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全史（簡體書）

《新編中國全史（套裝共12冊）》編者倡導換個角度再看歷史，力求以一種全新的觀點切入，用更具可讀性的方式，全面介紹中國古代正史中所未包含的社會發展史。《新編中國全史》以“中國通史”為主體，以“中華野史”、“華夏秘史”、“歷代逸史”和“古代官場陋史”、“古代民間陋史”為羽翼，前者為經，后者為緯，真實、全面地介紹了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以及正史所未包含的民間豐富多彩的社會發展史。

第一部五史合一首次揭開中國歷史B面的力作，《新編中國全史（套裝共12冊）》用全新角度解讀中國歷史，以民間精神豐富華夏文獻，史學界首部五史合一巨著，藏書界第一野史集成精品。

中華民族歷來是具有深刻的歷史意識和史學意識的民族。舉凡世界幾大古代文明，只有中華文明沒有中斷地得以延續和傳承，這與我們這個民族始終一貫地注重治史有著直接的關系。如果說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華夏文化博大精深，那么中國史學遺產則同樣浩如煙海，厚重豐富。五千年的文明所以能不斷傳承光大，代代相承，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歷代先賢明君均以治史、修史為己任，而中華文明史也是在總結歷史的前提下不斷發展的。盛世治史，只有銘記歷史，才能更好地了解過去，把握現在，開拓未來。鑒于此，本書編委會專門組織了多位史學專家、學者，以全新的視角切入，編纂了這部《新編中國全史》。
本書治史方式所體現的“新編”特點
唐初成書的《隋書·經籍志》，首次將中國古代史學典籍細分為十三大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等，清乾隆時期修成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將史部典籍分為十五大類，包括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等。歷代官修、私修史書，其分類大致不離這一基本框架。在歷朝歷代的眾多史書文獻目錄中，雖然不見“野史”、“秘史”、“逸史”、“陋史”等為名的分類，但后者作為正史的補充，以極其廣泛的概念和撰述范圍，早已客觀存在，并為后世所用。
總結起來.本書所收錄的歷代各種“野史”、“秘史”、“逸史”、“陋史”等，都具有四個較為明顯的規律性特點：首先，是作者多非史官，著述更為客觀；其次，是體裁不拘形式，著述更為活潑；再次，是所記大多出于聞見，著述更具可讀性；第四，是記事較少忌諱，更加凸顯著述的民間精神。
本書六大部分所表現的“五史”特色
本書編者倡導換個角度再看歷史，力求以一種全新的觀點切入，用更具可讀性的方式，全面介紹中國古代正史中所未包含的社會發展史。《新編中國全史》以“中國通史”為主體，以“中華野史”、“華夏秘史”、“歷代逸史”和“古代官場陋史”、“古代民間陋史”為羽翼，前者為經，后者為緯，真實、全面地介紹了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以及正史所未包含的民間豐富多彩的社會發展史。
“中國通史”篇，可謂歷代天嬌雄霸史。記錄了從華夏人文初祖至清末民國泱泱五千年的歷史風云變幻。潮起潮落，榮辱沉浮，功過是非，盡在其中。
“中華野史”篇，可謂炎黃春秋寫真史。“君若詳知朝中事，三家村中問野老”。從某種意義上講，野史才是較為客觀的歷史。本書野史部分，主要記錄了古代宮廷生活鮮為人知的種種穢態。
“華夏秘史”篇，可謂歷朝君臣弄權史。本書以全新的歷史視角，客觀評析歷史人物，即揭秘了深官逸聞，也剖析了官場秘經。
“歷代逸史”篇，可謂華夏奇情風流史。本書這部分所收篇目，既為才子佳人立傳，又為塵婦優伶著說。說風花雪月之事，表文人雅士之情，紅粉國事共沉浮。
“古代官場陋史”篇，可謂“陋史版”的“官場現形記”。本書所收篇目，主要記敘古代舊官場爭斗、構陷、污賄、叛亂等丑行流弊，以供后人為鑒。
“古代民間陋史”篇，可謂“陋史版”的“清明上河圖”。本書所收篇目，主要記敘古代民間多種陋史，如典妻史、納妾史、幫會史、巫術史、乞丐史等，內容包羅萬象，客觀反映了古代社會生活的不同層面，是可以另類解讀的古代民間民俗史和社會風俗史。
本書“新編全史”所包含的三大價值
作為一部用全新視角讀歷史的《新編中國全史》，本書概括起來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史學價值：
一、體現了中華民族歷代史家重視治史的優良傳統和廣大非史官人士（如歷代許多野史筆記作者）不斷增強的民間治史自覺意識。
二、填補了正史的某些空白，豐富了歷史文獻的內容。野史、秘史、逸史、陋史等雖不及正史系統、全面，但在揭示時代特點和社會民俗風貌方面，卻往住因少有拘謹、不避禁諱、言簡意賅而具有獨特的價值。
三、文風活潑，體裁多樣，極大地豐富了歷史撰述和文獻記載的形式，“體制不經”，卻“雜而出新”。
《新編中國全史》，集中國古代通史、野史、秘史、逸史、陋史之大成，互為補充，融會貫通。全書在思想上、內容上和體裁上，都有值得參考、借鑒之處。同時，這也是當今史學發展方面有待進一步發掘的史學寶藏。

此外，在奴隸所有者與奴隸之間，還有一種自由民，即《盤庚篇》所謂“畜民”者是也。這種自由民，可以說是介于榨取者與被榨取者之間的一個中間社會群。
以上的社會分野，就是商代社會關系之全面的內容，亦即商代奴隸所有者的國家之政治的屬性。
商代的國王，是奴隸掠奪者軍事集團的首領，同時，也是國家最高權力之代表。他與氏族社會末期的酋長，已經迥然不同。在氏族末期的酋長，必須通過氏族會議的選舉才能產生，并且氏族會議還有罷免之權。在商代，此種原始的民主制度已被廢除，他們把“父子相承”，“兄弟相及”視為當然。在氏族社會的酋長，他們僅是公共事務的管理人及戰爭的指揮者，但商代的國王，則對于人民的生命財產，都有任意生殺予奪的權力。只要聽盤庚說話的口氣便可以聽見當時的國王，已經儼然有些后來專制皇帝的派頭。
商代的世俗貴族，如侯或邦伯、師長等，大半都是原來氏族的首長，后來這些氏族被商族征服，他們被強制接受商王的冊命，而為商代國家統治異族的代理人。甲骨文中有關于命周侯、噩侯的記載，可以證明。因此，他們具有兩重人格，即對商代國家，是其統治機構內組成的一員；對其自己的氏族，則又以氏族長的資格而存在。但這些所謂侯或邦伯、師長，也有由商代國家直接派遣的。這些侯或邦伯、師長不論其為原來的氏族之首長，抑或由商代國家直接派遣，而其任務，都是替商代國家征收貢納，并捍衛領土，鎮壓奴隸革命。
商代的僧侶貴族，他們大半都是由過去氏族社會中之咒術師轉化而來。這些僧侶貴族，他們具有較世俗貴族更高之文化的傳統，他們蓄積著不少關于政治軍事以及剝削和欺騙人民的經驗。他們雖然在身份的等級上是國王的屬僚，但是他們卻善于利用宗教的迷信，通過卜筮的儀式，把國王的一舉一動，都放在他們的命令之下。因而實際上，商代的僧侶貴族，就是商代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之最高的指導者。
商代的奴隸，主要的都是由戰爭中得來的俘虜編制而成。這從商代的許多戰役中，都有俘人的記載以及戰俘多以種族名稱之可以證明。但亦有不稱其種族之名而通稱之日臣妾奴仆者。這些奴隸，在他們的額上，都黥刻著記號以為標志，防止其逃亡。他們被役使于各種生產勞動，如前所述，在農業、畜牧和手工業這些主要的生產部門中，奴隸都是生產勞動之主要的擔當者。此外，據甲骨文所示，商代的奴隸，也服役于貴族的狩獵及家庭賤役，乃至被役用于角斗以供貴族之觀賞。到商末，奴隸并且參加征伐。
商代的自由民和貴族，系屬于同一種族。但在同一種族之中，有著許多氏族，而商族中的貴族，則多為氏族的成員所轉化。因之商族中之其他氏族的成員，在這一歷史的轉化之下，大半都變為自由民。所謂自由民者，因為他們與貴族有同種族的關系，在人格方面，他們仍然是自由的。但是在政治上，他們卻沒有獲得一種掠奪奴隸的特殊地位，自從氏族共有的土地轉化為國家所有，亦即貴族所有以后，這些自由民，便零落而為依賴國家之恩賜以為生的流氓無產者之群。這種自由民，他們羞與奴隸為伍，鄙視勞動，因而他們“不昏作勞，不服田畝。”商代的貴族，念他們也是同一祖先的子孫，所以撫畜他們，而稱之日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