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 歷史與未來：許倬雲講演錄（簡體書）

《知識分子:歷史與未來》為著名歷史學家許倬云先生在母校臺灣大學的講演和講學的結集。許倬云先生以較為宏觀的“中國文化”為主軸，進行專題討論，引導聽者和讀者對歷史事件做宏觀的思考、判斷、分析及歸納，其核心旨歸則不離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文字間不時流露對國家社會與人類文化的關懷之情。
作為當代卓越的歷史學家，許先生視野宏闊，學識淵博，加之為人親和，講座與對談時讓人如沐春風，內容又包羅萬象，受者從中得到的啟發和提示，與一般課堂評論截然不同，誠可謂“與公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希望《知識分子:歷史與未來》的出版，可使歷史研究者及一般社會大眾經由先生的指點，得以宏觀且多面向地了解自己的文化與歷史，培養面對未來世界的智慧。

許倬云：1930年生，江蘇無錫人。國際著名歷史學家，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榮譽博士，中研院院士。先後執教于臺灣大學、美國匹茲堡大學，多次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美國夏威夷大學、美國杜克大學、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中國社會史、中國上古史，秦漢史。

《知識分子:歷史與未來》：如果知識分子不具社會良心，只是為了個人的利益發揮知識的，潛能，他們就成為科技世界內的新“婆羅門”。
中國長久有學者關懷社會的傳統，在過去時代學者們是士大夫，後來就成為知識分子或者“知識人”，這些以追尋知識為志業的學者們，曾經發蹤指使、針砭批判；無論書呆子的意見是否適當，至少他們的用心是為社會作一個理性的指引和糾正。在近代，知識愈來愈專業化，知識可以轉化為權力甚至金錢。知識分子變成專業人士，他們個人的收益可能相當可觀，但是他們往往失去了獨立的立場，為政權、為企業服務，而不是為了社會。未來的世界，顛覆文化的人很多，卻鮮有文化的承載者。知識分子還有沒有張載所期許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恢宏志業？

本書是我在臺大講演集的大陸版，原書是2006年我訪問臺大時的兩次講演，加上和同學們的一些討論，書名是《傅鐘回響》，由臺大出版中心在2008年出版。我是臺大的畢業生，曾經在母校服務過一段時候，後來也多次訪問母校。2006年的訪問，可能是我最後一次回到母校。因此，也可以算是我對母校能稍盡綿力的最後一回。過去訪問臺大，都是正式開課。這一次訪問，經過歷史系吳展良主任的安排，卻稍微有一點特別：在歷史系開課，修習的學生都是研究生；而且除了在講堂上同學作報告、我加以評論外，下午還另和同學有單獨的談話。在這一學期，實際上我從同學們那里受到的啟發，還多于我給他們的協助。甚至可以說，開了一學期課以後，我又一次從母校獲得不少進益。為此，我向母校以及吳展良教授和選課的許多同學，致以謝忱。
那兩次講演，一次是講知識分子目前和未來的角色，另一次講多種多樣的現代性，其實都是有感而發。中國長久有學者關懷社會的傳統，在過去時代，學者們是士大夫，後來就成為知識分子，或者“知識人”，這些以追尋知識為志業的學者們，曾經發蹤指使，也曾經針砭批判；無論書呆子的意見是否適當，至少他們的用心是為社會作一個理性的指引和糾正。在近代，知識愈來愈專業化，知識可以轉化為權力甚至金錢。知識分子變成專業人士，他們個人的收益可能相當可觀。但是他們往往失去了獨立的立場，為政權、為企業服務，而不是為了社會。現在，科技昌明，知識的作用，影響人生既深又廣。如果知識分子不具社會良心，只是為了個人的利益發揮知識的潛能，他們就成為科技世界內的新“婆羅門”。那篇講演，我正是為臺灣學界已經呈現這個趨向而憂心忡忡。
另一篇講演，是有關“現代”的多種多樣性。近百年來，中國努力擺脫傳統，走向現代，可是，“現代”兩個字的含義，似乎都是代表西方文明在近幾百年的發展方向；走向現代，幾乎就是西方化的同義詞。我在這篇講演中，也特別指明，西方近幾百年來發展方向，有其歷史特定性；世界各處承受西方壓力及因此發生的響應，也有其歷史特定性。天下沒有真正所謂“現代”，“現代”時時在改變。甚至于也沒有特定的西方，因為西方也是一直在改變。如果我們不認清這個問題的內涵，我們將永遠趕在人家已經走過的路後面，當人家轉方向時，我們還在原路追趕。這一危機，近百年來，中國似乎一直視而不見，近六十年來，海峽兩岸種種做法，也脫不開這個盲點。
以上兩個講演，是歷史問題，但也是未來的問題。我們如果不認識過去和目前，我們將一直在蒙著眼睛走瞎路，知識分子如果不擔起社會良心的責任，則這種新“婆羅門”，對社會的進步和預防社會發展的錯失，都將無所貢獻。
本書後半段，每一節都是和某一位研究生研究課題有關系。因此，各節之間看上去相當散亂，彼此并無關聯。可是，文化系統是一個整體，政治、經濟、法律和意識形態，種種面相，其實彼此相關；同學們提出的問題，都是種種面相中的一面和一片。有心的讀者，大概可以發現，在我的回答中，其實每一段都可以和另一段連接在一起看。人文和社會學科的研究，不容分割為互不相連的學門，如果各科之間互不相干，我們的努力永遠只是盲人捫象，抓到了鼻子、抓到了腿，可是抓不到大象的整體。只有理會到，鼻子也是大象的一部分，大腿也是大象的一部分，象肚和象尾也是大象的一部分，我們個別的努力，才可能聯系成為一個整體的理解。
我進入臺大讀書時，只有十九歲，今天我是八十歲了。回顧整整一個甲子，當年一切，師生際遇，許多細節，宛然在目。尤其懷念到當年的老校長傅孟真先生，他雖然只擔任兩年校長，但他對臺大的貢獻，後人無與倫比。他盡心盡力為學術、為社會正義、也為了教育青年學子，嘔心瀝血，在五十四歲的壯年，勞累氣惱，就撒手而去。很少有人在短短的五十四年內，能如他一樣，替社會、國家做了這么多的事。最重要的，傅先生樹立了知識分子的典型；曾經在一次全校作文比賽上，他出的題目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傅先生的一生，確實是做到了死而後已。臺大校園有個傅鐘，正在文學院的面前，是為了紀念傅先生而建。我們在那鐘聲下長大，我一生工作，也時時不忘傅鐘代表的激勵，原書書名《傅鐘回響》，正是表達了我的心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改換了書名，我也理解，大陸上的讀者，不明白“傅鐘”兩個字對我們的意義，可是我必須在此說明，以表達我自己對老校長的懷念和感激。
許倬云
2011年3月

演講一 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及未來世界的知識分子
演講二 多樣的現代性
“中國文化教研專題討論”課程
第一講 困境與轉機
第二講 知識分子暨民族主義
第三講 唐宋之變
第四講 考古與上古史研究
第五講 荀學暨道教
第六講 情理與律法
第七講 理學修身·儒醫關懷
第八講 精英地方化·五四運動
第九講 斯文·死諫·同心圓世界觀

全球化快速的轉變，一方面是因為現代的資訊科技，另一方面是因為經濟市場化的轉變把全世界整合成一個聯合市場。我們發現，今天既不是歐美核心繼續向周圍放射它強大的影響力，也不是已經轉變的日本、俄國、東歐等國向四周圍發射其影響力，目前出現的是一種回流或返回——我不用“反撲”兩字。這種回流，是指本來的邊緣流向過去的核心，因而改變了它們的相互地位，形成了一種多向度的融合。舉例來說，為什么中國能在最近十年變得這么快？因為中國雖沒有技術，沒有資本，卻正好有市場、勞力、土地與資源，結果是生產基地從美國、日本、臺灣地區搬到中國大陸。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生產者以其貨品來掠奪消費者的財富，現在的情況是生產分散了，分散出去後，消費者反而最有力量。消費者多的地區，是最富有的地區。最富有的地區以其消費力量，朝著生產地區“返回”。
而生產本身，也出現了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在美國，四五年前尚不覺得，但約從兩年前開始，當你打電話到航空公司訂飛機票時，會感覺到對方的口音不對，因為對方是印度人或菲律賓人，正在印度或菲律賓跟你對話。在美國，這叫做“外包”（out-sourcing）。生產線的延長，是另一種形態的外包。過去的福特汽車公司，它的生產線是三英里半的一條流線，各做各的工作，在這頭擺進鋼塊，那頭生產出來汽車。今天的汽車或任何其他東西，每個生產階段都被切割成一段一段，產品打開來都是“聯合國”，其中大部分是源白中國或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