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希特(平)

袓籍湖南。一九五六年畢業於江蘇無錫市輔仁中學，並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一九六一年畢業後，長期從事西方哲學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獲聯邦德國洪堡基金會研究資金，在歐洲進修和講學兩年。一九九一年獲得德國杜塞爾多夫大學榮譽博士頭街。著作有：《斯賓諾莎評傳》、《費希特，行動在吶喊》等，並翻譯有《邏輯學的發展》、《笛卡爾哲學原理》等書。

余平生最喜愛兩位哲學家，一是斯賓諾莎，一是費希特。這兩位哲學家不僅以他們各自不同的富有特色的哲學體系為世界哲學史增添了光耀奪目的理論光彩，而且以他們各自不同的、甚而對立的生活之路為人類提供了寶貴的人生經驗。

 

斯賓莎的哲學體系是要我們超出自我、從全宇宙的立場來觀看世界，整個世界就如同一部受必然性支配的龐大自動機器，我們對於一切事物都必須從它們所隸屬的整體加以理解，即把任何事物都當作整個自然大法的一部分，把它們都看成那上起自時間開端、下止於時間盡頭的自然因果系統中的一環。反之，費希特的哲學體系卻是要我們從自我出發，從絕對自我的本原行動出發，把一切事物都看成絕對自我本原行動的產物。如果說斯賓諾莎的哲學體系是一種靜的客觀的自然系統，那麼費希特的哲學體系則是一種動的主觀的人為系統。這兩種系統在哲學的蒼穹中各展現其耀人奪目的光輝。

 

哲學如其人，在這兩位哲學家身上得到最完美的體現。斯賓諾莎在其二十四歲時經歷了人生最大悲劇之後，立即悟到人生的悲歡離合皆由自然的必然性所造成，我們無須悲哀和歡樂，我們須用內在的沉思和冷靜的理智克服被動的情戚，使自己的心靈與整個大自然的秩序保持一致；反之，費希特在其充滿戲劇性風波的一生中堅決主張我們應當不斷地向外界擴展自己的精神力量。把外界一切只視為阻撓我們實現自己意志的障礙，他要求和召喚一種不斷向外進行鬥爭和創造的行動意志。如果說斯賓諾莎哲學的最根本概念是「內在的沉思」，那麼費希特哲學的最重要範疇則是「外在的行動」。對於斯賓諾莎來說，「那個能正確理解事物莫不出於神性的必然、莫不依自然的永恆律令而發生的人，事實上將必不會發現任何值得恨、笑或輕視的東西，也將必不會憐憫任何人，而只就人的德性之所能達到的力量，努力去做善事，也可以就，努力去求快樂」，「凡是一個可以真正認作智人的人，他的靈魂是不受激動的，而且依某種永恆的必然性能自知其自身，能知神，也能知物，他決不會停止存在，而且永遠享受著真正的靈魂的滿足」。反之，對於費希特來說，「我寄望於行動，行動也屬於使人類完善的計劃之列。站在那裡抱怨人類墮落而不動手去減少它，那是女人的態度；不告訴人們應該怎樣變得更好就進行懲罰和挖苦，那是不友好的態度。行動！行動！──這就是我們生存的目的」，「不僅要認識，而且要按照認識而行動，這就是你的使命。你在這裡生存，不是為了對你自己作無聊的冥想，或為了對虔誠感作深刻的思考──不，你在這裡生存，是為了行動，你的行動，也只有你的行動，才決定你的價值」。

 

這兩種世界觀和人生觀初看起來似乎是矛盾的，但如果我們從人生整個進程來看，這兩種世界觀和人生觀卻具有相互補充的作用。人生總是處於幸與不幸、順與逆不斷交替的過程中，當我們處於幸和順的時刻，我們須用費希特的精神，不斷向外擴張和發展自己，在這裡，天性萎縮、優柔寡斷、碌碌無為是最大的敵人；反之，在我們處於不幸和逆的境遇，我們就要用斯賓諾莎的精神，以內在的沉思和冷靜的反省，做到知神、知人和知自身，享受內在精神的最大滿足。我們生於世界，為了取得生存的權利，我們不斷要與外界進行鬥爭，與周圍環境、周圍人以及我們認為不合理的一切進行鬥爭，在這裡我們應當有一種費希特精神，堅強不屈、奮勇直前，甚而不顧一切，鋌而走險。當然，人生間許多事情是不能按自己的意願安排的，為此必然會給我們帶來更大的困境，此時我們就決不能悲天憫人，自暴自棄，心灰意懶、萎靡不振，相反，我們應當像斯賓諾莎那樣，不怨天，不尤人，透解人生，虛懷若谷。我自己數十年的生活經驗使我得出這一結論：我們只有不斷地根據自身所處的具體境遇，選擇不同的處世方劑，我們才能享足天年，怡然自樂。

 

從性格來就，費希特固執而急躁，斯賓諾莎謙虛而謹慎。這兩種性格，從表面上看來似乎也是矛盾的，但我認為真正的人性美卻應當是這兩種性格的結合──剛與柔的結合。光有固執而急躁的性格，固然於事於己都不好，但光有謙虛而謹慎的性格，在這世界就必然受欺。人生在世，不僅要取得自己生存的權利，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實現自己生存的價值，而自己生存價值的實現，在這世界上就意味著要不斷地與阻礙自己實現生存價值的一切進行鬥爭，這裡既需要固執，即堅持自己認為是正確的意見和堅定走自己認為是正確的道路，同時也需要急躁，即一刻也不能滿足現狀，急於事功，急起直追。費希特說：「在我心裡有一個嚮往絕對的、獨立的自我活動的意向。再沒有比單純受他人擺布、為他物效勞、由他物支配的生活更使我難以忍受了。我要成為某種為我自己、由我自主的東西……我的心情不能安於現狀，一刻也不能停留於現狀，這現狀使我的心情產生了不可抗拒的反感，我的整個生命都不可阻擋地奔向那未來的更好的事物」。相對而言，在我自己心靈的深處，我更愛費希特這種不斷向外擴展和索求的性格，這也許更代表了我自己的真實寫照。

 

我的《斯賓諾莎》一書早在數年前已收入本世界哲學家叢書並出版了，這裡呈現給讀者的是我寫的《費希特》。這裡我要提及一件事，好多年前，我在大陸出版了一本小書《費希特，行動在吶喊》，誰知這本書在大陸和臺灣頗引起一些青年的興趣，有些真摯而深情的來信使我感慨萬端。這裡我想援引一封臺灣讀者的來信：「十多年了，儘管歷經了不少波折，但是對於國族的前途沒有一天不關心。近日，在偶然中得到您的大作《費希特，行動在吶喊》壹冊，拜讀後，深感震撼。真是一本值得知識界細讀反思的好書！在此冒昧提筆，迢迢千里的理由，除了以一個讀者向作者致敬的理由外，是基於一個讀者想將您的大作廣為流佈的理由。──因為我覺得夙昔的關切由深心在推動我，即使它可能不易賺錢，但是我想在此間出版它。我願意為它節衣縮食，希望它能為臺灣青年學界帶來一些啟導的作用。不知道是否能得到您的授權；讓它得到更多的讀者，更廣的流佈」。在當今汲汲於金

錢的世界，這樣一位願意節衣縮食出版一些能為我國青年學子帶來啟導作用書籍的臺灣讀者，多年來一直使我念念不忘，我願乘本書出版之際，向這位真誠的讀者表示我衷心的感謝。

 

最後，我想向讀者推薦兩篇我國學者研究費希特的著作，一是梁啟超先生的〈菲斯人生天職論評述〉，一是賀麟先生的〈德國三大哲人處國難時的態度〉，我認為這兩篇著作在我國費希持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價值，代表我國早期費希特研究的突出成就。如果把這兩篇著作與我這本《費希特》加以比較，我們就可清楚看出我國三個不同時代對費希特的不同吸收。記得今年夏季我在德國講學期間，有一位哥廷根大學專門研究費希特與中國的德國青年漢學家曾經寫信問我費希特在中國的影響，我就告訴他，要研究費希特在我國的影響，一定要區分三個時期，即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現代化時期，不同的時期對費希特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也有不同的側重和強調重點，我認為這裡也是一個詮釋學的課題。就我自己而言，我想把費希特那種不斷進行鬥爭和不斷進行創造的行動意志昭示我國有志於國家和民族統一和繁榮的青年學子，召喚那種不受他人擺布、不為他物效勞和不由他物支配的獨立的自我行動意志，以使他們像費希特所說的那樣，「整個生命都不可阻擋地奔向那未來的更好的事物」。這也就是海德格所謂Sich-vorweg-schon-sein (-in-der-Welt) als Sein-bei的最本真的意義。

 

洪漢鼎

一九九五年冬於北京怡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