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徽州文書(民國編)（簡體書）

序 一
有待進一步開發的學術富礦
葉顯恩
民間文書，最早的當是契約文書。契約文書是作為恪守誠實信用、不準反悔的文字憑據。它早已存在于悠遠的古代，先是以口約的形式流行，后來為了證明口約的存在，并使口頭契約有所憑據，便用文字記載下來。隨著文字使用的日益廣泛，文書契約便取代了口頭契約，而且日漸具有法律的效力。相對于口頭契約，文書契約無疑是一進步。從古巴比倫漢謨拉比法典看，兩河流域（今伊拉克）在三千多年前已經有契約文書的存在。在古羅馬，文書契約的形式更是多樣，內容也越發豐富。羅馬法的契約，便先后出現了口頭契約、文書契約、要式契約和諾成契約等幾種形式。
根據我國文獻典籍的記載，早在漢代，乃至可追溯至西周，契約已有稱為傅別、質劑和書契等三種。至于文書契約的實物遺存，從秦漢晉木簡、隋唐五代敦煌吐魯番文書，到明清以來的契約文書的發現，見證了契約文書在民間流行二千多年漫長的歷史。彰顯我國的文書契約，同西方一樣悠久長遠。維權的文書契約，已經成為法學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作為一個邊緣學科——契約學，也正在應運而興起。
徽州文書，在我國民間契約文書的寶庫中占據著最突出的位置。自20世紀50年代末以來，反映徽州社會實態的二三十萬件民間文書的陸續發現，轟動學術界，成為徽學于20世紀80年代兀然興起的直接動因。這些文字資料，由于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的品格而彌足珍貴，堪稱為20世紀繼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文書、明清大內檔案之后的第五大發現。
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徽州文書不僅以數量巨大著稱，而且內容豐富，范圍廣泛，門類繁多。其中包括土地關系和財產文書、賦役文書、商業文書、宗族文書、訴訟文書、教育與科舉文書、社團會社文書、宗教科儀文書，等等。社會的方方面面，幾乎無所不囊括。這些文書始自宋代，歷元明清，迄于民國，具有跨越時代長，還有不少的前后相承且具橫向聯系可構成個案的特點。
徽州人以“程朱闕里”、“東南鄒魯”自居。他們好舞文弄墨，敬惜字紙。不僅債務、商務，宗族社團、喜慶喪祭活動，社交應酬，甚至日常生活，言談舉止，事無巨細，喜歡用紙筆記錄下來。也許他們意識到人生短暫，凡事瞬息即逝，唯有訴諸紙筆，才能長久地保留下來。我想如此奇跡般的大量文書，就是這樣產生的。徽州文書與士大夫“雅”文化相對應，從民間“俗”文化的角度反映了徽州社會多彩多姿的生活情態。
應當指出的是，徽州還有格外豐富的典籍文獻和地面文物可供與文書契約相互參照，互相印證。據已經發現的有3000種徽州典籍文獻和1000余種族譜（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善本族譜400余部，其中徽州族譜占一半以上）傳世，又據調查統計，傳世文物有20多萬件，遺存的地面文物有5000余處，內有明清的住宅、廟宇、祠堂、碑坊，以及驚動世人的花山謎窟等文化遺物。文書與典籍、文物相結合，為人文社會科學各門學科構建寬闊的平臺，為學人進行田野考察，作專題、專科的研究，乃至跨學科的綜合研究提供極其優越的條件。
對徽州如此浩瀚的文書資料，目前尚處于進一步深入民間搜集和進行整理出版的階段。學術界對它的利用，只是冰山一角；對之進行深入研究，也才剛剛開始，而且多著重于對土地關系與財產文書、賦役文書和商業文書等三類文書的研究，其他方面的文書，還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從“契約學”的角度對徽州文書契約進行研究更是闕如。
中國是一專制中央集權的國家。中央與地方有統屬關系，但地方社會又有一定的自主的空間，而且兩者還有互動的一面。地方文化無疑受國家主流文化的制約，但地方文化又有其特點。從徽州地方文書的形式與內容看，必然反映中央政府的意識形態，主流的價值觀，但又含有地方特點的文化成分。所以，從契約文書體現的法律精神、鄉規俗例、倫理道德，與中央的法規和典章制度間的同異，可以窺見地方社會與國家間如何通過士大夫階層進行協調、互動的機制，可以有助于從地方歷史的肌理與脈絡中理解中國總體歷史傳統。如果以徽州文書與國內各地，以及西方比較，我們還可從契約的角度了解國內各地間歷史運行的特點，以及中西方歷史的殊同。
從契約文書形式、內容的演進，可以探測市場發育的水平，也可以折射徽州商業社會的變遷。
契約最初主要是因交換買賣債務而興起的。它由兩人以上，以同意之事項，訂立條件，互相遵守，而以文字為其憑據。同意是締結契約的基礎，體現了“契約自由”的思想。隨著商業的繁榮，要求有相應的更加復雜的反映法律關系的文書契約，以適應商品經濟的需要。明清時期，形式紛繁內容豐富的債務、買賣、租賃、合伙和委托等徽州契約文書，正是反映這種法律關系的憑據。
“契約自由”的思想，早在古代已經出現。“契約自由”原則，則在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后才得以真正確立，并納入資產階級民法的三大基石之一。它標志著作為主體的人的自由度的增加和尊嚴的確立，也標志著從身份關系社會到契約關系社會的過渡。但明清時期，在身份等級制度社會的徽州，“契約自由”原則是無從確立的。在徽州文書中，強制性的“勒立”契約屢見不鮮，就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契約自由”的思想，總是在不斷地沖破牢籠，并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和身份等級制的松動而日益發展。所以，“契約自由”思想發展程度，折射出徽州商業社會的演變。契約關系的盛行與徽州的商業社會顯然有密切關系。
徽州社會是身份等級制與“契約自由”思想并存；既宗奉程朱“官本位”的價值觀，又服膺王陽明的重商思想。研究徽州“契約自由”思想，當是解開徽州社會奧秘的新視角。
我之所以在此強調從契約學的角度研究徽州文書的問題，是因當今乏人注意這方面的緣故，并非意味著其他方面的研究不重要。其實，如此豐富的徽州文書，其具有的潛在優勢是顯而易見的，對人文社會科學的各門學科都大有用武之地，也必將是一股強勁的推動力。
契約文書，記載著一物一事，看似是零碎的片斷的，缺乏抽象，缺乏邏輯化。這是一些人當年之所以視它為廢物，并曾運往紙廠當紙漿的緣由。但早在三四十年代，梁方仲、傅衣凌等學者已經看到散見于民間的“易知由單”、土地契約一類文書的學術價值。他們 “于幾微見世界”，“從木石覓文章”，從文書契約中看出大千世界。以此為基礎，參證其他的文獻資料，從小處著眼，從高處理解，以宏觀的眼界作微觀的分析，分別寫出《易知由單的研究》、《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等有價值的著作。近年來，更有不少學者利用徽州文書寫出了一系列的有分量的學術著作。但是，從迄今發現的大量契約文書和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看，顯然不能相比，可以說正處于研究的起步階段。
文本的解讀，古來便是作學問的基本功。傳統的國學要求從治小學（文字學）始。由字而通詞，由詞而通道。我們對徽州文書的研究，也要從解讀始，既要了解其字面的含義，還要讀懂其背后的意蘊。對文書的解讀，需要具備豐厚的學養，需要對中央典章制度，以及對當地歷史掌故有深刻的了解。地方文書的作者，水平不一，誤寫、錯別字在所難免。例如“計”字，有時寫成“十言”。有些地方的契約，為了避免與皇朝中央規定精神相悖，當地每每有應對的方法。典當契約上的數額往往加倍書寫，是人們所熟知的。有的“以按寫買”，名為“買”契，實為按揭契，而且按照按揭實價的兩倍書寫。而衙役得銀，則“以兩為錢”，縮少十倍。對一些名物術語，如果不參照地方的鄉規俗語例作解，必陷入謬誤。至于對文書詮釋，洞察幽微，揭示其文書紙背之蘊涵，并提高到理論的層次作分析，就須要運用一個人的學養，發揮靈性和睿智了。
人類學者之所以主張回歸歷史現場，主張參與者的觀察，正是為了使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建立共情，理解對象，感悟歷史，在原始資料的基礎上，作主觀能動性的意義解釋。這種解釋主義（或稱為質性研究）與實證主義研究，是可以互為補充的。我們知道，人雖有其通性，但其行為與思想，卻隨時受場景和感情的驅使而變化不拘，畢竟不同于自然界的物質可以檢驗，可以還原。求實崇真，是歷史學家追求的目標，也唯因其永遠不能達到終極的“真”，歷史才將永遠地呈現出其無窮的魅力，吸引人們作永無止境地探索。
徽州文書的發現，將有助于改變當前人文社會科學定向選題的格局。隨著徽州文書的不斷發現和整理，隨著其學術價值的日益體現，在我們可以預期的未來，必將吸引越來越多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對徽學的關注，從而引發對鄉村實態社會、對基層民眾研究的熱潮。
多年來，學術界的研究偏重于宏觀，側重于政治、軍事、經濟、典章制度的變遷。這同以帝王將相為主的英雄史觀的學術傳統和我國文獻典藏的狀況有關。我國文獻資料之豐富，可謂是汗牛充棟，容易得手，利用方便。但其中的內容幾乎都是帝王將相業績和反映士大夫生活情態的資料；而有關平民百姓的記載，卻是鳳毛麟角，甚至空白。因為基層社會的生活實態，被視作生活瑣事而不屑一顧，不可能進入歷史上有話語權的社會精英的法眼。他們在留下的歷史文獻中，偶有提及，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特例；習以為常的、司空見慣的生活細節，幾乎闕如。這就為研究者造成種種的困難。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盡管提出以唯物史觀為指導，而唯物史觀的核心是勞動人民創造歷史。但是，研究勞動人民歷史的成果，幾乎局限于農民起義史，而且是著重于其領袖人物。因此，嚴格地說仍未擺脫英雄史觀的窠臼。
大批反映社會生活實態的徽州文書，正可以彌補文獻記載的缺失。對于寫勞動人民的歷史，重建社會底層的生活實態史，對于研究庶民百姓的心態史，對區域性的專題或個案研究，無疑將起重大的推動作用。這一課題也將成為學術研究的高地。
關于廣大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諸如：社交應酬、宗教信仰、對災害的應變舉措、以娛神自娛為宗旨的“儺”戲、迎神賽會等等民俗活動中所反映的生活實態，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對人生、命運、生死的看法；對俗世和鬼神世界，對現實與未來的希冀、期待和追求，以及他們的心理特質等等卻可以匯集成推動社會運動的意志和愿望。我們常說，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指的正是他們根據其意志和愿望對歷史變遷作出的抉擇。對于這樣重大的課題，多年來也因缺乏資料，而使一些有志于此的學者望而卻步。
又如，徽商在明清創建了輝煌的業績，又無奈地趨向衰落。學術界對此一直關注，且發表了一系列富有見地的著作。但在利用徽州文書資料方面，或嫌缺失，或嫌不足。至于重建、再現徽商生活史，迄今尚屬乏人著手的領域。
近年來，徽州文書搜集和整理出版的進展，為徽商研究提供了新的豐富資料。尤其是為重建徽商的生活史、心態史，提供了最重要的資料來源。我們知道，在明清徽州商業社會，契約文書，尤其是商務文書，是作為參預商務關系、商品交換的手段而出現的，也是實現各自的商業利益所倚重的工具。其含有徽商的商業倫理、商業理念、核心價值觀、運作手段、經營管理方法，乃至徽商的日常生活實態等等，都是重建明清徽商生活史、心態史絕好的資料。因此，徽州文書的大量發現和整理出版，必將引發學術界擴大學術視野，拓寬研究面，把社會低層的社會實態，將平民百姓的生活史、心態史等等，納入學術研究的主流；徽州文書也必將成為學者們的關注點，從而促使研究方向、選題和研究興趣向新的學術領域轉移。
黃山學院，作為“徽學”的發祥地、徽州地區的最高學府，自當責無旁貸地承擔著推進徽學研究的重任。近年來，該院在搜集徽州文獻、文物，整理出版徽州典籍契約文書，組織國際性的徽學專題研討會，創辦徽學研究學刊，發表徽學專題或綜合研究成果和以各種方式與國內外學術團體進行學術交流等方面，皆做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該院在徽學研究上的潛在優勢，以及在學術交流層面上所起的東道主的作用，正日益顯現出來，并越來越為學術界所注目。
黃山學院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著力搜求隱藏在民間的徽州文書，所獲甚豐。根據目前國內徽州文書 “簿冊文書出版，明清充實，民國空白；魚鱗冊出版，明代充實，清代薄弱”的現狀，采取“填補空白，充實薄弱”的原則，將其新發現的文書，推出《中國徽州文書》影印本一書。此書將分三編：民國編20卷，清代編60卷，專題編20卷。此書洋洋大觀，是徽學研究中一個基礎性的重大工程，是學術界的一大盛事。
此書的出版，不僅擴大與豐富了已經出版的徽州文書的內涵，更使自宋至民國年間連續貫通，彌補了其歷時鏈條中的缺失。單就后者而論，其意義就十分重大。同一地區，自宋迄于民國的近千年綿延不斷的文書被發現，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從中可以歷時段地探討文書所反映的近千年徽州社會的各個方面，尤其是民間實態之發展變化狀況；與此同時，由于文書涉及的地域擴大，在作個案與專題研究中，也提供了更大的橫向聯系的空間。這已經足以使有志于徽學研究者垂涎與眼熱了。對于契約學與法學史學者，也可藉此探索近千年徽州文書內容與形式，以及當地法權觀念所經歷的發展變化歷程，對他們同樣也是難得之機緣。
2008年1月24日于廣州海龍灣水如軒
序 二
徽州文書：極具特色的民間檔案
欒成顯
徽州地處中國安徽南部山區，黃山雄奇，白岳神秀，一片鐘靈毓秀的土地。勤勞的徽州人民在這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歷史文化，引領風騷近千年。20世紀80年代以來，徽學（徽州學）研究蔚然興起。徽學是以徽州文書、徽州文獻、徽州文物為基本資料，以徽州歷史文化為研究對象，進而探索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徽學興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徽州歷史文化本身的重要地位與研究價值，是這一學問形成之根本；而有關徽州歷史文化資料的重大發現與重要遺存，則為其形成之條件。在徽州地區，大量的文書檔案，豐富的典籍文獻，以及遍地的文物古跡同時被遺存下來，三者俱備，極為難得，它處無與比肩者。文書檔案、典籍文獻、文物遺存實為支撐徽學研究的三大支柱，它們奠定了徽學大廈的最雄厚的基礎。而徽州文書，又是徽州歷史文化遺存中最具特色的一個部分。在徽學形成與研究中，徽州文書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徽州文書的大量發現，引起了海內外學者的極大關注，吸引了眾多學者投身于徽學研究；徽州文書的陸續公布，促進了一批徽學研究成果的誕生；具有豐富內涵與多方面研究價值的徽州文書，更成為新領域、新學科乃至跨學科研究的第一手資料。可以說，徽學的形成與興盛，有賴于徽州文書者至大矣。
文書一語，早已有之。在中國古代，文書與文獻在語義上多有相通之處。一般地說，文獻包含著所有的歷史資料，至今廣義上的文獻含義仍是如此；而文書一語在古代亦有多種含義，既指文字圖籍、書籍文章，又指公文案牘、契約字據、書信手札、遺書寫本等等。然唐宋以后，所謂文書，漸漸多指官府公文案牘與民間契約字據等。近代以來，文書又常常與檔案、契約等聯在一起，或稱文書檔案，或稱契約文書等。這樣，隨著歷史的發展，在文獻之中又漸漸演變出文書檔案與著述編撰等一般的文獻記載之不同類別。或者說，在文獻學下，文書檔案已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分支學科。這是由于文書檔案的性質所決定的。文書檔案本是官府或民間在各種社會活動中直接產生的文字資料，具有原始性、憑證性及文物性質。與一般著述編撰不同的是，文書檔案并非后來加工創作出來的，而是在社會活動中直接產生的最初文本與文字資料，此即所謂原始性；這些在社會活動中產生的原始文本，如契約、合同、分書、婚約等，本是一種書證，在法律上實具證據之用，此即所謂憑證性；文書檔案雖屬文字資料，但作為歷史活動中直接產生的文本原件，亦構成歷史事件本身物質資料之組成部分，許多文書原本自其形成之日起就是唯一的，故亦具文物性質。所以，文書檔案是我們研究歷史文化的第一手資料。而一般文獻記載，即使是當時人的著述，也多是經過人為加工的東西，實為二手資料。從科學研究來說，無疑前者價值更高。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就說：“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中國紙上之學問賴于地下之學問”。其所謂“紙上之材料”，主要是指傳世的歷史典籍、著述編撰等文獻記載資料；所謂“地下之新材料”，當然包括考古發掘等文物資料，而主要是指殷虛甲骨、漢晉木簡、敦煌寫本、內閣大庫檔冊等新發現的古文字資料，其中多屬文書檔案類資料。所謂“中國紙上之學問賴于地下之學問”，即是說，文獻記載資料有賴于通過文書檔案加以補正或驗證。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文書檔案還具有獨自的新的研究價值，而常常形成新的學問。例如，自甲骨文、漢晉簡帛、敦煌文書等發現以后，對其研究一直長盛不衰，都各自形成了一門新的學問，甲骨學、簡帛學、敦煌學已為世所公認，有的甚至成了世界性的顯學。徽學的情況也是如此。20世紀以來，隨著史學理論的革新與發展，應用于研究的資料種類在不斷擴大。甲骨金文、簡牘帛書、契約文書、墓志石刻、譜牒家乘、出土文物、田野調查乃至口述歷史等等，都包括在史料搜集與利用的范圍之內。與此同時，研究方法多種多樣，學術視野大大拓寬。在這一理論方法革新、學術視野拓寬的時代潮流中，文書檔案所處的地位十分重要，對其開發與利用是大有作為的。
遺存的明清文書檔案，以清內閣大庫檔案為代表的中央官府檔案，比較集中地收藏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而地方性文書檔案，則分藏在各省市地方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等，各處所藏不一，相差懸殊。以知名者論，除徽州文書外，還可舉出福建明清契約文書、江蘇清代商業文書和太湖廳檔案、浙江明清土地文書和蘭溪清代魚鱗冊、安徽南陵縣檔案、四川巴縣清代文書檔案、四川自貢清代鹽業檔案、云南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清代檔案、貴州清代文書、珠江三角洲土地文書、廣東清代海關檔案、順天府寶坻縣清代檔案、河北獲鹿清代編審冊、山東曲阜孔府明清檔案、東北和內蒙古地區土地文書、西藏藏文檔案，香港清代土地文書、臺灣淡新清代檔案等等，均各具特色，頗有研究價值。但這些文書檔案，或數量有限，或種類單一，或僅為某一朝代的，在量和質的方面都難以與徽州文書相比。從文書形式與種類來說，徽州文書的特點與研究價值，至少可舉出以下幾點。
第一，數量大，種類多。徽州文書的最初面世，可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自20世紀50年代大規模面世之后，80年代以來又有近20余萬件文書被發現，最新估計徽州文書的總數達50萬件以上。其種類包括交易文契、合同文約、承繼分書、私家賬簿、官府冊籍、政令公文、訴訟文案、會簿會書、鄉規民約、信函書札等各種文書，應有盡有。
第二，散件與簿冊兼備。徽州文書中既有數以萬計的大量散件，又有數千冊各類簿冊。散件文書如土地買賣赤契、白契、契尾、推單、合同、婚書、執照等，一般其文書構成頁數較少，多為單張或幾頁，格式固定，內容單一。簿冊文書如黃冊底籍、魚鱗圖冊、實征冊、編審冊、租谷簿、置產簿、收支賬、祭祀簿、分家書、商業賬簿等，一般其文書構成頁數較多，成本成冊，且事主集中，時間跨度較長，內容豐富。二者在內容上并非截然分開，不少簿冊類文書實為散件文書的匯集或匯編，如歸戶冊、抄契簿等。然對于研究者來說，由于簿冊類文書的內涵更為豐富，故其研究價值更高。很多簿冊類文書匯集了當時基層社會公私各種活動的大量數據性資料，這就使各類考察特別是經濟史研究方面的定量與定性分析成為可能。
第三，不同時代文書齊全。徽州文書涉及時間跨度長，上自宋元，下至清代民國，特別是明、清、民國時期各個朝代不同年號的文書都有遺存，從而為制度演變的長時段追蹤考察提供了系統資料。例如，土地買賣較為發達可謂中國封建社會的特點之一。那么，其買賣手續到底有哪些？各個朝代的演變進程是怎樣的？買賣價格與交易量又是如何？文獻方面多只是“千年田，八百主”之類的記載，無法深入考究。而在各地收藏的明清文書檔案中，雖然有關土地買賣的契約文書亦頗有遺存，但多僅為一個朝代某幾個年號的，亦難以對制度演變作出考察。然而在徽州文書之中，從宋元至清代民國，乃至解放初期，特別是明、清、民國各個朝代各個年號的土地買賣契約原件及有關簿冊文書，都有相當遺存，有的則是大量的，既可對相關制度的演變作長時段考察，又能進行定量定性分析，為深入系統地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再如，關于明清的戶籍制度，歷史上出現過從戶帖到黃冊，再到編審冊，最后到保甲冊這樣一個長時間的演變過程。戶籍制度的演變產生了不同的戶籍文書，戶籍文書又成為不同時期戶籍制度的基本標識。從各地收藏的明清文書檔案來看，如今只有在徽州文書之中，還遺存有從明代的戶帖、黃冊到清代的編審冊、保甲冊這樣一個完整的戶籍文書系列，而成為考察明清戶籍制度演變的系統的一手資料。
第四，個案文書典型，歸戶文書完整。徽州文書之中，不乏頗有價值的個案研究資料。其所載十分具體，且事主單一，地點集中，時間連續，提供了許多典型的個案分析與專題研究資料。其中既有關于一個圖（包括幾個自然村）的數十年較為完整的人口與土地資料，也有專門記錄某一家庭或家族貲財的置產簿；既有關于某一案件的全部訴訟案卷，也有關于一個會或一個社的完整記錄，還有匯集某一家族數代人分家析產的鬮書匯錄等等。在徽州文書之中還保存了一些歸戶性文書，其原本多是該戶家族與他人進行各種交易的原始文契，或是該家族所置財產的明細賬簿，以及訴訟抄底、官府批文等等，將其作為私家珍藏經過長期積累而被保存下來。有的時間連續數百年，多者一戶達千余份。毫無疑問，這類個案與專題性資料正是我們今天科學研究所需要的。
第五，日用類書豐富，鄉邦文獻仍存。在徽州文書中，至今還保存一些涉及當時社會生產與生活各方面活動的日用類書，這也是應該加以注意的。其中不僅有流傳較廣的坊刻本日用類書，也有地域范圍較小的乃至村落性的抄本日用類書，如啟蒙雜字、便用雜字、商賈指南、當字初階、都圖字號、里役備覽等等。更為難得的是，在徽州地區，還有一批富有濃厚地域文化特色的鄉邦文獻，諸如《休寧碎事》、《新安蠹狀》、《海陽紀略》、《橙陽散志》、《鳳山筆記》、《寄園寄所寄》、《珥筆肯綮》、《茗洲吳氏家典》、《歙紀》、《歙問》、《歙事閑譚》等等，亦被保存下來。毋須贅言，這些日用類書和鄉邦文獻，對于解讀契約文書不可或缺，對于了解基層社會實態極為有用，更是以新的學術視野從整體上透視基層社會難得的寶貴資料。
總之，徽州文書可謂數量龐大，種類繁多，內涵豐富，價值連城，極具特色。徽州文書堪稱明清地方文書檔案的一個典型代表。如果說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屬官府檔案，那么徽州文書則是民間檔案。將徽州文書譽為20世紀繼甲骨文、漢晉簡帛、敦煌文書、明清內閣大庫檔案之后中國歷史文化上的又一重大發現，當之無愧。
黃山學院的領導和老師們得天時地利之便，更具卓識，抓住了徽州文書又一次大規模面世這一時機，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至今已搜集徽州文書達8萬余件之多。與此同時，又組織人員進行整理與研究，歷時有年。徽州文書多出自民間，本在民間生成，又在各村各戶保藏了很長一段歷史時間。這樣，對徽州文書的搜集亦存在一個保護文化原生態問題。如果搜集文書能像發掘地下文物一樣，做好現場保護工作，對現場原原本本地做詳細記錄，即，對收藏文書的戶主、所在地點，以及相關事項等，做出原始記錄；對原文書的類別次序等不分割打亂，保持原貌，這是最科學的做法。然而，由于種種原因，迄今搜集的大多數徽州文書都難以做到這一點。這就給文書的整理和利用帶來很大的麻煩。于是，斷代、定名、分類等成為文書整理的核心工作。對整理者來說，熟悉歷史背景，具備廣博的學識及各種專門知識，諸如古文閱讀基礎、草書識讀能力以及相關的歷史知識等等，都必不可少。故文書整理亦是一種科研活動。面對數萬件文書，從搜集、整理，到分類、編目，再到出版并編制相關的軟件系統，工作相當復雜，操作絕非易事。黃山學院的老師們克服種種困難，數度寒暑，終于完成整理，定名《中國徽州文書》，正式出版。該書擬分三編，共計百卷，堪稱巨制。《中國徽州文書》的問世，實乃學界幸事。其對徽學乃至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深入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應邀寫此文字以為序，兼表祝賀之意。
二○○八年元月于北京
序三
得天獨厚 責無旁貸
汪良發　汪建利
黃山學院創辦于1978年，坐落于安徽省南部風光秀麗的國際旅游文化名城黃山市。
黃山市，其前身為中國徽州。一個徽州府，統轄歙、黟、休寧、婺源、績溪、祁門六縣，簡稱“一府六縣”，這就是中國徽州的區域范圍。目前，雖然婺源、績溪兩縣不在黃山市行政區內，但是國家文化部于2008年1月在原“一府六縣”范圍內建立了統一的“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
“一府六縣”的中國徽州被稱為“東南鄒魯”，創造了博大精深、光輝燦爛的徽州文化，而為世界矚目。
徽商、新安理學、徽州宗族制度、徽州土地制度、徽州教育、徽州科技、徽派樸學、徽派纂刻、徽派版畫、新安醫學、新安畫派、徽州戲曲、徽州文學、徽州文書、徽州刻書、徽州工藝、徽州建筑、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州消防、徽菜等等，這些作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總和的徽州文化，發韌于先秦，歷經漢唐，形成于宋代，鼎盛于明清，延續于民國，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生動標本與全息縮影。商成幫、學成派的徽州文化，在各方面居于時代的領先地位。南宋新安理學的開山宗師朱熹，清代徽派樸學大師戴震，“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這三個徽州人物形成三座里程碑，代表了中國這一歷史時期與時俱進的思想文化走向；從明代中葉到清代道光年間，雄踞中國各大商幫之首的徽州儒商，創造了“無徽不成鎮”的奇跡，其堅守契約的誠信商德，仍流芳和作用于當今中國的市場經濟；徽劇入京演變為京劇，推動了中國戲曲藝術的大發展；新安醫學家主張“固本培元”，醫著豐富，成為中國傳統醫學的精華；徽派版畫代表了中國版畫的最高成就；以西遞、宏村為代表的徽州古村落，已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數十萬件徽州文書面世，成為“中國歷史文化的第五大發現”。
黃山學院作為徽州大地唯一的普通高校，得天獨厚地享有研究這種區域文化的特有優勢。于是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上，我們責無旁貸地作出了戰略選擇：把徽州文化研究作為學校的特色項目與重點項目。1981年創刊的學報，每期設有徽州文化研究專欄，截至2007年底，已發表徽州學論文500多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學校憑借位于徽派樸學泰斗戴震故居的優勢，成立戴震研究會，先后舉辦全國性和國際性的戴震學術研討會，編輯出版了《戴震學術思想論稿》、《戴學新探》等論文集；花10年精力，多方搜求戴震散佚著作，精心組織點校，編纂了國家八五重點圖書《戴震全集》6卷近240萬字，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1994年學校徽州文化研究所成立之后，發揮研究所的組織帶動作用，徽州學研究全面展開，主辦協辦全國性和國際性學術會議20次，撰寫出版了《戴學縱橫》等一批徽州學著作；編輯《徽州文化研究通訊》140多期，2006年創辦了公開出版發行的《徽州學研究》年刊，并于2007年創辦了《徽州文化研究》季刊；總結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徽州學研究新成果，編撰出版了《徽州學概論》，構建了第一個徽州學的學科體系，并以此為教材，開設了特色選修課程；在總結教學實踐經驗基礎上，2008年又編撰出版了《徽州文化十二講》特色教材，抓住要點，萃取精華，力求深入淺出，構建了第一部徽州文化的教材體系。徽州文化資料的全面搜集，是徽州學研究的基礎性工程。徽州文化研究所成立不久，學校又在圖書館建立了徽州文化研究資料中心，并抽調得力的專業人員，專門從事徽州文化資料征集工作。學校將每年的征收經費列入年度預算，以確保征收資金到位。目前本校徽州文化研究資料中心，藏有較全的徽州文人專著、徽州府志、縣志和350多部徽州族譜；征收徽州文書八萬余件，最早的徽州文書為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的石質冥契。所有這些，不僅為推動本校的徽州學研究，而且為中外學者的徽州學研究的交流合作，提供了一定的資料基礎。
進入21世紀以來，學校把組織科研人員進行徽州文書整理，作為徽州文化研究的重點工程。根據黃山市搶救整理徽州文書辦公室的估計，可發現的徽州文書至少50萬件，包括黃山學院在內的黃山市各有關文化單位收藏有18萬多件。目前已出版的徽州文書移錄本主要有《明清徽州社會經濟資料叢編》第一、二輯，張傳璽主編《中國歷代契約匯編考釋》所包含的徽州文書；影印本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編的《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宋元明編20卷和清民國編20卷，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劉伯山主編《徽州文書》兩輯20卷。根據上述各書總計：已出版宋元文書79件、明代文書3710件、清代文書8236件、民國文書647件、共和國文書50件、其中簿冊明代43本、清代141本、民國25本、魚鱗冊明代13本、清代3本，還有包契紙若干。可發現的徽州文書為50萬件，我們預測宋元明最多2萬件，已出版的接近20%，這是徽州文書出版比率最高的領域。其余48萬件，共和國文書充其量1萬件，47萬件皆為清代、民國文書。根據我們整理徽州文書時的抽樣統計，清代文書占65%，應有30.55萬件，已出版的只占2.69%，這是徽州文書出版的薄弱領域；民國文書占35%，應有16.45萬件，已出版的只占0.39%，可視為徽州文書出版的空白領域。前述出版數字統計可能有少許遺漏，但就是補全這些數字，也不會改變上述關于徽州文書出版狀況的基本估計。我們出版中國徽州文書的戰略選擇是：充實薄弱，填補空白。
黃山學院對徽州文書的整理出版目標是：
一、新發現的 中國徽州文書 民國編20卷；
二、新發現的 中國徽州文書 清代編60卷；
三、新發現的 中國徽州文書 專題編20卷。
我們將分階段地實現上述目標。
影印出版《中國徽州文書》百卷，其學術目的是要為研究清代、民國特別是近代徽州的經濟關系，綜合揭示清代、民國特別是近代徽州的社會實態，全方位解讀清代、民國特別是近代徽州文化，探求清代、民國特別是近代中國社會的有關規律，提供第一手的連續不斷的關鍵而完備的徽州文書憑據。
影印出版《中國徽州文書》百卷，其文化生態保護目的是要從一個方面就如何實現徽州文化生態的保護進行探索。國家級“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的建立，把徽州文化生態的保護提到了重要議事日程。中國徽州文書，作為“中國歷史文化的第五大發現”，重要的人類記憶遺產，徽州契約社會實態的原始記載，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將散落各處的徽州文書征收集中，進行防蟲防霉的科學保管，按照它自身的原樣影印，并且堅持“以徽讀徽”，即按照文書產生的當時徽州人自己在徽州文書中對問題的理解去整理出版，嘗試著從物質形態與精神內涵兩個方面努力實現對徽州文書自身文化生態原貌的保護。
《中國徽州文書》的問世，與各位特邀顧問的真切關懷、清華大學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欒成顯研究員，2004年暑期親臨黃山學院整理徽州文書工作現場解疑答難，以后又多次予以具體指導，幫助《中國徽州文書》在整理編輯工作中逐漸形成了統一的學術規范。這些我們將銘記于心。
《中國徽州文書》民國編，是由黃山學院的徽州學研究者自己整理出版的徽州文化研究資料叢書。作為徽州人，雖然比較熟悉本土的風俗民情、方言土語和縣域特點，為“以徽讀徽”去整理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是因為學識限制，加上整理任務繁重，難免存在錯誤疏漏，敬請查閱引用本書的專家學者不吝賜教。
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