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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路:范文瀾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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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評

商品簡介

回顧一代史家的生命經驗,照見一個時代的轉變,映現中國近代史的風起雲湧與流轉顛沛。

為什麼一個「老學究」會選擇加入游擊隊,變成宣傳抗日的「民族英雄」?馬列主義何以在現代中國迅速吸引了一批知識人左傾?本書傳主范文瀾與毛澤東同齡,被中國大陸史學界尊稱為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之一,人稱「范老」而不名。1949年後其實際影響力和「郭老」郭沫若不相上下,時人往往相提並論。范氏傳世之作《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發行量逾百萬冊,甚至在臺灣解嚴以前的地下書市裡流通。而其史筆之美,從一代霸主毛主席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莫不深受吸引,嗜讀不輟。
本書採取思想史與生活史相結合的研究取徑,打破傳統學案式的體裁,以思想傳記的寫作方法,重新描繪今日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創始所長范文瀾,如何從一位民國初年北京大學國文門畢業的「舊國學傳人」,變成中共建國後身兼黨中央委員的「新史學宗師」。本書並非范氏的第一部傳記,卻是首次將其前半生的足跡,以一步一腳印的考證方式加以細膩描摹之學術專著。對於范文瀾在1940年以前的生命史,進行全面的歷史重建工作。同時,對其此一時期之著述與思想發展,也給予同等重視和應有評價。對於中國大陸官方堅持至今的歷史唯物主義,乃至此一流派在現代中國史學史上之興起,本書皆是一部無法繞開的作品。

作者簡介

葉毅均
現職為臺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編輯、《漢學研究通訊》主編,兼任許燦煌文庫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學士,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博士。曾任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特聘研究員、中國文化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學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培育,並赴美國紐約大學(NYU)、荷蘭萊頓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交流訪學,為美國「傅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教育部「菁英留學獎學金」得主。多篇學術論文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近代史研究》、《新史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安徽史學》等期刊上發表。

 

 

這本書是從我的博士論文修改而成。讀博士班之前從未聽聞范文瀾大名的我,到轉而以此為題完成我的博士學業,這個過程之中處處皆受張元老師的悉心提點。感謝老師博大的心胸與細膩的治學處世,讓我在求學之路上得以長久受益。臺灣長期以來處於冷戰對峙的前線,冷戰結束後的兩岸關係又起伏不定,使我們對於對岸的知識狀況,總是相對隔膜而不得其要。本書自許為繼逯耀東、潘光哲等諸多前輩學者之後,企圖改變此種現狀、增進彼此了解的努力之一。而書中對於海內外學界相關成果的借鑑,也是判然分明。

本書傳主紹興范文瀾(1893-1969)與樂山郭沫若(1892-1978)、桃園翦伯贊(1898-1968)、武岡呂振羽(1900-1980)、平遙侯外廬(1903-1987)被當代中國大陸史學界尊稱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五老」。「五老」之中,郭氏和呂氏留學日本,翦氏曾經短暫留美,侯氏則是留學法國,唯有范氏是徹頭徹尾土產的馬列史家。不僅如此,他還是「五老」中唯一從舊國學的營壘中殺出,投向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一家。其他四位則原本或習醫學,或學經濟,或習工業,或研法政。因此,范文瀾最終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學思歷程,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上有其特殊的代表性。臺灣學界過去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往往以非學術名之而置於不聞不問之列。本書則希望能對其何以興起的合理性,做出一點力所能及的說明。

范文瀾的史學成就,以其膾炙人口的《中國通史簡編》初版(1941-1942)和修訂本(1953-1965)最為著名。但是在此之前,他原以治《文心雕龍》而成名,師承黃侃(1886-1935)之學,著述從未涉及現代經過高度專業化後的史學領域。因此,范氏的學術發展也像顧頡剛和蒙文通等人一樣,有一個「化經為史」的過程。其中,傳統四部學術的深厚積累如何移步換形,逐漸轉變成注解馬、恩、列、斯、毛,並力求適應中國現實革命形勢的開展而伸縮,其變與不變之面目當然值得深究。但從更大的思想發展脈絡來看,范文瀾如何從一位書齋式的學人,在1920年代中期經過短期內急速的政治化後,變成一名積極行動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復於1930年代逐次上升之激進化風潮中,蛻變為一位強調史學為政治服務的馬克思主義史家;最終奠定他成為毛澤東的頭號史官之地位,臨死前更被晉升為位望崇隆的中共中央委員,亦是本書窮追考索的主題。

既有針對范文瀾的學術思想與生平之研究,受限於政治意識形態的桎梏,無法對其何以傾心中共的思想轉變加以有效之解釋。本書則力圖回到歷史場景,深描細寫范氏於1910年代在北大的求學歷程(第二章),強調他加入蔡元培之「進德會」所立下之非政治的開端(誓不做官),以及如何深受無政府主義思潮之影響,乃至於在1920年代由於五卅運動爆發,帝國主義的刺激和中共極具力量之宣傳,使他憤而加入國共聯合裡的中國共產黨。儘管如此,此時的范氏在學術上仍醉心於「整理國故」運動,因而未全心投入政治活動(第三章)。真正的轉捩點在1930年代,范氏身為故都北平學術社群之一員,對於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在華北的節節進逼,不由得不深受觸動。更且在國民政府白色恐怖的陰影之下,與中共在名義上失去組織聯繫的范文瀾,一再出力支援被捕下獄的共產黨員,最終導致自己也兩度深陷牢獄。支持中共成為其人之道德抉擇(moral choice),甚至是一種存在抉擇(existential choice),而非僅僅基於民族主義激情或國共黨派偏見(第四章)。

本書除了鋪陳范文瀾前半生在思想上的激進化歷程之外,對其此期之學術著述也有相應的評估。就范氏此一個案而言,思想的轉變遠遠先於其人學術之變化。由於馬列主義為舶來品,消化吸收需有相當時間。經過中國社會史論戰洗禮之後的1930年代,成為范文瀾重整再出發的沈潛期。1940年初排除萬難抵達延安的范氏,因緣際會取代早逝的章太炎弟子吳承仕(1884-1939),最終成為毛澤東在中國歷史論述戰場上的代言人。與陳伯達(1904-1989)身為毛澤東的頭號馬列主義理論家一樣,范、陳二氏分別在歷史解釋與理論建構兩方面,演化為毛主席意識形態之雙翼,幫助「毛澤東思想」走上神壇(第五章)。

執筆至此,我已遠赴珠海中大任教,感謝我的系主任吳滔教授不斷地鞭策和照拂,還有我的愛妻琇安無微不至的照顧,以及留在故鄉的岳父母對我們永恆不變的支持。王汎森、沙培德(Peter Zarrow)、劉季倫、游鑑明與鐘月岑等多位師長殷殷垂詢本書的出版進度,原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的馬忠文、趙慶雲兩位學友在查找資料方面的協助,以及清華同窗溫楨文、詹怡娜賢伉儷在本書修改過程中的大力支援,都使我銘感在心。當然最重要的,是我一路走來自身父母的關懷呵護。為了應付我嗜書如命的愛好,他們已付出太多,現在終於可以安心放手了。

 

葉毅均

2020年4月8日

icyeh2017@163.com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考察
第二節 研究回顧

第二章 非政治的開端:早年范文瀾
第一節 童蒙教育:從家學私塾到新式學堂
第二節 成學歷程:北京大學文科教育所奠定的治學塗轍

第三章 急速政治化之歷程:范文瀾的職業生涯
第一節 教書生涯之起步
第二節 教書生涯的發展:南開時期

第四章 逐次激進化之抉擇:1940年以前的范文瀾
第一節 教書生涯之高峰:平大時期
第二節 教書生涯之頓挫:兩度下獄

第五章 餘論
 第一節 「到延安去」:從煩惱到快樂的歷程
 第二節 驚弓之鳥:延安整風運動中的范文瀾
 小結

附錄:〈從煩惱到快樂〉
參考書目

書評

王鵬瑋 (2024/01/09 08:20 發表)
王鵬瑋,〈葉毅均,《走向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路:范文瀾前傳》〉,《新亞學報》,40卷2期(2023.12),頁236-237。范文瀾(1893-1969),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拓者之一,馬克思主義史學宗師,與郭沫若︑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並稱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在中國現代史學史上佔據重要的地位,理應獲得學術界的重視︒不過關於范文瀾的研究,論者多專注於探討其史學成就︑作品與意義,並無專著探討其個人思想︑行動︒葉毅均搜羅海內外資料,系統梳理︑挖掘︑剖析了范文瀾早期的行動與思想,使該書成為目前范文瀾研究的力作︒相比之下,謝一彪的《范文瀾》傳,既未作注,也忽略關於范氏的大量二手研究,正如葉毅均指出,「並不符合今日學界的通行常規」(頁21,下文均以此方式徵引葉毅均該書頁數)︒ 葉毅均此書的核心問題意識是:「范文瀾如何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瀾是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中唯一的土產學者,更是唯一一位從舊國學的營壘中殺出者,所以「范文瀾最終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學思歷程,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上有其特殊的代表性」,一位出身舊學齋的學人,如何先成為共產黨員,然後在風雲變幻的時局中,逐漸激進,最終走向馬克思主義,就是本書的主題︒作者自承採用「思想傳記」的方式,糅合其師王汎森關於「思想史與生活史」所提的一系列問題,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來看待范文瀾何以最終擁抱馬克思主義︒ 作者認為,個人經歷對於范氏最終擁抱馬克思主義起了重要作用,如在北 京大學求學期間,范文瀾參加了「北京大學同學儉學會」和「進德會」,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這可能成為他日後接觸並篤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資源︒又如五卅運動是范氏的政治啟蒙,他也是在此之後加入中共,但是在研究中運用馬克思主義,卻還是要在1940 年代之後,「革命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發展並不同步︒而促使他思想逐步轉向的契機,則可能與當時日漸嚴重的民族危機之刺激,以及他兩次被捕的經歷有關︒這之後,他選擇前往延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從寫作手法講,作者在記述范氏生平時,會利用與范氏具有類似經歷︑背 景之人士作為鏡像,來補充說明︒這其實反映了作者的學術視野與閱讀面︒人物研究很容易陷入自說自話之中,而作者顯然意識到了此問題,自覺地將范氏的經歷︑思想與同時代人進行比較或互動,既能凸顯傳主的特殊性,又可以挖掘其共性︒如在討論1905 至1915 年政治壓力對知識分子的影響時,作者引用了周作人的經驗(頁64);為了論證范文瀾就讀北大時的學風,作者又以馮友蘭的回憶為例舉證(頁65)︒不過,這樣的寫作手法,實際上反映個人生活史研究的難點,作者雖已盡力搜集范氏的個人文獻,但仍無法全面地覆蓋其學術生活,所以從他人入手作為側面例證,就成為作者的研究策略之一︒ 此外,本書的另一大特點,或許也與臺灣學術界的特點有關,即注釋內容 非常詳細,在有些地方甚至超越了正文的篇幅,幾乎可以另起一個討論主題,如范文瀾閱讀過的《泰西新史攬要》,作者在注釋中花費了大量筆墨去介紹此書(頁42)︒在筆者看來,這樣做帶來了如下的閱讀體驗:一方面,作者憑藉極其強大的知識儲備,在相關內容處補充了研究情況,對於提升讀者對相關背景的瞭解程度,助力良多;另一方面,較長的注釋,似乎也會在某種程度上打斷讀者閱讀的連續性,使讀者分心去閱讀注釋內容,思緒有可能會有所偏移,當然本書的讀者並不僅限於中國內地,筆者提出這個問題,也僅是希望作者可以在如何平衡正文與注釋的側重點︑篇幅上,進一步思考︒ 本書也給史學界帶來了方法論上的啟示︒例如我們可以將「思想史與史學 史」擴大成「思想史與學術史」,也即「治學術史應當有思想史的關懷」,則可讓更多學人納入比較考察範圍之中︒此處所言「學術史」並非僅是傳統意義上的以「中國學術」發展作為主要脈絡的歷史,還可以囊括近代「分科治學」興起以來,以學科發展為主要內容的「學科學術史」,研究者在研究學科史時,也應當關注學人的思想,及其與時代思想背景的聯繫︒ 王鵬瑋 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電郵信箱:wpw2022@163.com doi: 10.6743/naj.202312_40(2).0009
搬運工 (2022/03/10 20:24 發表)
任虎(華東師範大學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1月12日,第10版「書品」: 范文瀾(1893-1969)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之一,其傳世之作《中國通史簡編》自1941年發行以來,先後修訂數次,發行量逾數百萬冊,譜寫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幾代人的國史記憶。關於范文瀾研究的相關論著,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較為豐富,視角主要聚焦在《中國通史簡編》發行後的影響,以及范文瀾在20世紀40年代以後的史學研究。由葉毅均撰著的《走向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路——范文瀾前傳》2020年6月出版,它以學術史、思想史、生活史相結合的視角,系統論述了范文瀾先生從早年由北京大學國學門畢業的「舊國學傳人」,到20世紀40年代成為馬克思主義「新史學宗師」的詳細過程。 為了系統回答范文瀾「為何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這一問題,作者積數載之功,搜羅海峽兩岸以及海外相關文獻資料。尤為可貴的是,為了尋求在地研究的便利,他自2017-2020年在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擔任特聘研究員期間,積極利用中國大陸電子資料資料庫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館藏等便利條件,促成該書在檔案和其他文獻資料方面的進一步補充和完善。作者不僅對范文瀾早期作品進行搜集,發掘出〈山水名勝宜有志乘說〉、毛澤東《沁園春‧雪》白話譯文等佚文,還為其他尚未發現的文本提供了詳細線索。他還利用情境還原方法,通過茅盾、張申府、傅斯年、馮友蘭、魯迅、顧頡剛、劉之惠、吳承仕等同時代人的相關經歷,側面反映出范文瀾當時具體的生活、思想和學術狀況。 全書共分為緒論、早年范文瀾、范文瀾的職業生涯、1940年以前的范文瀾、餘論五部分,分別從既往研究回顧、范文瀾家世背景和早年的學習歷程、早期的學術生涯和政治理念、20世紀30年代教書生涯的高峰和頓挫、到延安之後的學術與思想轉變等方面,嘗試還原范文瀾走向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具體過程。 書中展示的范文瀾,是一個從「煩惱」走向「快樂」的形象。作者通過史論結合的方式,使一個鮮活的傳主形象躍然紙上。范文瀾出生在一個家教甚嚴的詩書門第家庭,自幼就接受了四書五經的家庭私塾式教育,卻又因性格的好動而喜好玩樂,愛讀《三國演義》、《西遊記》等古典小說。1907年起,范文瀾在山陰就讀小學堂,此後又在浦東、杭州就讀中學堂,這期間他仍保持著貪玩和不羈的心態,並自發萌生了「憎惡滿清皇帝」的心理。1913-1917年,在就讀北大預科和中國文學門本科期間,范文瀾在沉溺於訓詁考據的同時,也受到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對社會政治現實進行了思考。20世紀20年代,他雖然仍醉心於「整理國故」,編寫《文心雕龍講疏》,但之後憤而加入國共合作中的中國共產黨,以尋求改變中國社會現狀。1927年以後,范文瀾前往北平,先後在北京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等校任教,及至全面抗戰爆發,赴河南大學任教。在此期間,他仍在國學領域耕耘,但已經受到社會史論戰的影響,這是他向唯物史觀社會史研究轉變的契機之一。同時,他不顧國民政府白色恐怖的籠罩,與中國共產黨來往密切,積極在北方的左翼文化運動中擔任重要角色。1939年底,范文瀾從中共鄂豫邊區歷經艱險來到延安,不僅創造出傳世之作《中國通史簡編》,而且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堅定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的追求。 該書的可貴之處在於對以點見面方法的運用。作者通過對既有史料和新發掘史料的考證分析,不僅勾勒出范文瀾的前半段學術生涯,更向讀者展現了一個以范文瀾為中心的中國近現代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全書集中對革命史與學術史交織的三個重要時間節點做了剖析。 第一段是1925-1927年五卅運動的爆發。曾一心沉溺於考據訓詁的范文瀾,不僅從書齋走上街頭,投入天津市民大遊行,而且認清了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區別,通過學習布哈林的《共產主義的abc》,使思想從「烏托邦」向共產主義轉變。 第二段是20世紀30年代前後北方的左翼文化運動。1929年,中國共產黨為統一文化工作,成立了直屬中宣部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在此影響下,1930-1932年,北平先後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方分盟、社會科學家聯盟北平分盟、北平教育勞動者聯盟等左翼文化團體。范文瀾是北平教育勞動者聯盟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負責聯絡和組織工作,積極營救被捕下獄的共產黨員,但也因此兩次身陷囹圄。 第三段是20世紀40年代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逐漸凝聚為一個史學共同體。這得益于延安中國共產黨自20世紀30年代後期發起的馬列主義學習運動。通過學習馬列經典著作,史家群體逐漸形成了相對統一的史學團體,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建設,以及中國通史書寫兩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績。 以上這三個節點,展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從初創逐漸走向統一壯大的過程。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之一的范文瀾不僅是先行者,而且是親歷者和見證者。范文瀾是史學工作者,也是革命者,其治史立足於革命鬥爭的現實需要,其研究過程也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並轉化為實際研究的過程。 該書的出版溝通了兩岸學術研究。一方面,就臺灣學術界而言,作者在逯耀東、潘光哲等學者基礎上,吸收了臺灣學界對以錢穆《國史大綱》為核心的中國通史研究的成果和經驗。同時也糾正了一些學人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誤解,這種實事求是的學術態度將對臺灣學界產生重要影響。另一方面,在寫作過程中,作者通過與中國大陸學界密切聯繫,在吸收中國大陸學界關於范文瀾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豐富論著基礎上,廣泛利用館藏文獻檔案和資料庫電子資料,使得該書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深度得以客觀精密。 參見:https://epaper.csstoday.net/epaper/read.do?m=i&iid=6218&eid=43233&sid=199779&idate=12_2022-01-12&fbclid=iwar2lwbdfsixdwhl4w89fjcc2wnzpwi8gjdk58dblqcl15v39zx1fgcfmm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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