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學（簡體書）

不管是通俗歷史讀物，還是當代詩人、戲劇家及小說家對古典題材的重寫，無一不彰顯著古典世界及其文學杰作的巨大魅力。在本書中，威廉·艾倫以文類為綱，貫通古希臘和古羅馬這兩種文學傳統，列舉來自各個文類的豐富素材，借此說明了希臘語和拉丁語文學作品的多樣性及豐富度。不僅如此，作者還探討了“古典”的含義，試圖解釋它為何至今仍在塑造著西方文學的概念。

威廉·艾倫

牛津大學大學學院希臘和拉丁語言文學的“麥康奈爾·萊恩”導師兼古典文學副教授，學術專長為希臘古風與古典時期的文學與思想史，尤長於史詩與悲劇。著有《安德洛瑪刻與歐裡庇得斯悲劇》（2000）、《歐裡庇得斯：赫拉克勒斯的孩子》（2001）、《歐裡庇得斯：美狄亞》（2002）、《歐裡庇得斯：海倫》（2008）、《荷馬：伊利亞特》（2012）及《希臘哀歌與短長格諷刺詩：選集》（2019）等多部學術專著。

從荷馬史詩到古希臘悲喜劇，從西塞羅的演說詞到賀拉斯的抒情詩，西方古典世界的皇皇巨著從未喪失過它們那恒久的魅力。在本書中，威廉·艾倫貫通古希臘古羅馬文學，對古典文學的諸多文類一一進行概覽和闡釋，以生動的細節和豐富的素材極大地呈現了古典文學的面貌，帶領我們在古典世界裡進行一次酣暢淋漓的遊覽。

序 言
張 巍

這是一本值得向古希臘羅馬文學愛好者推薦的“通識讀本”。作者威廉· 艾倫（1970年出生於蘇格蘭，現任牛津大學大學學院古典語言與文學副教授，學術專長為希臘古風與古典時期的文學與思想史，尤長於史詩與悲劇）在原著區區 120餘頁（中譯本140餘頁）裡，上起公元前8世紀的荷馬史詩，下迄公元2世紀的羅馬小說，對zui為經典的古希臘與古羅馬文學作品做了一番整體性的概覽。要完成這一任務，套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看似瘋人之舉”（第 1頁）。擺在作者面前的首要難題，是在力求言簡意賅又不失要領的同時，能夠讓普通讀者領略古典文學的經典意義，甚至還能隨之感到興味盎然。
針對這一難題，古典文學簡史訴諸不同的寫法，zui常見的有三種。diyi種是傳統的寫法，即按照歷史時期的時間順序來展開文學史敘事，通常把希臘文學分作古風、古典、希臘化和帝國四個時期，把羅馬文學分作早期共和國、晚期共和國、奧古斯都時期、早期帝國和晚期帝國五個時期，然後再把各個時期的文學作品按樣式歸類，專注於每個時期zui重要的作家及zui重要的作品，以此勾勒出古典文學發展的整體面貌。以牛津大學出版社近幾十年來向普通讀者推出的古典文學簡史為例， 1980年初版（1997年第二版）的《古希臘文學》，由四位英國古典學名家多佛（Kenneth Dover）、韋斯特（Martin L. West）、格裡芬（Jasper Griffin）和鮑伊（Ewen Bowie）合撰，采取的便是較為傳統的寫法，意在突出古希臘經典作家在文學上取得的偉大成就，強調這些文學作品所奠定的西方人文主義精神；而2000年面世的《古希臘羅馬世界裡的文學：一種新視角》，由牛津大學古典學者塔普林（Oliver Taplin）主編、多位英美古典學者共同執筆，力圖偏離傳統文學史以作家為重心的視角，轉而以文學作品的原初受眾為敘述視角，這些受眾包括聽眾、觀眾和讀者，每一種又可根據文學活動與表演的具體場景分為許多不同類型，由此構成文學交流的許多不同模式。該著本著此種“新視角”而另辟蹊徑，從文本所屬的時代出發，著重考察文學作品的創作者和接受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及其多樣性，探索這些互動關係的宏觀模式與歷史嬗變，當屬於第三種寫法。
介於這兩者之間的第二種寫法，是以文學樣式或文類為線索，圍繞不同的文類展開敘述，關注每一種文類的形成與發展、興盛與衰亡、成規與創新、典型風格與風格差異，以及文類之間的競比與高低分判，這本2014年新鐫的“牛津通識讀本”《古典文學》便采用了這種寫法。作者以文類為綱，列出史詩、抒情詩和個人詩、戲劇、撰史、演說、田園詩、諷刺文學和小說這八大文類，構成全書zui主要的八章內容。在導論性質的diyi章裡，作者開宗明義地提出：“古典文學zui非凡的一面，也就是它高度發達的文類意識”（第13頁），因為“一切古代文學文本都是某一文類的作品，即便它們也跟其他文類交互融合”（第14頁），所以“若論古典文學的影響，意義zui為深遠的當屬主要文類及其規範的發明”（同上），這幾條根本性的原則貫串成全書zui關鍵的線索。此後，作者在每一章裡按時間順序從古希臘講到古羅馬，著力貫通這兩種文學傳統，突出不同時期裡同類文學樣式的延續性。因此，這本《古典文學》大致可以視作一部“分類文學簡史”，對讀者掌握古典文學裡極為重要的“文類”概念頗有助益。
作為“牛津通識讀本”，《古典文學》的理想讀者自然是西方的普通讀者，但對於今日中國的普通讀者而言，此書的譯介也有其價值。縱觀國內的同類書籍，以文類為綱的古希臘羅馬文學簡史可謂罕見。這不禁使人遙想起百年前（1917年），剛過而立之年的周作人受聘於北京大學，奉命為學生講授“希臘羅馬文學史”，因事屬草創，沒有合適的教材，便自編起講義來。他慧眼獨具地以文類為綱，將古希臘文學分作史詩、歌、悲劇、喜劇、文、哲學、雜詩歌、雜文等文學樣式，將古羅馬文學分作戲曲、文（細分作撰史文、學術文、演說文、小說文等）、詩（細分作哲學詩、敘事詩、哀歌、牧歌、諷刺詩等等）和雜詩文四大類文學樣式，並據此對古希臘羅馬文學做了規模初具、鉤玄提要的概述。這位zui早系統性地向國人介紹西方古典文學的先行者，眼光犀利地察覺到，強烈的文類意識正是古希臘羅馬文學的真正精髓，也是其經典性歷久彌新的生命力所在。對於百年後艾倫的這本面貌一新卻又似曾相識的古典文學“分類簡史”，他應該會引為同道，報以贊許的微笑吧。

2019年11月20日於復旦光華樓

前言
第一章　歷史、文類和文本
第二章　史詩
第三章　抒情詩和個人詩
第四章　戲劇
第五章　撰史
第六章　演說
第七章　田園詩
第八章　諷刺文學
第九章　小說
終曲
索引
英文原文

第一章 歷史、文類和文本

要對時間跨越1 200多年（約公元前 750—公元500）的古典文學歷史來一番簡略概述，大概看似瘋人之舉。相比之下，“蒙蒂·派森” 喜劇片裡的“全英普魯斯特梗概大賽”的參賽者有整整15秒鐘的時間，卻只需總結 7卷小說的梗概。不過還是要知其不可而為之，因為如果未來要更詳細地考察古典文學的主要文類，一份示意圖總能派得上用場。
傳統上對古典文學的分期，所對應的無非是我們熟悉的古代史幾大塊—泛泛地說，把希臘文學分為古風時期、古典時期、希臘化時期和帝國時期；把拉丁文學分為共和國時期和帝國時期（下文中會再提到這些劃分）。在研究某一特定的文學（如英國文學、法國文學、德國文學等）時，文學和歷史分期基本一致並不罕見，因為大多數人都承認我們可以通過文學來追溯歷史變遷。
當然，所有這些分期都是人為建構，是學者們事後創造出來的。事實上由於各個文學或歷史時期彼此交織，無法在其間劃出一條清晰的分界線。不過只要事先恰當說明，也就是說，只要我們注意不掩蓋各個時期之間的連貫性，不暗示每一個特定時期內都是整齊劃一的，不把某個特定文本的含義簡化為表達某個想當然的“古代”或“尼祿時代”（諸如此類）世界觀，那麼約定俗成的分期還是有用的。畢竟，文學形式的確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發展變化，又無法孤立於更宏大的政治和文化變革，因此，嘗試追溯這些發展變化並對具體的階段加以界定，既合所願，又有所長。
除了為一個浩瀚的時間段豎立有用的路標之外，文學史術語還能指出不同歷史時期在核心主題和關注焦點上的重要區別—比方說，比較一下英國文學中“浪漫主義”和“維多利亞時期”這兩個術語，它們所指向的關注點不盡相同。如果一個新文學運動的誕生是由作家們自己宣告的，那麼學者的工作就容易多了。例如公元前 3世紀，希臘詩人卡利馬科斯就發表了一篇關於深奧晦澀文學的宣言，開創了所謂的“希臘化”或“亞歷山大裡亞派”美學。然而就算作家們沒有那麼自覺，我們仍然能夠回顧性地追溯不同文學運動的興起，雖然不管是作家本人還是後來的評論家，往往都會夸大該運動與過去的決裂：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那句玩笑話—“大約在1910年12月，人性發生了改變”（《貝內特先生和布朗夫人》， 1924年），就精準地表達了為不同時代劃清界限的誘惑與危險。
無論怎樣為古典文學分期，有時都會讓人感覺像是古代史速成課，不過我更願意把它看成一件好事：畢竟，雖然文學有時會超越時代，但它始終扎根於所處時代的現實中。因此，古代奇幻小說（見第九章）以顛三倒四的方式反映了古代人對世界的有限認識，正如過去一個多世紀裡，現代科幻小說也以同樣的方式反映了科技發展和政治格局。偉大的文學作品或許在某種意義上是“無關時間”的永恒杰作，但如果對它起源的歷史背景一無所知，便無法充分理解古典（或任何其他）文學。
邁錫尼文化於公元前 1200年前後衰落，在其後幾個世紀的希臘歷史中，寫作的技藝尚無人知曉，但口頭詩歌和各種形式的說書卻蓬勃發展。公元前 8世紀初，希臘人修改了腓尼基字母來適應自己的語言，希臘“文學”（也就是書面文本記錄）的傳統由此開始。由於歷史的偶然，就在文學作品被重新發現的同時，天才荷馬出現了，因此他創作於公元前 725—前700年前後的偉大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不僅是zui偉大的，同時也是zui早的古典文學作品（想象一下如果英國文學始於莎士比亞橫空出世，那場面是何等壯觀吧）。傳統上把公元前776年diyi次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到公元前479年希波戰爭結束這段時期稱為“古風時期”，但切勿認為“古風”一詞就意味著“原始”，因為這是希臘文學zui有活力和zui勇於實驗的時期之一，那個時代流傳下來的史詩和抒情詩堪稱史上zui震撼人心、zui匠心獨運的（見第二和第三章）。古風時期還是擴張和殖民的時代，希臘各城邦紛紛把商人和殖民者派往地中海沿岸各地，從馬賽利亞（當今的馬賽）到埃及的瑙克拉提斯（位於沿尼羅河下遊 50多英裡處），這樣的文化活力和多樣性反映在這一時期主要作家的作品中，他們來自希臘語世界的各個角落（見地圖1）。
相反，古典時期（公元前479—前323），也就是從波斯大敗到亞歷山大大帝之死這個時期，文學由一個城邦一統天下，那就是雅典。希臘人戰勝了龐大的波斯侵略軍，這不僅加強了他們對“野蠻人”（非希臘人）的優越感，也使雅典人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一個原本為防御而建的同盟（即為了擊退波斯下一波攻勢而組成的提洛同盟），把它變成了雅典帝國的發動機。帝國的財富，再加上開放的民主文化，吸引了來自整個希臘世界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雅典因而成為希臘的文化中心，伯裡克利在歌頌城邦的贊歌中稱之為“全希臘的學校”（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2.41）。各種文學形式在雅典民主制度下的公共表演場所興盛起來：在國家資助的戲劇節上表演悲劇和喜劇（第四章）；在法庭和集會上演講（第六章）；在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圈子裡編纂歷史，他們有志於理解（不止於此）希臘何以贏得希波戰爭，以及雅典何以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輸給了斯巴達（公元前 431—前 404；見第五章）。公元前 5世紀末被斯巴達擊敗之後，雅典仍然是文化重鎮，它的民主也保留了下來。到了公元前4世紀，偉大的作品仍然層出不窮，特別是演說、歷史和哲學等散文體作品（這個時期很少有詩歌流傳下來）。和“古風”文學一樣，切勿將“古典”混同於“謹慎”或“乏味”：古典時期zui優秀的作者都是真正的革新者，影響了後來幾個世紀的戲劇、詩歌和散文等主要文學形式。
希臘化時期（公元前 323—前31）從亞歷山大大帝之死持續到屋大維在亞克興角戰役中打敗馬克·安東尼和埃及的克萊奧帕特拉七世，這一時期的希臘（以及隨後的希臘—羅馬）文化得到了極大的推廣。亞歷山大軍事擴張的步伐遠至波斯灣、印度和阿富汗，他的將軍們繼承了各式各樣的世襲王國，其中zui持久的就是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托勒密一世在亞歷山大港建起了圖書館和博物館，前者志在收集有史以來的每一部希臘文學文本並為其編目，後者意在成為每一個藝術和科學領域學者的研究中心。托勒密王朝的歷任國王繼續為這兩個機構提供資助，在如此賣弄學問且補貼豐厚的學術氛圍中，出現了一個新的文學運動，前所未有地把文學和學術研究融為一體。“亞歷山大裡亞派”的標志就是博學和文雅。它的quanwei人物、學者詩人卡利馬科斯宣稱：“我吟唱的每一句詩都是經過考據的。”早期的文學也不乏典故和創意， 但這時詩人的學識越發外露和刻意為之，創新得到了更大的重視。雖說有些作者陷入乏味的晦澀泥沼，急於賣弄小聰明卻總是弄巧成拙（舉例來說，尼坎德關於各種毒藥及其解藥的詩歌本身就足以令人汗毛倒豎），但這一時期zui優秀的作家仍利用自己的學識為陳腐的文學形式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卡利馬科斯和阿波羅尼俄斯對史詩的改革：見第二章），或獨創出前所未有的新文學形式（忒奧克裡托斯發明了田園詩：見第七章）。
到現在為止，我們討論的主要都是希臘文學。羅馬雖然（根據古代人的估計）建於公元前 753年，但現存的拉丁文學都是公元前3世紀中期以後創作的。因此，共和國時期（公元前509—前31）的前幾個世紀，也就是從zui後一個羅馬國王塔克文尼烏斯·蘇佩布被驅逐，宣布采用共和政體，一直到該政體在公元前1世紀的內戰中自毀，羅馬在文學上是一片空白。然而現存zui早的拉丁文學—李維烏斯·安德羅尼庫斯、奈維烏斯和恩尼烏斯的史詩，恩尼烏斯和帕庫維烏斯的悲劇，普勞圖斯和泰倫提烏斯的喜劇（zui後這一類是早期僅存的完整文本）—表明，與“古風”希臘文學一樣，不要誤以為“早期”就意味著“質樸單純”。因為這些創作於公元前 240—前130年前後的文本不僅反映了羅馬人在這一時期驚人的軍事成就（羅馬因而成為地中海世界的主要力量），同時還以長遠的眼光和極大的創意繼承和發揚了它們的希臘文學榜樣。舉例而言，恩尼烏斯就聲稱自己是荷馬轉世，是希臘文化轉移到羅馬的終極象征（第二章）。
這些早期的作家通過改編希臘的文學形式來滿足新的讀者和興趣點，並把它們與本土的意大利傳統結合起來，開啟了“羅馬化”過程，後來所有的拉丁作家都在延續這一過程。當希臘自身於公元前146年落入羅馬統治者之手，希臘文學和文化對羅馬的影響就更加強烈了。老加圖這位當時的政治家和作家，就利用了大眾對貴族階層如此親希臘的焦慮，他反其道而行之，創造了一個簡單直接、返璞歸真的淳樸羅馬人的形象。（老加圖的作品顯示他曾飽讀希臘文學，但他意識到迎合羅馬人對附庸風雅的希臘人的鄙視可以帶來政治利益，何況希臘人如今還是他們的行省臣民。）不過大多數拉丁作家還是更加開誠布公地承認希臘傳統對自己的影響。賀拉斯有意寫下的一句悖論式評語zui精準地表達了這種強烈的文化互動：“被征服的希臘征服了野蠻的征服者，把藝術 /帶給粗鄙的拉提烏姆。”（賀拉斯，《書信集》第二部diyi首，第 156—157行）換句話說，羅馬的軍事擴張同樣豐富了它的文化。文學創作的中心（先是雅典，後來是亞歷山大港）如今是羅馬。雖然共和國時期重要的拉丁作家無一出生在羅馬，但他們全都去往那裡，尋求資助人、讀者和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