主張相左，也只不過表示遺憾而已。若並未被要求表態，則大抵沉默。趁機充當棍棒，采取誅心之法，置同類於雪霜之境以博青睞者，更是少之又少了，近年鮮聞。並未絕種，但繁殖力大不如前了。
3、濾掉具體語境，對某同類之發言斷章取義，歸納成“黑話”，匿名或實名向有關機構打小報告，目的在於表忠取寵的現象也少了。我從青年時期便深受此種現象之苦，極厭之。如今此現象也並未完全消除，但同類之間的出賣確已被公認是卑鄙行徑了。工作性質的匯報卻還是常態——既是某些同志的工作，也就只有理解萬歲。有的話別當人家面說才好，你說了，使人家為難。不匯報，人家失職，可能要被問責；匯報了，人家覺對不起你。所以須懂事。這點道理，越來越多的文化知識分子開始認同。
在胡適們的時代，文化知識分子們為關注的乃是民族與民權問題。民生雖哀鴻遍野，文化知識分子們發聲的重點倒不在斯。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國情，不同時代的文化知識分子有不同的甘願自授的使命。
民生、民權——中國之文化知識分子，倘肩上的使命感怎麼也卸不下來，那麼在這兩方面還是有些作用可以發揮的。
寫到這裡，我更加理解蔡元培和胡適了——他們之教育興國、法制醫國，民主改良的努力路徑，不是幼稚，是不逢其時耳。
現在之中國，當然還是需要魯迅精神的；而我卻希望蔡元培和胡適的“基因”，在自己和同類們的言行中也有所現——人格上可敬起來，話語權便更大些……
2016年9月2日
樣章：
《中國人的日常》
故人往事
以下所憶故人，皆已故去。然而，又是我實難忘卻之人。如今我步入老年了，對他們的懷念日益加深——因為，他們都是有恩於我的人；在他們生前，我一直系報答之心，竟無從真的報答過，這令我深感自責。或許，以文字的方式追思，能多少減輕幾分自責之苦吧！
一、林予
我對林予的人生經歷其實並不詳知，僅曉得他姓汪，曾是一名軍界創作員，1957年到了北大荒，後來成為黑龍江省作家協會的專職作家——林予是他筆名，代表作是《雁飛塞北》。
《雁飛塞北》我下鄉之前讀過，反映十萬官兵開墾北大荒的長篇小說，由而對北大荒有了間接印象。我成為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創作員後，《雁飛塞北》是大家經常談到的，林予之名在我們中絕不陌生。
大約1970年冬季，我與當年的知青朋友陸寧先後回哈爾濱探家。陸寧是老高二知青，下鄉後當上了某師宣傳幹事。他母親是龍江劇團編導，認識林予。
一日陸寧到我家，問我想不想與他共同去拜訪林予？
我反問：林予是誰？
他說：《雁飛塞北》的作者呀！
我喜出望外。對於當年我們那一代文學知青，誰出版過一部厚厚的長篇小說，誰就是我們心目中的大作家。
路上，陸寧告訴我，林予剛結了第二次婚，夫人趙潤華，還在什麼幹校。她曾是文學編輯，關於她陸寧就知道這麼多。而對於林予，他知道的多些，說林予被打成了黑龍江省“二月逆流”的“急先鋒”，不許離開本市，以便對其進行批判時能隨傳隨到。
陸寧問：還敢去嗎？不想去就算了。
我回答：那見到他的可能不是反而大了嗎？去！
陸寧並沒預約，我們貿然前往。
林予家住在一幢灰不溜丟的板樓裡，當年叫“簡易樓”，外觀似現在沒完工的“裸樓”。他開門見到兩個年輕的不速之客，意外。陸寧與林予也是次見面，但他一提他母親，林予立刻表示歡迎。他的家是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單間，有極小的廚房，無廁所，得到樓外馬路邊的公廁解大手。家家戶戶備有解小手的尿壺，他家也不例外。無暖氣，生小鐵爐。那幾年哈市買不到好煤，燒蜂窩煤，屋裡挺冷——我們三人剛一圍爐坐下，林予就急切地向我和陸寧請教，怎樣才能將蜂窩煤燒得火旺一點兒。陸寧家有暖氣，回答不了他的問題。我家也長年燒不好燒的蜂窩煤，我下鄉前負責做飯，頗有經驗，傳授之，林予認認真真地聽。屋裡冷，窗上厚厚的霜不化，便也黑。主賓三人都不脫棉衣，坐得離小鐵爐不能再近。
爐蓋上烤著饅頭片，放著有半杯水的搪瓷缸。那時十點來鐘，林予正用早餐，吃一片饅頭，咬一口咸菜疙瘩，喝一口水。他肯定是急性子，經常捅火，致使屋裡哪兒哪兒都落一層灰。他坦承自己生活能力差，幾乎不會做飯。他說他發現，烤咸菜疙瘩別有滋味，比不烤好吃多了。
我不記得我們談了什麼文學話題。肯定是談過幾句的，但也可以肯定不是主要內容。
主要內容反而是“政治”。
他感激我們拜訪他，囑我們不可對外人道，怕我們因而受牽連。
我和陸寧都不怕那些。
他說當然也沒什麼可怕的，但會影響我們進步啊！
我說誰愛進步誰進步，我自己根本不打算進步了。
陸寧則請他放心，保證我們以後對他的拜訪將是“秘密行為”。
他笑了，說那我們以後就是他的青年朋友了。
我說你還不了解我倆呀。
他說已經了解了啊。
他關於政治的全部話語可概括為兩個字——“正義”。
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深的話是：事關正義與否，那也不能人人都充聾作啞吧？我的興趣在文學，又不在政治。但非逼我表態，我當然就不能表那種不正義的態嘍！
我和陸寧都說，我們也是盡量在做同樣之人。
我們離去前，我告訴他，我一個弟弟一個妹妹留城了，我會囑咐弟弟妹妹常來看他，幫他幹些他幹不來的活。
後來，我的弟弟妹妹就成了林予家的“常客”。
再後來，逢年過節，林予和夫人趙潤華，也每去到我那個沒個家樣的家中看望我的母親。他們夫婦稱我母親“嫂子”，我母親和留城的弟弟妹妹都稱他們“林老師”“趙老師”。
再再後來，連我另一個同樣是兵團知青的弟弟探家期間，也必會去看望林予夫婦了。而我，若回哈爾濱了卻沒與他見上一面，即使僅在哈爾濱待了幾天，他也會挑禮的。
林予是我認識的位作家，於是連同他的夫人成了我們全家的親人。我家在哈市沒親戚，他們夫婦也是。我不知道我留城的弟弟妹妹能幫他們做些什麼，卻知道，家中如果遇到了難事，母親的反應是：去將你們林予老師請來，我要與他商議！
而他們夫婦必會雙雙而至。
兩家的關係可用休戚與共形容之。
1976年5月，林予住到了上海電影制片廠招待所“小白樓”，按要求將其長篇小說《咆哮的松花江》改編為電影劇本，此小說尚未出版。我聽他談過創作初衷，是要為鄧小平“出山”後的“撥亂反正”喝彩，松花江因此“咆哮”。故所以然，在黑龍江出版社逐級審稿時便引起對立結論，有人說好得很，有人認為極其反動。至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成了政治事件，林予奮力自辯。他若不辯，一概支持該書出版的人必定遭殃。揭發信一直告到了北京，不知北京什麼人作了如此指示——那就拍成配合“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電影吧！松花江“因此”咆哮，片名響亮。
當時我已是復旦大學中文系創作專業的“工農兵學員”，與我信任的三名同學杜靜安、劉金銘、周進祥前去見他。因為我每“北大荒”長“北大荒”短的，他們也都讀過《雁飛塞北》了，很高興有機會認識一位“北大荒派”老作家。林予那一年五十余歲，頭髮花白了，看去比實際年齡大得多。在我們眼中，確乎是老作家了。
他見了我們格外高興，對我之親熱令我的同學們暗覺驚訝。我在電話中說定了要在他那兒吃午飯的，他從食堂打回了幾樣菜，我們在路上買了一斤豬頭肉、一斤腸和幾瓶啤酒。
在他的單人房間裡，我們與他都無拘無束，愉快地度過了兩個多小時。
我問他劇本改得怎樣了？
他說“請”他親自改，他不來準是個事。說那也不能照“他們”的要求改呀，說他只不過是在敷衍著改，吃得不錯，住得挺習慣，全當度假了。哪天讓他走，當天就走。還命他改的話，就繼續敷衍。
關於文學，我們也就談了那麼幾句。在當年，文學又有什麼好談的呢？
正是“四人幫”所謂“政治謠言滿天飛”的時期，從各種渠道匯集至“小白樓”的信息極其豐富，預示著中國人心的向背已成定局。兩個多小時內，林予基本上是在談“小道消息”，看得出中國之命運將會如何令他分外焦慮。我不斷以眼色制止他，然而他是那麼的激動，無濟於事。
那日證明了這樣一點——他這個人自我保護意識之薄弱，像他的生活能力確實很低一樣，實在是別人愛莫能助的。他似乎自有一套簡單的判斷人的邏輯，即倘陸寧的母親是他所信任的人，那麼她的兒子當然也是；那麼陸寧的朋友梁曉聲同樣是；梁曉聲帶去見他的任何人便都是。
不久大學裡開始追查“謠言”，我殊覺不安，一一告誡三名好同學，萬勿出賣林予——他們都說，咱們根本不曾一塊兒去見過什麼林予呀！
1982年，我的短篇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獲獎後，某日我家所住的筒子樓裡，有人大聲喚我接電話。我通過公用電話聽到了林予的聲音，他說我的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正在他家吃飯，“趙老師”做了一桌子菜。
我問：“今天是什麼節日嗎？”
他說：“我親自把你弟弟妹妹請來的，我們為你的小說獲獎在我家慶祝一番。”
我正不知說什麼好，他那端卻說：“不多聊了，旁邊有人等著打電話。”
原來他也是用他家那幢樓的公用電話與我通話的。
1984年，我的短篇小說《父親》、中篇小說《今夜有暴風雪》同時獲獎，夏末我回哈探家，去他家看望了他。他與我約定，三天後的下午要帶人到我家見我。
我考慮到我家的不成樣子，猶豫。
他卻說：“曉聲，可不能因為獲獎了就擺架子，誰登門拜訪你都應該歡迎，何況是我要帶去的人！”
或許因為他的家也不怎麼樣，他竟完全不理解我的為難。
我問：“是你朋友嗎？”
他說：“朋友談不上，卻是一個好人。”——停頓了一下又說：“一個特別好的人。”
不料三天後他帶去的是市委宣傳部長陳鳳暉同志。剛下過很大的雨，他們兩位坐的“上海”轎車開不進我家所在那條又臟又窄又泥濘的小街。他倆沒穿雨靴，進我家門時四只鞋都成了泥鞋。而我家二十八平方米的破土坯房，前接後蓋，分成了四部分。我的老父親已經退休回到哈市了，兩個弟弟一個妹妹都結婚了，且都有孩子了，不分割怎麼住呢？因為林予要帶客人來，我老父母從他們所住的六平方米的小屋躲讓到鄰居家去了，我的瘋哥哥被關進我一個弟弟家的小屋去了。而我能夠待客的六平方米的小屋裡，這裡那裡放著盆、缸子、瓶子，接漏雨。在那麼一種情況下，什麼話題都沒法談的。我的哥哥不斷從窗口朝這邊探進頭，衝林予和陳部長傻笑。我尷尬，他倆也都覺來得唐突了。
不到半小時，陳部長坐不住了。
林予卻說：“曉聲，我倆來得好，來得實在是太好了！鳳暉部長，曉聲他父親可是新中國代建築工人！是批‘大三線’建築工人！他家這種情況你當官的不管可不行，那國家也太對不起老建築工人了！”
陳部長嘆道：“是啊。”
“你別只說是啊，你一定要給解決實際困難！”——林予的話說得急頭白臉的。
陳部長說：“我想辦法，是我應該做的事。”
林予又對我說：“聽到了，曉聲你要催著他辦！”
我苦笑道：“我在北京啊。”
林予說：“讓你弟弟妹妹找我，我輪番陪著去找他！”
陳部長也苦笑道：“林予同志，不要這麼激動嘛，你看你搞得曉聲都臉紅了！”
分明，林予與陳部長確實算不上是朋友——但那是兩個好人之間的對話。那情形給我留下的印象異常深刻，所以我終於敢用引號將他各自的話引起來了。
過後我了解到，陳部長曾是市委機關幹部，1957年被戴上了帽子，“文革”後任部長才兩年。
1986年，哈爾濱市政府批給了我家一處樓房，不大，也是二十八平方米左右，作為對中國代建築工人和批“大三線”建築工人的獎勵房。自然，我老父親也是沾了我這個作家兒子的光。此事對我的親人們是巨大的福祉，是他們做夢都不敢想的事。我們的父母自從成為我們的父母以後，到那一年為止，還從沒獲得過政府給予的任何福祉。它使我七十多歲的老父母可以在家裡上廁所了，可以在寒冷的冬季享受暖氣的溫暖了；也使我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的家，各自大出了幾米。而我再回家探家時，不愁沒處地方住了。
此後，林予和陳鳳暉部長，在我和我親人心目中，是大恩人。
我所深感內疚的是——林予和他夫人趙老師的追悼會我竟都沒參加，忘了當年我被什麼鳥事拖絆住了，每一回想便覺自己甚是該死，成為我此生內疚的事之一。但林予夫婦生病期間，不但我的弟弟妹妹經常去看望，連我年近八十的老母親也在弟弟妹妹的陪同之下親往醫院去探視過的，這多少減輕了我的一些內疚。
林予夫婦的獨生女兒嫁給了外國人，已定居國外了。他們在哈爾濱再無任何親人了，估計，哈爾濱人中經常懷念他們的，是我的弟弟妹妹。再加一個曾經的哈爾濱知青，那就是我了。我和弟弟妹妹相聚時，每次必懷念起他們夫婦來。因為我們對父母的懷念，是與對他們夫婦的懷念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是無法分開的。
一位作家和他的妻子，與城市裡一條臟街上的一戶很窮的人家的每一個成員，結下了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終生親情；這樣的事，也許只有異常年代才會發生吧！
或者，竟是上天的有意安排？
二、魏國學
魏國學是1966年轉業到北大荒的官兵之一。因為他們是那年3月到達北大荒的，自謂“六六三”北大荒人。
他入伍前是吉林農家子弟，他妻子曲秀珍也是。
當年我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一師二團的知青，並且是二團的批知青，於是成為七連的戰士。七連的“六六三”不少，五十幾人。我們知青整二十人，分為男女兩個班。比起來，“老戰士”是多數。
當時七連已有小學校，在連隊主路的一端，是路邊的一幢土坯房，蓋得較高，一分為二，各有門窗，成為兩間教室。我們知青路過時，曾見魏老師也就是魏國學帶領學生們在起土豆——小學校有一片“自留地”，允許所收獲的土豆賣給食堂，以便每年有一二百元教學經費。
在部隊時曾任過文書，是七連黨支部的組織委員——關於魏老師，我們也就知道這麼多。
第二年連裡來了更多知青，總數二百余人了。人氣旺了，一些“老戰士”受到新氣象的鼓舞，紛紛將家眷接來，應上學的孩子快速增加了。
第三年，有四名知青成了小學校的老師，二男二女，我是其中之一。除了我是初三的知青，另外三位老師都是高一、高二的知青。如此這般地，魏老師成了魏校長，成了我們的直接領導。據說，因為我擔任著一班班長，連長指導員起初不同意，魏校長堅持，說他認為我能成為一名好老師，連長指導員拗不過他，只得同意。我不知道他緣何那麼認為，沒問過。
除了在特定場合，我們並不稱他校長，都習慣於叫他魏老師，他自己也更願意我們叫他魏老師。
他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卻絕不是一個使別人難以接近的人。因為他實際上待人一團和氣，微笑是他臉上經常的表情。如果他對誰有好感，那麼那個人與他在一起時，面對的幾乎總會是一張微笑的臉。他的微笑使人心裡特別舒服，他仿佛在用微笑告訴你——我是你的朋友，這使我愉快。讀懂了他的微笑，如果你是那個“誰”，即使內心裡正有煩愁苦緒，也會受到他的微笑的感染，生出幾許愉快了。
說他們是“老戰士”，其實他們都並不老，平均年齡三十二三了，有的還耗著沒成家呢。魏老師年齡大點兒，卻也不過三十五歲，算是“六六三”中的老大哥了。但我們知青的平均年齡才二十二三歲，與他們比起來，還是會覺得自己仍很青澀。何況，他們是真正當過兵的人，而“戰士”只不過是我們的“浮名”。普遍的我們對普遍的他們，內心是很尊敬的。
據說，魏老師是有倔脾氣的。他是支委，連裡的某些事一到支部上去討論，他的態度是不容漠視的。如果他持反對意見，連長指導員都拿他沒治。但從他在老戰士中享有的威望判斷，他的倔多半與他認為必須堅持一下的原則有關。而連長指導員與他的關係卻很好，證明他的倔大抵是有正當理由的。
但他從沒對我們四名老師倔過，我們是享受他的微笑多的人。用時下的說法來形容，他的微笑特陽光。他的微笑首先起源於他的幸福感，與比他年輕的“老戰士”們相比，他軍齡長些，工資高些；而他們的工資，僅比我們知青的工資高一級。他本農家子弟，吉林的農村是農村，北大荒的農村也是農村，並且叫“連隊”，有食堂、衛生所，人口成分也以復員戰士和知青為主，文化素質高，各方面遠比農村強。何況在連隊他還是領導班子成員，是校長。並且，我們四名老師共同的“嫂子”，身材好、樣貌好、性格好、善持家，接人待物落落大方，端的是美好姻緣——她是他從老家吸引到兵團的。
他的幸福感還源於對教師的職業的熱愛，他將之當成事業謀發展，圖進步，麾下有了我們四名知青後，他的幹勁更足了，立志要使七連的小學成為團裡的模範小學。總之他是“六六三”中的“扎根派”，樂不思蜀。
受他影響，我們的工作態度也都認真負責。他對我們一視同仁，對我則更好一些，總是私下鼓勵我，希望我首先成為團裡的優秀教師。家裡做什麼好吃的了，每將我邀去共享，我沒辜負他的希望，一年後評上了優秀，還在團裡的教師集訓班進行過講課示範，這使他特別高興。
一日我在他家與他聊天，終於明白了他為什麼對我格外好——原來他也將我視為知青中的“扎根派”了。
他說：“你的願望我向連裡匯報了，連裡支持。”
我詫異地問：“我的什麼願望啊？”
嫂子從旁說：“就是你告訴過我們的，等你父親退休後，你要將父母與哥哥一起接到北大荒的願望呀，你不是說要在咱們這兒為父母養老送終，與哥哥共度晚年嗎？”
我是一度有過那樣的想法。
他接著說：“連裡非常歡迎一位退休的‘大三線’老工人也在咱們連落戶。我要求將我家旁邊這塊地為你保留著，以後你的家就蓋在我家旁邊，咱們做近鄰。還都是教師，那多好。”
他的目光從敞開的窗口望向他家的菜園子，又向往地說：“菜園子挨著菜園子，種什麼菜互相參謀著，品種更齊全了。你侍弄園子不行，我教你。高興了咱倆一塊兒去打獵，冬天一塊兒上山砍柴，不必求誰了。”
嫂子也又說：“要是再結成親家，好上加好！”
他批評著：“你胡說什麼呢！巍巍都三歲多了，曉聲還沒物件呢！”
巍巍是他們的女兒。
嫂子卻認真地說：“我這不又懷上了嘛！如果我生了個兒子，曉聲以後得的是女兒呢？這是很可能的事！”
他將目光望向我，斯時他的微笑竟顯得有幾分燦爛。
而我幾乎哭了。
一方面我感動於他們的真情實意和厚愛，一方面對於他們的憧憬，我並不覺得多麼地美好。我曾有過的念頭，只不過是我人生的下策。不到萬不得已，並不打算邁出那麼一步的。
我的心情複雜極了。
“你如果是我弟弟就好了，那我就可以替你做主了。”
魏老師的話聽來不無遺憾。
而嫂子則幽幽地說：“你明白你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了吧？連巍巍都希望梁叔叔永遠是七連的人，我也是。”
我只有說：“現在談那些太早了呀。”
這一年冬季，七連發生了不幸的事——“出血熱奪去了機務排長的生命，他也是“六六三”曾經的坦克兵班長，才三十二歲，他妻子小呂剛過二十五周歲。
全連籠罩在悲哀氣氛中——雙方的父母親人來了七八位，追悼詞是我寫的，並且是由我代表全連在追悼會上讀的。
兩天後，在魏老師家，他與我進行了如下談話，按他的說法是——小呂一直在哭，她不願離開七連。而她父母則態度堅決，命令她必須跟隨他們回河南老家的農村去，除非她不久後能在七連實現二次婚姻。支部為此開了一次保密會議，這次會議與我有關……
“與我有什麼關係？”
我又十分詫異了。
魏老師欲言又止。
嫂子替他說：“小呂對你有好感……”
我瞪著魏老師半天說不出話。
“不是我的主意，真不是……”
魏老師臉紅了。
“是小呂自己表白的，她說你如果願意，那她就留在七連等，等多久都行。確實不是你哥的主意，試探一下你的態度，這是支部給你哥的任務……”
那日，嫂子次用“你哥”二字來跟我說她丈夫，以後就一直對我那麼說了。
我完全蒙了，良久才說：“我考慮考慮。”
那是我認為不至於傷到誰的說法。
小呂我是熟悉的，也是個形象好性格好的女子。“六六三”老戰士們的妻子差不多都是來自農村的出眾女子，因為他們自己都曾是部隊的優秀士兵，不但是掙工資的人，還是仍屬於準部隊的人。小呂是家屬排的班長，我每帶學生們配合家屬排義務勞動。
第二天我將考慮結果寫在了紙上，當面交給魏老師——寫在紙上的理由全是委婉的借口。
實際上我又準備為家庭抱定獨身主義了。
“哥”看罷，嘆道：“理解。”
沉吟片刻又說：“千萬別對我有什麼誤會。”
我說：“沒有。”
反倒覺得自己很歉意。
不久《兵團戰士報》發表了一篇我寫的紀念雷鋒的文章，我因而調到了團報道組——那時一團與二團合並了。
行前，“哥”和嫂子請我到家吃了頓面條，算是為我送行。
我看得出他們是那麼舍不得與我分離，也明白請我吃面條的含意；感動地向他們保證，一定常回七連看他們。
我在團裡只當了一年多報道員，後來成了木材廠的抬木工。
“哥”到木材廠去看過我，勸我再回七連當老師。
我覺得那會使他為我承擔解釋不清的種種議論，拒絕了。
1974年我上大學了，走得倉促，竟沒回七連與“哥”和嫂子話別。
往後我的人生年復一年似乎過得快極了，想到他們的時候越來越少。
我曾寫過一篇散文《狍的眼睛》，內容是我跟隨魏老師進山找獵的事——?一團的一名返城知青讀到了，寫信告訴我兵團取消後，七連撤點了；魏老師調到別的連又當了幾年老師後，病故了。
於是在我的散文中又多了一篇《寫給嫂子的信》——那封信她沒收到，因地址有誤被退回了，便僅僅成為一篇散文。
以後十余年內，我的人生依然如負重物，兩個弟弟一個妹妹三家六個大人有五人下崗，作為實際上的長子，想無壓力非六親不認不可。
直至2010年後，弟弟妹妹、弟媳妹夫們先後到了退休年齡，多少都有退休金了；每家都惠於動遷住上樓房了；下一代都大學畢業工作逐漸穩定了——這時，直至這時，我的人生才終於從容淡定了些。
而父母早已故去，我往七十“奔”了。
人到了此種年紀，回憶漸成習慣，想不回憶都不可能。而一回憶，呀，呀，原來我又是那麼地幸運！從青年到老年，竟有一位又一位的恩人，或民間所言“貴人”，曾那麼真心實意地關愛過我，以他們冬日暖陽般的友情溫暖過我，使我從不曾在精神上垮掉過！——可我卻一向沒報答過！
我深懷此種大內疚終於獲得了嫂子的手機號碼。
“曉聲嗎？你真是梁曉聲嗎？”
她語音顫抖。
我說：“嫂子，是我呀。”
四十余年不曾相見了，她已是七十多歲有重外孫子的人了；當年我經常帶著玩過的魏巍都五十多了，早早地當上外祖母了。
“曉聲你還好嗎？”
“還好。”
“我們有時會從電視裡看到你，每次魏巍都特別高興。她還把你寫的一篇文章讀給我聽，是《狍的眼睛》對吧？你在文章裡寫魏老師‘待你如兄長’對吧？……”
那篇文章主要是寫狍的；寫到我和魏老師關係的也就是那麼五個字——我真渾蛋，為什麼不多寫幾行而是一筆帶過呢？
“嫂子，不聊那些了。快過春節了，讓魏巍告訴我一個銀行卡號……”
“堅決不許你寄錢！我們的日子都還過得去，你有空兒來看看我們才好……”
“我有一處老宿舍樓的房子在裝修，裝修好了先接你們到北京玩兒……”
我已了解到，她們三代人的生活並非無憂無慮，而是有憂有慮。
我當然不會服從嫂子的話。
如今又三年矣，嫂子和魏巍並沒來過，生活有壓力的人是沒閑心逛北京的。我也沒回去過，因為身體其實總是不太平，怕旅途之勞了。
好在有手機。
也好在，有了魏巍的銀行卡號了……
三、崔長勇
當年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曾躋身於文藝宣傳隊的知青，不論是能歌善舞的還是喜歡作詞作曲的；也不論是熱衷於曲藝的還是熱愛文學創作的非宣傳隊員知青，即和我一樣的知青——有不知道崔長勇其人的嗎？
便有，那也肯定是少數。
多數人不但知道他，而且還不僅一次地見到過他。特別是躋身於師、團宣傳隊的知青，崔長勇這個名字似乎意味著是他們的“文藝教父”，獲得到他們相當普遍的尊榮。
“弟子三千，賢者七十。”——孔子此語當年在兵團文藝知青中流傳甚廣，用以形容崔長勇麾下之文藝知青的眾與精。
三千絕非多麼夸張的數字，以每個團的宣傳隊起碼三十人計，全兵團幾十個團，再加上熱愛文學創作美術創作的知青，估計少也少不到哪兒去。
我們當年雖尊崇他，卻幾乎無一例外地叫他“老崔”。
老崔畢業於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師範學院中文系，我認識他那一年，他已是兵團總司令部政治部文藝處的幹事；處長是沈陽軍區的現役軍人。
我因為在《黑河日報》發表了一篇散文，由師裡推薦，到兵團總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市參加了全兵團屆“文學創作學習班”，由而與他結下了五十余年的深厚友誼。
記得那日大雪。佳木斯列車站前，兩名著賓館服務員制服的姑娘展持橫幅，其上寫著迎接等字。橫幅旁，佇立著戴棉軍帽穿兵團服的幹部模樣的男子，臉上有眼鏡，自言是文藝處的。該接的人到齊了，便都上了一輛麵包車。
我們住兵團一招，離車站不遠，是三層樓。在佳木斯，屬於較高級的招待所。
那是我出生以來，次享受有車接，住那麼高級的招待所的待遇。伙食特別好，每天都能吃到豬肉燉粉條，還有魚、小雞燉蘑菇。雞蛋或鴨蛋，更是頓頓早餐必有的。共集中了二十幾名文學知青，三人一個房間。寫作可以在會議室，允許吸煙。
三天後我心大為不安，根本就沒帶什麼構思去的，唯恐留不下作品，臉上無光。
我在飯桌上發牢騷：“你們都說老崔老崔的，怎麼還沒露面？要等到快結束了才接見咱們一下嗎？”
比我早到者皆笑。
一人說：“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我這才恍悟，原來幾乎每天所見的“崔幹事”，便是人人常提到的“老崔”，尷尬地又說：“我以為是兩個姓崔的，你是小崔呢。”
他說：“我也希望自己在你們眼裡是小崔呀。”
老崔非但不老，還稱得上是美男子，在招待所總不穿棉衣，單軍上衣的領鉤也總是鉤住著，眼鏡使他英氣勃發而又文質彬彬，如果他穿長衫，會使人聯想到《早春二月》裡的蕭劍秋。
飯後我去到了他的房間，要求離去。
他問為什麼？
我坦言心中慚愧。
他卻說：“也沒誰宣布都得留下作品的硬性規定啊。學習班嘛，就是為大家營造一種有利於互相交流心得的機會。既來之，則安之。沒有構思不是事兒，給你個任務，為別人的構思充當參謀。你們師推薦你來了，我就相信你是有潛力的，只不過待開發而已。”
他那麼說，我不好再堅持了。
十二天學習班期間，我只當“參謀”了，誰願意向我談構思，我都洗耳恭聽，懇談自己的感覺。
不久學習班上流傳一著關於我的打油詩：
白墻孤影臺燈，
冥思苦想曉聲。
從早到晚參謀，
熬煞綠臉孩兒。
是老崔對別人信口吟成。
學習班的文學知青比之於文藝知青，年齡都大些，高中的居多，初中的極少，我是之一。也許由於這個原因，他視我為“小老弟”，殊多關愛。
學習班結束，在車站，我又當眾對他說：“下次我絕不參加了！”
他笑道：“別價呀！你對我給你的任務完成得很好嘛！下次有備而來就是了。你不來，他們也不答應啊。”
我已交下了數字良友，他們皆從旁說肯定不答應。
在第二次學習班上，“綠臉孩兒”成了我的綽號，老崔的口頭語“別價呀”成了流行語。
我將我帶去的構思講給老崔聽。他靜靜地聽完，只說了一個字：“行”。
我說：“我要你提修改意見。”
他說：“沒有。你已經構思得很成熟了，寫好它。”
一旦進入工作狀態，他就變成了一個言簡意賅之人，幾乎口無廢話。
我又說：“不知起什麼題目好。”
他說：“你寫的是老職工為知青當向導的事，那題目就是‘向導’唄，何必還在題目上挖空心思呢？”
學習班結束不久，《向導》發表在《兵團戰士報》上，雖僅三千余字，卻也占了一版。珍惜樹木之內容，與政治無涉。
那時老崔已從別人口中了解到我的家境。他居然寫信問我家的住址，信中說他經常到哈爾濱開會，可代我探望我老母親。我因我家太不成個樣子，本不願告訴他，猶豫再三，還是回信告訴了。
而他，每到哈爾濱開會、辦事，但凡時間允許，必會到我家去，總不空手。當年五六元錢能買到的無非蛋糕、餅幹、罐頭。但當年的中國人在單位隨婚禮的份子錢，五六元錢也是很拿得出手的了！
我心大為不安，去信表達之。
而他的回信中，有幾行字令我沉思良久。用今天的時髦說法是——受到了震撼。那幾行字是：“我所滿腔熱忱來做的事，不但是要為兵團培育文學種子，還有更大的心願，便是為中國的將來在兵團保留一批文學種子。也許你們中有人以後會成為作家的，我老崔此生有緣為你們竭誠服務，盡量愛護你們，我認為是我的榮幸，簡直也可以說是我的幸福……”
次有人將我以後的人生同“作家”二字聯繫在了一起，盡管只不過“也許”性地聯繫在一起，令我感動得熱淚盈眶。
那時，我母親和我留城的弟弟妹妹，已經將老崔視為一個親人了，正如將林予視為親人。他倆還在我家見到過，亦隨之建立了良好關係。
我離開團報道組成為木材加工廠抬木工後，患了肝炎卻不自知，每覺抬大木時腳下打晃，意志極為消沉，給老崔寫信表示，打算離開兵團乾脆回山東老家插隊算了。他回了一封電報，電文是——萬萬不可，給我時間，容我想辦法。
以後三四個月再無來信，我一度以為他的電報只不過是敷衍。
忽一日團政治部的電話打到連部，要我去會客。我到後，見老崔坐在政治部副主任辦公室裡，居然穿一身領章帽徽的軍裝！
老崔說：“剛才我表明態度了，你們團如果並不愛護你，我要將你調走。”
政治部副主任說：“我也表明態度了，一定盡量關照你。你有什麼要求，以後可以直接向我提出。”
他來去匆匆，當日便走。
我送他到長途車站時，他說：“專為你來到一團的。”
我問：“也是專為我借了一套軍裝？”
他說：“否則，我一名幹事，誰把我當回事呢？”
相視依依不舍之際，他又說：“你如果真想調到別的團，決定了就寫信告訴我。”
我明白那是他的能力了。
木材加工廠的男知青們都挺高看我，在哪裡還不一樣呢？我珍惜他們對我的厚愛，反而又安心了。
我上大學後，老崔之喜悅過我，在寫給我的信中，諄諄告誡，囑我要學會政治方面的自我保護。並作詞一首，題曰——“欣聞曉聲錄取於復旦，夜不能寐。”
又忽一日，他出現在我面前。
擁抱都屬情不自禁。
我問：“該不會是為我來到上海的吧？”
他說：“還真是因為想念你了，出差理由那是好編的。”
他的上海之行果無正事，卻極其關心我的個人問題，非要我認識一位同是兵團的女知青，在上海外國語學院讀英語，極言對方品貌俱佳，畢業後是要定向分配到外交部的。
我拗他不過，與他同去了一次外國語學院，對方果如其言。
但我無心談情說愛，更不敢高攀，自行地止於“一”了。
我分配到北京電影制片廠後，他也借出差之便到北影看我，偏不住北影招待所，而要睡我設在辦公室的床。白天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晚上每在我家吃飯，那時我老母親住在我那兒，一見到他就親熱地拉著他的手直呼“長勇”，與他聊起來沒夠——竟也使他很享受。
我陪他在辦公室聊天時曾說：“我相信自己會成為好編輯的。”
他卻說：“你還是要寫啊，不該僅僅成為好編輯吧？”
希冀之情，溢於言表。那時，我除了《兵團戰報》發的《向導》，尚再沒寫過什麼。
他的話竟使我如芒在背。
兵團已經取消；絕大多數知青陸續返城；當年的文藝處翻過了歷史一頁；老崔成了農場總局的教育處副處長。
他躊躇滿志，像當年口必言文藝那般口必言教育。然而我還是看出來了，他內心深處存在著巨大的孤寂和失落，盡管時刻在我面前加以掩飾。
我勸慰他：由幹事而副處長了，終究是值得高興的事。
他卻說：當幹事時只知幹事，幹得愉快。而一成為副處長，忽然覺得身在官場了，不適應，不愉快也多了……
我問：有什麼不適應的呢？
他苦笑道：你不懂的，不跟你聊那些。
……
幾年後，我由編輯而兼是作家了，卻傳來他下海經商的消息。實際上，農場總局的人曾告訴我，他“搞教育”也搞得風生水起，氣象更新。我認定他絕非經商的“料”，去信嚴厲地批評他太過自信，若尚能歸位，應趕快退回“岸上”去。成為作家後，我認為我有資格批評他了。
他卻在回信中說：“開弓沒有回頭箭，放心吧，老崔幹什麼沒幹好過呢？……”
後來他到南方去了。再出現於我面前，有時似乎心想事成，前途坦闊；有時則分明地很落魄，幾近身無分文——於是輪到我反過來關愛他了。每每，關愛得很心疼。
再後來，他“殺回”哈爾濱去搞民辦學校了。這我倒是支持的，放下了一塊心病。
然後一年後傳來了他被判刑入獄的消息。
我一直拒絕相信老崔會是騙子，我一直認為他只不過是將一心想辦好的事辦“砸了”。
我因懷念他而寫了中篇小說《又是中秋》，竟有獄方的幹部讀到了，於是他受到了些規定允許範圍內的照顧——這使我感慨萬千。
我曾為他補交過兩次伙食費，兩次都獲得了與他交談幾句的機會。
雙方能說什麼呢？
無非他說：監獄也挺重視開展文藝活動，他又“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我說：好，很好。
放下電話，心中五味雜陳。
我囑哈市的弟弟妹妹去看他。他們去了，沒見到他。非親非眷，獄方不同意，好在東西是可以代收下的。
他在獄中給我寫過兩封信，內容是讀我作品的感想，有批評，也有勉勵。
去年他“保外”就醫，我倆開始手機通話頻頻。
他又給我寫了一封長信，勉勵我再寫出有分量的作品。信中有“我相信你。我期待著。”兩行字。
我正打算安排時間回哈市看他，忽一日，驚聞他猝故了！
我之愴然，無可訴處，便只有回憶……
四
曾有記者問我抱怨過自己的命運嗎？
我回答當然抱怨過。
問：哪些方面呢？
答：不該用精神病這種比癌症更不幸的病毀了我兄長的一生，使他至今住在精神病院，使我這個弟弟一心想要與他生活在一起親自照顧他而不能夠；“子欲孝而親不在”；恩未報而恩人故。
問：僅此三點？
答：人不可以對自己的命運抱怨太多。
他說：你的回答很策略。
我說：與策略無關。我脫口便答，乃因我思考過。
是的，關於所謂命運我的確認真思考過。結論是，其實我還是應該感恩於我的命運——它使我與文學親近，於是我眼裡幾乎全沒了可與別人爭的利益。只要允許我創作，別的利益由別人們去爭好了。而這又使我的人生，一向處在人際關係單純的狀況，於是友誼多了，芥梗少而又少。個把“小人”也是在我的人生中出現過的，如今想來，卻也不能說是“小人”，是由於我沒處理好由我引起的他者的利益關係，責任主要在我。
若我的命運能使我對父母多盡十年孝心，能使我對我的恩人們回報幾分的話，則我對我的命運感恩不盡。
實際上我是一個從中學時起就被友誼寵著的人；實際上我一直被一位位好人們給予我的友誼寵到至今。因而我每覺得，凡我較長期生活、工作過的地方——兵團、北影、童影、北京語言大學，無一例外地是好人多多的地方、單位。
我的人生體會之一那就是——命運之神其實每將好人推到格外需要友誼來溫暖己心的人身邊；那時人對好人要有本能的感覺，並且要對好人的出現有所感恩。辨別誰是不是好人在我這兒一點都不複雜，簡單得很，有時幾番交談，一日相處便足夠了。往往是，好人自己都不清楚他或她將是你的貴人，你一經明確地表現出信任好人的態度，他們身上就會相應地表現出比原本更好的好人本色來。在你迷惘又困厄時，即使對別人給予你的友善的一瞥，都應有本能的反應。或許，那正是命運之神要將一個好人推向你了，單等你以好心理親近之。你若並無本能之反應，那麼遺憾的是你自己。
當然有人會這麼說：對你好的人就一定是好人嗎？
而問題正出在這裡——我們要求好人有多好呢？生為蕓蕓眾生之一的我們，若在需要友誼之時而別人無私地給予了，難道他們還算不上是好人嗎？
不錯，林予、魏國學，入獄十幾年的崔長勇，在所有認識他們的人看來，確乎只不過是尋常一個人罷了。
但我倒要反問了——凡那認識他們的人，有誰能說出他們不好的方面嗎？我是從沒聽到過的。
凡那被許多人所認識，卻沒有誰指摘其不好之點的人，基本上都是好人。甚至，有人具備君子仁人的質量，單等我們去發現。
“文藝作品中的好人都是編的，生活裡才沒幾個好人！”——中國人每如是想。
“生活裡才沒那麼多壞人，電影小說裡的壞人大抵是虛構的。”——別國的許多人卻反過來想。
我們中國人實在愧對好人的存在。
我想，我該用我的筆揭示出——倘誰眼中無好人，那不符合人性的進化方向。
我來帶個頭，讓我們學習感恩於好人！
2017年4月10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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