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骨眼：中國經濟不往哪里走（簡體書）

著名經濟學家韋森等激辯經濟熱點！
當下，一場世界性的經濟衰退才剛剛過去，全球金融風暴已經是“雨
過”，但似乎仍然還沒“天晴”。無就業的復蘇，還像噩夢一樣困擾著美
國和歐洲各國政府。
這場世界性的經濟衰退是如何發生的？在一個市場經濟初成的社會發
展階段上，一個強勢政府的全面進入和干預，導致了中國經濟仍然在世界
經濟大衰退中有8%以上的GDP增速，這一事實是否意味著市場經濟的失效和
干預主義的合理？這對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將帶來什么結果？這些都是
今天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
此時，一場關于“中國模式”的論辯，恰如其時地出現了。《節骨眼
中國經濟不往哪里走》這本集子收錄了諸多重量級學者的各種觀點，給我
們提供了許多思考中國的事實和思路。
“中國經濟不往哪里走”、“中國經濟的陷阱在哪里”、“權貴資本
勢力幾多威脅”……《節骨眼中國經濟不往哪里走》中的這些熱點問題已
在中國思想界和財經界引來一片熱議和舌戰

著名經濟學家韋森等激辯經濟熱點！
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迅速崛起的10年，也是中國歷史上經濟增長最快的10年。中國是如何快速融入全球化大潮中的世界分工體系的？中國的入世又對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產生了什么影響？已經高度融入世界分工體系和大國博弈中的中國在未來10年乃至30年的走向如何？這些已變成了當今中國社會各界乃至世界諸多人士所共同關注的問題。
此時，一場關于“中國模式”的論辯，恰如其時地出現了。《節骨眼中國經濟不往哪里走》這本集子收錄了諸多重量級學者的各種觀點，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思考中國的事實和思路。

2011年是中國入世後的第10年。大家都認為中國的社會轉型又到了一
個節骨眼上，因而需要梳理一下我們的思想，為未來中國社會的轉型做些
理論準備。
在過去10年里，中國發生了什么？
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迅速崛起的10年，也是中國歷史上經濟增長
最快的10年。中國是如何快速融入全球化大潮中的世界分工體系的？中國
的入世又對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產生了什么影響？已經高度融入世界分
工體系和大國博弈中的中國在未來10年乃至30年的走向如何？這些已變成
了當今中國社會各界乃至世界諸多人士所共同關注的問題。
當下，一場世界性的經濟衰退才剛剛過去，全球金融風暴已經是“雨
過”，但似乎仍然還沒“天晴”。無就業的復蘇，還像噩夢一樣困擾著美
國和歐洲各國政府。
這場世界性的經濟衰退是如何發生的？是否是市場經濟本身所秉有的
毛病復發了？在一個市場經濟初成的社會發展階段上，一個強勢政府的全
面進入和干預，導致了中國經濟仍然在世界經濟大衰退中有8%以上的GDP增
速，這一事實是否意味著市場經濟的失效和干預主義的合理？這對未來中
國經濟社會發展將帶來什么結果？這些都是今天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
。
剛過去的這場世界性的經濟衰退，實在是考驗了經濟學家們對市場經
濟的信念，也給一些長期懷疑市場并對計劃體制懷舊的人士提供了一個絕
佳的彈冠相慶的機會。然而，對于大多數思想者來說，大家都會同意，市
場本身會出錯，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迄今所發現的最有
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這一點。我們應當以法治化的監管和調控來促進市場
的公正和有效率的運轉，而非以政府監管、調控乃至強勢進入來替代市場
本身。中國從這場危機中所要吸取的教訓，不是“市場失效”了，而是如
何運用市場來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改變”。
對于過去中國所取得的快速經濟增長的數據和事實，今天可能無人能
再否認了。然而，對于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以及社會大轉型中積累下來和正
在不斷積累的問題，大概也是任何人不能回避得了的。
此時，一場關于“中國模式”的論辯，恰如其時地出現了。這本集子
收錄了諸多重量級學者的各種觀點，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思考中國的事實和
思路。
從某種程度上看，很多方面猶如吳敬璉老師所喜歡引用的《雙城記》
中的那句話：“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希望的春天，也
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前途無量，同時又感到希望渺茫。我們一起奔向天堂
，我們全都走向一個方向。”
法治民主政制下的良序市場經濟秩序，是未來中國當走的路。中國須
得選擇，世界在等待著中國的選擇。

第一章 歷史：利弊的反思
吳敬璉觀點 矛盾源于改革不徹底而非改革本身
羅斯基觀點 臨時創新填補了制度的空白
第二章 增長：奇跡或幻像
秦曉觀點 是制度缺陷，還是制度創新
附錄：李澤厚、秦曉對話錄
韋森觀點 吃盡了引入市場經濟的“紅利”
華生觀點 國企縮小了我們的貧富差距
田國強觀點 中國改革成功符合現代經濟學的內在邏輯
科斯觀點 自由的理念市場至關重要
科爾奈觀點 當前一代為未來一代做出巨大犧牲
第三章 體制：復雜的互動
陳志武觀點 市場經濟鑄就通向個人自由之道路
姚洋觀點 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純潔性
袁偉時觀點 穩定和自由是發展的基礎
附錄：“中國模式”再審視
蕭功秦觀點 威權式調控與效率至上產生了特殊優勢
希爾頓·魯特觀點 中國資本夢徘徊在市場和權力間
第四章 比較：規避的方向
黃亞生觀點 東亞模式勝過拉美模式
附錄：龍象之爭：另一個視角看印度
科爾奈觀點 東歐建立保護型政府的呼聲越來越強
彼得·希夫觀點 中國有著更大的經濟自由
第五章 預言：高速的未來
帕金斯觀點 中國經濟增長所需要素還將快速增加
張維迎觀點 人口大國將重返經濟大國

這一階段，調整的主要內容是中央向各級地方政府放權讓利。這是對
計劃體制的第一次修補，類似于“大企業”領導在一定程度上向各級“部
門”下放了自主經營權，也增加了“部門”之間的競爭，但其本質不變，
仍然是把整個國家看成一個企業，主要靠行政命令進行運作，而不是依靠
價格信號來對稀缺資源進行配置，其有效程度極端依賴事前計劃的周密度
和精準度——而缺失價格信號作為客觀標準，對主觀計劃的優劣無從作出
合理評判。計劃本身的問題，執行能力的問題，執行者的動機問題，都可
能造成各種無法度量的低效、浪費和損失。
1957年，中國政府根據1956年8月中共八大一次會議決定，制定了以向
各級地方政府放權讓利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方案，并從1958年
初開始了“體制下放”運動，形成一種分權型的命令經濟體制。與此同時
，還發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把農業生產合作社合并改組為工農商學兵“
五位一體”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進一步加強了政府對農村經濟和
社會的全面控制。由“體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所形成的經濟體制，
成為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的“大躍進”運動的制度基礎。
向各級地方政府放權讓利的方針，與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講話中
提出的向地方、生產單位和勞動群眾放權讓利的原意不完全符合，後面兩
種放權讓利退居到微不足道的地位。原因主要是1957—1958年國內政治事
態發生變化，從而使向國有企業和職工放權讓利變成“政治上不正確”了
。
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以前，不少經濟主管部門官員和國有企業領導
曾經懷著很大興趣研究南斯拉夫的“企業自治”試驗，希望中國能夠有所
借鑒。在中共八大上，“企業自治”曾是一個熱門話題。然而，在1957年
，隨著中共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自治社會主義”的批判逐步升級，
擴大企業自主權問題自然就從中國共產黨的改革綱領中刪除。
而毛澤東《論十大關系》中關于要向職工個人放權讓利，以便“調動
”他們“積極性”的思想，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非斯大林化”過程
中加強對國有企業職工物質刺激的思想潮流相一致的。1957年，中共和蘇
共在對待斯大林主義問題上的分歧已經露出端倪，同時，“反右派”運動
後期，更把“個人主義”定為“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根源”，要求
人們“斬斷名韁利索”。此時，通過對勞動者個人的“物質刺激”來“調
動積極性”，就明顯地與主流意識形態相沖突了。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放權讓利就只能以各級地方政府為對象。這樣
，向各級地方政府下放權力和與此相聯系的利益，就成為1958年改革的基
本內容，而“體制改革”也就被定義為“體制下放”。這種改革思路，對
中國以後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1957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是發動“大躍進”運動的一次會
議，同時也是開始“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來“為躍進運動準備體制基礎”
的一次會議。會議原則通過了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組長陳云起草的《關
于改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關于改進商業管理體制的規定》和《關于
劃分中央與地方對財政管理權限的規定》，并將這三個規定草案提交給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總的精神，就是向各級地方政府放權讓利，
把權力下放給地方行政機關，以便進一步發揮地方和企業的主動性和積極
性，因地制宜完成國家統一計劃。11月1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它們自
1958年起施行。
1958年的“體制下放”，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下放計劃管理權。中共中央在1958年9月發布《關于改進計劃管理
體制的規定》，要求將原來由國家計委統一平衡、逐級下達的計劃管理制
度改變為“以地區綜合平衡為基礎的、專業部門和地區相結合的計劃管理
制度”，實行以地區為主、自下而上逐級編制和進行平衡，使地方經濟能
夠“自成體系”。這份文件規定，地方政府可以對本地區的工農業生產指
標進行調整；可以對本地區內的建設規模、建設項目、投資使用等進行統
籌安排；可以對本地區內的物資進行調劑使用；可以對重要產品的超產部
分，按照一定分成比例自行支配使用。
——下放企業管轄權。195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關于
工業企業下放的幾項規定》，提出國務院各主管部門所管理的企業，除極
少數重要的、特殊的和試驗性的企業仍繼續歸中央管理外，一律下放給地
方政府管理。這樣，原來由中央各部委所屬的企業和事業單位，有880A，
下放到各級地方政府，有的還下放到街道和公社；中央直屬企業的工業產
值占整個工業產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39.7%下降為1958年的13.8%。
——下放物資分配權。一是減少由國家計委統一分配的物資(“統配物
資”或稱“一類物資”)和由國務院各部管理的物資(“部管物資”或稱“
二類物資”)的品種和數量。二是對保留下來的統配、部管物資，也由過去
中央“統配”，改為各省、市、自治區“地區平衡，差額調撥”。三是在
供應方面，除少數部門外，都由地方政府的計劃機關負責分配和調撥。
——下放基本建設項目的審批權、投資管理權和信貸管理權。對于地
方興辦的限額以上項目，只需將簡要計劃任務書報請國家計委批準，其余
由地方審批；限額以下的項目，完全由地方自行決定。允許地方政府在中
央下撥資金和地方自籌資金總額的范圍內興辦各種事業，包括限額以上的
大型項目。地方銀行可以根據各地“生產大上”的要求，“需要多少就貸
多少，什么時候需要就什么時候貸”。
——下放財政權和稅收權。為了增加地方的財力，擴大地方政府的財
權，決定實行“包稅制”。
——下放勞動管理權。改變勞動用工計劃由國家計劃委員會統一制定
、層層下達的做法，各地招工計劃經省、自治區和中央直轄市確定以後即
可執行。
1958年的改革，雖然把向企業放權讓利從它的公開綱領中刪除，但實
際上除了向地方政府放權讓利，也采取了一些向企業放權讓利的措施，包
括：(1)減少指令性計劃指標，將國家計委層層下達給工業企業的指令性指
標由12項減為主要產品產量、職工總數、工資總額、利潤等4項；(2)將原
來分不同行業按一定比例從利潤中提取少量“企業獎勵僉”(廠長基金)的
制度，改為一戶一率的“全額利潤留成”制度；(3)擴大了企業的人事安排
權，除企業主管人員和主要技術人員外，其他一切職工均由企業負責管理
，企業還有權在不增加職工總數的條件下自行調整機構和人員；(4)部分資
金可以由企業調劑使用，企業有權增減和報廢固定資產。P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