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國家統一的系統演化動力：從中國視角看分裂與統一

自古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分裂的結果一定是負面的嗎？統一就擁有絕對的優勢嗎？
分分合合究竟何解？且聽本書娓娓道來──

◎國家的統一有規律嗎？
以前國家之間的互動規則主要靠實力說話，因此實力強大的周朝可以規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秦始皇可以滅六國平天下；然而從現代民族國家主權平等的角度，人們就會質疑：周王憑什麼可以分封全天下的土地並統治全天下的百姓？誰賦予秦始皇可以統一六國將其土地人口納入自己統治之下的權力？
現代國際社會不再允許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在國家不分大小主權平等的觀念下，即使具有可以對全球進行國家治理的能力，也不可能在可預見的將來出現全球統一的國家。

◎從歷史看分裂：以二戰後的英國為例
在英國案例中，蘇格蘭問題主要是民族文化差異的對立，北愛爾蘭問題
主要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宗教對立，當然在此之外還有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分配問題，這些矛盾其實是互相關聯並可以互相轉移的。
如果能有一種制度或管道，使民族文化差異或宗教信仰差異的對立可以透過另一種方式化解或轉移，國家是不必透過分裂才能解決矛盾的，這是執政者的「策」的運用。

◎從歷史看統一：以北宋為例
北宋開始發動統一戰爭後，南方各國在趙匡胤政權的威懾下無一具有抵抗宋軍堅定信念的心理基礎。各國多討好宋朝以自保，最終被各個擊破。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隋唐幾百年統一和穩定的社會環境，使大一統觀念深植於漢民族心理，在分裂割據的亂世裡，軍事力量強大的王朝往往成為一統天下的符號，多數對手聞風喪膽，會失去抵抗的勇氣和力量。

朱磊，澳洲雪梨大學訪問學者，經濟學博士。學術專著《臺灣產業與金融研究》、《臺灣財力》等，主編《投資臺灣指南》，於期刊發表學術論文二十餘篇，時政論文三百餘篇。

序言

朱磊教授新著作《國家統一的系統演化動力：複雜性思維角度下的中國國家統一戰略》即將出版。這部鴻篇巨制耗費了作者 5 年多的精力，在兩岸關係和中國統一模式研 究方面具有甚高的理論價值。第一，首次運用複雜性思維研究國家統一政策，提出人類 社會複雜巨系統的三個層次，認為按照系統演化規律採取內部邏輯自洽的組合政策，可 以順應發展規律推動系統自動向國家統一方向演化。第二，首次從政權角度運用計量方 法評估當前兩岸形勢及需要採取的對台方略。第三，書中運用同一個分析范式，創新性 地選取了古今中外 22 個國家統一與分裂的案例進行比較分析。第四，從國際格局變動 的角度，以更大時間跨度和更大空間縱深重新審視中共中央對台方略並提出建議。
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相隔台灣海峽形成的兩岸關係，是中國大歷史進程中一個特定 歷史時期國家尚未完全統一內戰狀態下的遺留問題；也是 19 世紀西方殖民主義和 20 世 紀列強帝國主義欺辱、侵略中華民族的唯一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20 世紀 50 年代至 70 年代，在世界範圍內美蘇冷戰背景之下，兩岸關係和台灣問題幾乎完全籠罩在全球兩大陣營的軍事對峙和意識形態對抗之下。這一領域的學術研究幾乎完全被現實對立狀態下 的政治、軍事、外交、輿論的應激行動所左右，容不得客觀冷靜理性系統的邏輯化分析 研究，更談不上系統的理論構建。1979 年 1 月，中國大陸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 放政策確立，中美建交，大陸人大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確定和平統一大政 方針。這一我稱之為「三位一體」的戰略，使中國大陸重新開啟了自鴉片戰爭以來，艱難「變法圖強」的現代化進程。兩岸關係和台灣問題研究，迎來了如同其他領域一樣的「學術春天」。到 80 年代末，台灣問題和中國統一模式研究儼然成為顯學，一大批學人 的文章著作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理論構想、觀點建議精彩紛呈，為推進兩岸關係緩和、 雙方建立事務性商談和授權政策性對話機制，直至達成「九二共識」發揮了理論指導和 觀念引領的作用。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發表了《台灣社會的三階段變遷論》、《論現代化進程中兩岸 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論四十年來台灣知識份子的精神歷程》、《轉型期的台灣政治》、《對中國統一和兩岸關係法理的系統研究》、《對一個中國內涵論述的理論思考》 等論文和著作，算是參與到這一歷史時期的對台工作的理論構建當中，不過是「滄海一粟」。尤其是從 1985 年開始有幸先後在楊斯德、汪道涵先生帶領下，直接參與了推動兩岸關係進程的政策制定、理論研究與實務實踐，為兩岸關係發展留下了歷史見證和理論 思維的註腳。1997 年 11 月汪道涵先生在會見台灣新同盟會會長許歷農時發表的有關中 國統一的新見解，是那一時期推進中國統一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產物，至今仍然閃耀 著實事求是和尊重歷史的理論光芒。「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 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領土是不可分割的，台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 年了，和平統一方針與改革開放相伴，是「三位一體」戰 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最符合國家和民族整體利益。堅持 兩岸共同尊崇一個中國與統一的目標，是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 證。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 周年紀念會上講話中指出的：「真誠 希望所有台灣同胞，像珍視自己的眼睛一樣珍視和平，像追求人生的幸福一樣追求統 一，積極參與到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正義事業中來。」
我與朱磊教授有二十年的交情了，初次結識時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的 青年學者，學通中西，才華橫溢，博學慎思，視野寬廣，一直是兩岸關係和台灣問題研 究領域的新銳。學術交往中我們除了討論兩岸關係、台灣問題，不時還有些詩詞唱和， 沿襲著中國傳統文人情懷和君子之交的風雅。長期以來，我們在研究中也形成了一個共 識，就是兩岸關係和統一模式理論建構中必須要解決三大難題：一是政治變化、政策調 整與歷史進程中規律把握、理論建構的關係；二是大陸內部發展、台灣政治變遷和國際 因素影響這三大變數的相互關係；三是歷史事件、現實發展和未來趨勢在理論建構中不 間斷的邏輯自洽對提出對策建議的挑戰。這部著作無疑是為解決這三大難題的一次很好 的嘗試。期待著朱磊教授有更多的開拓性大作問世。是為序。

編者

序言
導論
國家統一的動力
規模與規則
動力與方式
複雜性思維
獨特的角度
第一章
複雜性思維與國家演化
第一節　複雜性思維
一、系統性
二、複雜性
三、自組織性
四、非線性
五、不確定性
第二節　國家演化
一、國家
二、權益.
三、政權.
四、相變
五、政策

第二章
當代世界案例
第一節　戰後追求國家統一的案例
一、德國
二、越南
三、葉門
四、坦尚尼亞
五、朝鮮第二節　戰後謀求分離或獨立的案例
一、英國
二、俄羅斯
三、加拿大
四、衣索比亞
五、印巴

第三章
中國古代案例
第一節　長江南北追求國家統一的案例
一、西晉
二、前秦
三、隋朝
四、北宋
五、金朝
六、元朝
第二節　中國邊疆地區統一與分裂的鬥爭案例
一、青藏
二、新疆
三、台灣
第三節　中國周邊國家與中國統一與分裂的案例
一、朝鮮
二、越南
三、蒙古

第四章
台灣問題的複雜性思維
第一節　以複雜性思維審視台灣問題
一、台灣問題
二、線性思維
三、非線性思維
第二節　中外關係發展現狀
一、中美關係
二、中俄關係
三、中日關係
四、其他國際關係
第三節　兩岸關係發展現狀
一、政治經濟

第三章中國古代案例
本章選取中國古代與近代的 12 個追求國家統一或分裂的案例，既有成功案例也有失敗案例，這些案例的演化結果，也都離不開勢、力、策三要素的影響。

第一節 長江南北追求國家統一的案例

一、西晉
東漢末年，從黃巾起義（184 年）到赤壁之戰（208 年）的 24 年，大體形成了以曹操、劉備、孫權為代表的三個主要勢力集團，後來分別建立了魏（220 年）、蜀（221年）、吳（222 年）三個政權，延續了 426 年的漢朝分裂為三個國家。40 多年後實力最弱的蜀國被魏國消滅（263 年）。魏國隨後禍起蕭牆，內部政權更迭，由司馬氏建晉。晉國滅亡吳國最終完成國家統一（280 年），史稱西晉。由於政治形勢、軟硬實力、策略運用不同，國家統一沒有在曹操統一北方後立即實現，而是由曹魏的繼承者⸺司馬　氏建立的西晉政權完成。
政治形勢方面，赤壁之戰前曹操已經統一北方大部分地區，並且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優勢，對孫權的江東集團形成巨大的震懾，從總體政治形勢上看是非常有利的。曹操未能畢其功於一役實現國家統一，雖然策略運用出現較多失誤，但在「勢」與「力」兩方面還是與西晉統一東吳的情況有較大差別。曹操滅袁紹、擊烏桓、降荊州，然後大兵壓境勸降孫權，雖然形勢有利，但當時還有劉備、劉表、張魯、馬騰等軍事集團存在，曹操集團在與孫權集團較量時受到的阻撓和掣肘比西晉伐吳時要大很多。西晉伐吳時中原基本統一，蜀漢政權投降後長江上游已被西晉控制，西晉政權可以全力以赴完成對吳作戰。政權核心也發生重要變化，曹操當時面對的是戰略清晰、善於用人的孫
權；西晉伐吳時司馬炎的對手孫皓卻殘暴無道，君臣離心離德，自失民心。
硬實力方面，西晉政權在完成國家統一時具備明顯的實力優勢。首先是晉伐吳時江北人才明顯多於江南人才。赤壁之戰孫劉聯軍得以取勝、三國鼎立最終形成的重要原114國家統一的系統演化動力 因之一是當時曹孫劉三大集團的人才均勢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東漢豪強地主集團分為士族地主集團和庶族地主集團兩個階層。士族地主集團多謀士，庶族地主集團多武將。曹操、孫權、劉備三家都是庶族地主集團，憑借個人的政治魅力和用人路線，收羅眾多庶族戰將，又得到出色士族謀士的支持，所以在赤壁之戰中各有出色人才，江北政權對江南政權的人才優勢不大。但到了晉伐吳時，江北人才儲備充足，而江南在孫皓的統治下少有人才施展的空間。良臣稀少，將士疲弱，陸遜死後已沒有能與晉軍對抗的出色將領。體制相似的情形下，君主賢明程度決定人才聚散。
其次是軍事實力方面，晉勝於吳，較之赤壁之戰時更具優勢。晉、吳軍隊數量分別是 50 萬和 23 萬，最後進行統一戰爭時晉國動員了 20 餘萬軍隊包圍南京，與吳軍的數量比例基本上是 1 ∶ 1。雖然吳軍數量也不少，水陸兩軍各在 10 萬以上，且水軍龐大，艦船 5000 餘艘，有可以容納上百匹馬的大船，但晉國憑藉雄厚的經濟實力迅速建造大型船隊，抵消了東吳水軍的優勢。晉軍大船可容納 2000 人，能跑馬。晉軍在長江上游巴蜀地區造戰船時砍削下的木片，遮蔽江面，長達 7 年，這使晉軍已經有了一支足以與東吳抗衡的強大水師。赤壁之戰時，曹軍對孫劉聯軍雖然有更大的數量優勢，但西晉已有自己的水軍，且養精蓄銳已久，而曹操當時只能靠剛剛投降的荊州水軍伐吳，軍心穩定程度和忠誠度都不夠，遇亂則潰。戰爭中，人心之向背與士氣高低往往是勝負的決定性因素。
最後是經濟實力，晉對吳的優勢超過三國時期曹魏的優勢。三國時期，魏國人口440 萬，吳國人口 240 萬，蜀國人口僅 90 萬。赤壁之戰前，中原地區戰亂頻繁，對經濟破壞嚴重，《三國志》載「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加之龐大的養兵開支，曹魏財政緊張，經濟優勢不明顯。後來魏晉政權對農業問題極為重視，大興農田水利，拓展軍隊屯田，為後來的滅吳戰爭提供了
堅實的物質基礎。晉伐吳時，晉國土地面積是吳國的 3 倍（晉約 700 萬平方公里，吳約 240 萬平方公里），人口是吳國的 6 倍（分別約為 1360 萬和 230 萬人）。晉國的田租高出以前曹魏一倍，絹、綿稅收高出一半，吳國也將稅收提高一倍，糧食納稅十取四五。但晉國統治下的北方地區生產工具和耕作栽培技術繼承了漢代的成就並有重大創新與發展，農業生產恢復較快，而吳國所統治的嶺南地區開發程度非常低，人口稀少，生產水準也遠遠落後於中原地區，其經濟力量並不足以與晉國抗衡，在軍備競賽中日益暴露出經濟上的不足。東吳宰相陸凱向孫皓指出：「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蓄」，可見東吳經濟孱弱。晉對吳的經濟實力優勢已經相當明顯。
策略運用方面，晉國統一吳國策略與時機選擇正確，準備工作充分，用人得當，軍事指揮有方，成為統一成功的重要條件。相較而言，曹操發動赤壁之戰的時機和策略都
有問題。赤壁之戰時曹操是在連續征戰、士卒疲敝的狀態下與東吳開戰的，當時謀士賈詡提出了安民休軍的建議，認為可「不勞眾」而可使「江東稽服」。曹操不從其議，「軍遂無利」。而孫、劉集團的抵抗策略事後來看判斷準確。謀士魯肅早對孫權說：「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　，此帝王之資也。」孫權本欲按魯肅設想先沿長江發展，競長江所極與北方曹操爭奪天下，但荊襄投降使曹操突然佔領長江中游，強敵當前，孫權改變策略，借荊州給劉備，是極其明智的戰略抉擇。劉備集團則看到聯吳破曹的機會，諸葛亮遊說孫權時準確預測到：「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當發動戰爭的　時機不成熟時，戰爭結果有較大不確定性。
晉滅吳的統一戰爭因準備充分，條件也較赤壁之戰時成熟許多。從晉武帝司馬炎與羊祜密謀伐吳開始，到發動統一戰爭，西晉準備了 11 年的時間。期間晉朝多數大臣反對伐吳，而羊祜、杜預、張華、王濬等則力勸晉武帝下決心伐吳，完成統一。王濬以「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等理由勸說晉武帝伐吳。從後來的滅吳戰爭進程來看，羊祜等人的判斷是正確的和及時的。晉滅吳的戰爭規劃也比曹操
清晰。曹操在赤壁之戰時，雖也兵分水陸兩路，以江上水軍為前鋒，以北岸步騎重兵為接應的戰略部署，事後又部署了江陵、當陽、襄陽等地的守衛工作，然後北還，但多為隨機應變之舉，不似晉軍出兵前的縝密規劃。羊祜在《平吳疏》中指出，滅吳戰爭要多路進兵、水陸俱下，從長江上游、中游、下游同時發起進攻。同時還要用旗鼓來迷惑敵人，用各種方法造成敵人的錯覺，分散吳軍兵力。趁其慌亂以益州（四川）和荊州（兩湖）的奇兵乘虛而入。一旦晉軍佔據長江，吳軍只能退保城池，放棄水戰，如此則必敗無疑。這是一份科學的消滅吳國的軍事戰略規劃，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羊祜在荊州的軍事實踐中對伐吳的策略有了新認識，認為伐吳最好的辦法是從長江上游的巴蜀出兵，順江而下，一舉滅吳。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視為赤壁之戰的失敗給予後人成功的教訓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