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與復興－近代中國思想論－亞洲學術文庫11

近代中國思潮澎湃起伏，其趨向與政治變遷是息息相關的。本書收錄的十五篇論文，集中論述梁啟超、章太炎、孫中山、蔡元培等人物的思想，尤其是報刊言論對維新和革命的影響，從而探討國家民族與文化學術的更新創造。作者著眼於近代亞洲的整體進程，為中國近代史研究提供嶄新的角度和宏觀的視野。

本書收錄了十五篇論文，主要是我近十年來發表的著作，內容圍繞著近代中國報刊、思潮與政治的發展，有時也觸及中日關係以至亞洲問題，大抵反映了我在中國近代史方面的研究興趣和路向。 為了突顯主題，我把論文分為三輯。第一輯的五篇，均與近代中國的亞洲聯繫和亞洲認識有關。中國立足於亞洲，在古代與朝鮮、日本、越南形成「東亞文化圈」（漢字文化圈）；近代開始，且與亞洲整體的命運息息相關。＜近代中國思想家的亞洲觀＞闡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與亞洲國家的聯繫，亞洲觀的形成經過，以及重要思想家的理論等，可以視為全書的總綱。在亞洲諸國之中，日本是近代化成功的典型例子，對中國亦有相當影響，＜晚清時期的「日系報刊」＞探討明治日本人在中國的言論活動，＜戊戌維新時期思想家的日本認識＞則申論康有為、梁啟超等的日本觀；梁氏流亡日本多年，＜梁啟超與日本明治思潮＞一文對此有較深入的分析。梁氏曾與越南民族家潘佩珠往還，並為他出版《越南亡國史》，致學界誤認此書是梁氏所撰，＜梁啟超與《越南亡國史》＞一文即為考證其始末而作。 第二輯的論文，主要探討戊戌維新和啟蒙思潮，以及革命與君憲的論爭等問題。論者每以《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代表變法、保皇、立憲三種思想，梁啟超亦因此而成為「輿論界之驕子」。＜從「時務」到「新民」＞探討梁氏早年的言論活動，＜中國國民性的更新＞專論其《新民說》，＜梁啟超與近代中國學術文化的更新＞，進而指梁氏對二十世紀中國知識界的影響。＜從思想史看《新民叢報》＞一文，強調《新民叢報》在近代中國啟蒙思潮中的重要性；＜《民報》與《新民叢報》論爭的再評價＞，則為此次大論爭提供較全面的分析。 第三輯所述內容，包括清季革命和民國政情。＜章太炎論印度民族獨立運動＞一文，透過章太炎的中印聯合構想探討晚清這位國粹主義革命家的亞洲觀。＜辛亥革命對亞洲的影響＞從亞洲史角度論述辛亥革命的意義，兼及孫中山思想在國外的影響；＜中日關係與印度問題——孫中山論亞洲前景＞接續上文，對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有所發揮。蔡元培是清季另一主要革命領袖，而以教育方面的成就最大，＜從清末中日關係論蔡元培思想的發展＞、＜魯迅與蔡元培＞兩篇，多少說明了蔡氏出入於政治與文化之間的情況。 近代中國思想史、政治史上人物眾多，我對蔡元培研究的感情最深，而對梁啟超研究的興致最大，此外也及於章太炎、孫中山等。他們各有不同的見解，但都對民族、國家懷著抱負，對整體的人類社會有所寄望，是值得注意和尊敬的。我把他們歸類為「文化意識型的政治家」，在亞洲政壇上，相信只有這一類型的人物，可以真正地為眾多苦難的人們引領前路。 十九、二十世紀元交形成的中國學問，其精髓在一「新」，「新學」不但指來自歐美的「西學」和來自日本的「東學」，實則還包括更新後的「國學」。梁啟超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界、文化界的啟蒙大師，他的《新民說》甚至被譽為「新時代的聖經」。不過，思想、文化的啟蒙須與教育配合，教育家蔡元培曾發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一文，倡導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學教育、世界觀教育五大方針，而特別重視最後一項主張。如所周知，中國是亞洲主要國家之一，要有真正的世界觀，必先具體地、深入地認識亞洲。正如黃仁宇教授在其１９９８年新著《關係千萬種》的＜自序＞中說：「讀者必須注意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前途將部分由周邊國家的出處決定，有如在二十世紀日本與美國的命運半由中國決定。」研究中國必須認識亞洲整個區域的發展，是黃仁宇教授構築其「中國大歷史」的要素之一。 我在三十年前考入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自此得窺史學的堂奧。當時新亞書院的創辦人、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先生已退休離校，但創校時在艱苦中奮進的新亞精神仍然薪火相傳。歷史系教師只有數人，學問規模卻很宏大，我因研習志趣以中國近代史、日本史為主，受王德昭師、陳荊和師兩位影響較大，牟潤孫師在中國史學史方面也啟發良多，而系主任孫國棟師則特別關懷我在學問上的成長。 遠赴廣島大學深造期間，在橫山英師指導下，完成有關《蘇報》與清末政治思潮的碩士論文，又隨今堀誠二、今永清二、寺地遵諸師修習東南亞華人史、東南亞宗教史、宋代史等。其後又得香港大學中文系趙令揚師指導，完成關於《新民叢報》研究的博士論文。至此對於錢穆先生當年為書院命名「新亞」的用意似有所悟，他替新亞歷史系所奠下的根基，只要向前再走一步，即可從中國到亞洲而達於世界。至其關鍵，則在「復興」二字而已。 香港浸會大學其初是私立大專院校，經歷過很多困難才奠定今日的地位，浸會精神強調在艱苦中求進，實與新亞精神暗合。我擔任歷史系系主任一職，倏忽已逾三載，每以當年諸位師長的教誨為念，不敢怠惰。惟望今後教學、研究與系務能夠同時兼顧，為史學界多盡一分心力。 在繁重的教學工作之餘，要致力於學術研究是十分艱辛的，幸而這些年來，與摯友陳萬雄、林啟彥、李金強諸兄時相往還，於事業方面彼此互勉，在學問的道路上可以結伴相隨。這些論文的完成，實在得力於內子愛恩的關心；浸會大學歷史系秘書陳月媚女士，常為我分擔不少行政上的事務；文稿的整理工作，全賴侯勵英小姐的協助；本書的出版事宜，復有李家駒兄的支持。等誌於此，以表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