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小說史敘論（簡體書）

本書將中國古代小說史的發展分為兩大階段，上編《從肇始到成熟：兩種體式及其演進》，著眼于小說文體的成熟過程，下編《文人獨立創作普遍化時代的小說世界》突出小說文體成熟后，以小說家為中心的小說創作特點。全書貫穿文本的敘述策略，從文體、題材、敘事、語言、風格等角度，全方位描述古代小說演變的動態過程，并對眾多經典作品進行了精細的分析。全書敘論結合，理據兼備，新見迭出，文筆流暢，使讀者在親近小說原典的同時，又能了解相關的小說史知識及分析方法，是一部體現了當前小說史研究前沿水平的著作，適應大學中文系專業課教學，亦可作為通識課教材及大眾讀本。

劉勇強，1960年生于江西南昌，1988年于北京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后即留校任教，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曾赴日本東京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香港樹仁大學等高校講學。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小說及宋元明清文學，出版過《西游記論要》、《奇特的精神漫游——西游記新說》、《幻想的魅力》、《中國神話與小說》等專著，發表相關論文數十篇。同時，參與了北京大學《中華文明史》等集體項目的工作，并主編過高中課程標準實驗語文教科書兩種。

緒論 小說史意義上的文體與文本
第一節 小說文體的確立與小說史的展開
第二節 小說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及其民族特點
第三節 小說發展的動力與小說史的分期及本書的內容
上編 從肇始到成熟：兩大系統及其演進
概說
第一節 體多性殊的古代小說及其相互關系
第二節 創作主體與接受者的清晰化
第三節 小說的功能
第四節 文言與白話
第一章 小說文體的孕育
第一節 “小說”觀念的起源與小說化敘事的產生
第二節 神話傳說的小說史意義
第三節 先秦兩漢敘事散文對小說的推動作用
第四節 寓言與小說的寓意化
第二章 小說的原初形態
第一節 舊題漢人小說的歷史價值
第二節 志怪小說：背景與藝術
第三節 志人小說的三種體式
第四節 志怪、志人小說的異同及其對后世小說的影響
第三章 文言小說的文體獨立
第一節 多體式共生并進的格局
第二節 傳奇的產生、發展及其文體特點
第三節 唐代傳奇的文體與敘事特征
第四章 說唱藝術的初潮
第一節 說唱藝術的淵源
第二節 從俗講到市人小說：唐代說唱藝術諸體的創作
第三節 唐代說唱藝術在體制上的特點及其影響
第五章 說話藝術的繁榮
第一節 宋元說話的家數與體制
第二節 “小說”的藝術風貌
第三節 “講史”及“小說”中的涉史題材作品
第六章 文言小說的輯集與流變
第一節 從《太平廣記》到《夷堅志》
第二節 傳奇小說在宋元時期的新變，
第三節 “三燈”及明代中期的新體傳奇小說
第七章 章回小說的形成
第一節 章回小說的體制
第二節 《三國演義》的敘事理念
第三節 《水滸傳》精神內涵的矛盾
下編 文人獨立創作普遍化時代的小說世界
概說
第一節 小說創作的社會背景與輿論環境
第二節 小說傳播的商業化
第三節 小說理論的小說史意義
第四節 小說家
第一章 從世代累積向文人獨創的過渡
第一節 《西游記》：寓意與風格
第二節 《金瓶梅》的文本與接受
第三節 “三言二拍”的編撰：如何“擬”話本，
第二章 小說題材的類型化與發展
第一節 歷史演義、英雄傳奇及時事小說
第二節 神怪小說與其他題材類型的合流及哲理化
第三節 才子佳人小說：中篇體制的限度
第四節 家庭小說的主題：懼內及其他
第三章 短篇白話小說的新發展
第一節 編纂與傳播：世俗文化對文人精神的裹挾
第二節 抒憤與開拓：文人作家對世俗文化的矯正
第三節 圓熟與超越：小說文體的新變及局限
第四節 短篇白話小說的變體與迷失
第四章 文言小說的中興
第一節 《聊齋志異》：鄉村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
第二節 《新齊諧》和《閱微草堂筆記
第三節 乾隆嘉慶時期的其他文言小說
第五章 《紅樓夢》
第一節 曹雪芹的寫作理由與《紅樓夢》的性質及其時代意義
第二節 “末世感”與“悲金悼玉”
第三節 結構與細節：小說敘事的精致化
第四節 心理描寫與抒情意味：敘事文學的藝術兼容性
第六章 思想化和才學化向小說創作的挑戰
第一節 《儒林外史》：對文化的反思
第二節 才學小說的深與淺
第三節 《鏡花緣》：小說的內涵與外延
第七章 文人精神的衰退與回歸世俗
第一節 小說原創性的減退與續書、仿作
第二節 狹邪小說中的“自戀”
第三節 俠義與公案的分與合
第八章 小說觀念變化中的晚清小說
第一節 小說觀念的變化與小說創作態勢
第二節 報刊與小說創作方式的變化
第三節 小說體制中的“短”
第四節 晚清小說中的中國社會
余論 小說觀與小說史的回顧與期待
第一節 “以西例律我國小說”之背景與流變
第二節 知識結構的雙重欠缺與角度偏差
第三節 “以西例律我國小說”的文體偏見與正面效應
第四節 《中國小說史略》的學術理念與表述方式
第五節 重建小說史的坐標體系與敘述線索
參考書目
附錄 中國古代小說要目簡釋
后記

雖然《紅樓夢》的情節只是圍繞一個家庭展開的，但它的意蘊卻相當的豐厚。概而言之，則有兩條線索，一是賈府的衰落，二是寶黛釵的婚戀。這兩條線索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因為有了前者，寶黛釵的婚戀不同於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說，而在與社會問題的廣泛聯繫中，獲得了更深刻的現實意義；因為有了後者，賈府的衰落也不同於《金瓶梅》等小說已寫過的在簡單的因果報應框架下的盛衰過程，而在與人生問題的深入聯繫中，具有了更沉重的生命內涵。
性別問題無疑在《紅樓夢》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可以說是作者現實體驗與歷史觀照的一個出發點，所謂“千紅一窟（哭）”、“萬豔同杯（悲）”。性別在這部小說中至少有兩層意思。一是現實生活中的女性問題，一是具有哲理意義的人生問題。曹雪芹在開篇就表明了他描寫女性的意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各具性格特徵，但結局都是不幸的，其中包含了作者深刻的憐憫。不過，曹雪芹並沒有為自己的感情所左右，而是進一步揭示了造成這種種不幸的個人的與社會的原因。 《紅樓夢》對女性的這種同情，不但遠遠超越了《三國演義》、《水滸傳》那種對女性的輕蔑與糟踐，就是描寫了眾多優美女性形象的蒲松齡也無法相比，因為在後者的筆下還流露著過於明顯的男性中心主義思想。例如在一篇題為《嫦娥》的小說結尾，蒲松齡稱：“然室有仙人，幸能極我之樂，消我之災，長我之生，而不我之死。”女性生命的意義要完全通過男性才能得到實現與認可。而曹雪芹不然，他對女性的同情是基於對女性的一種格外尊重。這又使得《紅樓夢》中的女性描寫另具一層象徵意味。比如賈寶玉，他的思想認識就是與他對女性的感受聯繫在一起的。最初，他認為“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第二回），“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鐘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第二十回）。所以，他對女性的膜拜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聲稱：“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第二回）這樣的思想雖然不是他的發明，《古今詞話》裡就記載宋謝希孟也說過“天地英靈之氣，不鐘於男子，而鍾於婦人”的話，但由於賈寶玉的執著，使得這一觀點幾乎成了他接人待物的基本立場。不言而喻，這種觀點是幼稚的。但看得出來，作者寧願肯定這種幼稚的觀點，也不願肯定貌似成熟、實際上卻是被扭曲的人性。所以，後來賈寶玉也不斷調整著自己的看法。當寶釵等人勸他致力功名時，他感到好好的清白女子，也學得沽名釣譽，是“真真有負天地鐘靈毓秀之德了”（第三十六回）。後來，他更發現生活中有不少女子並不那麼可愛，深感困惑：“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進而認定“凡女兒個個是好的了，女人個個是壞的了”（第七十七回）。在寶玉眼裡，所謂男人不過是世俗之惡的體現，而“染了男人的氣味”不過是善良本性的惡質化。
正是基於作者對人性的認識，《紅樓夢》又深刻地表現了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從大的方面看，太虛幻境與榮寧二府就是理想與現實的一種折射，而大觀園則是二者的交匯。從小的方面看，人物的設置也隱約反映了這樣的矛盾。小說在第五回有一個曖昧而又具有像徵意味的描寫，賈寶玉在夢中呼喚一個名叫“兼美”的女性，一旦醒來，他就不得不在林黛玉與薛寶釵之間作出選擇。這種選擇並不是西方式的“靈”與“肉”的選擇，雖然作者也有意突出了林黛玉的靈性與薛寶釵的容貌，但其中還有中國傳統的“才”與“德”的選擇，所謂“可嘆停機德，堪憐詠絮才”（第五回，金陵十二釵冊子上薛、林二人的判語），“空對著，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紅樓夢曲子》）。在現實中，才與德間的抉擇也許比靈與肉間的抉擇更折磨人，因為它們並不是矛盾的關係。因此，可以說，《紅樓夢》所創造出來的藝術形象，深刻地展示了當時中國人的精神困境，這是它最值得珍視的思想價值之一。
當理想與現實的矛盾達到無法排解的程度時，悲劇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最先明確指出《紅樓夢》這一性質的是王國維。雖然他的《紅樓夢評論》對《紅樓夢》的解讀有許多牽強的地方，但對這部小說基本性質的把握卻是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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