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第24輯(簡體書)

卷首語
這期雜志本已編定，現在卻要緊急加進一些內容，以便搶先在行將印行的文本中，為一位正與病魔搏斗的偉大學者公開祈福！
這祝福表達於排在最前的講壇/通訊一欄。北島以一篇《青燈：獻給魏斐德》，表達了一位詩人對一位史家的最高敬意。他在別處尤為生動地寫道：“我對魏斐德在學術上的造詣所知甚少，真正打動我的是他人性的魅力。他深刻而單純，既是智者又是孩子。跟他在一起，會讓人喚起一種對人類早年精神源頭的鄉愁。他笑起來如此縱情毫無遮攔，如晴天霹靂，只有內心純粹的人才會這樣笑。我想正是他的博大、正直和寬容超越了學院生活的狹隘、晦暗與陳腐，超越個人的榮辱、愛憎與苦樂。”劉東則以一篇《北大課堂上的魏斐德》，表達了一位中國後學對一位漢學前輩的真摯感情。他在文中天真爛漫地憧憬著：“所幸的是，這位教授的名字告訴我們，他是會永遠醒著的，因而肯定是會‘退而不休’的。……也許，從清史到上海史再到密探史，只是他可能走出的成功之路之一，此後他再次回到這個出發點，也許會走出完全不同的路來。由此，今天只是他另一次青春的開始——他很可能會回到寫作自己第一本書的那種新鮮感，讓一切灰色的理論模式都見鬼去，而只保留青春時代的靈感，只保留對於各種歷史例外的好奇心！”應當說明，本欄中的這兩篇文字，都曾於今年5月5日下午在伯克利校園，當著魏斐德教授和整整一個大廳的來賓，非常動情地誦念過，那是一個值得在記憶中定格的時刻。
論文欄第一組，對準了外來史學模式的套用。李峰的案例是已成為常識的所謂“封建制”和“奴隸制”。作者指出，在馬克思身後的一百多年間，西方史學界對於古典時期及中世紀的研究，恐怕是大大超出了國內的想象，其晚近發表的一些文章，特別是蘇珊·雷諾茲的《領地和封臣》一書，已經基本否定了認為歐洲有過統一的Feudalism的舊說。另外就奴隸制問題而言，很多學者現在也是寧可把雅典和羅馬意大利那樣的社會看作“例外”，而把像埃及那樣以大量非自由農民為基礎的社會視為“正常”。基於此種比較視野，作者自然要挑戰上述概念在中國研究領域的派生物，——既針對著國外漢學界流行的西周封建說，也針對著國內通行的歷史分期體系。潘星輝的案例是清初的激進思想。作者指出，以往人們在回顧和描述本土史實時，經常暗中受到西方史觀和現實社會的影響，並以之為框架來篩選和整合史料，由此寫出的國史也是真假參半。其實，只需細心甄別一下史實就不難發現，以往勾畫在明末與清初思想之間的那道看起來相當優美的上升弧線，不過是由一場歷史災變(逆勢而非順勢地)造成的；這也就意味著，史學家們沿著那道弧線所設想的中國資本主義化或近代化的前景，只是建立在靠不住的推理之上的錯覺。
第二組，關注著文學與其他藝術樣式的關係。曹建國的目光落在句式與樂器之間。作者大膽提出了這樣的假說：西周的雅樂制度成熟於西周中期，而作為西周雅樂制度的主體，青銅編鐘經過早期發展，則逐漸確立了八件成編、一鐘雙音和不用商音的“羽—宮—角—徵”的四聲羽調式音階組合模式的禮器品格；與之相應，《詩經》由《頌》詩發展到《雅》詩，也逐漸確立了其章節重疊、章句以4句為主導、章內“2+2”相連、句內“2+2”停頓的四言體特征。至東周以後雅樂衰落，由鈕鐘取代了甬鐘，編鐘的編列以及音階組合模式也被打破；而隨著編鐘禮器品格的削弱，以及音樂性能的彰顯，《詩經》的《風》詩逐漸呈現雜言的傾向。由此可見，青銅編鐘的禮器品格與《詩經》的四言構體之間，存在著相當的對應關係。衣若芬的目光落在文字與圖畫之間。作者基於後世追慕王羲之和友人在蘭亭盛會的大量圖繪與題跋，探討了有關蘭亭修禊的圖像在“文圖相間”或“有圖無文”時的不同表現特點，還有歷代《蘭亭修禊圖》題詠的內容及其旨趣、《蘭亭修禊圖》題詠中的文人自我反思，以及王羲之《蘭亭詩》、《蘭亭序》與後世《蘭亭修禊圖》題詠中所蘊涵的生命意識。
第三組聚焦於近代學術思想的考證。韓巍對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的產生背景、思路形成和寫作經過進行了細察，理清了幾次修改所造成的版本差異，並重估了這兩篇名作在王氏學術體系中的地位。作者認為，“二考”的基本立足點在於印證古書和重建古史。前者針對著晚清今文經學所掀起的“疑古”思潮，後者則與王國維多年來對上古制度、文化的思考一脈相承，並在其後的《殷周制度論》中得到系統闡述。此外，羅振玉對“二考”有過很多直接或間接的貢獻，足以證明“羅王之學”乃是不可分割之整體。都重萬勾勒了一條鮮為人知的學術脈絡。這位來自韓國的作者指出，中外學界對於李大釗介紹唯物史觀的工作一直投以相當的關注，但對其思路中涵容了一種出現於晚清的、既源於中國小學舊統又吸納了近代西學精神的“以字詮史”的新學問，卻一向不曾提及；人們總是狹隘而僵硬地把嚴復、劉師培、梁啟超等人視為改良派和保守派，而把李大釗視為革命派，所以難以想象在李氏普及唯物史觀的歷史工作中，居然還包含著嚴、劉、梁等人的學術成果。
第四組涉及了現代文學中的文化關係問題。胡志德寫道，從其寫作短篇小說之初，魯迅就經常指出他所選擇的小說表述形式的內在困境：自家的文化困境卻有著外來的源頭，而這一外來影響正是產生某種緊張關係的主要原因，並且此一困境更由於文字表述的無力而加強了。根本無法用文字把這些議題完整呈現出來，也無法給它們以明確的表述，更不用說確定的答案了。作者指出，這些困境像沙子滲入蚌殼一樣，成就了魯迅那種特殊的敘述形式。但另一方面，其短篇小說中體現出來的標志性的遲疑風格，盡管不過是蚌殼中的沙子，卻也在不斷提示著文學創作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掙扎和痛苦。吳曉東寫道，瓦雷裡和紀德關於納蕤思(Narcissus)主題的創作從法國傳入中國以後，此種臨水自鑒的形象也就成了以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等為代表的“現代派”詩人群的象征性原型，這表現為他們詩歌中自戀的心態、沉凝的思索、深刻的孤獨感、對外部世界的拒斥與疏離、對完美的詩歌形式的執迷與探索等。作者指出，這種納蕤思母題的創作過程，從某種意義上正是詩人主體的建構過程；但反過來說，這種鏡像化的自我又意味著真實歷史主體的匱乏，因而最終反映的恰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主體性危機。
評論欄集中討論了國際視域中的儒家思想。蔡亮介紹說，由於不同研究方法的互相激蕩和競爭，圍繞著儒學這個長期的熱點，美國漢學界大致構成了兩種相反相成的潮流：重構儒學的哲學體系，或者解構已有的研究範式。那些旨在重構儒學傳統的研究成果，使用的具體方法雖不相同，但都傾向於通過借鑒西方哲學的研究範式來解釋、重構儒學中的認識論、倫理思想、政治理論等知識範疇。而另一批從歷史角度去觀察儒學發展的學者，則更多反省了重構儒學傳統時所假設之前提的合理性以及所運用之範式的有效性，從而還原出歷史上的人物是如何一次次闡釋儒學精義、一遍遍改寫儒學歷史的。楊澤波介紹說，圍繞究竟如何理解孟子所謂“性”的問題，在國外漢學同行中間剛剛發生過一場爭論。作者在對之綜合評議之餘，也對爭論雙方的觀點提出了自家的看法，認為孟子之“性”既不能譯為Nature，又不能譯為Essence，既不只是生物學的，又不只是文化學的，而集中反映了儒學的特質，隱含著極深的哲學道理。
最後再回到開頭的話題。臺灣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全體同事，在陳永發所長的帶動下，剛把經由他們一一致詞簽名的巨型卡，快遞到了魏斐德教授在美國俄勒岡州的家。這裡受他們夫婦之托，向所有這些朋友公開致謝。令人欣慰的是，在共通的治學道路和共享的治學園地中，我們此生足以追求到的——遠不止真理！
劉東
2006年8月29日改寫於京北弘廬

卷首語
講壇／通訊
　北島 青燈——獻給魏斐德
　劉東 北大課堂上的魏斐德
論文
　李峰 歐洲Feudalism的反思及其對中國古史分期的意義
　潘星輝 歷史的錯覺、假說與真相——從清初激進思想看明、清易代
　曹建國 青銅編鐘與《詩》的構體
　衣若芬俯仰之間——《蘭亭修禊圖》及其題跋初探．
　韓巍 對王國維“先公先王二考”的回顧和思考
　都重萬 試析“五四”時期李大釗介紹唯物史觀之晚清學術背景、
　胡志德 魯迅及其文字表述的危機
　吳曉東 臨水的納蕤思——中國現代派詩人的鏡像自我．
評論
　蔡亮 重構與解構——對美國漢學界早期儒學研究的一些回顧和思考
　楊澤波 “性”的困惑：以西方哲學研究儒學所遇困難的一個例證——《孟子心性之學》讀后
書評
　查爾斯·泰勒：《現代社會想象》(戴沙迪)
　佐藤正幸：《歷史認識的時空》(王晴佳)
　愛德華·弗里德曼、布魯斯·吉里(編)：《亞洲的巨人：中印比較》(黃錦欣)
　阿貝勒‘古烏阿瑪：《非洲的現代性：政治和宗教形態》(張倫)’．
　狄考思瑪：《古代中國及其敵人——游牧人勢力在東亞歷史中的興起》(趙書新)
　吳莉葦：《當諾亞方舟遭遇伏羲神農：啟蒙時代歐洲的中國上古史論爭》(古偉瀛)
　胡寶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劉錦華)
　杜德橋：《唐代的靈異體驗與世俗社會——讀戴孚
《廣異記>》(陳倩)
　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田苗)
　王沉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論》(張瑞龍)
　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仇鹿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