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金融時報》╱麥肯錫年度最佳商業圖書入選
美國前財政部長桑默斯、維珍集團創辦人布蘭森權威推薦
全球化曾是一股浪潮，也曾是很時髦的名詞
過去，各國無不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
現在，世界各地冒出抗拒全球化的呼聲
全球化究竟是優是劣？
如果抵制全球化，甚至讓它消失
各國在維護本身權益之下閉關自守或不惜彼此衝突
世局又將如何？
「經濟全球化曾經被視為阿里巴巴的山洞，現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我們以為全球化所促進的無國界世界是理想烏托邦的實現，但事實卻不然。全球化是最糟糕的經濟模式嗎？為何有人對全球化充滿敵意？
在《大退潮》這本挑動人心的新書中，英國經濟學家史帝芬．金恩以赫胥黎的反烏托邦名著《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借喻，敲響全球化或將終結的警鐘。他融合經濟、歷史、地理、政治哲學與當前國際局勢（包括美國退出TPP、中國推行一帶一路、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解釋全球化倘若告終，世界經濟秩序將陷入何種境地。
―誰的全球化？區域整合的贏家與輸家
金恩認為，就政治和經濟而言，西方版本的全球化正接近極限。全球化似乎讓所有船隻都水漲船高，即使某些船隻內部的所得與財富分配愈來愈不平均。金融危機爆發之前，許多西方決策者和經濟學家過於自滿，認為全球的經濟大餅已經增長，卻沒有留心其分配情況。現實是：大部分的經濟收益都由強國與頂尖富人捧走，他們還占了優勢之便不斷累積財富。經濟危機的爆發更顯示全球經濟與市場之間有落差，而且國與國之間有根本的利益衝突。
―孤立主義與保護主義死灰復燃
只要經濟長期衰退，人們就會在失望中探究原因，進而產生孤立心態。英國脫歐、川普高喊「美國優先」當選，顯示西方與全球化的蜜月期已經結束，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北約、歐盟等跨國組織已成沉重的政治負擔。全球經濟重心正由西方轉移到東方，加上西方國家遭遇了一連串的困難，使其政治基調產生變化，導致民粹主義和孤立主義的勢力抬頭。
―「我們」與「他們」，排外情緒湧現
收入與財富不平等日益擴大，更加深民眾「不在同一艘船」的感覺，認為外來者會瓜分福利，因此排斥外國人、移民和菁英。政治氛圍愈來愈傾向於保護主義，各國在經濟、財政乃至於軍事上容易爆發全面衝突，全球化的進展遭遇愈來愈嚴峻的考驗。
―全球化浪潮退後，誰坐收漁翁之利？
既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好處，這個世界為何不能「去全球化」呢？試想，倘若希臘、義大利、西班牙等國的經濟長期停滯，德國這些強國持續繁榮，歐元就可能無法存續；假使世界強權日漸擁抱民族主義，跨國組織將受到打壓，國際貿易可能崩盤；如果物價礙於央行的措施而逐漸遭到扭曲，資本市場就可能無法發揮功能；毫無效率的資金配置將使得生產及收入雙雙下滑，各國便得付出慘痛代價。
―各國發展環環相扣，沒有人是局外人
最可怕的是，西方民主國家變得只想追求狹隘的自身利益，某些極權國家就會趁機填補空缺。美國經濟長期表現不佳，它既不願、也無力持續擔任領頭羊；但美國退縮之後，全球局勢更加混亂了。未來，歐盟如果瓦解、歐洲分裂，如何抵擋隔壁張牙舞爪的俄羅斯？那些威脅解散北約的人若不能建立可靠的替代機構，如何繼續維護集體利益？國與國之間的糾紛，由誰主持公道仲裁？與其擔憂國內日漸增加的移民，協助那些較貧窮的地區發展經濟，不是更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嗎？
―不確定的時代，我們的義務從現在開始
放任贊成孤立與保護主義的思想流竄，當他們的觀點成為主流的那一天，我們就必須面臨黯淡無望的新世界。對此，史帝芬．金恩在本書最後寫了一則寓言：西元2044年，川普的某個女兒成為共和黨候選人，她在演說中強調將繼續奉行孤立主義，禁止外國人進入美國；彼時歐盟已經瓦解，北約不復存在，俄羅斯趁機坐大，中國掌握整個東亞和太平洋，曾經有主權爭議的島嶼都歸它所有。這樣的新世界，是我們樂見的嗎？
【本書特色】
1. 架構恢宏卻不流於空洞。作者以其豐富的專業知識與財經背景，為現今的世界局勢與經濟格局做了發人深省的剖析。
2. 書中引用的歷史與時事都為人熟知，只要對世界歷史與當代時事略有關心注意的讀者，都能毫無障礙地理解與閱讀。
3. 作者的筆調兼具面對專家學者的嚴謹性以及面對一般讀者的簡易性，深入淺出。
4. 本書為身為世界公民的每一分子提供值得反思與討論的綱要，也是能幫助國人與國際思潮接軌、打開國際視野的重要經典。
作者簡介
譯者
吳煒聲
美國蒙特瑞國際研究學院中英口筆譯組碩士，曾獲美國翻譯協會（ATA）英譯中檢定合格認證。目前任教於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致力於英語教學與中英翻譯研究。
名人/編輯推薦
【權威推薦】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世新大學、北科大兼任教授
李顯峰∕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周桂田∕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曾怡仁∕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楊肅?∕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蔡中民∕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蕭全政∕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考試院考試委員
（以上依姓氏筆劃排序）
【國外好評】
「史帝芬．金恩在關鍵時刻出了這本巨著。他從重要的歷史觀點切入，替當前的爭論增添獨到的見解，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勞倫斯．桑默斯（Lawrence H. Summers）∕美國前財政部長
「立論強而有力，引領讀者綜觀歷史……這本書可以幫助世界。」――理查‧布蘭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維珍集團創辦人
「這本新書樹立了里程碑！」──《衛報》（The Guardian）
「立論精闢，發人深省。」──《經濟學人》（Economist）
「金恩提醒我們，數千年以來，世界經歷數波全球化潮流。這些浪潮憑藉不同的驅動力興起，有盛有衰，有起有伏，衰落時總令人怵目驚心。過去七十載，全球化浪潮席捲各地，讓我們受益匪淺。如果這股浪潮得以持續，我們仍將從中獲益。然而，全球化絕非必然發生，我們必須回顧更久遠的歷史，了解哪些力量正在阻撓全球化。金恩娓娓道來，分析精闢，內容深刻，讀來饒富趣味。」──尼古拉斯．斯特恩勳爵（Lord Nicholas Stern）∕英國國家學術院（British Academy）院長、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經濟管理帕特爾（I.G. Patel）講座教授及英國上議院中立議員
「本書淺顯易懂，讓讀者得以輕鬆汲取複雜的觀念。金恩條理清晰，充滿自信，優遊於歷史脈絡之中，從中穿針引線，連繫統合，娓娓道來引領讀者。我們身處的世代將以扣人心弦的懸念告終。未來將是嚴峻的新世界嗎？」──菲利普．奧德里克（Philip Aldrick）∕《泰晤士報》（Times）編輯
「本書擲地有聲、鞭辟入裡，借鏡歷史提出重要見解。作者史帝芬．金恩解釋為何全球化不如眾人認為的穩妥，尤其新舊政治力量如今彼此交鋒，顛覆性的技術也應運而生，各方勢力不斷激烈競爭，重塑了各國的關係、制度與想法。若想知道世界經濟的前景，以及它將如何牽動全球經濟秩序與影響各國福祉，務必翻閱本書。」 ──穆罕默德．伊爾艾朗（Mohamed El-Erian）∕安聯集團（Allianz SE）首席經濟顧問，著有《唯一的遊戲：中央銀行、不穩定與避免下一次崩潰》（The Only Game in Town: Central Banks, Instability and Avoiding the Next Collapse）
「《大退潮》強烈且清楚闡述了觀點……金恩立論正確，指出有人認為一旦涉及重要的議題，譬如外交政策或將「西方價值觀」加諸於中東時，就會有單一的國際社會，甚至有統合的西方世界，眾人皆抱持一致的目標與觀點……。然而，一如既往，實情並非如此，各國不會冷漠旁觀，卻也不至於熱情參與。」──艾倫．貝帝（Alan Beattie）∕《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編輯
「論斷精闢，有先見之明，卻令人惶惶不安。若想做好準備去面對（近期的）未來世界，務必閱讀本書。」──彼得．法蘭科潘（Peter Frankopan）∕牛津大學歷史學家，著有《絲綢之路：一部新的世界史》（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
「在全球化時代，世界繁榮且相對和平。這個時代日漸告終，但過去七十年基於規則的秩序將被何種體制取代？史帝芬．金恩探討近期趨勢，內容扣人心弦、令人警醒，明確指出全球化危機可能造成何種令人不安的結果。若沒有強大的歐盟、世貿組織與北約，美國也不再領導全球，這個世界將變得危險和貧窮，而且充滿變數。」──黛安．柯爾（Diane Coyle）∕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經濟系教授，著有《GDP的多情簡史》（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
「這是一個針對全球教育、健康、繁榮與科技所進行之大膽的元分析（meta-analysis）……擁有深刻而豐富的脈絡與細節。」――《自然》（Nature)
「語帶悲觀但論述完整。」──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副主編及首席經濟評論員
「經濟學家從未因為發表錯誤的悲觀預測而賠上聲譽。匯豐集團的思想家史帝芬．金恩出版了這本備受讚譽的書籍，警告西方世界即將發生一連串的政經恐怖局勢……。本書可激發讀者對此進行討論。」──安德魯．馬爾（Andrew Marr）∕《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作家
「本書引人入勝，立論清楚，引領讀者思考未來，書中指出全球化時代可能已經結束。」──《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二○一七夏日閱讀書單」（Summer Reading 2017）
「論點明確精妙，適時合宜……而且至關重要。」──《羅利新聞與觀察報》（Raleigh News and Observer）
「史帝芬．金恩的《大退潮》是一本鉅細靡遺的紀實文學，絲絲入扣，乃是不滿文學（literature of discontent）領域的傑出著作。」──《洛杉磯書評》（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推薦序
「全球化」會成為泡影嗎？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一九七年代末，自由化就悄悄啟幕，共產世界骨牌似地紛紛倒向自由經濟，而改革開放就是手段。自由化的同時，國際化像是連體嬰地出現，而「自由化、國際化」在一九八四年更是台灣執政當局所公開提出的政策方向，一時之間，類似「立足台灣、胸懷大陸、放眼世界」等等宏觀視野的動人口號響徹寶島。直到一九九年代，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後期，即將蛻變為世界貿易組織（WTO）之際，「全球化」（globalization）這個更宏觀、更動人的名詞又竄了出來。隨著兩岸幾乎同時在二一年末和二二年初加入WTO成為會員國之後，全球化更是兩岸住民人人必得正視的潮流及現實。
不過，儘管「全球化」已是耳熟能詳，它的內涵究竟是啥、它的到來究竟會有什麼衝擊、所有的地球人要如何因應、每個活生生的「人」應該怎樣安身立命等等現實課題，縱然有無數篇章累牘，但眼花撩亂的結果，似乎無法撥開擋在眼前的層層迷霧，又是充滿期待，又是害怕遭受傷害的矛盾情結一直以來都是地球人揮之不去的麻煩。
到二十一世紀中國崛起在全球攻城掠地，並在各種國際組織中逐漸占取主導地位。相對地，美國卻節節敗退，到二一六年底川普當選總統後，竟宣布退出TPP和一些國際組織，而且還對中國祭出關稅保護，對墨西哥築高牆，對移民採管制。一時之間，「反全球化」、「保護主義」抬頭響徹雲霄，實情真是這樣嗎？孤立主義、保護主義真捲土重來了嗎？全球化真到窮途末路了嗎？
全球化會是世界大同嗎？
臺灣早期住民，打從孩提時候，「促進世界大同」就被灌輸在小腦袋裡，而〈禮運大同篇〉也生動地描繪出大同的境界。在「全球化」如火如荼時，似乎告訴我們，世界大同不再只是口頭襌或虛擬幻境，而是即將到來的實景呢！
記得好多年前有一部非常賣座的電影，片名叫做「上帝也瘋狂」，以非洲蠻荒為背景，一位非洲土著為了揀到的一個可口可樂瓶罐，跑遍大半個非洲搜尋其源頭。全球化的結果是不是這類的事情都會走入歷史呢？全球人士無論身處天涯海角，不只是「天涯若比鄰」，而且消費的東西都會沒有差異呢？全球化的來到，除了物質層面會有趨同趨勢外，精神層面會不會也有相同的演變呢？
很明顯的，全球化的來到無疑與「自由貿易」緊緊相扣，貿易也者物品相互交易是也。我們知道，國際貿易指的是「國家之間的商品交易」，所謂的「互通有無」就是傳神的比喻。其實，溯其本源，國家間的貿易還不是無數活生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易嗎？那麼，人際間的交易往來原本是自願的或是被逼迫的？追本溯源，「自願的」應是共同標準答案吧？而「互通有無」也道盡了「為的是促進彼此間福祉提升」之目的。交易結果雖是互利的，但交易的發生卻存在林林總總的成本，舉凡尋找交易對象、交通、言語溝通、交換比率等等都需費時費力。因此，即便每一個地球人都能自由自在隨心所欲地從事自願性交易，還是有無限的「交易障礙」必須克服，於是「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以利更多交易行為的順利出現和進行」就成了追求幸福人生的一種自發性舉動。運輸工具、通訊技術、資訊媒體、交易媒介等等「有形」工具創造發明固然應運而生，就是無形的諸多「組織、制度」也都不斷出現。汽車、輪船、飛機、電話、收音機、電視、電燈、自動化生產工具不斷推陳出新以及貨幣的發明固不待言，為了達到「分工合作」這個「神聖目標」所需要的各種團體組織，原本也都是為了「增加交易行為、減低交易成本」，終而促進人類彼此間的生活福祉。
二百多年前已有全球化舉動
歷史如果照著這種理想方式演進，不只全球化早已實現，就是天涯若比鄰的世界大同境界也早己來到。事實上，至少在一七七六年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出版《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之際，大英帝國所標示的「日不落國」，或者中國鄭和下西洋，以及幾個極為興盛的朝代，都已有幾分全球化的味道在。耐人尋味的是，為什麼經過兩百多年的倒退、甚而死寂之後，到二十世紀末，全球化又如排山倒海的到來呢？
如上文所言，追求生活福祉的人，原本是崇尚「自由交易或貿易」的，在自由貿易下，「市場」很自然地產生，參與交易者經由市場所反映出來的訊息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而市場訊息愈正確，行為人犯錯的機率就愈小，最能反映市場訊息的就是「市場價格」這個指標，如果每個行為人都能有自由空間去做行為，一定會設法讓自己的寶貴資源作最有效率的使用。人人都如此的話，市場就可達到最靈活運作。由於每個行為人先天稟賦有別、後天環境又各異，有人成功有人失敗是很正常的，而在價格機能充份運作下，市場「競爭」力量就會獎賞努力上進者，而偷懶不努力者就被淘汰。不過，此時被淘汰者不是從此就消失了，若能記取教訓重新奮起，新機會隨時等著。其實，這種市場競爭力的淘汰過程，就是個個行為人尋找自己「比較利益」的動態過程，環境愈自由，變化愈快，寶貴資源的使用也較有效率，人類的福祉也就不斷提升了。
「誠信」是人際間分工合作關鍵
在各個市場自由運作下，人際間分工合作愈細密、複雜，如果不能推心置腹、相互坦誠地誠信往來，交易便受到阻礙。由於某些人「自私」心理作祟，以為損人得以利己，於是私心自用、甚至搞權謀害人，市場運作就碰到層層障礙。一旦各個團體間此種「為私」擴大，「保護」、「管制」也就一一浮現，最明顯的是「國家主義」之興起，如果再夾雜著「民族主義」作祟，國與國間的各種限制就更蓬勃起來，再加上人類缺乏耐性，很難忍受「短期性」的調整，於是予有心人士可乘之機，而各種保護論調乃紛紛出現。另一方面，由於市場機能受到政府管制的戕害，官商勾結、特權泛濫逐漸嚴重，資本主義受到扭曲、污衊，終而共產主義崛起，這些國度內市場全面窒息，經過七十年的荼毒才在一九七年代末被摒棄。
在所謂的民主自由國家，雖沒有共產國家的鐵幕鎖國，但一九三年代的全球經濟大恐慌，卻不幸被解讀為「市場失靈」，政府干預、保護的凱因斯主義全面抬頭，有形無形的貿易障礙普遍在各國實施。到一九八年代，當時英國的柴契爾夫人和美國雷根總統攜手進行經濟自由化運動，配合GATT、NAFTA等等區域組織的推動，逐漸扭轉保護情勢。此後全球化雖蔚成風潮，但反動力量其實遍存每個角落。
以上的簡單描述，無非在點出全球化的本質是「自由化」，以自由貿易或交易為特質，這本來是人類自發性行為，卻不幸被扭曲、壓抑，到一九七年代末又重新拾回。其間的故事，斷斷續續都有文獻出現，日裔美籍趨勢專家大前研一在一九九年以《無國界的世界》一書描述企業全球化；五年之後的一九九五年在《民族國家的終結》一書中，以四個「I」，即投資（investment）、產業（industry）、資訊（information），以及個別消費者（individual consumers）來突顯民族國家仲介角色逐漸消失，全球化的無國界世界逐漸浮現。
民族國家可能終結嗎？
大前研一的預測方向沒有錯，二十一新世紀的來臨，全球化更顯示出難擋的威力。不過，全球化雖然難擋，但國界還是屹立不搖，民族國家依然健在，欲迎還拒的阻力仍然巨大。這本由財經專家史帝芬・金恩（Stephen D.King）寫作的《大退潮：全球化的終結與歷史的回顧》(Grave New World)，以宏觀的視野、旁徵博引的論證，為全球的經濟與發展所進行的一次深入剖析。金恩以反烏托邦名著――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和歐威爾的《一九八四》作為借喻，敲響全球化或將終結的警鐘。
史帝芬・金恩引經據典，結合歷史分析與當前國際情勢，解釋全球化倘若告終，繁榮、和平與全球經濟秩序將陷入何種境地，指出我們若拒絕全球化並尋求「經濟獨立」，將可能引發經濟與政治衝突。他總結了歷史教訓，詳述該如何避免發生最糟的結果。史蒂芬・金指出，就政治和經濟而言，西方版本的全球化正接近極限。全球化似乎讓所有船隻都水漲船高，即使某些船隻內部的所得與財富分配已經愈來愈不平均。
史帝芬．金恩說的沒錯，這個世界不能「去全球化」，如何削弱或讓「反全球化」消聲匿跡，是很重要的事務。不過，金恩和當今一般論者一樣的認為，美國總統川普是「反全球化」的領頭羊，這其實很有商榷餘地。畢竟川普只是要扭轉當前「假全球化」，逼迫利用全球化謀「私利」卻戕害全人類的中共現出原形，他以美國前總統雷根的「公平貿易」政策，讓中共的威逼利誘手段和「不誠信」、「鬥爭」本質曝光，再從新建立「真正全球化」的「國際間分工合作」新秩序，重頭再向「世界大同」大道邁進，讓全人類的生活福祉提升，讓亞當．史密斯一七七六年的經典《原富》再現人間！由二一八年一月十九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年度報告，指出「支持中共入WTO是錯誤」，美國將改變過去的高層談判方式，轉向重視貿易執法，可見端倪。
發展的目的在擴展個人自由
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裔的聖恩（Amartya Sen），是一位非常關懷社會弱勢族群，並重視倫理與道德的人道學者，在一九九九年將其在世界銀行的演講集結成《經濟發展與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書，闡述經濟發展不該只是所得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個人福利的增進，更精確地說，「發展的目的是要擴大個人的自由」。他利用歷史經驗，實證資料與嚴謹有力的分析來顯示，發展的正確意義絕不是與自由為敵，而是在於自由的增進。聖恩認為人們一旦脫離不自由的束縛，便有能力自行爭取更多的福利，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專制獨裁，計畫僵硬的政府，卻往往與此背道而馳。畢竟經濟發展沒有所謂的公式，而珍惜民主自由才能創造美好的發展環境。由於聖恩幼年親歷孟加拉大飢荒，他的觀察才更值得重視，「發展即自由」或有自由環境才得以發展的主張才更鏗鏘有力。
自由貿易是自由的重要一環，全球化更與自由息息相關，當網際網路新科技蓬勃發展，人類的自由活動空間應當更為廣闊，但二十世紀卻未能如此顯現，關鍵所在就是「人為阻礙」。不只是共產、法西斯的專制獨裁，社會主義者和凱因斯主義者也脫不了干係，追其根源還在「人心的私利及倫理道德的敗壞、沉淪」。二十世紀末崛起的共產中國正是此種心態的寫照，正是「真正全球化」的殺手。所以，「全球化」在二十一新世紀能否順利，以及所需支付的代價到底幾何，端視人心的淨化是否可能以及程度如何，尤其各國掌權者對自由這個基本觀念的領悟力如何及私心自用能否淡化而定。認清並揭穿中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及參悟川普的「公平貿易」政策的真相，或許「全球化」的阻力會減少，人類支付的代價會降低，甚至於得以「反轉」為促進自由化、全球化的無形助力呢！
全球化的大退潮與回溯
――李顯峰∕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全球化在最近引發批判的聲浪不息，國際間商品、勞動、資本及資金移動等四大自由，科技的進步使地理空間上的距離消失。結果有些國家愈富庶，其他國家卻愈窮困。四大自由在全球移動，削弱了勞工對國際資本的談判能力，導致社會階層流動性的遲滯及資本財富集中，社會菁英與民眾之間的信任崩潰。
本書的論點與近年探討全球化的書籍有所差異，論證全球化雖然帶來缺失，但強調它仍然會帶來利得，並且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全球化產生了大贏家與（相對的）大輸家，大贏家（包括中國、印度、越南、印尼）大幅提高國民所得以及工業國家最高收入階層囊括了巨額財富，輸家大都是北美、西歐及日本等低所得階層者，但其實也包括東歐及許多開發中經濟體。書中第三部的內容討論二十一世紀的挑戰，題材新穎；最後一章則試圖在全球化與民粹孤立主義之間的對抗尋求一個平衡的出路。
全書以世界史實為主軸論述，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起娓娓道來，包括一六四八年的《西伐利亞條約》；歐洲及阿拉伯世界的發展；經歷十九世紀發生的二次世界大戰；第二大戰後金本位制度的消失；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取代英鎊主導；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俗稱富國俱樂部）相繼成立；美國取代英國主導全球的政治經濟。另一方面，二戰後由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到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世界貿易組織坎昆回合失敗後，多邊貿易協定無法再推進，雙邊貿易協定代之而起。歐洲單一貨幣、中國亞投行或上海合作組織等相繼成立與美國抗衡，形成國際多元體系。書中也討論中國「一帶一路」的策略、敘利亞難民問題引發歐盟各國的對立；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及美國川普總統提倡「美國優先」獲得多數美國人支持，至川普總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TPP）及《巴黎氣候協定》等為止。
作者引用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政治經濟「俱樂部」學說，接納為俱樂部的成員負擔一定義務享受會員的權利，界定民族國家的群體化，產生了對立。一九五年代是全球化最盛行的時代，美國擔任全球政治經濟主導的角色，美國聯邦準備銀行體系成為全球的中央銀行。然而國際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發展無法造福所有人，導致所得及財富分配不均情況惡化。由第一次大戰後及一九八年代起都顯示金融危機促使政治民粹主義興起，歐洲各國民粹政黨紛紛出現。
作者辯證全球化有二面性：雖然帶來缺失，但仍然優於其他經濟模式，需要國際間的信任及協調合作改進制度設計，才能解決全球化的缺失。閱讀本書要有跳躍式交錯思考的模式才能充分掌握作者欲傳達的訊息，這些史實地理刻畫舉證豐富，能讓人產生共鳴。全球化不會停止，只是面貌結構不同。本書是一部相當深刻反省全球化利弊的現代政治經濟發展史，值得一讀。
全球化真地退潮了嗎？
――蔡中民∕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二一七年一月，美國總統川普在就職演說中大聲疾呼「從今天開始，唯有美國優先，美國優先」；同年十月，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提到「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愈開愈大」。一時之間，彷彿時空錯置，擁護新自由主義的美國開始築起了壁壘，主張社會主義的中國卻成了推動全球化最主要的力量，呼應了本書作者所說「任何國家皆可主導全球化」，當然亦隱含著「任何國家皆可反對全球化」的假設。然而，在這看似矛盾的表象下，一個清楚的邏輯是「全球化不必然與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相連結，也沒有任何國家必然獲益或是受害；惟獲益者將更致力於市場開放，受害者則會反其道而行」。
循著這樣的思考前進，作者相當全面地回顧了近一百多年來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的演變，從西歐到美國、東亞、拉丁美洲、中東歐、中東，乃至於今日的中國大陸，全球化似乎就是一場各個國家於國際市場上追求利潤極大化的零和賽局，在競逐的過程中，彼此既能合作卻亦不時以鄰為壑。正是這樣跨國界的流動，領頭國家的貨幣可以造成其他國家的麻煩，卻也被來自相對滯後國家的移民所苦。假使最終世界各國之間的有形疆界能被移除，市場完全開放，使用單一貨幣，人員自由流動，科技共享，當前所有困境皆可迎刃而解，且讓我們靜待這一刻的來臨。
無奈歷史一再重演，證明了全球化終究無法引領吾人達致世界大同的境地。準此，期待國界的消除顯不可行，那我們要如何跳脫這看似無解的惡性循環呢？本書所提供的另外兩個可行方向為建立國際體制與設置爭端解決機制，然不禁讓人疑惑的是綜觀此書，國際體制崩壞與爭端解決機制無法發揮功能的例子不可勝數，為何作者還堅信這些做法呢？讀至最後，答案終於揭曉，讓作者在失望中仍抱有一絲希望的原因在於全球化或許很糟糕，但仍然優於其他的經濟模式，且這股潮流確實造福了世界上的多數人。再者，更深層次的關鍵在於利益乃是與責任和義務共生，一旦推動世界整合的領頭國家能明確意識到此點並勇於承擔，進而加以落實的話，孤立與保護主義就永遠不會成為選項，而本書最後的結語或可轉而呈現全球化的一種樂觀面貌，亦即「若是這樣的觀點成為主流，我們就會迎來一個繁榮燦爛的新世界」。
回望廿世紀中以來的全球政經脈動，好似見證了亞當・史密斯所言「自由市場」原則的高歌猛進，相信市場背後那隻「看不見的手」終將使資源獲得最有效率地配置並讓眾人共享豐碩成果。不料經歷了百年的發展後，收穫的卻是持續擴大的貧富差距與分崩離析的全球經濟，加以民族國家觀念之再興。如此不預期結果之緣由正是將亞當・史密斯所主張的「自利」作為正當化「自私」行為的藉口，忽略了其背後的基本道德關懷，全球化反倒很諷刺地成為一切罪惡的根源。然而，全球化的強大力量，沛然莫之能禦，無論其激起了多少負面效應，也只是暫時延緩這股時代的洪流，最終仍將帶著我們不斷向前。
作者在全書結尾時，重新將已被全球化獲益者所遺忘的責任與義務帶回論述之中，正是要提醒吾人，值此全球化面臨終結危機的緊要關頭，此股浪潮不應也不會被逆轉，畢竟一個黯淡嚴酷的新世界絕對非吾人所望。讀畢此書，腦中仍盤旋著作者所痛陳世界風起雲湧的無數亂象時，面對當前的政經現實，回想文末那道微弱的樂觀光芒才是全書重心，將引領我們突破厚重的悲觀烏雲，乘著全球化的浪潮，繼續揚帆前進。
全球化的轉折，或終結？
――蕭全政∕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考試院考試委員
全球化，從抽象概念上看，就是全球一體化，包括它的發展趨勢與潮流；但從具體內容看，從人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到資訊流、服務流與文化流等，其實它所涉及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場面，尤其這些不同流動之間呈現著不等速、不對稱、不同向，而且大小與強弱亦各有不同。所以它反映的是一種複雜而且快速的流動，只是幸運的是，這種複雜快速流轉的混沌式（chaotic）變遷，並不是一種混亂，而是因為其間仍具因果關係相連，以致於仍呈現出秩序（order）的樣態。
作者史帝芬・金恩在本書中，最重要的是，將全球化的混沌式流轉依其複雜的因果網絡，清楚而連貫地將它在人類歷史中的出現、發展與變遷，甚至包括其目前的困境與可能的出路，都做了概括卻完整的分析與討論。本書因而值得一般關心國內外政經社文變遷的知識階層、政府與企業的決策者及廣大學界的參考閱讀。
作者在導論中即強調，全球化不僅得靠科技的發展來推動，亦得仰賴思想與制度的發展來促成，尤其新航路的發現、產業革命的發生，及之後的國際貿易、宗教衝突、民族國家的崛起和帝國主義的擴張等，都促成全球化的發展與衝突。二次戰後，美國以超級強權之姿，推動全球以IMF、World Bank及GATT為中心的國際金融、貿易體制，更是促成全球化的全面擴張。特別是自一九八年代初後，柴契爾夫人和雷根總統所推動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政策，及相關國際機構所形塑的「華盛頓共識」，更使富含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在冷戰終結前後贏得全球的樂觀肯定和讚揚。
但是，邁入二十一世紀不久，全球性的金融海嘯及歐債危機，卻直接見證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根本無法在全球各民族國家之間及各民族國家內部形成普遍多贏的局面；自由市場的價格機制，不但喪失其自動調節機能,反而更像是一個叢林法則發揮作用的地方，不斷在國際、也在國內創造了各種優勝劣敗、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天擇現象。在此同時，各民族國家內的眾多弱勢者，即循著自由民主體制的制度，尋求國家機關的保護，因而有作者所強調的，如英國的脫歐及川普總統的當選所表現的民粹主義和孤立主義的發展；而這也導致作者在本書中所昭告和呼籲的「全球化的終結與歷史的回歸」。
研究歷史的意義，並不在於企求能從歷史的重複中趨吉避凶，而是在於了解歷史如何從過去發展到現在，並從現在中預測其將如何發展成未來；因為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必由複雜的因果網絡所聯結。「全球化的終結」，並不表示全球化將就此打住，或要全面性的消失，而只表示某些重要的因果機制會出現轉折；而哪些因果機制會出現轉折及如何轉折，則必須回到實存的歷史時空脈絡中才能討論。面對未來，作者強調，冷戰時期的全球化是終極的二元對抗，而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卻可能導致多元的相互對抗；其中，除美國之外，俄羅斯和中國都是不可忽略的競爭者，尤其是中國提出深富企圖心的「一帶一路」策略並設立亞投行。這顯然又將增加臺灣的挑戰；而這卻又似乎更意味著本書對於臺灣讀者的重要性。
導論
安達魯西亞的衝擊
單向交通
全球化經常被視為「單向交通」（one-way traffic，亦即不可逆轉）。我們身處科技大幅躍進的現代，人人皆可透過諸多新穎（且益發便宜）的方式彼此聯繫。我們可以透過通訊軟體WhatsApp、社群網誌服務推特（Twitter）與臉書（Facebook）跟別人聊天並分享圖片。我們可以利用蘋果的視訊軟體FaceTime以及通訊應用軟體Skype與人談天說地。我們還能透過Google搜尋食譜與查詢人類大腦的結構。我們可以在網路上購買印度料理椰汁咖哩雞（chicken madras）與鮭魚握壽司，然後請快遞將餐點遞送到府。我們可以利用音樂串流服務Spotify免費聆聽音樂，以及在YouTube或Vevo網站欣賞喜歡的藝術家與貓咪的影片。我們可以下載電視節目與電影，於閒暇盡情觀賞。我們可以隨意窺探世界各地發生之事（當然，別人也能隨時窺視我們）。
只要目睹這些科技進展，很容易便以為全球化不可避免；人與人的距離愈來愈短；國與國的疆界逐漸消失；此外，無論你喜不喜歡，我們都生活在單一的商品、服務、資本與勞力的全球市場。
科技並非唯一關鍵
技術本身無法主導全球化，也無法隨時淘汰相互競爭的全球化模式（version）。如果技術是唯一的關鍵，西羅馬帝國（別的不說，它擁有極為複雜的科技與物流基礎設施）便不會於公元四七六年覆滅；中國人曾經掌握強大的海軍技術，應該能在十六世紀初期四處殖民美洲，不讓西班牙（或者西歐諸國）專美於前；大英帝國昔日從工業革命獲得巨大的優勢，如今也應該繁榮強盛；冷戰（Cold War，美蘇陷入核武對峙，世人終日惶惶不安，全球最終出現兩種對立的全球化模式）也不應該發生；如今的「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這些國家內部局勢不安並與國際社會脫節）更是一種自相矛盾的稱謂。全球化不僅得靠科技發展來推動，也得仰賴思想和制度的發展（與滅亡）來驅使，而這些思想和制度在區域與全球構築了政治體系、形塑了經濟制度，甚至塑造了金融體系。既有的基本思想與制度一旦崩潰，無論出現多少新式科技，都難以力挽狂瀾、扭轉局面。
我們的思想與制度無時不在變遷，著實令人震驚。十六世紀初期的西班牙征服者〔conquistadors，亦即賞金獵人（bounty-hunter），他們罔顧人命，無所不用其極，從新大陸（New World，昔日美洲的稱呼）大肆掠奪財富〕倘若發現如今西班牙是西歐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恐怕會大為吃驚。十六世紀與十七世紀的鄂圖曼土耳其人（Ottoman，曾經試圖征服維也納，甚至占領大部分的歐洲地區）若看到疆域從巴爾幹（the Balkans）延伸到中東與北非的鄂圖曼帝國竟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土崩瓦解，鐵定會驚訝不已（即便鄂圖曼帝國垮臺的種子早在多年前便已種下）。替十九世紀全球化奠定基礎的大英帝國在一九四○年代末期幾近消失，當時甚至面臨破產，而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若看見心愛的祖國竟淪落至此，必定甚為震驚。在一九三○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許多人熱烈支持蘇聯的經濟體系，不料柏林牆於一九八九年倒塌，共產主義大廈竟然開始崩陷；那些崇尚共產制度的人士見此，絕對會大感吃驚。
西班牙南部
即便全球化模式持續了數個世紀，它們也可能快速崩潰，促使世界局勢劇烈變遷。以西班牙南部安達盧西亞的歷史為例，當地原本看似可永存的政治結構（伊斯蘭教），不到數年便瓦解，轉變成另一種體制（基督教）的天下。
公元七一一年，信奉回教的柏柏人（Berber）從北非渡過地中海抵達西班牙南部；六年之後，他們擊敗如今統治該地信奉基督教的西哥德人（Visigoth，日耳曼民族的分支，曾於四世紀後半葉入侵羅馬帝國，後來統治伊比利半島與法國南部，最終皈依基督教），讓哥多華（Córdoba）成為他們當時口中「安達盧斯」﹙al-Andalus﹚的首府。然後，占地為王的摩爾人（Moors，即原本散居北非的柏柏人）便著手打造象徵權力的建築。公元七八四年，摩爾人開始興建哥多華大清真寺（Grand Mosque of Córdoba），直到九八七年（前面歷經了三個擴建期），該寺總算竣工。哥多華大清真寺宏偉壯闊，巍然矗立於萬物之上，象徵伊斯蘭王權萬世長存。然而，阿爾摩拉維德（Almoravid）王朝被阿爾摩哈德（Almohad）王室擊敗之後，伊斯蘭的權力中心便從哥多華（Córdoba）轉移到不到一百英里之外的塞維亞（Seville）。有了新首府，當然也得興建新的清真寺。新寺廟於公元一一七一年落成：宣禮塔〔minaret，如今稱為吉拉達（Giralda）〕完工之後，塞維亞的阿爾摩哈德清真寺成為當時摩爾人世界的建築奇蹟。
當時，西班牙南部居民會完全認同中世紀的「全球化」最終得仰賴伊斯蘭教的傳播，因為那時伊斯蘭的生活方式，無論從智慧、科技與文化層面而言，都遠優於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但是，誰都沒料到，只消幾年，伊斯蘭教徒統治的伊比利亞半島（Iberian Peninsula）便陷入了混亂。公元一二一三年，執政的哈里發（caliph，伊斯蘭領袖的稱號）駕崩，他十歲的幼子隨即承繼大統，當時各派人馬覬覦大位，掀起內訌，而屋漏偏逢連夜雨，年幼的哈里發在位十年左右又崩殂，身後也未遺留子嗣：頃刻之間，摩爾人在西班牙的統治基礎便搖搖欲墜。北方的基督教君王見機不可失，大舉揮軍南下，到了一二三六年便掌控哥多華，十二年之後，更奪取塞維亞。哥多華大清真寺「改建」為天主教座堂，唯有宣禮塔被保留（當作鐘樓），塞維亞的清真寺則遭到拆除，原地改建一座如今號稱全球最大的主教座堂。這棟建築迄今仍屹立不搖。
最諷刺的，或許是塞維亞聖母主教座堂也是克里斯多福．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埋骨之地。哥倫布於一四九二年發現新大陸，而那一年摩爾人也因一四七八年開始推行的異端審問（the Inquisition）而被驅逐於伊比利亞半島之外（當然，原本留在當地的摩爾人沒料到這點；畢竟誰也想不到西班牙會成立宗教裁判所對付異教分子）。那時，伊斯蘭的力量便往東方集結。
後哥倫布時期
哥倫布無意中發現了一條由西歐人（多數是基督徒）主導的嶄新全球政經擴張通路。在後續的五百年，所謂的西方強權，無論是原本位於歐洲的國家，或者新移民人口多數來自於歐洲的國度，他們逐漸取得支配地位。這些強權經常發生衝突，但最終對於全球卻抱持相同的觀點：為了自身與集體的利益，必須發現、剝削與殖民蠻荒之地。這或許是「後哥倫布時期」全球化的開端。
西方強權試圖讓局勢長期保持穩定，於一六四八年訂定了《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一八一四年和一八一五年之間更舉辦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但是後哥倫布時期的全球化總是受制於帝國間的競爭對抗。曾有一段時間，輝煌壯盛的大英帝國似乎提供了解決之道：它熱衷於發展自由貿易，以皇家海軍（Royal Navy）無遠弗屆的力量作為後盾，於全球各地開闢綿密的通商網絡。其他的國家（最明顯的是十九世紀的俄國人與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德國人）也想分一杯羹，而這點確實合乎情理。後哥倫布時期的全球化最終分崩離析（事後看來是難以避免），取而代之的是戰爭、革命與孤立主義（isolationism）。唯有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全球化才再度興起，然而卻處於冷戰的陰影之下。這次是美國扮演領頭羊去主導並推展全球化，不過華盛頓當局放棄了自己於十九世紀偶爾顯露的「建立山頭╱帝國」（empire-building）野心。美國以超級強權之姿興起，躍升為世界霸主，從許多方面而言乃是後哥倫布時期全球化的顛峰，代表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觀以及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獲得空前的勝利。
然而，後哥倫布時期的全球化在二十一世紀初期陷入嚴重的困境。經濟力量正在向東方轉移，與此同時，新的聯盟也逐漸建立，而彼此結盟者通常並非那些支持西方政治與經濟價值觀的國度。這些在在顯示，後哥倫布時期的全球化模式〔力量集中於歐亞大陸（Eurasia）而非西方〕正暫時重現。美國不再認為當務之急應該處理太平洋或大西洋另一側之事，而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於二○一六年當選總統之後，美國更將重心從海外移回國內。此外，人們發現自由市場不夠完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更加證實了這種觀點。有數個國際組織替二戰後的全球化奠定基礎並制定「規則」，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歐盟（European Union）與聯合國安理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其常任理事國的成員不合時宜，納入了英國與法國，卻排除德國、日本、印度或印尼），但人們很快便不再支持與尊重這些組織。政治氛圍愈來愈傾向於保護主義。左派與右派的政客皆認為，把國家的問題歸咎於「另一方」（包括移民、外國人與新住民）似乎更為容易。此外，選民不再明確屬於哪個政治光譜。許多人被主流的左派和右派忽視，因此會投票支持通常反對全球化的民粹人士與本土化政客。隔離主義又再度成為可信奉的政治選項。沒有隔離主義，英國便不會脫歐（Brexit），川普也不可能當選。
後哥倫布時期全球化的結束
總之，這些政治和經濟力量表明，全球化（至少是後哥倫布時期的全球化）並非全然不可避免。本書刻意融合經濟、歷史、地理與政治哲學，而我大膽在此提出六項關鍵看法。
• 第一，跨越國界的經濟發展絕非不可避免的現象。全球化也極為容易翻轉。
• 第二，科技是雙面刃，既能促進全球化，亦可摧毀全球化。
• 第三，經濟發展可消除各個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之間的不平等，但似乎會擴大國內的經濟不平等。有些人亟欲享受全球高生活水平的果實，有人卻想要維持國內經濟與社會的穩定，這兩派人馬註定會彼此對立。
• 第四，二十一世紀時，移民大批流動，人們雖然渴望國內局勢穩定，但可能無法達到目的。
• 第五，管理全球化進展的國際機構逐漸失去信譽：無論對與錯，愈來愈多人認為全球化只有益於少數人，不利於多數人。然而，要建立新的二十一世紀國際機構去扭轉這種觀念並非易事，尤其是西方民主國家與東方獨裁政權之間存在彼此衝突的價值觀。
• 第六，全球化模式不只有一種（西方國家遲遲沒有體察到這點）。美國相對的經濟實力逐漸下滑，其他的新興超級強權為了滿足本身的利益並反映自己的歷史，將會重新塑造周邊的區域。如果冷戰是終極的二元對抗，二十一世紀很可能會出現多元對抗，猶如十九世紀時敵對的帝國相互爭奪資源。其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二○一七年一月於瑞士達佛斯（Davos）發表的演講確認了一個觀點，就是任何國家皆可主導全球化。
許多人熱烈支持全球化，但我認為這個世界絕對不是平的，它也不可能是平的。經濟和政治不僅會嚴重扭曲，也會不斷變化，特別是牽涉到跨國界議題。我在本書一再強調，人們在某種程度上都受制於自身的歷史背景。我們身處於西方，總是認為自己會好運不斷，而這種運勢也將傳遍八方。我們應該清醒過來，面對現實。
二戰後的成功，二十一世紀的失敗
本書的第一部分解釋為何全球化在二戰後的多年之間是增加財富的手段，但是後來似乎成為詛咒，而不是祝福。二十世紀即將結束之際，西方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體制看似大獲全勝。冷戰結束時，人們都認為全民可以享受「當代的和平與繁榮」，甚至延續這個惡名昭彰的口號。然而，情況並非如此。即便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全球早已出現舉步維艱的跡象，金融危機只是雪上加霜而已。多年以來，全球化曾經讓許多人增加收入，為何會突然陷入困境？換句話說，為什麼我們會自認為找到了足以不斷刺激繁榮的祕方？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個經濟體在多年之間更加富裕，彼此的整合也更為緊密，一切似乎運轉順暢，但為何許多人眼見成功足以持續之際，局勢卻急轉直下，竟然窒礙難行呢？
民族國家vs全球化
第二部分探討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間不可避免的對立。為了推動全球化，民族國家必須放棄部分主權來獲取更大的利益。然而，誰來決定何為更大的利益？
在十九世紀，帝國強權彼此分擔責任，而有些帝國較能善盡責任。然而，當時根本沒有人關心殖民地屬民的權利。全球化讓各國在經濟與財政上蓬勃發展，但從政治角度而言，情勢既不公平，也不穩定。
隨著各個帝國逐一崩潰，到了二十世紀，民族國家成為「預設的」（default）政治體制，這得感謝美國歷任總統倡導的思想與實際支持（也要稍微感謝帝國強權於中東與非洲撤退時隨意劃分領土）。然而，民族國家與全球化的世界顯得格格不入。從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Hobbes）到法國啟蒙時期思想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一直到提出「俱樂部理論」（theory of clubs）的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顯然都不認為可粗略定義為「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事物總是能與「全球利益」（global interest）相互契合。孟德斯鳩特別指出，唯有多數公民認為自己的利益與整個國家的利益一致，民主國家才能生存。倘若某些公民開始認為占人便宜更能謀求自身利益（即濫用政治權力），這種「不平等的態度」（spirit of inequality）便會開始破壞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政治論的基本概念。亦即一群人同意組織一個邦國且建立政府，同時賦予某些人權力，制定人人共同遵守的法律）。
然而，現今的全球化喚起的，似乎正是這種「不平等的態度」。收入與財富不平等日益擴大，或許更加深民眾「我們並未同在一起」的感覺。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生活水平落差尚未大幅擴大的國家（特別是歐陸國家），民眾也愈來愈反對全球化。如今，「不平等的態度」以諸多形式存在：有些國家將貨幣主權（monetary sovereignty）集中於歐元區（Eurozone），國民收入的落差（income gap）卻愈來愈大；數百萬的西方勞工的收入並未顯著增加，唯有少數幸運兒變得富可敵國；中國吸引了西方企業的投資，因此經濟迅猛發展，而這些公司倘若不投資中國，早就能替美國或歐洲創造就業機會與提高人民薪資；由於科技發展與移民，某些（並非全部）勞動力市場競爭愈來愈激烈；菁英階層出現，他們不管我們喜不喜歡，為了符合自身利益，經常擅自決定我們的集體未來。
然而，你若認為全球化只是因為與民族國家的利益相衝突才會窒礙難行，如此便大錯特錯。隨著某些地區經濟蓬勃發展，與全球化抗衡的某些架構（體系）已經興起，最明顯的就是中國試圖打造一條「歐亞絲路」（Eurasian Silk Road），以及俄羅斯逐漸在中東展現國力。新的機構也正在改變國際現狀，包括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簡稱「亞投行」，由中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以及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前身是中國與俄羅斯等國組成的「上海五國」會晤機制，最終將成為中俄實體，兩國不僅可在經濟上更密切聯繫，亦能維持更緊密的安全關係）。我們身處西方，疏於審時度勢，總是談論「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community），誤以為世界各國全都志同道合，遵循類似的道德倫理。然而，這種聯盟其實行不通。在經濟困頓時期，相互對抗的社群可能愈來愈難共同擬定出相同的行動方式，尤其因為他們抱持迥異的歷史觀，而且在多數情況下也無法解決領土爭議。
二十一世紀的挑戰
第三部分借鏡歷史來預視未來，著眼於全球化的三大關鍵挑戰：移民、科技與資金。
全球化若達到極致，各國的疆域都將消失，沒有獨立的民族國家，掌權的政府機構是在全球層級上運作。在這個「虛構」世界中，貨物、勞務、資本與人員可自由流動，正是歐盟奉為圭臬的「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屆時也將出現單一的貨幣與中央銀行：市場運作完善，無需調整幣值。
然而，我們知道歐盟在政治上正忙著解決「四大自由」的其中兩個，亦即資本與人員的自由流動。歐元區之所以面臨危機（撰寫本書時雖被暫時擱置，但尚未解決），部分原因是歐洲無法處理資本在內部疆界間自由流動後衍生的問題。此外，敘利亞衝突揭露了人員自由流動衍生的嚴峻挑戰，特別是申根區（Schengen area）的共同對外邊界有破綻，大批敘利亞難民潮便衝擊了歐洲各國。
然而，相對於歷史上的移民模式，進入歐盟的敘利亞移民人數其實不多。回顧昔日，移民潮的高峰出現於十九世紀，當時歐洲人收入增多，跨大西洋船舶鋪位的價格也下降，大批民眾便飄洋渡海前往新大陸。敘利亞難民潮最終只能算是二十一世紀移民危機的冰山一角。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區，嬰兒死亡率比出生率下降得更快，當地正湧現前所未有的「嬰兒潮」。歐洲的實際收入逐漸提升，因此無論歐洲是否做好準備，將來很可能會看到大批非洲人向北移動，跨越地中海遷徙到歐洲，追尋更美好的生活。
人們透過科技可以消除距離、時間與成本形成的障礙，經常認為科技乃是現代全球化的關鍵驅動力。然而，科技有其黑暗面，風行的社交媒體正逐漸破壞現有的政治體制。雖然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號稱國家，但它是最典型的非國家實體，能夠善用社交媒體去博取支持。各國已經能夠透過網路在虛擬世界相互攻擊與破壞。主流的政黨（無論是在歐洲或美洲）早就被特立獨行者（及其支持者）所綁架，而且這些持異見者經常隱瞞實情，在社交媒體強力表達他們反對全球化的意見。與此同時，資金已經成為進行經濟戰（economic warfare）的手段，用來對外國投資者施行二十一世紀版本的「硬幣修剪」（coin clipping）。儘管中央銀行宣稱要刺激經濟成長，貨幣刺激政策最終卻只能在國內外創造贏家和輸家，讓政策制定者以及他們應該服務的公民之間形成愈來愈大的鴻溝與隔閡。
技術官僚的解決方案、義務與道德
第四部分指出，許多全球化問題的「解決方案」過於技術導向。後哥倫布全球化之所以衰落，部分原因是它欠缺民主課責（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我們也可說它缺乏全球「領導」（leadership），而這不僅反映出美國愈來愈偏狹保守且只顧本國利益，也代表其他有實力的競爭對手已經出現（不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歐與日本），他們不向華盛頓當局低頭，尤其不理會美國「恣意拼湊」的全球價值觀：畢竟，並非所有人都熱衷於軍售伊朗醜聞（Iran-Contra）、第二次波斯灣戰爭（Second Gulf War），以及美軍位於古巴關達納摩灣（Guantanamo Bay）軍事監獄的虐囚醜聞。
然而，全球化的覆滅不僅表示全球權力的爭奪戰再度興起。在全球金融危機（global financial crisis）發生之前（更明顯的是在危機爆發之後），全球化根本無法替所有人締造繁榮景象。這點反映出其致命的弱點，遠超出市場力量所及，即便市場力量本身（偶爾）也是破壞力十足。在民族國家之內認為理所當然的義務，跨越國界之後往往會被人忽視。某一國的債權人該如何應對另一國的債務人？某家銀行在全球各地犯錯之後，為何某國的納稅人要替它負責呢？如果移民沒有納稅，為何能夠享受社會福利呢？在全球稅收制度付之闕如的情況下，如何要求全球化的贏家去補償輸家（尤其這些人可能不是來自不同國家，而是來自不同的大陸）？
我對未來的看法沒有英國作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那樣恐怖：沒有人類「孵化場」（hatchery），也沒有化學方法控制的經濟階層，更沒有政府提倡迷幻藥去鼓吹人民過淺薄和享樂的生活。然而，我的看法會令人坐立難安。西方世界在二戰結束之後擁抱的諸多價值觀與信仰正在迅速崩潰。尤其是我們深信市場與科技，不加思索便認為，冷戰結束之後，其他的國家都應該會擁抱普遍真理，追求自由民主與自由市場。可惜，許多國家沒有這樣做。更糟糕的是，西方國家彼此分歧，不確定是否應該繼續支持國際機構並且影響其他的區域，或者應該抱持鴕鳥心態，採取自掃門前雪的措施（這種做法起初或許很誘人，但最終會造成極大的傷害）。
本書率先討論美國記者兼作家林肯．史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這位仁兄原本不會被載入史冊，幸虧他說了一句名言，總結我們烏托邦式的傾向，誤以為人類只要處於正確的架構之中，必定能夠持續進步。
目次
推薦序
・「全球化」會成為泡影嗎？――吳惠林
・全球化的大退潮與回溯――李顯峰
・全球化的轉折，或終結？――蕭全政
・全球化真地退潮了嗎？――蔡中民
國外好評
序言∕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全球化觀點
導論∕安達魯西亞的衝擊
第一部 失樂園
第一章 假先知與殘酷的事實
第二章 新興的統治強權
第三章 相對的成功
第四章 自豪驕傲，覆滅在即
第二部 國家、菁英、社群團體
第五章 全球化與民族國家
第六章 菁英主義的精神
第七章 競爭的社會，競爭的歷史
第三部 二十一世紀的挑戰
第八章 人與地區
第九章 科技的黑暗面
第十章 貶低貨幣
第四部 陷入危機的全球化
第十一章 義務責任與行不通的解決之道
後記∕二○四四年美國共和黨募款活動
致謝
注釋
書摘/試閱
第七章
競爭的社會，競爭的歷史
不同的觀點
若抱持不同的歷史觀，便會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整體全球化及其次要局勢。西方人如此看待全球化：將自己的價值觀傳播到世界各地。然而，其他地區的人有迥異的歷史觀與看法，難以深切認同西方各國。此外，他們認為西方價值觀不斷變化，因為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與二十世紀的民族自決格格不入。
在冷戰時期，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持續鬥爭，不同的歷史觀與看法通常會遭受壓抑。這些觀點在二十一世紀重新浮現，強迫各國做出選擇，而各民族國家則是逐漸限制全球化勢力，甚至扭轉全球化勢頭。如今，領土紛爭不斷上演，各國彼此對立，紛紛組成脆弱的聯盟。乍看之下，我們似乎仍在競相完成哥倫布的未竟之業。
美國轉向
哥倫布只航行到美洲，但歐巴馬領導的美國卻想轉進亞洲。由於經濟力量已經移向亞洲，我們不難理解美國的想法，這就猶如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的邏輯。英國當年打算圍堵俄羅斯，美國如今試圖圍堵中國。然而這並不容易達成，因為美國以往（現在亦復如此）在經濟與財政上都極為仰賴中國。舉例而言，在二○一五年，中國對美國的商品和服務出口總額達到五千億美元，而美國只能將一千六百二十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出口到中國，因此美中雙邊貿易逆差為三千三百八十億美元。相較之下，美國與歐盟和墨西哥的貿易赤字分別為一千一百四十億美元和五百七十億美元；美國與中南美洲的順差為六百三十億美元，和香港、新加坡、臺灣和南韓的總貿易順差則是二百四十億美元。此外，美國頻繁向外國債權人借貸資金，才能讓國民超支過活。到了二○一五年底，美國發行的國庫券面額已經累積到六兆多美元，超過三分之一的國庫券是中國和日本購買（兩國各占一半）。
然而，不僅美國要擔憂美中貿易的不平衡，中國也得留心。如同十五世紀的明朝皇帝發現，外國人倘若無法或不願付錢，中國便不必大量生產商品和服務供外國人購買。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的出口額以每年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速度成長。發生金融危機以來，全球持續「去槓桿化」（deleveraging），中國的出口於是持平、不再增長。在二十世紀末期與二十一世紀初期，中國締造了輝煌的經濟成長，個中原因眾多，但是在金融危機之前，主因是中國能持續囊括全球貿易的分額。然而，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中國已經無法如法炮製這種經濟成就。
艱困的貿易
在歐巴馬的領導下，美國鼎力支持《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從表面來看，這個自由貿易區包含亞洲和美洲的許多國家，但是在歐巴馬政府眼中，這項協定可以強迫中國依照美國制定的規則加入國際社會，或者讓其他亞洲國家與美國更緊密結合，從而孤立中國。二○一六年初，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頌揚「美國製造的」TPP有諸多好處，宣稱這項協定可以「讓美國工人和美國企業可以公平競爭」、「制定全球貿易規則，提升美製產品的出口量、刺激美國經濟、提供美國人新資優渥的工作並且強化美國的中產階級」，以及「有了TPP，便可消除一千八百多項關稅以及其他十一個TPP成員國對美製產品的貿易壁壘，這些壁壘如今讓美國商品處於競爭劣勢。因此，美國企業家、農民與小型企業主便更能在海外銷售美製產品。」美國貿易代表署還警告：「亞洲會制定遊戲規則。如果我們不通過這項協定並制定規則，競爭對手將制定不嚴謹的規則，從而威脅美國人的工作機會與傷害美國工人，甚至削弱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一下便可猜出誰是競爭對手，以及他們會制定哪些不嚴謹的規則。
這些說法至少帶有偏見。TPP絕不可能重寫全球貿易規則。聯合國有一百九十三個成員，只有十二個國家簽署這項協定：除了美國，還有澳洲、加拿大、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祕魯、越南、智利、汶萊、新加坡與紐西蘭（雖然其他國家日後可隨時加入）。到了二○一五年，這些國家的總國民所得約為二十七兆美元，約占全球所得的百分之三十八。這似乎是很龐大的數字，但這只是因為美國是非常大的經濟體。倘若排除美國，其他十一國的總國民所得大約只有九兆美元。相較之下，歐盟則有十六兆美元。更重要的是，TPP並未包含中國、印度、南韓、印尼、菲律賓與泰國：在這些國家之中，最大的經濟體分別是中國與印度。
此外，美國貿易代表署的宣稱倘若為真，其他國家為何要簽署這項協議呢？代表署似乎要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不就暗示其他簽署國可能作弊：若從這個角度出發，TPP讓美國可以挽回頹勢。然而，美國貿易代表署錯得離譜：如同其他有實質意義的貿易協定，TPP可能會傷害所有簽署國。根據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原理，各國最終會專門從事自己擅長的領域，並在這些領域勝過他國。換句話說，即便整體的經濟活動最終會達到較高的水準，美國勞工市場上也將有贏家與輸家（整個地區的勞工標準也會提高，這就是為何TPP失敗後，各方得付出高額代價）。全球供應鏈形成之後，專業生產會從某些國家消失，然後集中於其他地區：換句話說，即使整個餅做大了，勞工市場仍將受到衝擊。此外，融入亞洲供應鏈卻尚未簽署TPP的國家將被排除於供應鏈之外；對這些國家而言，競爭環境不但沒有更加公平，反而對他們極為不利。
我們應該認清TPP：各國競相爭奪太平洋地區的經濟領導地位，美國和中國是其中要角。其實，這就是在爭取民心。這也是一個欺騙人心的競爭，正因為如此，美國民眾最終才會拒絕歐巴馬政府的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轉而擁抱川普的孤立主義（isolationism）。美國貿易代表署宣稱美國只會獲得利益而不必付出代價，這根本有違事實。
現有證據明確表示，愈是實施自由貿易的地區，能從進一步消除貿易壁壘得到的好處便愈少，而且將因為所得不平等擴大而付出更高的代價。最弱勢的人（技能與教育程度最低的人）往往接連受到重創：對弱勢者而言，政策制定者若不能透過稅務與福利制度補償他們，或者提供他們再訓練機會，消除貿易壁壘將嚴重威脅他們的生計。沒有人想成為一無是處的人。
轉向熱點地區
各方爭奪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根本不是要發展經濟，而是打算在這個非常不穩定的地區的爭奪權力。若從美國國內或歐洲的角度來看，會誤以為世界的領土爭端已經結束，但其他地區的人則不這麼認為。東亞處處是熱點（多事之地）。南海的南沙群島（Spratly Islands）魚產豐富，而且蘊藏豐富的石油與天然氣，中國、臺灣、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和汶萊都在爭奪這些島嶼的主權：中國建造簡易機場、提供手機網路，甚至建立燈塔，逐步建立「地面上的事實」〔facts on the ground，正確來說，應該是「再生暗礁的事實」（facts on reclaimed reefs）〕。二○一六年七月，海牙（Hague）的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在接到菲律賓抗議之後，裁決中國的行為違法。法院的說詞如下：「中國對『九段線』（nine-dash line）內海洋區域資源的歷史性權利主張沒有法律依據，逾越了《公約》所賦予的權利。」法院接著指出，中國「違反了《國際海上避碰規則公約》（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for Preventing Collisions at Sea）所規定的義務」，而且「在和解過程中持續加深或擴大雙方爭議，沒有履行自身義務。」這項裁決遭遇兩個問題：首先，中國否定常設仲裁法院的權威；其次，杜特蒂當選第十六任總統之後，原屬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突然向中國靠攏。杜特蒂更「錦上添花」（the icing on the cake，這個詞若是恰到好處的話），辱罵歐巴馬「婊子養的」（son of a whore），但是杜特蒂後來表示，這句話並非「針對個人」。
沿著九段線向北，中越兩國均聲稱擁有西沙群島（Paracel Islands）的主權。中國與菲律賓則相互爭奪黃岩島（Scarborough Shoal），主因是該區漁產豐富。中國和臺灣都宣稱自己擁有東沙群島（Pratas Islands）（中國還認為臺灣屬於中國）。尖閣諸島（Senkaku Islands）又稱釣魚臺列嶼，目前被日本占領，中國也將其視為領土，因此該區也算另一個熱點：釣魚臺的主權最終歸屬於誰，端視日本在一八九五年取得這些島嶼時，這些群島是否為「無主地」（terra nullius）；或者中國在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戰爭（First Sino-Japanese War）戰敗之後，日本是否趁機掠奪了該群島。此外，日本北方歷來爭端不停的領土糾紛仍在延燒：二戰結束之際，蘇聯趁機占領南千島群島（Southern Kurils，日本稱為北方四島），此後一直掌控該區。日俄兩國曾於一八五五年簽訂《下田條約》（Treaty of Shimoda），將南千島群島劃為日本領土，而日本也曾掌管該群島數十年。雖然日本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實行帝國擴張主義而占領了南千島群島，有些人還是認為，日本人已經喪失該區的統治權。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US Pacific Command，PACOM）一直避免這些紛爭擴大。然而，維繫和平有別於解決領土糾紛，維和代價將會愈來愈高。中國以前貧困落後、軍事力量薄弱，要圍困中國並非難事；然而，中國逐漸發展經濟，武力日漸強盛，美國若想給懼怕中國興起的國家提供同等程度的「保護」，恐怕將日益捉襟見肘。即便在承平時期，巡查太平洋也極為艱辛：美軍艦隊若全速航行，要花四天才能從美國西岸抵達夏威夷，從夏威夷前往關島或日本又要六到七天。因此，中國愈是擴張，美國便愈難提供「保護」：美國在諸多東亞地區部署了兵力，但是萬一爆發戰爭，給這些基地補充物資將極為困難。
美國在歐巴馬的領導下「轉向亞洲」，乃是要因應新的情勢。然而，無論今昔，都得付出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將更多資源投入亞洲，用於其他地區的資源必定減少。毫無疑問，美國的思維深受頁岩能源革命（shale energy revolution）的影響。由於液裂（hydraulic fracturing）的相關新技術〔以及臥式鑽床（horizontal drilling）〕問世，美國不再高度依賴中東提供石油和天然氣。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東紛爭不斷，令美國如芒刺在背。因此，美國會想，為何還要浪費那麼多時間與心血去處理中東問題呢？
美國在全球經濟中所占的份額不斷下降，當它將更多（有限）資源投入太平洋地區，其他地區會更容易出現權力「真空」。其實，美國轉向太平洋地區，可能會無意中開啟昔日歐亞全球化的機會與造成斷層線（fault line）。因此，隨著美國轉向亞洲，出現以下局勢毫不奇怪：普丁會更加信心滿滿，想要宣稱擁有克里米亞主權，同時在敘利亞扮演更重要的外交與軍事角色；美國和歐洲對伊朗遞出橄欖枝，想與其和平共處，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便會愈感到不安。小布希先決定從伊拉克撤軍，美國總統歐巴馬則在二○一一年宣布伊拉克戰爭結束，將美軍全面撤出伊拉克，結果伊斯蘭國順勢興起，填補了美國遺留的權力真空；中國提出戰略計畫，不斷向西方與南方實施經濟擴張。
川普在二○一六年當選美國總統，進一步證明美國想從國際事務中抽身。歐巴馬的外交政策總是含糊不清（最明顯的例子是：阿薩德政權曾在敘利亞使用化學武器，踩了歐巴馬的「紅線」，但是美國卻無所作為），美國選民終於能在希拉蕊的「普遍主義」立場（universalist）與川普的孤立主義立場之間做選擇。希拉蕊可能會去執行敘利亞「紅線」；反觀贏得總統寶座的川普可能會完全刪除「紅線」，讓俄羅斯掌控敘利亞。此外，川普勝選之後宣布要退出TPP，創造了中國極為樂意填補的亞洲權力真空。
中國向西邁進
中國的野心乃是融合對絲綢之路的懷舊與馬歇爾計畫的遠見。中國也想藉此降低國內不穩定的風險。中國順利發展了經濟，卻得付出代價，如今的中國社會極為不平等。最繁榮的東部省分與直轄市（天津、北京、上海和江蘇）比最貧困的西部省分（貴州、甘肅和雲南）更富裕三倍到四倍。其實，中國雖是單一民族的政體，卻不像一個民族國家，反而更像一個帝國。
中國各地的所得差距遠比美國各州、日本各縣、歐元區各國與英國各行政區的收入落差更大。這種所得差距略為反映出「戶籍」制度的特性，「戶籍」區分了城市與鄉村的工人，猶如一九六○年代與一九七○年代初期德國區分德國工人與土耳其工人的「客工」（Gastarbeiter）體系：中國的農工可以遷徙到都市，但通常會被視為二等公民，造成分歧的勞動力市場，讓數以百萬計的勞工無法發揮潛力。本來限制農工遷徙可能出於善意（如同管理邊界，限制工人跨國移動），「戶籍」制度最終可能會讓區域愈來愈不平衡，同時讓勞工無法累積技術去提升生產力。
廢除「戶籍」制度（撰寫本文時，北京政府正打算如此）可能會讓中國的西部地區也能享受經濟成長的果實：唯有允許民眾去「做」，「做中學」才能達成效果。然而，北京將眼光放得更長遠。中國體認到金融危機之前的出口模式已出現疲態，同時擔憂花太多資金推動國內計畫可能無法獲得成效。因此，北京當局正往海外尋找機會，致力於建立機構與體制，以便重塑全球經濟版圖，這點反映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二○一三年提出的「一帶一路」（Belt and Road）策略。這項戰略明顯反映一個重要的觀點：中國的製造業愈往內地移動，便愈難將產品運往海外。因此，中國最好能夠直接連結西部省分與其他地區。要辦到這點，顯然要重建昔日通往歐洲的陸路（一「帶」），以及打通以往由印度洋通往中東和東非的海路（一「路」）。
新的亞洲銀行
中國於二○一三年提議成立亞投行，目的是為了落實中國一帶一路的野心。亞投行總部設於北京，而為了展現其宏大願景，以下列出商議與同意「亞投行協定」（Articles of Agreement）的城市：昆明、印度孟買、阿拉木圖（Almaty）、北京與新加坡。成立亞投行是為了搭配既有的多邊開發銀行，包括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但它也可能威脅這些舊機構。
世界銀行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灰燼中建立，總部設在華盛頓，其行長總是由美國人把持。亞洲開發銀行成立於一九六六年，乃是世界銀行的亞洲版，總部位於馬尼拉，一直由日本人擔任行長。
這兩個機構反映出世界經濟秩序不再息息相關：二戰之後，美國鼓勵日本放棄軍國主義、日後仰賴美國提供國防、仿效北美與西歐發展經濟，以及圍堵亞洲共產勢力（蘇聯、中國、越南或北韓）。亞洲開發銀行的表決權結構（主要由各國認購的資本決定）至今反映出二戰後的經濟秩序。美國和日本有將近百分之十三的可用票數，而整體歐盟則有將近百分之十六的可用票數。中國有超過十億的人口，卻只有百分之五點五的表決權，稍微高於澳大利亞（二千三百萬人口）與加拿大（三千五百萬人口）。
亞投行可能會跳脫二戰後的世界秩序，主因是美國與日本都尚未加入。中國在幕後主導，擁有百分之二十六的投票權，其餘依次是印度（百分之七點五）、俄羅斯（百分之五點九）、德國（百分之四點二）、南韓（百分之三點五）、澳大利亞（百分之三點五）、法國與印尼（百分之三點二）、巴西（百分之三點）與英國（百分之二點九）。據說華盛頓試圖勸阻友邦加入（美國曾對澳大利亞與南韓施壓，但是無濟於事；英國在二○一五年決定入會，讓歐巴馬政府有點惱怒），最終卻只能在一旁乾瞪眼，看著各國毫不考慮美國對於治理、社會正義與環境的擔憂而恣意投票決議事務。各國突然驚覺，未來原來深埋於過去。事實證明，絲綢之路並未消逝，只是暫時隱退。
快樂的歐亞家庭？
亞投行只是中國在歐亞大陸追求經濟優勢與發展政治影響力的部分野心。上海合作組織的前身是一九九六年首度成立的「上海五國」（Shanghai Five）會晤機制，該組織乃是真正的絲綢之路組織，成員包括中國、俄羅斯、哈薩克（Kazakhstan）、吉爾吉斯（Kyrgyzstan）、塔吉克（Tajikistan）與烏茲別克（Uzbekistan）。上海合作組織的總部分別設於北京（祕書處）與烏茲別克首府塔什干〔Tashkent，區域反恐機構（Regional Anti-Terrorist Structure，RATS）所在地）。因此，它不僅是區域性的貿易組織。之所以成立這個會晤機制，原本是想緩解共享邊界成員國之間的軍事緊張局勢（這些創始國歷來曾彼此猜忌），爾後目標逐漸聚焦於軍事合作與反恐事務。確保跨境安全之後，便能促進共同的經濟發展：北京認為上海合作組織可協助中國達成「一帶一路」的目標，莫斯科則希望藉此促進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
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員能否充分合作，這點仍頗有爭議：即便中俄在二十一世紀初改善了關係，兩國仍然不算融洽；前蘇聯統治的中亞共和國看到俄羅斯出兵占領喬治亞與烏克蘭，難免會對俄羅斯的熱情擁抱心存懷疑；印度和巴基斯坦希望加入，但是兩國仍難成為友邦；伊朗已經申請入會，但是它若能與西方改善關係，最後可能不會加入。
美國轉向亞洲之後，俄羅斯更有自信，不斷伺機填滿美國遺留的權力真空，從俄羅斯在軍事與外交上干預敘利亞便可瞧出端倪；此外，自從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西方經濟體持續衰退，中國體認到必須尋找刺激經濟成長的動力來源。有鑑於此，這兩個歐亞要角可能會促使上海合作組織發揮綜效，確保整體價值大於個體價值的總和。德國和法國也曾攜手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即便當時從兩國的歷史糾葛來看，該組織的未來著實不太樂觀。
此外，TPP已被掃入歷史塵埃，中國便可透過「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填補遺留的真空。筆者撰寫本文時，這項協定正緊鑼密鼓進入最後的協商階段，即將成為在亞洲引領自由貿易的架構。RCEP是擬議的自由貿易區，適用於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的十國，以及與東協簽有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印度、中國、日本、南韓與紐西蘭。重要的是，RCEP排除了美國：由於TPP以失敗收場，中國可能成為亞洲自由貿易舞臺最大的成員。
讓火車肩負運輸重責
種種跡象顯示，這些新的機構與協定正在替亞洲地區醞釀機會。中國不再只能用貨輪與飛機將產品送往歐洲。如今，火車也可以用來運輸商品。以中國的標準，浙江義烏市只是中等的沿海城市，如今卻可以利用蜿蜒穿越中亞大草原的鐵路幹線，將貨物從義烏運往印度馬德里。也可以利用鐵路從更大的「國家中心城市」重慶運送貨物，沿途行經哈薩克、俄羅斯、白俄羅斯與波蘭，最終運抵德國的杜易斯堡（Duisburg）。
誠然，火車運輸仍有複雜難解之處：各國鐵路的軌距不同，必須在邊境將貨櫃移到另一輛火車（過程看似繁瑣，不到一個小時便可完成）。然而，其他繁瑣過程已經被刪除：有了跨境關稅協定（cross-border customs agreement）與保稅貨櫃（bonded container），整趟鐵路貨運就能在沒有海關障礙（或賄賂）的情況下完成。
火車運輸比空運便宜，也比海運迅速。從中國內陸城市將貨物送到沿岸，接著用船舶將貨物運往歐洲市場，可能需要六十天左右；對於高端時尚與消費電子產品，這實在太耗時了。火車運輸只需花費四分之一的時間。此外，歐洲人不會像十九世紀的英國人用鴉片償付中國貨物。火車掉頭返回重慶時，將載滿西班牙火腿、德國啤酒、法國葡萄酒以及各種高檔歐洲名車。雖然新絲綢之路依舊依循其昔日蹤跡，十七世紀建立的歐亞海上貿易（後來促使歐洲帝國競相擴張）可能會面臨嚴峻的挑戰，這就是為何蘇伊士運河從二○一四年起要逐漸擴大，讓更大的船舶雙向通過。
利用鐵路連接亞洲各地並無法保證經濟發展必定成功。西伯利亞鐵路（Trans-Siberian Railway）於一八九一年開始動工，一九一六年完工，此後乘客便可在莫斯科的雅羅斯拉夫斯基站（Yaroslavsky station）上車，行經九千二百八十九公里之後抵達太平洋海岸的海參威（Vladivostok）。這條鐵路可謂現代世界的奇蹟，卻無法神奇到足以改變多數俄羅斯人的生活。俄羅斯帝國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holas II）就是因為民不聊生才會垮臺。然而，西伯利亞鐵路終究是俄羅斯國內的一條鐵路，旨在讓俄羅斯能夠在大西洋與太平洋之間調動兵力。在二十一世紀興建跨國運輸路線都是要帶動經濟商機，因此它們不僅沿著昔日的絲綢之路延伸，也更為緊密遵循絲綢之路的原始精神。
自由、民主和教育
歐亞大陸各國都是威權政府統治。在過去一個世紀，威權統治阻撓了俄羅斯的經濟發展。媒體監督團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指出，歐亞大陸是全球最不「自由」的地區。換言之，歐亞國家無法與民主結伴共存。相關的數字令人震驚：根據「自由之家」的統計，百分之七十九的歐亞大陸人口「不自由」，百分之二十一的人是「部分自由」，沒有人「完全自由」。唯有中東和北非國家得分更低：在那些地區，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不自由」，只有百分之五是「自由」（住在該區唯一的民主國家以色列）。將這些數字與其他地區相比：在亞太地區，百分之四十二是「不自由」；在美洲，百分之一是「不自由」；在歐洲沒有人是「不自由」。
根據傳統的西方思想，歐亞各國若不擺脫獨裁政權就無法持續發展經濟。然而，這種論點似乎立論不足。首先，富有的民主國家無法再像以前那樣輕易便能高速發展經濟，猶如施展煉金術將賤金屬（base metal）變成黃金。主要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數十年來持續趨緩。
其次，由於經濟增長全面趨緩，西方民主國家似乎不再致力於推動全球化：如今，美國與歐洲諸多地區興起民粹保護主義運動。眼見歐亞國家將更緊密聯繫，西方國家卻可能反其道而行，變得更為孤立與保守。
第三，世界人口最多的非民主政體中國經歷了巨大的轉變：從一九八○年代開始，中國的平均生活水準已經從約略美國一七九○年的水準提升到大約一九四○年的水準。如果中國的「專門知識」（know-how）能向西傳播（比如靠亞投行的資金贊助傳遞這類知識），任何事情皆能達成。
第四，那些「專門知識」不斷提升。絕大多數東亞人的教育程度非常高，這點讓西方人相形見絀。標準化測驗（standardized test）的結果顯示，若以十五歲小孩的數學能力排名，前十名大多為亞洲國家：新加坡第一，其次為香港、澳門、臺灣、日本、中國（國家中心城市）與南韓。英國排在第二十七位，美國處於第四十位。美國和英國的十五歲青少年在科學和文學方面表現比較好，但這僅能聊以慰藉：亞洲青少年或許不像西方青少年那麼富有，但是他們更加努力，整體成績較好，而且他們的父母也比較有企圖心。無論亞洲政權是否屬於專制，人民的素質確實很高。此外，即便專制政權偶爾也能仰賴極高的人民素質來取得長足的進步。畢竟，西方國家在十九世紀也能歷經這段過程：他們可能在國內實行民主，卻在遠方四處專制殖民，使民主蒙羞。
重新審視國際社會
經濟與政治力量正往東方移動：中國與印度是新興的經濟大國，而日本、韓國和臺灣的平均生活水準至少等同於歐洲。中國正在重建古代的絲綢之路，直指歐洲與非洲。在此過程中，中國會喚醒至今仍處於休眠狀態的中亞經濟體。歐巴馬總統領導的美國為了回應中國，曾經跨越太平洋追求政治影響力與尋求經濟商機；如今，川普總統簽署了行政命令退出TPP，可能會採取更為孤立的措施。
與此同時，歐洲仍在靜觀其變，似乎在等待最好的時機：它不確定自己未來要仰賴二十世紀末的帝權美國或是要依賴東方的國家與地區。由於歐巴馬總統轉進亞洲，歐洲的推遲搪塞不足為奇。美國轉進亞洲之後，華盛頓當局看到許多歐洲國家很快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或許就不應該驚訝萬分。畢竟，歐洲發現自己身處二十一世紀絲綢之路的另一端。或許，撫今追昔的歐洲政治制定者正關注著威尼斯（Venice）與佛羅倫斯（Florence），希望新絲綢之路再次創造豐沛的財源。
要實現這個願景將遇到重重障礙：伊斯蘭世界阻隔了歐亞的多數地區，而且會試圖透過暴力手段建立統一的哈里發國。不過，無論宗教信仰為何，二十一世紀的國家和地區都會義無反顧勇往向前。他們會追求商機；別再提所謂的國際社會。美國和中國正爭奪太平洋地區的權力。俄羅斯正重新考慮與諸多鄰國的關係。歐洲恐怕會陷入前途未卜的境地：不知道全球最成功的民主政體美國未來是否會繼續協助他們發展，還是他們必須戰戰兢兢與東方的專制政權攜手共舞。
破壞因素
無論各國的關係如何變化，以及各國菁英與國內百姓的關係如何改變，二十一世紀全球化面臨的挑戰不僅在於政治和權力，還攸關人、科技與金錢。這些可被視為「破壞」因素，任何國家或地區都無法加以管控，但是它們有極大的影響力，足以左右未來數十年的政治與經濟抉擇。如同我們將在第三部分所討論的，我們做出何種抉擇，將會讓全球化持續進展或日漸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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