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行的文化

序 文化的自白

中國遠古神話皆緣於文化，人類與萬物最大區別就在於文化，沒有文化的人類還是舊石器時代的原始人，人類進步的標誌是文化的啟蒙。盤古開天是盤古開文化，女媧補天，補的正是文化。一萬五千年前在法國拉斯科山洞發現了舊石器時代的洞穴壁畫，讓人瞠目結舌的是壁畫上竟然畫著一匹“中國馬”，即使在中國，也是到了西周初年才有了“中國馬”；而在二萬至三萬年前的中國寧夏大麥地岩畫中，竟然有一幅清晰的“太陽神”巨畫，和南美洲瑪雅文化中的“太陽神”幾乎一模一樣。

近年在墨西哥瑪雅金字塔下面第一次發現了大量水銀，根據瑪雅人咒語的圖解，那是代表另一個世界中的大海、湖泊和河流。而在中國秦始皇陵下也發現大量的水銀，那些水銀同樣代表著湖海河流。

古埃及的金字塔有說不盡的神秘，許多不解之謎已遠非科學能解釋，只能問計於文化。比如古埃及法老的詛咒，在打開圖坦卡蒙墓室時，發現有幾句詛咒銘文：“誰打擾了法老的安眠，死神將張開翅膀降臨他的頭上。”“任何懷有不純之心進這墳墓的，我要像扼一隻鳥兒一樣扼住他的脖子。”從此也拉開了金字塔闖入者必死之謎的序幕，哪管你是辯證唯物主義論的無所畏懼者，還是藐視一切的科學學者。

在金字塔中發現的鮮花種子，四千年後依然能開花且鮮美不敗，數千年不腐不爛。中國考古界有句近乎定論的“行規”：“乾千年，濕萬年，不濕不乾就半年。”埃及金字塔內正處於不濕不乾的環境，卻四千年不變。考古科學家曾在其中發現一隻死去的貓，令所有科學家迷茫不解的是，貓屍竟然不腐不爛，竟然變成木乃伊。

在古埃及的帝王谷考古挖掘中發現，隧道上殘留的壁畫上的日月星辰竟然和中國西漢彩棺頂上畫的陰間世界的天空幾乎如出一轍，是大自然的驅使？還是文化的使然？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講過一句名言：“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克勞塞維茨不懂文化，他不知道戰爭也是文化傳播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公元前 3 世紀，亞歷山大率數十萬馬其頓大軍征服了波斯、埃及、小亞細亞、兩河流域直到印度，這次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戰爭，直接促進了三大洲的貿易交流、人員交流和文化交流。古希臘文化、古羅馬文化、古埃及文化、兩河文化、古波斯文化、古地中海文化，潤物無聲地滋潤著古印度文化，印度文化開啟了繁榮發展的歷程。印度文化的多元化與這次戰爭引起的文化融合有極大關係，印度是亞洲文化最早開放和遠行的國家。

中國先秦文化也受文化遠行影響？秦統一六國後，收天下兵器在咸陽鑄 12 個巨大的“金人”立在咸陽宮兩側，公元前的金屬雕塑始於中國？據說匈奴使者到秦朝覲見，看見“翁仲”，巨大的石雕人像雕得活靈活現，讓匈奴的使者生畏，以為是泰國的勇士和將軍，再也不敢侵犯中國。公元前中國的石雕竟然能雕刻得如此逼真，以假亂真，那是在米開朗基羅的《大衛》誕生前一千五百年前，難道中國人像的美術雕塑不是由印度的犍陀羅傳進的？不是那次亞歷山大大軍帶來的文化遠行？

中國文化的遠行，還是借重於“戰爭”，西漢張騫通西域就是為了“戰爭”扼制和戰勝匈奴，引來西域文化、兩河文化、羅馬文化的百川匯流。西漢彷彿是片窪地，中國文化開始多元化和真正的“百花齊放”，是到“五胡亂華”時代。就文化而言，實際一定程度上是“五胡濟華”，像胡笳、胡琴、胡板、胡鼓，即使是胡說、胡畫、胡言亂語、胡說八道，那也恰恰是“五胡”的語言、五胡的文字，那種“胡言”、“胡說”，極可能是“五胡”時代的民族語言，“亂語”是因為民族的融合使不同語言混雜，“八道”恰恰是胡地民族文字的形成，像以後西夏党項族的語言、圖騰，很可惜它們都殘酷地消逝了。“五胡”時代使中國文化更加包容，更加複雜，更趨多樣性，且看秦觀倚“胡床”：“攜杖來追柳外涼，畫橋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參差起，風定池蓮自在香。”（《納涼》）再比如說北魏時代，可以說是中國文化極大繁榮、極大豐富、極大融合的黃金時期，當你走進敦煌石窟、雲岡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克孜爾石窟，你就會恍然大悟，這是世界文化、歷史文化、宗教文化、遠行的文化。

西戎、東夷、南蠻、北狄，無處不文化；朱雀、玄武、青龍、白虎，皆文化結晶。唐之盛，還在於其為遠來文化之厚土，文化遠行之源頭。唐之都首先是文化之都。

遠行的文化留下多少撲朔迷離的文化懸念，它竟然是現代科學解釋不了的“文化密碼”。科學家雖然能解開“狹義的相對論”和“廣義的相對論”，能解開宇宙間的“黑洞現象”和“黑洞理論”，但他們至今也解釋不了英國的“巨石陣”和智利復活節島上的石像謎。他們因何而來？為何而立？是祈禱還是詛咒？是企望還是恐懼？是紀念還是彰顯？是凱旋還是出征？是天國還是地獄？離大陸 3000 多公里，數十噸重，皆為無腿無腳之“翁仲”，其詭秘只有天問。那英國的巨石陣， 180 塊巨石，一塊重達幾十噸。卻極像中國東漢三國時期的八卦陣，難道那是一種文化的感應？它比牛頓的“三大定律”還要複雜難解。

美國芝加哥市政中心前廣場上有座極雄偉壯觀的鋼鐵雕塑，是藝術大師畢加索的大作。其乃“摩天雕塑”，光鋼鐵就用了 160 噸，足有五層樓那麼高，據說其名曰：裸女。但凡來過芝加哥的人，無論科學家、文學家、美術家、雕塑家、醫學家、生理學家，沒有人能看懂，在任何一個角度看都不盡相同，像花、像鳥、像獸、像風、像雲、像山、像神、像妖，唯獨不像人，更不像女人。愛因斯坦能證明時間可以拐彎，但或許他說不明白這是什麼。文化的怪異荒誕常常與文化的深奧和不可理喻相輔相成，有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有一萬個兵馬俑就有一萬

個不同的秦朝戰士。而一道數學題，恆有一解。

捷克首都布拉格伏爾塔瓦河畔卡夫卡博物館門前的廣場中心是兩個“爺們”面對面“呲尿”，很多人都難以理解，卡夫卡是現代派文學的鼻祖，難道只有這座文化雕塑才能代表卡夫卡的心情？卡夫卡說，他也不懂，但那就是文化。

文化遠行的“解鈴人”

不能忘記讓中國文化遠行、走向世界的四位“解鈴人”， 20 世紀使中國古代文化遠行的第一位“解鈴人”是北大著名教授辜鴻銘。

辜先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將《論語》、《中庸》翻譯成英文的先行者，並用英文寫了一本《中國人的精神》於 1915 年在國外出版，成為外國學者了解中國的必修書。認識中國人，先看《中國人的精神》。這本書在國外影響很大，沒有圖書館沒有這本書的，沒有書店不出售這本書的。辜鴻銘是文化遠行的使者。他精通九國文字，在北大用英語講授英國文學，用拉丁語開設拉丁文學課，用古希臘語講授古希臘詩歌，捨其北大再無他人。英國著名作家對辜先生進行了採訪，徹底感慨，連聲稱其為“德高望重”的哲學家，希望他能在歐洲開設哲學、戲劇、文學和歷史課。德國大學成立了“辜鴻銘研究會”，在中國學者中他是唯一。辜鴻銘號稱“四洋”教授：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娶在東洋，仕在北洋。許多外國人到北京有“兩必訪”：訪問故宮紫禁城，訪問辜鴻銘教授。

第二位便是中國雙語作家熊式一。 1934 年，熊先生的第一個英文劇本《王寶釧》在英國出版，引起轟動，同年搬上英國舞台，劇院爭演，群眾爭看，好評如潮，形成“中國文化熱”，甚至一直熱到美國。有評論道，茶餘酒後，萬眾爭說《王寶釧》，連續三年演出 900 多場，可謂空前絕後。在美國上演時，紐約街頭上的廣告隨處可見，看此劇成為社會時髦。後熊式一又把《西廂記》翻譯成英文，得到蕭伯納的好評，多次推薦此劇。 1943 年，熊先生出版英文小說《天橋》，又形成“中國文學熱”、“中國文化旋風”；這是一部以辛亥革命為背景的社會小說，介紹中國社會、中國風俗、中國文化。一年之內竟然重印 5 次，並且很快被翻譯成 7 種歐洲文字，暢銷歐美。讓中國文化如此遠行，熊先生當歷史留名。

第三位先生當推林語堂。清華、北大、廈大教授，南洋大學校長，曾兩度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翻譯出版了《孔子集語》、《老子》等，還編輯出版了《當代漢英詞典》，用英文撰寫了大量散文、隨筆，在美國產生了巨大影響，美國一些學校把林先生的著作開為必修課。美國著名作家、教育家安德森這樣評價他：“他一生融匯了東西方的智慧，只要把他的書讀上數頁，你就會覺得在與一位高人雅士促膝談心，他的作品機智優美，巧慧閒適，不論涉及人生任何方面莫不如此。”

第四位是楊憲益先生。楊先生從 20 世紀 30 年代開始，致力於中國文化遠行，將中國優秀的文化典籍翻譯到世界。他與其英籍夫人戴乃迭夫妻合作，聯袂翻譯了上百種中國文化經典著作，尤其是他們的譯文準確、生動、典雅，從先秦文學一直到中國現代、當代文學，跨度之大、數量之多、品質之高、影響之廣，堪稱奇跡，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豎起了一塊豐碑。

助力於中國文化遠行的還有四位“洋學者”。

中國通，必須是中國文化通。文化不通，九竅俱塞；文化通，方得一通百通，耳聰目明。李希霍芬是也。

李希霍芬是位德國天才，他在德國曾任波恩大學、萊比錫大學和柏林大學的教授，曾任柏林大學校長，是世界公認的地理學、地質學的權威。他是 1868 年 9 月來到中國的，他認為中國地大物博，沒有勘察過中國的地理學、地質學，不能稱為“權威”。他五年跑遍當時中國 18 個行政省中的 13 個，行程 5 萬里，被稱為“李希霍芬長征”，寫下一本影響極大的書《中國》。他在《中國》中第一次提出了“絲綢之路”，從西漢張騫通西域開通了這條貿易文化之路，竟然無人能命名，無人敢命名。孔子云：名不正，言不順，言不順，事不成。直到李希霍芬在 1877 年才冠之“絲綢之路”，既是一條貿易之路，亦為一條文化之途；“絲綢之路”起得何等好、何等亮、何等美，等了足足 1902 年。非大智百通之士不可為，李希霍芬不但有學問，而且有文化，有中國文化。“絲綢之路”光耀千秋。

第二位是瑞典的科學家、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安特生。安特生是民國政府特聘的礦產勘探技術顧問，此處不講在其帶領和努力下在河北發現了一座大型煤礦和鐵礦，當時的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曾專門接見，專講他在文化遠行上的“解鈴”處。

1917 年，安特生在勘探地礦時發現北京周口店的“雞骨山”。他鑒定那不是老百姓說的“雞骨”，而是大批嚙齒類動物的骨化石和石英碎片，他甚至發掘出一枚古人類的牙齒，安特生斷言：“我感到人類的祖先就睡在這裏，就在我的腳下。”從此揭開了周口店北京猿人的發掘考古活動。人類祖先可能要感激安特生。安特生的論文讓世界震驚。

1918 年，安特生在河南澠池縣北部一個偏僻的農村發現大量彩陶器，其中一些彩陶上繪滿各種圖案，雖然那些神秘的圖案當時還看不明白，但安特生考察研究認為，他們是出自距今約 7000 年至 5000 年的人類古文化的殘存，它們是那個時代的文化密碼、文化標誌、文化印證，是那個時代的斷代文化。華夏文化是一條歷史長河，何時何處斷代是門大學問，也是對一個民族的考試，比如此後對夏、商、周的斷代。史前和史後文化的斷代是項大工程，本應由中國人完成，但沒想到是由這位瑞典人安特生不避艱辛苦難，將其命名為仰韶文化，因為最初發現彩陶的小村莊其名為仰韶村。仰韶文化是一個時代的代表，安特生因此有一個赫然壯哉的稱呼：“仰韶文化之父”。“仰韶文化”把中國考古文化作了一個新的定性，為中國考古文化研究開闢了一個嶄新的領域，它甚至像一個定理，把許多中國考古文化明確起來，證明了它的文化年代、時代的年譜。以後出現了齊家文化、馬家窯文化、紅山文化、龍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仰韶文化”是那個時代的文化解碼。安特生是彩陶考古的文化定格者、拓荒的先行人。

第三位是英國人李約瑟。

李約瑟是天才，也是鬼才。世上人皆稱漢語最難學。李約瑟 37 歲才開始學習中文，說他是鬼才是因為他一上手就學習中國的古漢語，讀的第一課是《論語》、《詩經》，修的第一門功課是《管子》，合上書就能登台演講，現場答疑。現在大學一年級的文科學生未必能達到他的水準。李約瑟下工夫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能同時翻閱查看幾本中國古代歷史原裝書，自查自譯，不但驚倒英國的大學漢學教授，也著實讓北京大學的教授吃驚。

他的著作等身，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是他的《中國科學與文明》講中國古代文化，在世界上影響甚大，是西方了解中國文化、科技、社會的必修書和“敲門磚”。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填補了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上的空白，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

李約瑟對中國的文明、文化，對中國歷史，對中國科學，對中國人的智慧和才學的最大貢獻，是他總結並向世界提出了“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使中國古代文化遠行，行走世界有了強勁的推動力。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世界沒有總結，我們自己沒有總結，只有馬克思曾經提出世界古代的“三大發明”即指南針、火藥、造紙術，但馬克思沒有明確是中國的古代發明，因為馬克思沒能來中國，他當時缺少科學和文化的依據。馬克思不懂中文，更不懂中國的古漢語、古文言文。而真正能懂那些中國古綫裝書上詰屈聱牙的古文言文的，又真正懂得古代科學技術的，似乎非此鬼才莫屬。中國文化之遠行，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他。

第四位傳奇似的人物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他 25 歲來到中國，那時的中國正是積貧、積弱、積困、積難的時刻，李提摩太來到中國“插隊”，一“插”就是 45年，幾乎跑遍了中國，整整接受了 45 年中國文化、中國社會的“再教育”。言其傳奇，因其著迷執著於中國；言其接受“再教育”，因其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師，無所不學。他自己傳教基督教，但對儒教、道教、佛教誠心受教，刻苦鑽研，深入城鄉，潛在江湖，既敢深入到餓殍遍野的災區，又敢登堂入朝見一品大員；他的確在苦苦尋求救中國的良醫妙方，中國怎樣才能脫貧致強致富？中國社會向何處去？中國文化又向何處發展？ 45 年如一日，心甘情願無怨無悔地“插一輩子隊”，幾乎無時無日不在為一個又窮又弱、幾乎國將不國的中國操心，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啊！

李提摩太曾經不止一次地和李鴻章探討救國之路；與張之洞對策是實業救國還是教育救國；與左宗棠討論先強軍還是先教育；與袁世凱議論是為軍隊辦學校還是為孩子辦教育；與孫中山討教救國之路，是發動暴力革命，還是走教育救國之路。

李提摩太響亮地向中國提出教育救國，只此一路，豈有他哉？他提出了著名的“種子論”。李提摩太的教育救國思想至今仍未過時，坦率地講，至今我們仍然沒能完全詮釋這道大題，做好這道大題。時代愈發展，文化愈遠行，科學技術愈發達，教育唯大唯上唯重甚至唯一的思想就會愈重，“種子論”光芒萬丈。

1882 年李提摩太第一次當面向李鴻章提出“種子論”的教育思想。他認為清王朝積貧積弱，貧在教育上，弱在育人上，要強國興國，教育為本，育人唯一，“八股文”的教育腐朽無用，新式教育必須從“種子”抓起。從“種子”抓起才是根本。李提摩太向李鴻章提出政府應該拿出一百萬兩白銀，即“種子”錢，辦新式學校，開設全新教程，聘請新式老師。李鴻章說國家真的拿不出那麼多錢！李提摩太提出了他著名的“種子論”，他說那一百萬兩白銀是“種子”錢，春天一粒種子，秋後百顆糧食，種下種子，就有希望，種子錢必須得花，割肉賣血都得花，這個道理，中堂不會不懂吧？李提摩太問的是真理，李鴻章答的也是真理。李中堂問：從種到收需要多少年？李提摩太說要二十年。李鴻章苦笑著說，我們恐怕等不及從種到收了。悽悽慘慘戚戚，李鴻章等不及種子生根、開花、結果。

誰都沒有想到，這筆“種子”的經費和“種子”的播種竟然都與義和團有關。

義和團運動引發了八國聯軍的侵華戰爭，導致“辛丑合約”，清政府被迫做出“庚子賠款”。李提摩太首先遊說英國政府把庚子賠款中賠給英國的錢，拿出一部分在中國辦教育，育“種子”，在中國建立一所全新的大學，這就是山西大學堂。山西大學堂不設八股文教育，設立物理、數學、機械等理工學科，完全模仿英國的大學，從課程到課目，煥然全新，絕無“三味書屋”，全新“洋為中用”。繼英國以後，美國等也緊跟其後。一些全新大學紛紛開辦，一直影響到今天。“開門辦學”直接導致了“出國留學”，那些“顆粒飽滿，天資優質”的“種子”得以直接出國留學。這批優秀的“種子”，都成長為國家的棟樑之才，中國的“導彈之父”、“火箭之父”、“原子彈之父”等等都是從這批“種子”中開花結果的。李提摩太的“種子論”對中

國教育是個里程碑式的建設。坦率地講，李提摩太“種子論”到今天仍然有著嚴峻的現實意義，“種子”怎麼種？怎麼育？怎麼讓其開花結果？怎麼讓它生長成棟樑之才？直到今天仍然待解、難解，李提摩太的偉大也在於他提出的“種子論”至今仍然是我們民族的難題。

大院文化始末

大院文化是流星文化，耀眼而短暫。

大院文化是讓人唱紅的，一幫高幹子弟在大院中折騰得翻天覆地，風生水起。大院文化似乎是“紅色文化”，《夢從這裏升起》、《陽光燦爛的日子》，其實那是一種海市蜃樓的虛假倒影。在 20 世紀 60 年代初，住在新華社大院中的高幹充其量不過三四戶，和新華社大院頭尾相銜的海、空軍大院，將軍級的高幹加起來也不過十幾位；真正的高級幹部住在胡同裏的四合院，沒有住大院的。倒是高幹子弟集中的幾所中學折騰得山呼海嘯的，北京大院中真正有文化的，是灰色大院文化。

形象地說，文化就像水，有水則靈、則秀；無水則枯、則亡；“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老子言：上善若水。老子在講文化。滴水穿石，水擊三千里；莊子言之：覆載萬物，洋洋乎大哉。非文化無敢為水。有漩渦就有靜流，外面的世界是“紅色的海洋”，灰色大院中的文化卻靜水流深，真水無香。

大院外“紅色海洋”雲水怒，在大院中卻是暴風雨中的漩渦中心，除去偶爾有抄家抓人的造反派，那也是雨過風停。院裏的大部分孩子漸漸學會從驚慌失措、心驚肉跳的革命衝擊中冷靜下來，沉澱下來，因為他們不屬於“紅色風暴”中的水珠。他們也不願、不敢去學校，因為學校才是紅衛兵折騰的舞台，有些人兇神惡煞似的，一回到生他養他的大院裏，竟然有“立地成佛”的表現，文化似水，水能滅火。我們這些大院中的孩子絕大部分出身於“職員”即知識分子或一般幹部，既夠不上“上綱”，也拉不到“上綫”，百無聊賴，似乎是在無奈中被動地選擇了讀書，打發時光。“跳出三界外，不在運動中。”找個背靜旮旯的地方讀書。

讀書逐漸形成了一個一個小圈子，像水流形成的一個個漩渦，讀書的沙龍，讀書的聚會，相互借書、換書、淘書，甚至抄書。很多名著都是那個時代讀的，像老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復活》、《安娜．卡列尼娜》，小托爾斯泰的《苦難歷程》，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罪與罰》，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雨果的《笑面人》、《巴黎聖母院》、《悲慘世界》，羅曼．羅蘭的、莎士比亞的、莫泊桑的、馬克．吐溫的、傑克．倫敦的、狄更斯的、茨威格的、海明威的 ⋯⋯ 說一句誑語，一生讀的外國名著，有一

半都是那個時期讀的，讀得還十分下功夫，挑燈夜讀，白天能連續看十個小時，六百多頁的長篇小說能一天一夜看完，關鍵是看完還得能“侃”，“侃”出情節，“侃”出心得體會，這樣讀書圈裏的人才肯把書傳給你，因為那個時候借書都有嚴格的期限，越是“禁書”期限越緊，因為後面排著一大隊人，都眼巴巴地等著你看完。在讀書圈裏借書、換書也是有潛規則的，“禁”的級別越高，批判得越猛烈，價值越大，“份”越高，比如蕭洛霍夫的著作《一個人的遭遇》比《靜靜的頓河》還走俏，還吃香，一些書幾乎不分晝夜地轉，沒有一分一秒能空置，因為後面排著長長的候讀人。

記得我曾和我們大院對面的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宿舍大院的鄭教授的兒子冒著嚴寒騎自行車，從白家莊一直蹬到北京大學宿舍，就為借回一本《十日談》，書還沒拿到，已有十幾個排隊等閱的人不停地催問，因為薄迦丘的《十日談》當時是有名的“黃書”，我們也是拿《紅與黑》和《基督山恩仇記》二換一的，換期也不過二十天。當時雖然沒看過《十日談》，但讀書圈裏早有“先行人”介紹、顯擺，說全書最經典的是第三天的談，講的故事是赤裸裸的性愛、性交、性道德，絕對火辣誘人。《十日談》講的是七位小姐和三位男青年為躲避瘟疫在鄉間的別墅裏講各自的故事。我們拿到書以後，找個背風的地方，急不可待地翻開書，果然，那本書翻得最髒最破的真的就是第三天的部分。我們相視而笑，那就是那時的青春衝動。

隨著“文革”運動的發展，“逍遙派”文化圈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大學生也逐漸走入我們中學生的讀書圈子裏。最使我感到震驚和難忘的是有位大學生在我們面前竟然用英語全文背誦美國總統林肯長達十三分鐘的《葛底斯堡演講》，鎮得我們這幫中學生瞠目結舌，方知是林肯那位長得怪模怪樣的短命總統提出要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隨著大學生的融進，傳閱書的種類也讓我們耳目一新。一些哲學、經濟學的書籍傳進來，包括黑格爾的、克魯泡特金的、康德、雅斯貝爾斯、弗洛伊德等等，像托馬斯．莫爾的名著《烏托邦》就是那時讀的，我數十年也只在那個時期讀過一次，卻一直能理解、能記憶。讀書要下功夫，還要早下功夫。

由於這群沉澱下來的大院兒的孩子們，沒有資格“破四舊”、“鬥批改”、“大串聯”，他們的文化圈子就抱得更緊，後來因為許多“老紅衛兵”漸漸也厭倦了“階級鬥爭”、“派性鬥爭”轉而回歸文化、回歸逍遙，大院文化出現了空前繁榮。除了讀書圈，相繼出現打球圈，且分為打乒乓球、打籃球、踢足球；出現了下棋派，且細分為圍棋、中國象棋、國際象棋、軍棋；打牌圈也分為爭上游和拱豬、打橋牌。最讓我驚訝和難忘的是幾個大院的孩子以大院為單位，在北京女四中禮堂一下子擺開20 桌圍棋，進行大院與大院的對抗賽，真讓人大開眼界。在煤炭部籃球場舉行大院之間的錦標賽，印象最深刻的是賽場實行一主兩副三名裁判制，一名主裁判是抽籤

協商的，兩名副裁是一邊大院出一個，以示公平。誰能想到，這些大院的中學生竟然比國際公認的三裁判制整整早了 40 年。大院裏有文化。

大院內部舉行乒乓球賽、撲克賽，玩得不亦樂乎，忘乎所以。記得我們大院有兩個創舉，一是彈球比賽，彈玻璃球，三場定乾坤。第一場是“打漁殺家”，名字都起得十分文化，在地上劃一個寬 40 公分，長 60 公分的方框，中間分兩排放上玻璃球，在離方框七八米遠的地方劃一條橫綫，按排好的順序用手彈玻璃球，把方框內的玻璃球擊出方框。第二場叫進洞，先挖好五個洞，按梅花瓣排列，也是從遠處橫綫處彈玻璃球，誰彈進去的多，多者為勝。第三場叫“放馬追鷹”，就是逐對追射，誰先射中誰為勝，一個大院的孩子叫起號來，啦啦隊的喊聲一丁點不比遊行示威大批判小。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才發現， 30 年後外國才開始彈玻璃球比賽，且比賽規

矩竟然和我們大院裏玩得一樣。

1967 年秋天始，大院中的各種文化圈層出不窮，一圈套一圈，一環帶一環，各有千秋，文化色彩愈濃，文化底色各不相同。有的宿舍大院出現“外語圈”，極像 20年後出現的“外語角”。有的自發圍成一個圈，拼裝各種電子玩具，比如“坦克”，電子操作，最遠可達 20 米，“坦克”可以爬坡下溝，可以 360 度轉動炮塔，可以曲綫前進，也可以倒退自如，讓人大開眼界，那些文化圈子中的人整天忙著淘買電子配件，忙著互相交換“情報”，交換零部件。大院文化開始向更文化、更專業發展。有的大院裏竟然出現了一種叫“過橋”的活動，簡單地講，就是大院之間設置“密碼”，互相進行“恩尼格瑪”破譯比賽，“過橋”活動竟然讓一些高校專業的大學生也興致勃勃地參加進來，一度“火”過橋牌比賽。所有人都覺得這些文化圈的活動要比衝上社會打打殺殺、批批鬥鬥有益至少一萬倍。

到 1968 年秋天，大院文化發展得五彩繽紛，百花齊放，也正發展到爭奇鬥豔，方興未艾。但隨著“插隊”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政策出現，這些大院文化的締造者和履行者都是鐵定要去農村插隊的人，大院文化便戛然而止，從此成為文化多元發展的一個橫切面，沉寂在歷史塵埃之中。懷念那個時期的大院文化。

文化伴我“再教育”

知青文化，是一種特殊文化、青春文化，也是一種“朝露”文化、“無底色”文化、值得反思的文化。

風乍起，一夜到白露。那一年，改變了中國 1600 多萬城市青年學生的人生軌跡。他們在無可奈何又無可選擇的情況下，中斷了學業，也中斷了學生的生涯；中斷了正常生活，也遠離了家庭；中斷了他們熟悉的“社會”，遠離了生他們養他們的城市；上山下鄉，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驀然回首，竟然人事皆非，已然五十多年過去了，鬢微霜，又何妨？往事並未成煙，往事能越千年。抽刀斷水難，斷愁難，斷文化更難。何況書寫知青文化的是浩浩盪盪的千軍萬馬。

當年這 1600 多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幾乎佔到當時全國具有城市戶口的 16 歲到 23 歲在校學生的 90% 以上，幾乎把 66 屆至 70 屆初高中畢業生“連鍋端”，在北京符合上山下鄉的中學生幾乎無不中籤，有的一家甚至多至三四個孩子去兵團，去插隊。大院文化頓時成為沙漠文化。有人估計，“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一運動，涉及和影響到中國近二億人，幾乎相當於當時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從在校的中學生，一下子變成廣闊天地之中的農民。這種身份的驟變，環境的巨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劇變，幾乎是在 24 小時之內發生的這一急速而反差巨大的變化，讓那些過去幾乎從沒接觸過社會，接觸過苦難，接觸過現實，接觸過農

村，接觸過貧下中農，單純得近乎透明體的“孩子們”，不得不面對，不得不接受，不得不適應，個中的酸甜苦辣豈是三言兩語能說清的？那些沒有經歷過知青生活的後來人很難理解我們這些插隊知青的心情、思緒、觀點、理念，他們看不透這些經過插隊、兵團磨煉過的“老傢夥”們了，因為他們再也不是“透明體”，他們幾乎都是“混濁體”、“沉積體”。

當你看見那麼多老知青默默地站在那些描繪當年知青插隊生活的油畫面前，沒有哪一個不是面沉如水，心重如鉛，他們那一張張充滿歲月敵意的蒼老的臉上，已然飽經風霜；吃過太多苦，受過太多難，遭過太多白眼的眼神裏，有的是沉默、祈禱、懺悔、悔恨，有的悄悄地抹去湧出的淚，已是混濁的老淚；整個那麼大的展廳中，無一人言語。談插隊知青的生活、日子、感想、反思，只有插隊知青最知情，最切膚，最真實。那就是知青生活的原版畫，知青文化的寫實版。

2018 年 11 月，是我第七次回到我插隊的山西省定襄縣橫山村。這次似乎在心靈上感覺就不一樣，因為五十年前的這一天，是我第一次到橫山村，誰能想到，一待就是七年， 2500 多個日日夜夜。我有一句自以為非常精闢的總結：“當時難熬，過時難忘的那段歲月，當是我人生不可多得的財富。”時間過得越久遠，那種情感就愈深厚、愈熾熱，也愈凝重。我讀劉皂這首詩，曾潸然淚下：“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旅次朔方》）許多知青都公認有一條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凡是在農村插過隊，經受過農村生活磨礪的知識青年，無論他們以後走到哪裏，無論他們生活如何、工作如何；無論是“登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他們都絕不會忘記那段知青歲月。那種記憶刻骨銘心，終生難忘。

走過我們村的地，跨過我們村的渠，我還能依稀記得當年給我分的二分七厘自留地。當年我們植的兩排“知青樹”，如今只剩一株，但已然枝繁葉茂，高陽之下，滿地綠蔭。橫山最讓我難捨難棄難忘的，是讓我留戀終生的鄉親情。

說幾件小事。

一個蓋簾四種餃子。因為什麼房東大娘請我吃餃子我忘了，但我忘不了的是那四樣餃子。上了炕坐在炕桌前我才發現，準備下鍋的餃子是四個模樣。白的是純白麵的，灰白的是全白麵的，粉灰色的是蕎麥麵的，紫紅色的是高粱麵的，這樣“五花八門”的餃子，恐怕全國也不多見。大娘盛餃子的笊籬把握得十分準，盛到我碗裏的全是純白麵的餃子，大爺碗裏盛的是白色和灰白色兩色餃子，孩子們吃的是蕎麥麵的，大娘吃的是高粱麵的，什麼話都別說，你能不激動？我說什麼也要盛上四種餃子，大娘大爺說什麼也不幹，我淚快下來了，望著鍋裏的四種餃子，就是石頭

人也會掉淚。

那年秋收，突下大雨，社員們都拚命往家跑，該著倒霉，我一腳踏在莊稼茬子上，一頭摔倒在泥地上，腳掌扎了個大口子，血和泥水流了一鞋，轉眼之間，地裏不見一個人。無奈之際，我咬著牙拐著腿，一步一掙扎，淋成落湯雞，終於回到村。走到張先文家門口，正碰上他娘打著個破雨傘要出門，見我只喊了一聲：娘啊！把我連拉帶架弄到屋裏，洗乾淨腳之後，血又湧出來，止也止不住，大娘從灶膛裏掏出一掬掬柴灰，把我扎傷的腳捂住，又淋著雨，從她家院裏的醋缸裏，刮出一把醋糟，糊在傷口上，大娘幫我脫了衣服躺在炕頭上，一會兒又端上一大碗熱氣騰騰的薑湯，捧著那碗薑湯，看著大娘沒顧上擦去的汗水、雨水，我哆嗦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人非草木，孰能無情？

這樣的故事似乎不應該寫在序裏，但它們都留在我的知青歲月中。

在插隊的第四個年頭，全村北京插隊知識青年已從一百一十六人，“走”得只剩二三十人，老鄉戲稱“缺苗缺壟”。也就在這極度苦悶煩愁之時，結認了我們村橫山中學的一位張老師，一交就十分對脾氣，他是單身一人在橫山中學任教，好像也很不得意，有的是時間，我們就常常閒聊。我去找他時，挎一書包從鄉親家收購來的雞蛋，他出一瓶高粱酒，野蔥一把，胡麻油炒雞蛋，對酒當歌。我發現他小小的宿舍中竟然有那麼多書，而且幾乎都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經典，四大名著不用說了，“三言”、“二拍”，還有《鏡花緣》、《老殘遊記》、《莊子全譯》、《楚辭全譯》、《搜神記全譯》，我翻開《史記》一看，竟然是 1955 年的版本。我那時真如沙漠遇清泉，

常常一借就是一書包，背回去之後，連工都不出了，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有時候連飯都省了，實在餓極了，就跑到老鄉家蹭頓飯，渴了扯開瓢喝上一肚子涼水。這時候我才明白了一個文化的現象：讀書可以伴生，可以解憂，可以去愁，可以讓人忘乎所以，“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可以讓人醉臥泥屋茅舍，方知酒醉人，書亦醉人。後來看到流沙河當年勞改後被安置在書庫，用他的老朋友曾伯炎的話說，叫“瘦狗跌進茅坑裏，讓牠吃個飽！”這話不知四川人聽了彆扭不彆扭，我聽了似乎帶幾分罵人的調侃味，但流沙河也因此讀了許許多多的書，用他的話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那兩年，我把張老師的所有藏書一本沒漏，全部讀完，而且是精讀，有的甚至讀過二三遍。忽笑忽叫，忽唱忽唸，有時老鄉們認為我有些“神經”了。我真是深醉其中。張老師的那些書恰恰補了我中國古典文學的短板，許多書，包括像《紅樓夢》、《水滸傳》等都是那時讀的，以後再也沒系統翻過，但做一般性研究也足夠了，有的節章三十年後仍能脫口而出。那個時候並沒有刻意去學習、去背誦，只是在苦悶和無望中找精神寄託，沒想到竟然受益終生，讀書還要趁早，趁年輕。後來我看到胡風先生在獄中寫評《紅樓夢》的書，因為是坐牢並無《紅樓夢》對照，但胡風先生愣是憑記憶把整本書都批改評論下來，別人不相信，我信。因為

我多少有過點這方面的經歷。

到工廠的四年也是我讀書的四年。

當年工人和農民的最大區別在於工人有工資，我當時還是“光棍”，不但沒有負擔，父母還給我寄錢，因此我在第二個月就訂了一份《光明日報》，它的文藝、哲學、歷史、理論專版都讓我讀了一遍又一遍，有的還剪下來，夾在日記本中。記得有一期報紙我沒有收到，我一直找到縣郵局，人家也奇怪我為什麼這麼“較真”？道理很簡單，因為那天的報紙正該出一期歷史研究專版，正在討論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的問題，不讀心裏猶如有隻不落地的靴子。

最大的意外收穫就是縣城的新華書店離我住的單身宿舍快步走不過十五分鐘。我第一次上門淘書就趕上書店開展“紅展台”活動，把書店最迎面、最敞亮的櫃檯辦成馬、恩、列、斯、毛著作的展台，同時把“過時、過期”的舊書、舊刊、破書、賣不出去的書按檔要求進行處理。書店一共三個阿姨、一個大娘，都幹得上氣不接下氣。我是生力軍，又是內行，且自願義務勞動，一不怕髒、二不怕苦，一連幹了三天，淘回去足有兩大捆書，其中不乏一些“珍品”。有《中國文學史》、老版的《紅樓夢》、缺片少頁的《中國通史》等等，像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山鄉巨變》，梁斌的《紅旗譜》、茅盾的《子夜》等等，十幾本當時被清理出來的“半黑半白”的

著作，因為又破又髒，只要了我三塊錢，書店經理說，這其中也有我三天的勞動報酬。當然也有嶄新的書，都是剛剛發行的單行本，比如馬克思的《資本論》、《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格達綱領批判》、《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最使我感到撿了便宜的是竟有一套 1963 年出版的《茨威格小說全集》，四本一套只下三本，其中兩本還被用黑墨筆在封面上打了叉，書店經理一開始要銷毀，被我死纏活磨才同意供我批判，一分錢也不要。我擔著滿滿一擔書回到男單身宿舍，也驚動了整個宿舍的人，師傅們一開始驚訝，以為書店不要錢白給，隨便拿。隨後又為我發愁，這麼多書，一個字一個字唸，一行字一行字讀，一頁字一頁字地看，什麼時候能看完？我說，我不是愁看不完，我是怕看完，看不完才好呢！師傅們下班也沒事幹，就到我宿舍來看書，看那四大摞書，還是替我犯愁。我只好搬出一尊神來，我說愚公都能移山，我就不能“移”書？從此再無驚訝。那些書陪伴著我整整讀到 1978 年考上大學。

沒有不拐彎的河，沒有不下船的客；五味俱全，方為滋味，一覽無餘的人生絕非幸福。文化伴我，既有鐵板銅琶，亦有美芹悲黍；既有路漫漫其苦，亦有上下求索其樂。

序無定式，以此為序。

序　文化的自白001

上 篇 遠方的呼喚017

古希臘的石頭文化018

眺望歐洲城堡028

仰止荷馬039

圖坦卡蒙的陰謀063

浴場的祈禱077

維納斯的咒語084

最後一個角鬥士100

教堂筆記105

感悟佛羅倫薩124

黃金夢140

閱讀瑪雅文化157

下 篇 古老的鐘聲173

偉大的發現174

生命的呼喚188

翻閱印度202

佛教文化檻外談223

巴黎歸來話公墓240

遺失的中國酒文化248

醉了，威士忌262

觀鼎270

相馬285

盜墓中的陰陽299

跋　我的文化不遠行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