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與韌性的堅守：我的退思錄（簡體書）

《智慧與韌性的堅守:我的退思錄》內容簡介：2002年6月27日錢理群上完最後一課，告別北大講臺。錢老曾言，退休以後有一種自由感：從此可以不受身份與地位的束縛，無所顧忌地“胡思亂想，胡說八道”了。《智慧與韌性的堅守:我的退思錄》即是這樣的“亂想”與“胡說”的產物，取名為“退思錄”，從字面上說，就是“退休之後的諸多感想的記錄”，也還有“退一步，海闊天空”的意思。因為是放馬似地野跑，寫出來的東西也就零散而漫無邊際，編串起來，達五卷之多。《智慧與韌性的堅守》是其中的一卷。
《智慧與韌性的堅守》中，錢理群以敏銳的發現和直接的剖析，展開了諸多事件與世象中不常為人所省覺的一面。學術規范，大學改革，世界和平，文化重建……都能從歷史經驗與現實分析中透出濃厚的人本關懷。

《智慧與韌性的堅守:我的退思錄》為著名學者錢理群教授退休後的一部思想性作品。作者以飽滿的熱情關注時代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投以深切思索。以敏銳的發現和直接的剖析，展開了諸多事件與世象中不常為人所省覺的一面。學術規范，大學改革，世界和平，文化重建……都能從歷史經驗與現實分析中透出濃厚的人本關懷。
在臺灣講魯迅,漫說魯迅左翼傳統部分,臺灣青年對魯迅的接受文學、學術沉思錄,革命者、大地赤子的文學,瘋狂時代真的人的聲音,讀錢谷融先生。

【輯一】在臺灣講魯迅
漫說“魯迅左翼”傳統
部分臺灣青年對魯迅的接受
陳映真和“魯迅左翼”傳統
課後感言
語文教育座談會追憶

【輯二】文學、學術沉思錄
革命者、大地赤子的文學
瘋狂時代真的人的聲音
“咬住不放”
“假如郭小川還活著……”
讀錢谷融先生
用個}生化方式響應時代對這一代學者的要求
是集大成，又是新的開拓

【輯三】直面教育
“予所奔走者，從未離教育二字”
王尚文先生的教育思想及其命運
《教育思想者》叢書總序
《底層教師的聲音》叢書總序
“莫斯科不相信眼淚”
直面存在困境
日常教學的瑣細中隱含著深長的教育意義
堅守，需要韌性與智慧
讓真正的教師成為教學研究和教育改革的依靠力量
中國教育的血肉人生
讓詩歌伴隨一生

我想討論兩個問題。
第一，關于“魯迅左翼”。
首先，我試圖做一個區分，把三十年代的左翼傳統區分為兩條脈絡。一個是“魯迅左翼”，另一個是“黨的左翼”。
這個區分不是我首先提出來的，魯迅博物館的王得後先生，也是我的朋友，他最早在2006年的《魯迅研究月刊》第2期，發表了《魯迅文學與左翼文學異同論》，指出在三十年代的文學運動中，魯迅的文學與左翼文學有相同的地方，也有深刻的分歧。我下面的想法基本上是受他這篇文章的影響與啟發，當然也有我自己的發揮。
三十年代的“魯迅左翼”和“黨的左翼”之間，有非常復雜的纏繞關系，存在著深刻的聯系，這是我們首先要肯定和強調的。他們共同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支持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工農革命運動，以致形成一個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左翼陣營。魯迅有一個概括，說“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革命的勞苦大眾是在受一樣的壓迫，一樣的殘殺，作一樣的戰斗，有一樣的運命，是革命的勞苦大眾的文學”。在和革命的勞苦大眾同戰斗、同命運這一基本點上，“魯迅左翼”與“黨的左翼”之間是有著深刻認同的。魯迅一直把左聯的共產黨人視為“戰友”，并不是偶然的。
三十年代的中國左翼運動，同時是國際左翼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中的重要背景，是世界經濟危機，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陷入經濟蕭條，唯獨社會主義的蘇聯經濟建設獲得了相當的發展。這就導致全球性的知識分子的左傾化，同情蘇聯，向往社會主義，成為一個普遍傾向。當時就有“紅色三十年代”之稱。魯迅的左傾也就發生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
就魯迅而言，他參加國際性的左翼運動是有自己的內在邏輯的。他曾專門寫過文章，說他早就從俄羅斯文學那里知道，世界是以“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來劃分的。他原來就有這樣一個思想基礎，現在就更加自覺的認同左翼運動的國際性。這突出表現在他和東亞國家左翼知識分子之間的聯系，在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遇害之後，魯迅在悼念文章中，很明確地說“日本和中國大眾本來就是兄弟”。而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共產主義運動本身就是國際性的運動，何況他們和蘇聯領導的共產國際還有組織上的聯系。盡管有不同背景，但對左翼運動國際性的認同，也是魯迅和共產黨聯合發動左翼文學運動的重要思想基礎。
但“魯迅左翼”和“黨的左翼”之間的深刻分歧，也是不能忽視的。
王得後先生的文章對他們之間文學觀念上的分歧做了非常細致的分析，我這里就不再重復。本來，通過使自己成為執政黨來實現政治理想、執政理念，這本身是無可厚非的，問題就在于，當掌握和鞏固權力成為目的以後，就可能發生革命黨向既得利益集團的蛻變，理想、信念和權力的要求發生矛盾的時候，就必然將權力也即既得利益放在更重要的位置，這就跟魯迅這樣的一直以實現理想、信念為根本目的與追求的知識分子發生分歧。
三十年代中後期，面對日本侵略，中國共產黨改變策略，主張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在文學上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魯迅對“國防文學”口號并不反對，但是有點擔心，如果過分地強調國家利益至上，會不會掩蓋或者美化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統治？會不會因此損害工農民眾的基本利益？他有這樣的擔心，就提出另外一個口號：“民族革命戰爭時代的大眾文學”，強調戰爭的革命陛，要維護大眾的利益，也就是要堅持他的左翼立場。
本來“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時代的大眾文學”，在我們今天看起來是可以并存，互為補充的，至少是可以討論的，但當時卻不允許，認為提出了一個口號，就必須服從，而不允許另提口號，否則就是破壞統一戰線。魯迅當然不能接受這樣的邏輯，于是就發生了激烈論爭。
這里我們可以順便講一下郭沫若的態度，開始他對“國防文學”口號也有所保留，但是當黨派人告訴他這個口號是黨提出來的，郭沫若立刻改變態度，說：我服從黨的決議，我要做黨的喇叭。魯迅與郭沫若的不同態度，標示了左翼知識分子之間的分歧。
對這一點，魯迅是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的。這涉及魯迅對政黨政治到底怎么看。
這里有魯迅和許廣平之間的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對話。許廣平是一個政治意識很強的激進青年，所以在1927年國、共合作的時候，曾經有加入國民黨的想法，她征求魯迅的意見，魯迅就對她說，一個政黨是要靠組織力量來實現它的理想、信念的，所以政黨是要強調紀律性的，要求黨員絕對服從政黨的決議，有的時候就要犧牲個人的意志。因此你要求入黨，就必須想清楚，你是否愿意在一定條件下犧牲個人意志，如果愿意就加入，如果不愿意，要始終保持個人意志和獨立性，就別加入。這大體代表了魯迅對政黨政治的基本看法。
而且對自己這樣的永遠不滿足現狀的作家，和革命政黨的革命家之間的關系，魯迅是有清晰的認識的。他在1927年寫過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文藝與政治的歧途》，文中說，當反對舊社會的黑暗勢力時，左翼文藝家和革命家、政治家之間，是可以合作的。但是當革命勝利，革命政治家掌握政權以後，這時候他就希望維持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