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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奧馬哈:目擊諾曼底登陸(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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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奧馬哈:目擊諾曼底登陸(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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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奧馬哈:目擊諾曼底登陸(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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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奧馬哈登陸是諾曼底登陸戰役中激烈一役,D日是諾曼底戰役的打響之日,是二戰的重要組成部分。盟軍在奧馬哈灘頭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僅陣亡者就達2500人,因此又稱“血腥奧馬哈”。本書以參與者的口述為依據,通過嚴謹的歷史研究和語言重建,忠實再現了盟軍在奧馬哈海灘上戰鬥的每一分鐘。本書以當事人的口吻講述那場影響他們終生、難以磨滅的可怕經歷,在這本書裡,讀者能看到老兵們回憶自己在駕駛轟炸機穿過厚厚的雲層時的自言自語、在交通工具上的幽閉恐懼、海灘上戰火的無情……

作者簡介

作者

約瑟夫·巴爾科斯基(Joseph Balkoski),知名軍事歷史學家、戰棋設計師,馬里蘭州國民警衛隊司令級歷史研究員(Command Historian),管理第29步兵師檔案館和馬里蘭州軍事歷史博物館。他收藏了關於奧馬哈海灘首波登陸部隊之一的第29步兵師完整、原始的資料。對諾曼地登陸行動的相關資料進行了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考察研究,並長期旅居奧馬哈海灘附近,逐個走訪了當年戰事發生的地點。《華爾街日報》稱巴爾科斯基為“D日原始資料研究的集大成者”,《今日美國》將他譽為“當代傑出的D日歷史研究專家”。代表作有《血戰灘頭》(Beyond the Beachhead)、《血腥奧馬哈》(Omaha Beach: D-Day, June 6,1944)和《猶他海灘》( Utah Beach: The Amphibious Landing and Airborne Operations on D-Day June 6, 1944)等。

 

譯者

李曉泉,2003年畢業于青島科技大學,現從事資訊化管理工作,軍史題材作者與文字翻譯,曾在《兵器》和《艦載武器》雜誌上發表過《二戰LVT(兩栖車)演義》《二戰步兵反坦克武器》《抗戰中的白刃戰》《蘇俄重型直升機列傳》《“地獄”之旅——二戰美軍陸戰2師佩里琉島登陸戰片斷》《納粹德國V-2彈道導彈》《幸運的終結——淺談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失敗的原因》等專題文章,譯有《二戰特種作戰精銳》(作者:邁克爾·E. 哈斯丘)等。對二戰太平洋戰場與地面部隊裝備有較深入的瞭解,對政治史與社會史類的題材也較為擅長。

 

他們無法停下來不去想那些大大小小的船隻。它們實在是太多了。對於那些當事人來說,先前他們所有的人生經歷與之相比都顯得微不足道。這是值得講給你的孫輩聽的故事—但是,即使事件按照盟軍高層的預期順利發展,那些船上的很多好人也將無法活著看到當天的落日。所有參與行動的士兵和水兵肯定都想知道,他是否會成為其中之一。

1944年6月6日,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船隊帶著秘密使命,在諾曼底沿岸附近的海面上等待。它們的錨鏈很快就將轟鳴著滑入距離岸邊數英里的大海中,那些海灘陣地的代號分別為“奧馬哈”(Omaha)、“猶他”(Utah)、“劍”(Sword)、 “朱諾”(Juno)和“金”(Gold);有史以來一場規模最為宏大、意義最為深遠的戰鬥即將開始。會議討論、計劃和演習現在已經毫無意義:很快,真正的子彈將四處橫飛,戰士會被殺死,數百萬人的命運將取決於登陸行動的成敗,簡而言之,全世界都將知曉D日。

毋庸置疑,沒有哪次軍事行動是按照計劃展開的,D日也不例外。然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往的兩棲作戰相比,諾曼底登陸基本上可稱作極為成功,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盟軍規模極其龐大的兵力集結,以及他們專注細節的精心準備。他們將這次登陸作戰視為整場戰爭中最重要的軍事行動。

破曉時分,英國與加拿大軍隊沖上了劍灘、朱諾灘和金灘,並迅速突破了敵方的海岸防禦,儘管為了應對來自盟軍的不可避免的進攻,德國人已經準備了4年時間。與此同時,在科唐坦半島(Cotentin Peninsula)東部的猶他海灘及其後方,來自美國的步兵、傘兵和滑翔機機降部隊正在通過步步為營的空降—兩棲協同行動瓦解德軍抵抗。早期的登陸計劃制定者曾認為類似的空降行動太過冒險,無法將其納入“霸王”行動中。

6月6日上午,首批關於諾曼底作戰的情況簡報送達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將軍的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Supreme Headquarters,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縮寫為“SHAEF”)後,艾克和他的參謀們都鬆了一口氣:在經歷了種種疑慮與不安之後,登陸行動顯然正在取得成功。但並非所有來自前線的消息都是正面的。在科唐坦半島的美軍部隊與東面的英國—加拿大部隊之間的關鍵結合部上,是代號為“奧馬哈”的海灘,那裡的登陸行動從一開始就伴隨著災難和不幸。整個上午,有關最初波次蒙受慘重傷亡、部隊在海灘寸步難行以及敵軍防禦極其頑強的傳言也接連傳到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SHAEF)。唯一的行動方案就是等待危機結束,希望海灘的戰鬥人員知曉如何憑藉其主觀能動性來處理這場混亂,並使登陸行動的時間表重回正軌。

奧馬哈海灘上的美國大兵(GI)的確擁有必備的戰鬥技能來使戰局轉危為安,這點已經成為美國歷史中的基本價值觀之一。當時並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特別是那些身處敵軍無情的槍林彈雨中的不幸士兵,但是奧馬哈海灘終將成為歷史上的那些特殊時刻之一:美國人通過他們的行動,證明了他們屬於那個無愧于美利堅合眾國的立國原則的偉大民族。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D日過去60年之後,美國人仍然不知道,在1944年的6月,在美國士兵搶灘登上法國的土地、開始解放歐洲的征程的那個重要日子中的所有細節。

事實上,僅有一個人曾試圖完成一部關於此次進攻行動的專題歷史—並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時即已開始做此努力。哈佛大學前歷史學教授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中校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美國歷史學家—他通過其作品《奧馬哈海灘》證明了這一點。該書是為軍隊讀者撰寫,並於1945年由陸軍部出版。但眾所周知的是,當奧馬哈登陸戰所引發的爭論尚未塵埃落定時,泰勒的作品即已完成。洞察力對於任何歷史學者的工作都至關重要,而泰勒先生對於奧馬哈海灘作戰這一歷史題材的深入研究,也盡可能地還原了歷史的真實面貌。

到目前為止,6次前往諾曼底地區的旅行經歷使我確信,在《奧馬哈海灘》出版近60年後,現在是時候撰寫一部關於奧馬哈海灘登陸戰的新歷史了。在那些旅行期間,我還客串過幾次參觀奧馬哈海灘的旅遊團的導遊,其中有的旅遊團主要由二戰老兵組成,還有的則是參加美國陸軍“參謀人員戰場乘騎作業”的美國現役軍人,而我的導遊講解也是他們項目的一部分。但是,在回答這些群體所提出的問題時,我很難找出登陸行動期間許多關鍵事件發生的確切地點。同美國內戰戰場相比,尤其是同包含有數百座由參戰老兵監督建造的紀念碑與標識牌、可以向外行者詳盡解釋戰役經過的葛底斯堡古戰場相比,在這個美法兩國均稱之為“奧馬哈”的延伸達4英里(約合6.4千米)的海灘上,只散佈著很少的紀念物,而且也缺乏地貌特徵,所以,對於D日當天圍繞著海灘及內陸淺縱深地區所進行的重要軍事行動,根本沒有任何地標可供參照。

如果一場戰役的歷史是由數百次可彼此區分的決定性行動所組成的織錦,那麼“奧馬哈海灘”這幅織錦格外模糊不清。比如說,D日上午,第29師的諾曼·科塔將軍是在哪裡率領美軍士兵發起衝鋒,離開了那片致命的海灘?還有,艾森豪威爾將軍親自堅持要為其追授榮譽勳章的吉米·蒙蒂思(Jimmie Monteith)中尉(他來自美國陸軍第1師),他的英雄壯舉又發生在何處?為了摧毀阻擋登陸部隊推進的一個關鍵的德軍堅固支撐點,拉爾夫·戈蘭森(Ralph Goranson)上尉和他的遊騎兵戰士們又是從哪裡攀上了奧馬哈海灘西側的懸崖絕壁?上述這些,以及許多其他尚未解決的問題,其答案,在關於D日的現有歷史敘述中顯然不存在,但是這本應是未來幾代美國人都需要知曉的;正如先前幾代美國人由於美國政府在保存與解釋美國內戰各著名戰場歷史遺跡方面所做出的決議以及貫徹實施的決心,從而了解了美國內戰的重要意義。

奧馬哈海灘位於美國的邊界之外,因此,對歷史的物質保留並不可靠。然而,在精神上,發生於奧馬哈海灘的故事是完全可以留存於世。基於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對與登陸行動相關的檔案資料的考察研究,我完全相信,完成一部關於奧馬哈登陸的詳盡歷史記錄是可行的。但是,積累大量的原始記錄只是第一步,事實上這也是相對容易的部分。比較棘手的是對那些記錄進行批判性的分析—區分有用信息與無用信息,將其組織成一個連貫和有意義的故事框架,增強信息的可讀性並以一種扣人心弦的方式講述該故事。

2001年夏天我和我的家人旅居諾曼底期間,我開始出現了撰寫此書的強烈想法。在那段時間裡,我們曾一度租住在濱海科勒維爾的一座農場房屋中,周邊是典型的諾曼底鄉村,而且那裡恰好也是D日美軍部隊的一個關鍵目標。從科勒維爾農場出發,可以步行到奧馬哈海灘上所有具有歷史意義的地點,經過無數次令人筋疲力盡的遠足,我走遍了上述的每一個地點。我曾在諾曼底黎明的第一縷陽光中開始我的徒步之旅,在這樣的環境中,此時海灘與附近的崖壁上空無一人,只有海浪聲和風聲陪伴在我周圍。有一些徒步旅行將我帶入了相當偏遠的地區,它們很難被歸為奧馬哈海灘的一部分。在其他的徒步旅行中,我會在一個適當的時間出發,沿著到處都是當地人的岸邊漫步數英里,而他們在奧馬哈海灘只對游泳和享受日光浴感興趣。當潮水上漲、沙灘變得非常狹窄時,他們將毯子和遮陽傘從高潮線移到了一道傾斜的石製堤牆上,在57年前的那個6月的早晨,它為成千上萬的美國士兵提供了微弱的保護。

每次漫步都會令我百感交集,都會觸動某種出乎我意料的情緒:當我通過檔案記錄,追踪並確定了奧馬哈登陸戰中大多數被遺忘的事件的確切發生位置時,成就感就會油然而生;當我經過每一位戰士犧牲的確切地點時,不由得悲從中來;當我意識到那些軍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宏偉計劃中所取得的成就,我會由衷地充滿敬意;當我看到諾曼底當地人的生活是如此波瀾不驚,彷彿從未有任何非同尋常之事曾在此發生過,我會驚訝於他們的無知(抑或是冷漠)。於是我下定決心,要在眾多戰役親歷者仍然健在之時,寫就一部以此次登陸行動為主題、內容全面而翔實的書。

如今,人們極難想像這片寧靜的海岸線曾經為狂怒所籠罩。但是要弄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們必須設身處地地想像那時的場景。憑藉著親歷者的講述與官方的D日行動報告,我沿著當年曾在奧馬哈海灘以及淺近縱深地帶奮戰的數十個戰鬥小組的腳步,進入了1944年6月的那些非常殘酷的殺戮戰場。對於在D日沿著相同路線行動的很多戰士來說,這是他們生命中最後的旅程。有時我會踏上一條直接穿過科勒維爾郊外的美國軍人公墓(the USMilitary Cemetery)的道路,那裡埋葬著犧牲於諾曼底的9386名美國人的遺體。特別難以想像的是,這片純潔無瑕的陰鬱墓園曾是一個戰場,而且,許多長眠在那裡的戰士,距離他們在戰鬥中倒下的地方只有區區幾十碼之遙。

在奧馬哈海灘考察期間所引發的沉思冥想,對於澄清登陸行動中若干晦澀不明的史實具有極大的幫助。從前難以解釋的官方報告突然變得清晰;從前以為註定無法尋得的關鍵事件的發生地點原來是出乎意料的顯而易見;在蒙受厄運的最初波次的登陸部隊中,那些從一開始就察覺到在由看不見的敵人所製造的致命地獄中無處可逃的美國大兵們的心理狀態,似乎也完全可以體會,並且真實得可怕。

對我來說,最終結果就是頓悟:有關奧馬哈海灘的充足信息的確可以被匯集起來,從而徹底和連貫地對登陸行動進行翔實記載。在我看來,實現這樣一個課題的最明智和最有說服力的方法,是將那些登陸行動的實際策劃者與執行者的話語—從將軍到普通士兵—直接編撰成一部按時間順序敘事的作品,因為即便是對最為勤勉的歷史學家,也永遠無法指望其語言的說服力能與參與者的親身經歷相提並論。

但是我也決定,在使用此類敘述材料上要加以特別選擇,因為我擔心一本嚴重依賴於“我當時在場”作為資料來源的書會有明顯的缺陷。作為一位嚴肅的二戰戰史研究人員,如果說他曾經學到過什麼經驗教訓的話,那就是人類記憶的可靠性在不同的老兵之間差異巨大。在D日數十年之後提供的任何親歷者敘述,即便是所述事實無誤,也很有可能是不完整的。半個世紀甚至更長的時間足以使人的心智發生微妙的變化,歷史學家所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是如何將那些難得的可以得到充分證實的真實敘述與當時那些刻意修飾過的不實之詞區分開來。

此外,長期以來,當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各種目擊者敘述源源不斷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時,如果沒有對那些事件所處的更廣闊的背景進行徹底的解釋性說明,那麼,這些敘述中所蘊含的大部分情感力量往往就被浪費掉了。在像奧馬哈海灘登陸這樣波瀾壯闊的軍事行動中,個人僅僅是戰爭的宏大全景上的小斑點而已。個人經歷通常對於讀者很有吸引力,然而,當讀者知曉那些經歷的確切時間和地點,觀察者所屬的部隊單位,該單位應該完成的任務,它是否真正完成了,以及它又是如何與雄心勃勃的宏大軍事行動計劃融為一體的,那麼,作品就可以更加引人入勝。簡而言之,這場戰事太過龐大,無法僅憑個體經歷來加以闡釋。

因此,我並沒有將親歷者的敘述作為描寫奧馬哈登陸戰的主要手段,而是決定有選擇地使用它們來支持傳統敘事。實際上,這些第一人稱敘述將為讀者提供有力的證據,表明事件確如文字所述的那樣發生。此外,它們還有助於澄清奧馬哈登陸作戰中在海灘和淺近縱深地帶的軍事行動安排潛在的困惑。最後,適當的親歷者敘述肯定會讓故事更加生動,從而讓讀者感同身受並產生共鳴,因為對那些從D日登陸作戰中倖存下來的戰士們來說,那是一場影響他們終生、難以磨滅的可怕經歷。任何未向讀者傳達這種情緒的書都是不完整的。

在考慮是否在事件描寫中插入第一人稱敘述時,我遵循了三個簡單的原則:首先,必須充​​分確定敘述中提到的相關事件是在D日的特定時間與特定地點發生的,以便它能夠符合本書主題的要求;第二,在任何時候,我都會力求確認所有親歷者敘述中最關鍵的細節,如果其中有哪些重要部分與已被普遍接受的歷史真相互相矛盾,我就避免使用它們;第三,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將盡量使用在時間上更接近於1944年6月6日的第一人稱敘述。

任何了解D日的歷史研究者都知道,最有力和最可靠的第一人稱觀察資料均生成於1944年D日之後數週或數月的時間內,當時,從奧馬哈海灘的嚴酷考驗中倖存下來的人—有些仍然因6月6日所受的傷而處於醫院康復中—與軍方歷史學家進行了首次接觸。這些原始資料當然就是奧馬哈海灘的羅塞塔石碑。21世紀的讀者可能會對參與奧馬哈登陸的單位能夠如此詳盡地記錄他們在D日的行動感到驚訝,然而那其實是一個一直持續到1945年的過程。通過在對D日仍然記憶猶新的時候所記錄下來的大量親歷者敘述和部隊報告,奧馬哈登陸的歷史真相得以展現。然而,對於歷史學者來說,查找和分析這些檔案材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是一項需要按部就班地進行調查的過程,耐心在其中不可或缺。

根據常理判斷,我認為這些同時期的敘述資料,要比在D日發生的幾十年後所寫的更加中肯和準確。但是奧馬哈的故事非常複雜,在6月6日的時間線上,有幾個神秘的空缺並未包含於1944—1945年的報告當中。在這些案例中,我必須依靠退伍老兵在D日之後多年對奧馬哈登陸的回憶,當然,我還是盡量採納參戰者在他們還是年輕人時所留下的敘述材料。關於這類親歷者敘述的來源,最值得一提的是位於​​俄亥俄州(Ohio)阿森斯(Athens)的俄亥俄大學圖書館(the Ohio University Library)的“科爾內留斯·瑞安二戰文件紀念館藏”(the Cornelius Ryan Memorial Collection of World War II Papers)。為了編撰其開創性著作《最長的一天》(The Longest Day),瑞安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收集有關D日的回憶錄,這些收藏品對於任何嚴肅的D日研究學者來說都堪稱是一座寶藏。

簡而言之,如果親歷者完成其關於奧馬哈海灘的觀察記錄的時間距離D日越近,那麼我就越是會選擇相信它。在講述奧馬哈登陸的歷史時,本書總共採用了500多份目擊者敘述、官方報告、作品摘錄、授勳和嘉獎令中的文字,以及策劃和參與進攻的人員和單位所生成的其他原始來源材料。這些記錄文獻中有一半以上來自1944年(或者更早,在涉及登陸行動緣起與背景的章節中);大約三分之二是在1950年之前生成的,當時親歷者對D日的記憶仍然較為清晰。

在本書中,有12位親歷者,他們或者提供了他們自己有關奧馬哈海灘戰鬥經歷的目擊記錄,或者雖然沒有活過那場戰爭,但其在戰場上的真實話語被轉述和引用,他們是:卡特(Carter)、費爾(Fair)、費勒斯(Fellers)、費廷格爾(Fettinger)、戈拉斯(Golas)、霍克斯(Hawks)、豪伊(Howie)、麥格拉斯(McGrath)、馬林斯(Mullins)、納什(Nash)、申克(Schenk)和席林(Schilling)。其中有5人被埋葬於奧馬哈海灘後面懸崖上的美國軍人公墓中。在嚴酷戰時條件下寫就的親歷者敘述和部隊報告,給21世紀的歷史學家帶來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問題。其中一些檔案文件上的筆跡幾乎無法辨認,其他的則採用了令人困惑的措辭,而行文風格也會令他們的高中寫作教師大跌眼鏡。但是,對於身處前線散兵坑中的普通士兵而言,在剛剛目睹了無法言說的戰場實況之後,避免語法錯誤很難成為他的首要關注點。儘管如此,為了便於本書讀者理解參戰者關於奧馬哈海灘作戰的觀察資料的內容,當我轉錄這些敘述和報告時,我糾正了其中的拼寫錯誤與嚴重的語法錯誤。此外,有時我會在括號中添加解釋性的說明,以幫助讀者領會D日親歷者所試圖表達的內容主旨。除了上述更正和評論之外,我並未引用親歷者個人的評論性文字。

每位目擊證人的陳述都是由其始發者以及其在書寫或口述相應內容時所扮演的軍事角色加以確定。對於未具名人員撰寫的官方報告,只會提供那些個人所屬的部隊單位。如果一份敘述材料或報告在D日後不久(或在涉及登陸行動緣起與背景的章節中,在D日之前)起草,則此份陳述文字出現的具體日期將盡可能加以提供。然而,許多敘述材料的確切來源日期未知,而對於那些在D日結束後十年甚至更久才加以書寫或口述的材料,我認為其產生的日期與歷史敘事本身無關,因此,此類敘述資料並未專門標出提供日期,讀者可以查閱“註釋”部分以獲取更多詳細信息。

目次

序言
第一章 開始的結束
第二章 現實主義,而非悲觀主義
第三章 歐羅巴堡壘
第四章 勇者得天助
第五章 地球上最宏大的表演
第六章 孤注一擲
第七章 重大時刻
第八章 掃清通路
第九章 彈如雨下
第十章 前進或死亡
第十一章 全員皆為步兵
第十二章 越過海灘
第十三章 不畏犧牲
第十四章 停止即死亡
附錄
附錄1:盟軍在奧馬哈海灘的傷亡
附錄2:為奧馬哈海灘作戰而授予的榮譽勳章和傑出服務十字勳章列表
附錄3:美國陸海軍在奧馬哈海灘的首波登陸部隊名單
附錄4:第16步兵團和第116步兵團的突擊舟艇分隊的標準編制
附錄5:第16步兵團和第116步兵團的舟艇分隊指揮官的制服與裝備
注釋
參考書目
致謝

書摘/試閱

我們必須承認,在1944年5月,或許美國人並不像他們自認為的那樣真正地了解戰爭。

珍珠港事件雖已過去了兩年半的時間,但在美國陸軍中,僅有11個師有過與德軍地面部隊在戰場上交手的經驗。肩負全殲德軍重任的兩位美國將軍—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和奧馬爾·布萊德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甚至沒有海外服役的經驗,而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兩人也從未指揮過超過800人的部隊,也就是說,沒有承擔過比營長更高的職責。

的確,當美國全力投入軍工生產時,她可以勝過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到1944年5月,美國陸軍已擁有近800萬名武裝人員。但近4年前,當德國軍隊於1940年6月占領巴黎時,包括陸軍航空隊在內的美國陸軍只有區區19萬人,其兵力規模甚至要小於瑞典、瑞士、匈牙利或南斯拉夫等國。當時美國陸軍只有少數幾個師級單位,若未經大規模擴充和集訓,這些單位均無法部署到海外。事實上,對德國占領的法國海岸發動一場襲擊行動是一件很難想像的事,因為美國陸海軍幾乎連在切薩皮克灣(Chesapeake Bay)的某個島嶼上進行一場登陸演習的資源都沒有。

數百萬匆忙穿上軍服的美國平民能否抵擋精銳的德國黨衛軍、裝甲部隊和傘兵?能否抵擋那些曾在一個月之內攻陷法國,並用他們的實際行動為全世界定義了“閃擊戰”(blitzkrieg)這一新名詞的百戰之師?美國的高級指揮層相信他們可以辦到,但某些外國觀察家卻不以為然:在D日開始之前不到一年,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手下的一位備受愛戴的將軍哈羅德·亞歷山大(Harold Alexander)爵士給美軍打上了這樣的標籤:“(他們)在意志力和體能方面都相當弱,而且相當稚嫩。”更重要的一點是:美國能否承受一場傷亡巨大的戰役,如同一戰中的凡爾登或索姆河?

沒有人能未卜先知,但他們很快即將親眼見證。

普通美軍士兵當然已經準備好了迎接這場大考驗。陸軍最高領導喬治·C. 馬歇爾將軍也已確信這一點。自格蘭特(Grant)和謝爾曼(Sherman)的時代起,美國人一直追求迅速、無情與徹底地贏得戰爭的勝利—這場戰爭當然也不例外。幾乎每一名美國軍人,從最菜鳥的新兵到馬歇爾本人,他們都執著於一個明確的軍事準則,即最快的回家方式是對敵人施以連續重擊直至其徹底滅亡。如果有一項事業值得為之戰鬥(這一次肯定是),那麼是否能以更為明智的方式投入戰鬥呢?

正如馬歇爾所看到的那樣,問題在於,盟軍部隊需要對聞名於世的德軍施以一連串重拳打擊才能將其徹底消滅,而要讓敵人沒有任何喘息之機,對美國戰爭生產力的需求也會大得驚人。然而,鑑於1939年秋歐戰爆發後美國在重新武裝方面的鬆懈和遲緩,達到這種生產水平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馬歇爾將軍並非是一個善於誇誇其談的人,但在戰後的歲月裡,他曾不無懊悔地宣稱,如果美國在1939年(而非1940年)就開始執行積極有力的重新武裝計劃,那麼她本可以讓戰爭提早一年結束,並且還能節省數十億美元的花銷和減少10萬美國人的傷亡。

儘管如此,到1944年春,戰時經濟還是進入了全速運轉狀態,軍隊也已做好了準備。馬歇爾曾經說過,美國陸軍的各個作戰師需要差不多兩年時間才能完成必要的訓練,充分鍛煉其戰鬥精神和戰術技巧,以便他們能在戰場上擊敗德日強敵。到1944年中期,陸軍89個師中的大部分都已經證明了他們的價值,或者已經準備好了迎接戰爭的考驗。借助謹慎和好運,可以讓1943年2月發生在北非戰場凱塞林隘口(Kasserine Pass)的災難不再重演。而且,如果像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所大力宣稱的那樣,德國—而非日本—是盟國的首要敵人,那麼,從馬歇爾將軍的角度來看,眼下最緊迫的問題是發起一場地面戰役,投入盡可能多的陸軍師與德國國防軍作戰。在歷史上,毀滅式戰爭策略曾為格蘭特和潘興(Pershing)所用,現在馬歇爾希望這一戰略能再度為他效力。只要蘇聯能夠繼續牽制德軍主力,那麼後者不可能扛得住英美軍事力量和工業產能的巨大壓力。

馬歇爾將軍早已知曉那場決定性的戰役必須要在何處展開。它已不是秘密:1942年5月,在哈德遜河(Hudson River)畔舊馬球場附近的一座如同洞穴般的儲藏室中,當馬歇爾向聚集於此的西點軍校畢業生髮表講話時,他公開宣布了這一點。

 

喬治·C. 馬歇爾將軍

美國陸軍參謀長向美國軍官學院即將畢業的學生髮表講話

1942年5月29日

這場鬥爭將會達成決定性和最終的結局……這是毋庸置疑的。我們必須徹底摧毀日本和德國的戰爭機器……目前的一系列大事件,讓我回想起了國會議員們在12月7日之前向我提出的那些問題,比如說美國士兵可能會被派往何處參戰,以及對於正在努力進行充足訓練的美國陸軍而言,其迫切需求為何……沒有人能夠預知未來可能對我們產生什麼影響,但有一件事對我來說很清楚:我們必須隨時做好在任何地方進行戰鬥的準備。這種可能性並非誇張,因為今天我們美國士兵遍布於整個太平洋地區,以及中國—緬甸—印度戰區。不久之前他們襲擊了東京。他們在格陵蘭和冰島的寒冬中宿營。他們已經在北愛爾蘭和英格蘭上岸,並將要在法國登陸。[此時,馬歇爾的講話被持續的掌聲所打斷。]我們需要依靠充滿活力的青年人,需要依靠青年人的力量、勇氣和領導才能來貫徹實施這場大規模攻勢行動。我完全相信,你們所擁有的自豪感和偉大決心,再加上西點軍校的優良傳統,以及我國歷史上的先驅者和西點軍校前輩的榜樣的鼓舞,所有這一切,將會讓你們帶領這支新型的公民軍隊到達美國有史以來的巔峰—願上帝與你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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