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讀本（簡體書）

《奧威爾讀本》內容簡介：喬治?奧威爾，英國作家，1903年6月25日生于印度孟加拉邦莫蒂哈里，取名里克?亞瑟?布萊爾，後隨母親回英國定居，并在聖塞浦里安讀寄宿學校。伊頓公學畢業後，去緬甸參加帝國警察部隊，服役5年。1927年辭職，開始寫作生涯。主要作品有：《巴黎倫敦落魄記》《緬甸歲月》《向加泰隆尼亞致敬》《上來透口氣》《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等。1950年1月患肺病去世，年僅46歲。《奧威爾讀本》選收了他的長篇小說《緬甸歲月》、中篇小說《動物農場》和數篇重要散文。

作者：（英國）喬治·奧威爾 譯者：劉春芳 等

《奧威爾讀本》：極權主義國家的特點是，它雖然控制思想，但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確立不容置疑的教條.但是又逐時修改。它需要教條，因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絕對服從，但它不能避免變化，因為這是權力政治的需要。

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緬甸的印度帝國警察部隊服役。我後來放棄了，一部分原因是那里的氣候毀了我的健康，一部分原因是我已含糊地有了寫書的念頭，但是主要原因是我不能再繼續為我已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大騙局的帝國主義服務了。 這是奧威爾在一九四○年為《二十世紀作家》撰寫的《我的簡歷》里寫的一段話。即使這時候，英國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許多殖民地國家已經獨立，“日不落帝國”的風光不再，但是，奧威爾這段文字里“大騙局的帝國主義”這樣的提法和字眼，還是不大招人待見的。如果說大英帝國的崛起是英國工業革命的必然，但是把大英帝國鼓搗成“大騙局”的，當是文人的強項，比如桂冠詩人丁尼生、一九○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魯德亞德·吉卜林的寫作，甚至E.M.福斯特與弗吉尼亞·吳爾夫的某些觀點。更要命的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什么時候都是打壓個人主義的最致命的說辭兒。不過，這些都阻止不了奧威爾的深層思考和深層表達。他的第一部小說《緬甸歲月》就借鑒了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的一個理念：“大多數印度人，就像大多數英國人一樣，都是狗屎。”不論這是貴族情結還是精英意識，這種說法直指大眾，是很容易觸犯眾怒的。奧威爾的聰明之處，是他不寫人物的“狗屎”那面，而是揭示殖民地國家的人和英國人一樣，都是人，不會因為國別、文明程度和財富占有多寡，就有了什么本質區別。 我們都是靠搶劫亞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們中間那些“開明的”人都認為這些苦力應該得到解放，但是我們的生活水準，因之也是我們的“開明”，卻要求這種搶劫繼續下去。 這樣的思考富于哲理而格外深刻，當奧威爾徹底回到英國，以一個作家的眼光和身份開始寫作時，他發現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的國民的富足與貧窮以及相應的地位，同樣“要求這種搶劫繼續下去”。一九三六年，一家出版社約他報道大蕭條期間英格蘭北部工業區工人的狀況。在緬甸為帝國服務，他是“爺”，而“爺”的地位和身份是以殖民地的“賤民”為基礎的，而在帝國之內，他發現“爺”的身份是以貧苦的勞動人民為基礎的，這讓奧威爾受到了極大的沖擊。他與社會不公和人間苦難的直接接觸，對他從小形成的觀念和思想，具有了毀滅性的打擊。他在火車上看見一個家庭婦女在捅房子外面堵塞的排水管，“她的麻袋布圍裙，她笨重的木鞋，她凍紅的胳膊……她的圓圓的臉十分蒼白，這是常見的貧民窟姑娘的憔悴的臉，由于早產流產和生活操勞，二十五歲看上去像四十歲”。一個極富同情心、極富想象力的作家，看到的不僅是現象，還有現象背後的悲慘生活。至于在工業區耳聞目睹的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狀況，就更讓他震動。這次采訪時間雖然只有幾個星期，但是《去維岡碼頭之路》被一些研究奧威爾的學者，稱為他的“大馬士革之路”，即借聖經人物掃羅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突然聽到上帝的啟示而皈依基督教的故事，指出奧威爾就是在這次與下層社會接觸中，思想發生了根本變化，開始信仰民主社會主義，希望社會的力量能夠拯救和保障窮人的生活條件。這種思想轉變不久，他就又去了西班牙。 “我要去西班牙了。”他對一位編輯說。 “為什么？”那人問。 “這法西斯主義總得有人制止它。”他說。 一如他的文風，他一貫是一個雷厲風行的人。但是，西班牙之行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樣，所謂的國際反法西斯聯盟，就真的是在單純地打擊法西斯，消滅法西斯，而是在大敵當前的惡劣環境里，照樣窩里斗，既有內部清理，又有背後暗殺。他在前線被子彈射中喉嚨而活了下來，卻因為他對反法西斯聯盟的窩里斗不滿而差點被清理，被暗殺。 我在西班牙看到的，和自此以後我所看到的左翼政黨內部運動的情況，給了我一種政治的恐怖。 一直到他去世，這種思想成為他的基本立場。他最為世人贊揚和推崇、并且成為文學經典的兩部小說《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就是這一思想的結晶。 僅從文學元素、寫作技巧和表達的層面上講，《一九八四》沒有達到太高的水準，但它表達的內容揭示出：一個團體、部落、民族和國家，只需要少數幾個獨斷專行、組織嚴密的獨裁者，就足以把廣大人民當做羔羊肆意蹂躪和宰殺了，而這種肆虐的恐怖力量，卻來自廣大善良的人們的沉默和盲目。無須從頭到尾閱讀全書，僅從書中虛構的那個政府所設立的四大管理部門——真理部、和平部、友愛部和富裕部，就讓但凡在這種體制下有一點經歷的人感到毛骨悚然：任何一個部門都以漂亮的名字命名，但任何一個部門的所作所為，都以壞事做絕為宗旨，例如真理部大樓前面赫然在目的標語即是：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還有充斥全書的“老大哥”、“雙重思想”、“新話”之類的表達，把“所有問題都說成是政治問題，而政治本身又集謊話、遁詞、蠢事、仇恨、精神分裂之大成。”奧威爾的《一九八四》的不朽，是理所當然的。 從更完整、更有寓意、更具藝術性的標準看，只有一個中篇小說篇幅的《動物農場》，最能代表奧威爾反對極權主義的內容和藝術的完美形式：一只豬帶領一群家畜造反成功，趕走了農場主，自行管理，但動物內部分化，豬成了統治者，對別的家畜實行統治，任意奴役，形成新的階級社會。勞模老馬博克賽勞作一生被送進了屠宰場，勞苦大眾牛啊驢啊終日勞作食不果腹，只有豬，好吃懶做還強迫人們歌頌喊烏拉……苦澀的諷刺和深刻的寓意……再想一想整個二十世紀所謂共產主義運動和實踐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奧威爾對極權社會的表述，令讀者肅然起敬。 似乎有些吊詭。奧威爾堅稱自己是民主社會主義的信仰者，卻對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鞭撻，怎么回事兒？這從奧威爾為數不多的散文寫作中，可以探索到基本的脈絡。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九日，他在發表于《聽眾》的《文學和極權主義》一文中寫道： 社會主義一般認為是一種道德化的自由主義。國家會掌管你的經濟生活，使你免于貧困、失業等等的恐懼。但是它無需干涉你私人的思想生活。藝術可以像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那樣繁榮，而且只能更為繁榮，因為藝術家不再受到經濟的壓力。 這大概就是奧威爾終生信仰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定義。如果“國家會掌管你的經濟生活，使你免于貧困、失業等等的恐懼”的表達，是指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失業救濟金等等社會化的“經濟生活”，而“它無需干涉你私人的思想生活。藝術可以像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那樣繁榮”是奧威爾在這種經濟保障上的一種設想，那么奧威爾的民主社會主義應該是從資本主義發展起來的一種社會。這樣一種社會自然要比原始積累時期的資本主義社會更完善，更美好，說這種社會是民主社會主義也未嘗不可。然而，“藝術家不再受到經濟的壓力”這樣的提法，顯然只是奧威爾的一廂情愿，只有像他那樣一天不干出點成績就內疚、自責甚至誠惶誠恐的人可以設想并享有的經濟保障，對于大多數還未擺脫人性中“狗屎”一面的人，沒有經濟壓力只會輕飄飄，社會的好處只會讓他們更加“狗屎”；因為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的運動和實踐已經充分證明，藝術家們沒有了經濟壓力之後并沒有創作出優秀的藝術作品，反倒是爭工資、比待遇、競官階、派別斗爭、殘酷打壓、爭當御用、主動喪失知識分子精神等等“狗屎”現象層出不窮；也可以說，人類“狗屎”的一面，被發揮得淋漓盡致。因此，奧威爾的“社會主義一般認為是一種道德化的自由主義”，顯然只是一種在人類歷史相當長的階段尚無法付諸實踐的空想，這是他左傾思想的副產品。但是，奧威爾的思想自由、獨立思考是他骨子里的東西，因而他對極權主義的想象是非常正確的： 極權主義廢除了思想自由，其徹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時代聞所未聞的。而且認識到下面這一點很重要：它的思想控制不僅是被動的，而且是主動的。它不僅不許你表達——哪怕擁有——一定思想，而且它規定你應該怎么思想，它為你創造一種意識形態，它除了為你規定行為準則以外，還想管制你的感情生活。它盡可能把你與外面的世界隔絕起來，把你關在一個人造的宇宙里，你沒有比較的標準。反正，極權主義國家企圖控制其臣民的思想和感情，至少像它控制他們的行動一樣完全徹底。 不像他的同時代一些作家，例如H.G.威爾斯和蕭伯納，奧威爾從來沒有訪問過任何社會主義國家，他對極權主義的描述如此準確和深刻，這完全歸功于他的深邃思想和豐富想象力。然而，如同他的民主社會主義概念有致命的缺點一樣，他關于極權主義的概念，同樣具有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在這兩個概念中，他都忘記了所有制問題；通俗一些說，就是社會財產歸誰支配的問題。如果他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所有制是私有制，那么個人的經濟保障，遲早會解決，因為人類為自己創造物質是基本活動，從來沒有停止過也絕不可能停止，挫折和困難是暫時的。如果個人創造歸個人所有，極權主義的得逞是困難的，即便得逞也是短命的，因為獨裁者壟斷不了社會的財富，他們就無法全方位壟斷個人的思想，至少不能像奧威爾描述的那樣，徹底地“廢除了思想自由”。盡管如此，奧威爾算得上思考并定義民主社會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先驅和賢者。 縱觀二十世紀西方的思想發展，知識分子的左傾思想現象，或者說左傾知識分子，是不容忽略也忽略不了的。這主要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殘酷性和資本主義一輪又一輪的經濟危機造成的。知識分子為社會思考出路，是本職工作。英國的威爾斯、蕭伯納、依修伍德、奧登等，法國的羅曼·羅蘭、紀德、薩特、加繆等，都是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的代表。唯有奧威爾特立獨行，實話實說，有話直說，因此在整個左翼知識分子中，并不受歡迎。一些人攻擊他的主要把柄是他不讀馬克思的著作。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奧威爾嗜書如命，讀書的范圍龐雜，這是公認的。他自稱信仰民主社會主義，但是卻對社會主義的祖宗馬克思的學說置之不理，確實耐人琢磨。但是，這并不能說，他和馬克思的學說沒有發生過任何碰撞。 同樣生活在英國，同樣寫作在英國，同樣對英國工人階級在原始資本積累時期付出慘重代價的工人階級生活狀況做過調查和研究，雖然只是前後順序，馬克思得出的結論是“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而奧威爾則認為“幾乎所有的人，不論他們的實際行為怎么樣，在感情上都是響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念的”。馬克思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造反，打爛舊世界，建立新世界，而奧威爾卻說：“革命畢竟意味著要把一切都翻一個個兒。”“一個是，你在沒有改變制度之前怎么改善人性？另一個是，你在沒有改善人性之前改變制度有什么用？”因此，奧威爾在他的文學批評經典長文《查爾斯·狄更斯》中，這樣說： 道德家和革命家總是不斷地互相拆臺。馬克思在道德家的腳下爆炸了一百噸的炸藥，我們如今仍生活在那聲爆炸的震天回響之中。但是，在某個地方，布雷工兵已經開始了工作，他們在埋設新的炸藥，要在月球上向馬克思開炮。然後，馬克思，或者是什么與馬克思相似的人，會帶著更多的炸藥回來，情況就會這樣不斷繼續下去，而我們卻無法預見最後的結局。如何有效防范濫用權力的問題至今懸而未決。 由此看來，奧威爾并非沒有讀過馬克思的書，只是讀出了馬克思學術的漏洞，讀出了自己的理解，便適可而止了。因此，他的民主社會主義信仰還是很耐人尋味的：“社會主義一般認為是一種道德化的自由主義。”道德化的自由主義？聽來很新穎，但是究竟道德化到什么樣的程度就算道德了，比如說，馬克思是不是一個道德化的人，倘若奧威爾多讀一些馬克思的作品，他完全能夠做出令人信服的結論。這是他的天賦所在，也是他的局限所在。 不管怎樣，奧威爾確實是一個道德化的有信仰的人。他認為信仰的本質是始終如一：“在中世紀的歐洲，教會決定你應該信仰什么，但是至少它允許你從生到死保持同一信仰。”“今天不論什么樣的正統基督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或者伊斯蘭教徒，或多或少都是這樣的。” 而在極權主義方面，情況恰恰相反。極權主義國家的特點是，它雖然控制思想，但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確立不容置疑的教條，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條，因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絕對服從，但它不能避免變化，因為這是權力政治的需要。它宣稱自己是絕對正確的，同時它又攻擊客觀真理這一概念。 奧威爾一九五○年去世，只活了四十六歲。那時，世界范圍的社會主義運動還在初始階段，他看得見聽得見的東西還很有限，而作為一個思想者，這個壽數顯然太淺了，不然的話，他留給世人關于極權主義的思想財富是不可估量的。 蘇福忠 二○一○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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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精神上，他屬于城市小資產階級，而且他恰巧是這個階級極為杰出的典范，也就是說，小資的各種特點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而高度的體現。這也是他比較討喜的原因之一。如果要在現代作家中找到一位與他不相上下的人，那應該是H.G.威爾斯了，因為他擁有與狄更斯相當接近的經歷，而且作為小說家，他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狄更斯的影響。從本質上看，阿諾德·本涅特也屬于同一類型，但是他與狄更斯和威爾斯不同，他是內陸人，生活在工業化而非商業化的環境中，而且沒有濃厚的國教氛圍。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優點和缺點都體現在其非常局限的世界觀上。在狄更斯看來，世界就是中產階級的世界，任何超出這個世界的事情不是滑稽可笑就是帶有幾分邪惡。一方面，他與工人和農民沒有任何接觸，另一方面，他與統治階級也沒有什么來往。任何仔細閱讀威爾斯小說的人都會注意到，盡管他像痛恨毒藥一樣痛恨貴族，但他對富豪并不特別反對，對無產階級也沒什么熱情。他認為是國王、地主、教士、民族主義者、士兵、學者和農民造成了人類所有的弊病，因此他對這些人恨之入骨。這個以國王為開端，以農民為結尾的名單初看上去有些像大雜燴，但實際上這些人擁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屬于陳舊一派，他們都受傳統支配，眼睛只盯著過去。因此，他們是新興資產階級的對立面，因為新興資產階級為了未來投資，過去對他們來說僅僅是一具僵尸。事實上，盡管狄更斯生活在資產階級蓬勃上升的時期，但他所體現出來的資產階級特點并不如威爾斯強烈。他對未來沒什么感覺，對于古怪陳舊之物（如“古老精巧的教堂”）卻懷著揮之不去的纏綿的情愫。不管怎樣，他所列出的最仇恨之物的清單同樣令人感到震驚不已。他隱約站在工人階級一邊——他對工人階級只是懷有一種一般意義上的同情，因為他們是受壓迫的階層——不過他并不真正了解工人階級。在他的書中，工人階級主要作為仆從出現，而且是很滑稽可笑的仆從。除此之外，他也痛恨貴族——在對大資產階級的痛恨程度上，他比威爾斯更甚。他真正同情的是上層社會的匹克威克先生和下層社會的巴基斯。狄更斯所痛恨的“貴族”類型還是個比較模糊的概念，需要進行澄清。產為生的孀居貴婦，還有一些官吏和職業軍官。狄更斯的作品中到處都是對這些人充滿敵意的描述，幾乎找不到任何友好的文字。比如說，對于地主階層，狄更斯就沒有說過什么善意的話。有人也許會充滿疑惑地說，萊斯特·德洛克爵士是個例外；另外，就只有瓦德爾先生（一個非常老套的人物，“善良的老鄉紳”）；《巴納比·拉奇》中的哈德瑞爾也得到了狄更斯的同情，因為他是一個受到迫害的天主教徒。狄更斯對軍人（比如說軍官）也沒有什么好感，對海軍從未有過善意的描寫。他筆下的官僚、法官和地方官員，大多都是在“兜圈子部”才會如魚得水的人。如果說狄更斯曾經對什么官方人員表示過友好的話，那就是警察了。這一點真是頗有深意。狄更斯的態度對于英國人來講是很好理解的，因為這是英國清教傳統的一部分，而且這種傳統到今天依然存在。狄更斯所屬的階級，至少是他所選擇的這個階級，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默默無聞後突然暴富。這個階層主要是在大城市中成長壯大，與農業沒有什么聯系，在政治上軟弱無力。根據他們的經驗，政府不是干擾他們就是迫害他們。結果就是，這個階級沒有熱心公益的傳統，也沒有多少做其他有益之事的傳統。如今，這個在十九世紀新興的有錢階級讓我們感到驚訝的是他們沒有一絲一毫的責任感。他們以個人的成敗來看待一切，幾乎完全沒有群體意識。另一方面，像泰特·巴納克這樣的人，即使在玩忽職守的時候，也會模糊地意識到他所忽視的職責是什么。狄更斯的態度從來都不是不負責任的，也不會采取斯邁爾斯式的一切向錢看的態度。不過在他意識深處，他總是恍惚覺得，整個政府機構都是沒有必要的。國會不過就是庫爾德老爺和托馬斯·杜德爾爵士，整個帝國也不過就是貝格斯托少校和他的印度仆從，軍隊不過就是喬澤爾上校和斯拉默醫生，公共服務系統不過就是巴布爾和那個拖拖拉拉的“兜圈子部”，如此等等。狄更斯所看不到的，或者說他只是偶爾才能看到的，是庫德爾和杜德爾以及其他十八世紀遺留下來的“僵尸”級人物，實際上，卻承擔著匹克威克和波芬都從不放在心上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