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碑帖法書選：宋拓集王羲之聖教序碑(簡體書)

集王聖教序碑刻立于唐鹹亨三年（六七二），碑題“大唐三藏聖教序”，碑通高三五〇、寬一〇八、厚二八釐米。碑文三〇行，行八三至八八字不等，為釋懷仁集王羲之行書，諸葛神力勒石，朱靜藏鐫字。碑螭首方座，且碑首雕刻七佛像，故此碑亦稱為“七佛聖教序”。碑原立于長安修德坊弘福寺，唐末天佑元年（九〇四），朱溫脅迫昭宗東遷洛陽，毀長安宮室民居，集王聖教序碑也和其他許多名碑一樣，散落於縮建後的長安城郊野，至北宋時期，才被移到京兆城中的孔廟保護起來，成為組成“碑林”的很早名碑之一。
集王聖教序碑碑文包括唐太宗為玄奘法師翻譯佛經撰寫的序、皇太子李治（高宗）所寫序記、與太宗答敕、皇太子牋答、玄奘所譯心經五個部分，最後並將譯經潤色文字的大臣銜名也附刻於後。此碑的刻立乃是弘揚彰顥佛教之意，而採取集王羲之書的形式，是與唐太宗極力推崇王羲之書法密不可分。唐太宗把王羲之的書法看成是“盡善盡美”，並說“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己，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他下詔廣收王羲之墨蹟，貞觀十三年共收得“二千二百九十紙，裝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四），《蘭亭序》的覓得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成果，靠勾摹得以流傳。除硬黃勾摹外，集王字刻碑也是一種方法。《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傅》卷七雲：“時弘福寺主國定及京城僧等，請鐫二序文（太宗《聖教序》、高宗《述聖記》）于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後寺僧懷仁乃糾集晉右將軍王羲之書，鐫於碑石焉。”故懷仁集《聖教序》、大雅集《興福寺》、玄序集《金剛經》等等，與唐太宗提倡、認可有直接關係，且一時成為風尚，集王聖教序碑便是集王羲之書法碑刻中非常成功、非常有影響的一通，故歷來極為世人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