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大王劉鴻生（簡體書）

《企業大王劉鴻生》以解讀劉鴻生深受滋潤的“寧波幫”商業文化血脈為切入點，對其由外國在華公司的“跑街”起家，繼而憑借鶴立雞群的商業才干、靈活機敏的經營技巧，縱橫捭闔的開拓能力，化敵為友的同業聯合胸襟與手段，一步步登上“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等一個個頂級寶座的傳奇經歷給予了全景式鋪排和“用事實說話”式的直白描述。同時，對劉鴻生獨具特色的經營理念、出奇制勝的商戰謀略和超凡脫俗的用人藝術，對其從家族企業向社會企業艱難跨越的積極探索，及其與四大家族由周旋、借力到分道揚鑣的內心波折，以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感認同與精神皈依的心路歷程等，都有言簡意賅的演繹和詮釋。 《企業大王劉鴻生》由劉光永所著。

作者劉光永，本名劉光勇，男，1956年5月出生，陜西吳起人。高中畢業後上山下鄉四年，1977年考入蘭州大學歷史系，師從史學家趙儷生、桂經國先生。曾在陜西省委黨校執教18年，2000年5月起，在浙江理工大學任教，現為該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浙江省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會副會長，省中共黨史學會常務理事。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和晚清史的教學研：究，主要著述有：《大清的挽歌：清末改革管窺》、《變革啟蒙先賢》、《領袖的魅力》、《古聖先賢論興衰治亂》、《清官夢：吳?傳》、《文史叢談》等。在《中國社會科學》、《北方論叢》、《求索》等刊物上發表論文60多篇。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有一位經營煤炭、火柴而聞名于世的人物，他的企業涉及碼頭、輪船、水泥、搪瓷、毛紡織、銀行，保險、倉儲等行業，又被稱為“企業大王”。他就是劉鴻生！ 劉光永所著的《企業大王劉鴻生》以解讀劉鴻生深受滋潤的“寧波幫”商業文化血脈為切入點，對其由外國在華公司的“跑街”起家，繼而憑借鶴立雞群的商業才干、靈活機敏的經營技巧，化敵為友的同業聯合胸襟，一步步登上“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等一個個頂級寶座的傳奇經歷給予了全景式鋪排和“用事實說話”式的直白描述。

趙洪祝 浙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歷史悠久、人文薈萃，素稱“文物之邦”，從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從近代變革到當代發展，都為中華民族留下了眾多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勤勞智慧的浙江人民歷經千百年的傳承與創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質的基礎上，兼收并蓄外來文化的精華，形成了具有鮮明浙江特色、深厚歷史底蘊、豐富思想內涵的地域文化，這是浙江人民共同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結晶，是中華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這一文化瑰寶為我們所用、為時代服務，既是歷史傳承給我們的一項艱巨任務，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一項神聖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斷豐富、發展、創新浙江地域文化，對于進一步充實浙江文化的內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進一步增強浙江文化的創新能力、整體實力、綜合競爭力，進一步發揮文化在促進浙江經濟、政治和社會建設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歷屆浙江省委始終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設文化大省的目標；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設文化大省綱要》；2005年，作出了《關于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決定》，經過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設“八項工程”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迄今為止國內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項目之一。該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會科學優勢學科為基礎，以浙江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理論、現實課題和浙江歷史文化為研究重點，著重從“今、古、人、文”四個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傳承脈絡，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蘊，豐富與時俱進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傳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學術影響和良好社會效益的學術成果，培養一支擁有高水平學科帶頭人的學術梯隊，建設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當代浙江學術”品牌，進一步繁榮和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提升浙江的文化軟實力，為浙江全面建設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會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正確的價值導向和有力的智力支持，為提升浙江文化影響力、豐富中華文化寶庫作出貢獻。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開展三年來，專家學者們潛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創新，在浙江當代發展問題研究、浙江歷史文化專題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歷史文獻整理等諸多研究領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設立10余個系列400余項研究課題，完成230項課題研究，出版200余部學術專著，發表大量的學術論文，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影響。這些階段性成果，對于加快建設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撐力和推動力。 黨的十七大報告突出強調了加強文化建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極端重要性，并對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作出了全面部署。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黨代會提出“創業富民、創新強省”總戰略，并堅持把建設先進文化作為推進創業創新的重要支撐。2008年6月，省委召開工作會議，對興起文化大省建設新高潮、推動浙江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進行專題部署，制定實施了《浙江省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綱要(2008—2012)》，明確提出：今後一個時期我省興起文化大省建設新高潮、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主要任務是，在加快建設教育強省、科技強省、衛生強省、體育強省的同時，繼續深入實施文明素質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護工程、文化產業促進工程、文化陣地工程、文化傳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設“八項工程”，著力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文化產業發展體系等“三大體系”，努力使我省文化發展水平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在文化建設方面繼續走在前列。 當前，浙江文化建設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既面臨千載難逢的機遇，也面對十分嚴峻的挑戰。如何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始終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發揮文化軟實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們認真研究、不斷探索的重大新課題。我們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全面實施“創業富民、創新強省”總戰略，以更深刻的認識、更開闊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進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遇到的各種新問題，努力回答干部群眾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努力形成一批有較高學術價值和社會效益的研究成果。 繼續推進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我們熱切地期待有更多的優秀成果問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實力，增強浙江文化的競爭力，擴大浙江文化的影響力。 2008年9月10日于杭州

第一章 血脈傳承 公元1888年 甬人善賈，亦善抱團 劉鴻生的人生舞臺——上海 祖父劉維忠的創業工程——丹桂茶園戲院 “拒絕上帝” 18歲的求業者第二章 買辦生涯 從“跑街”做起 一套全新的推銷方案 與大班司諾脫會晤 為他人作嫁衣裳 借船出海 拓展銷售網 插足陶都 坐上糞船，落荒而逃 開灤“售品處經理” 創辦中華煤球公司第三章 登上“煤炭大王”寶座 力爭鴻基煤的獨家代理權 同業聯合 經營碼頭業務 組建中華碼頭公司 日暉港產權案 蔣介石血洗上海 出游歐美第四章 進軍火柴業 捐獻不如設廠 管理中的難題——農民向工人的轉化問題 吃掉燮昌蘇州火柴廠 “能用人者，無敵于天下” “他用人肯花錢” 用人不疑——堅信林天驥 重用與駕馭“華太師”第五章 組建“大中華” 狼來了——瑞典火柴廠的強大攻勢 官狼吏虎，一丘之貉 “維持同業公共利益，謀國貨發展” 上國民政府請愿書 “國府”的“統制”企圖 瑞典火柴公司的壟斷野心 “互助合作”，共御強敵 出任大中華火柴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第六章 聯華制夷與聯夷制夷 合并九江裕生火柴廠 合并杭州光華火柴廠 “發展和保護我們的民族工業” 籌組同業聯合營業 合組中華全國火柴產銷聯營社 私人首創與官方執行第七章 問鼎水泥業 心中的又一個夢 內學啟新，外學小野田 迎合市場心理，取得工部局化驗證明 象、馬、龍的較量 由自相殘殺到聯手對外 三足鼎立與三強聯合 修煉內功，進行技術改造 試圖與日本水泥業妥協第八章 橫向拓展 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 創辦章 華毛絨紡織公司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接辦賈汪煤礦 敵占時期的中華碼頭 投資柳江煤礦 組建華豐搪瓷公司 組織惠工銀行團，改組中華工業廠 投資大華保險公司 創辦“中國企業銀行” 顧麗江采辦處 經營理念與經營績效問題第九章 家族傳統與公司制度 兩種投資 建造“企業大樓”——籌建劉氏托拉斯 人類歷史上的“第四大發現” 從家族企業向社會企業的艱難跨越 建立控股集團的嘗試 對“經濟社會之組織”的探索第十章 由商而官 1927年，多事之秋 畏懼工人運動，殷憂共產黨革命 劉氏企業工人勞動和待遇狀況 半推半就去做官 大刀闊斧整頓招商局 工部局華董 國民政府見死不救 命運，必須自己主宰第十一章 上海灘的生存邏輯 “那真是我一生難忘的一個夜晚” “勢利朋友”宋子文 與魔鬼打交道的技巧 對特殊“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第十二章 巧借愛國東風 河山變色，天地玄黃 “病急亂投醫” “九一八”品牌一路走紅 劉氏企業的“游擊戰” “自由港能創設于中國乎” 刺刀下的合作第十三章 陪都孤淚 黃浦江的抽搐 逃出上海 內地投資計劃 委員長的空頭支票 在香港設立大中國火柴公司 “官商合辦”，虎羊同圈 創辦西北毛紡織廠和中國毛紡織公司 由大老板到小伙計第十四章 昨夜星辰昨夜風 返回上海 舐犢之情 “還不是歇的時候” “美貨就是美禍” 四大家族反動統治破產的先聲 蔣經國的上海之行 歸去來兮第十五章 大愛無疆 周總理召見 陳毅市長的座上客 對“人民共和國”的情感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制造” “難忘的一九五三年” “你舍得舍不得？”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劉鴻生大事記參考文獻後記

第一章 血脈傳承 公元1888年 劉鴻生出生于公元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此時，大清國的洋務運動進行了近三十年，辦了一些軍工廠、一些民用企業，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已經步履蹣跚地行進了幾小步。就經濟社會發展而言，有了上海輪船招商局(1872年創立)——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家跨國公司——這樣的民用企業；有了開平礦務局(1878年創立)這樣的經營相當不俗的煤炭企業；有了電報、電話這樣的近代通信手段——劉鴻生出生前六年(1882)電話傳人中國、出生前八年(1880)設立電報總局，次年架通津滬間電線，此後十年間架通了各省城之間的電報線路；有了鐵路火車這樣的近代交通運輸工具——劉鴻生出生前十二年——1876年，中國土地上最早的鐵路-_吳淞鐵路正式通車營業。這些在當時被稱為“聲光化電”的新生事物，都與劉鴻生一生的事業和人生道路息息相關——經銷開平礦務局煤炭，成為他商業生涯和輝煌人生的起點；而輪船招商局與他的關聯度更大——他父親生前曾長期在上海輪船招商局任職；他自己則擔任過輪船招商局的總經理。 就在1888年——劉鴻生出生的這一年，大清國的“國家重大項目”——北洋艦隊正式組建。這支在當時屬于亞洲第一、世界第四(一說世界第六)的艦隊，一度令國人揚眉，而終究由海魂變為海葬海祭——于劉鴻生七歲那年——1895年在威海衛全軍覆沒，讓國人蒙受巨大的恥辱，使中華民族遭受空前的震撼。 劉鴻生出生的1888年，資產階級維新派領袖康有為30周歲；資產階級革命派領袖孫中山22周歲；洋務運動的領航人物李鴻章65周歲。與這三位歷史人物密切關聯的時代風云成為劉鴻生傳承延續人生交響曲的歷史大背景與社會大舞臺。 劉鴻生出生前一年(1887)，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政治領袖蔣介石出世；此後五年(1893)，人民領袖毛澤東降生。這兩位政治領袖不同的政治理想和價值追求與劉鴻生的人生道路、一生事業、榮辱成敗，均有切近而極其重要的關聯。 甬人善賈，亦善抱團 劉鴻生祖籍浙江定海。定海在舟山群島西南部，東南與普陀接壤，西與寧波北侖港隔海相望。這一文化區域，既是商貿名邦，又乃佛教聖地，更是連接中西文明的重要通道——歐亞大陸橋的起點。這里自古以來就是海洋文明與大陸文明的“接榫”地與轉換處。 舟山古稱“海中洲”。這一稱謂，最早見于晉代杜預所著的《左氏經傳集解》。書中說：“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甬東”即指舟山諸島。舟山群島是大自然的杰作，天造地設，渾然天成。如古人所言，諸多島嶼“橫見側出，星羅棋布，不可勝訴……靈異之氣，郁勃磅?”。又說：“山成舟楫之形，靈秀獨鐘，設險有備。攬物華于天寶，既庶且殷；占人杰與地靈，洵美且好。誠四明之勝地，兩浙之雄藩。”舟山群島雄踞海東，東瀕大海，西控甬江，南引閩粵，北通江淮。在東西長182公里、南北寬169公里的海域內，錯落有致地散布著大小島嶼1390個。舟山群島所處的地理環境，在軍事上，在海運上，在對外貿易和商品流通上，都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定海境域四周皆海，岸線總長410公里。如志書所說，“眾山環峙，群港四達，自古稱為天險”。定海道頭的定海港古時稱為舟山渡，是舟山群島歷史最久遠、船只進出最頻繁、使用率最高的港口。眾多的航門、水道賦予定海“舟楫之便”，海上交通四通八達。定海港岸線綿長，前面有盤峙、大小五奎山諸島擋風阻浪。定海港地處要津，地位格外重要。歷史上有多次重大戰事發生在這里。鴉片戰爭期間，葛云飛、鄭國鴻、王錫鵬三總兵在此筑土城、設炮臺，與英國侵略者血戰六晝夜而壯烈殉國，定海港從此與三總兵一起名垂青史。定海港還是浙東沿海最早與外國通商的港口。清康熙年間，定海道頭就曾建有“紅毛館”用以接待外商。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僅造就了定海海島城市特殊的地理環境，還把它裝扮得風光旖旎，秀麗可人。明代定海文人陶恭作《形勝賦》說：“中華勝地，東海名洲，人杰地靈，川明山秀……如髻之山，雙峰秀拔；如帶之水，九溪交流。”“如髻之山，雙峰秀拔”，指定海城北的雙髻山。清康熙《定海縣志》說雙髻山“二峰如髻，矗立天表，諸山環繞，為縣治之主山。相傳葛稚川煉丹處，有棋枰石磴”。舟山島上最高的山是黃楊尖，海拔503．6米。登山遠眺，西邊的定海城、東邊的普陀山及沿海各島嶼盡收眼底。定海道頭的東岳山，山雖不高，但其地處定海港要津，是定海城的門戶。明代設舟山關，隆慶元年(1567)把總李成題勒“東南第一關”于崖壁，故而東岳山又稱“關山”。古時候，交通工具落後，大海成了難以逾越的鴻溝。人們眼望著沐浴在天風海濤中的被稱作“海中洲”的座座綠島，可望而不可即，只能望洋興嘆。《海內十洲記》中說，海上有“三山十洲”，均為仙島，在東海的叫瀛洲，傳說“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為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唐代大詩人李白，曾在詩中一往情深地詠嘆道：“傳聞海水上，乃有蓬萊山。玉樹生綠葉，靈仙每登攀。一食駐玄發，再食留紅顏。吾欲從此去，去之無時還！”舟山的好多島上，至今還流傳著眾多仙人的傳說。 定海明清時均屬寧波府治，寧波簡稱為“甬”，因此稱寧波人為“甬人”。因此，劉鴻生既是舟山人，又是寧波人。 寧波既有天然良港，又據絲綢之利，商業活動出現得最早，并漸次形成鼎盛之勢。到明朝中葉，特別是嘉靖、萬歷年間，寧波不僅與沿海各省及內地，就連日本與南洋各國也有了頻繁的商業往來，甚至與西亞數國也通過絲綢之路，萬里迢迢地發生了活躍的貿易關系。商賈云集，輻輳交錯的商貿氛圍，經久不衰，世代相續，養成了寧波人豐厚的從商經驗與經營能力，外人公認稱道“甬人善賈”，寧波人也爽然認可，欣然自居。而且世世代代，繼往開來，樂此不疲。“寧波幫”也因此而久負盛譽，名貫遐邇。 寧波商人富于進取精神。這種強烈的進取精神首先表現為冒險、開拓、創新精神。這種精神在近代上海寧波幫中尤為突出。在寧波府、縣志書中，像“甬人具冒險性”、“冒險之性”為“島民所特具”之類的品評屢見不鮮。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