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修訂版)（簡體書）

《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修訂版)》在闡釋中國當代文學發生、來源和話語空間的基礎上，從不同角度系統地揭示了當代中國文學的歷史語境、制度化建立、文學生產和傳播控制等內在機制和外部制約因索，并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壇變化、大眾文學.新世紀文學等進行了論述。

《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修訂版)》是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博雅大學堂·中國語言文學之一。

緒論
一、當代文學的“歷史化”
二、當代文學的“不確定性”
三、當代文學的話語空間
第一章 當代文學的“前史”
第一節 文學的新方向
第二節 話語方式的“轉譯”
第三節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本土化
第四節 歷史敘述的“主流”與“非主流”

第二章 當代文學的建立
第一節 第一次文代會
第二節 “兩個報告”
第三節 作家的身份危機
第四節 海峽兩岸的“文學戰線”

第三章 當代文學的內部制度
第一節 文化領導權的建立
第二節 當代文學的組織形式
第三節 傳媒的控制
第四節 會議的意義
第五節 文學講習所

第四章 當代文學的外部資源
第一節 與俄蘇文學的歷史淵源
第二節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第三節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制度化
第四節 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討論

第五章 社會主義初期的文學實驗
第一節 頌歌與狂歡
第二節 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
第三節 何其芳的《回答》
第四節 路翎的《洼地上的“戰役”》
第五節 峻青、王愿堅的短篇小說
第六節 孫犁、茹志鵑的小說
第七節 杜鵬程的《保衛延安》
第八節 新人新作

第六章 “雙百方針”時代
第一節 “雙百方針”
第二節 “青春寫作”
第三節 關于文學理論批評的討論

第七章 激進文學的興起
第一節 “兩結合”創作方法
第二節 《青春之歌》及討論
第三節 趙樹理現象
第四節 周立波的小說
第五節 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
第六節 激進時期的“邊緣”文學
第七節 姚文元現象

第八章 紅色文學的繁榮
第一節 梁斌的《紅旗譜》
第二節 《紅巖》和《紅日》
第三節 柳青的《創業史》
第四節 革命歷史的傳奇化
第五節 姚雪垠的《李自成》
第六節 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
第七節 郭小川現象
第八節 賀敬之現象
第九節 戲劇的現代轉換
第十節 《千萬不要忘記》

第九章 革命文學的高漲
第一節 “紀要”和政治文化
第二節 樣板戲美學
第三節 “文革”時期的隱秘文學
第四節 激進文學的全面崩潰

第十章 80年代的文學轉型
第一節 出自“十七年文學”的新時期文學
第二節 中國作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第三節 文學運動的衰落
第四節 文學翻譯與先鋒文學的興起

第十一章 潮涌不定的文學思潮
第一節 傷痕文學的起源
第二節 人道主義問題
第三節 《班主任》引出的“問題小說”
第四節 “朗誦熱”年代與詩歌創作

第十二章 文學對歷史的敘述
第一節 第四次文代會
第二節 知青文學的差異
第三節 “歸來者”作家的多層性
第四節 汪曾祺的出現
第五節 80年代的評獎制度

第十三章 外國文學翻譯與初期文學創作
第一節 外國文學翻譯的興起
第二節 最早出現的文學流派：朦朧詩
第三節 朦朧詩的爭論和寫作
第四節 先鋒話劇與荒誕派戲劇

第十四章 現代派文學的最初探索
第一節 現代派文學的初現
第二節 《你別無選擇》和《無主題變奏》
第二節 《山上的小屋》
第三節 第三代詩人

第十五章 1985年後的小說(一)
第一節 小說的轉變
第二節 尋根的潮流
第三節 韓少功、賈平凹的小說
第四節 阿城、莫言的小說

第十六章 1985年後的小說(二)
第一節 先鋒小說的革命
第二節 《虛構》和《訪問夢境》
第三節 新寫實小說
第四節 《一地雞毛》、《煩惱人生》和《風景》

第十七章 90年代文學
第一節 80年代終結和90年代開始
第二節 大眾文化和文學的興起
第三節 文學的多種姿態
第四節 《頑主》和《白鹿原》
第五節 文學雜志的改刊

第十八章 90年代作家創作
第一節 女作家與女性文學
第二節 “60後”作家
第三節 余華等的小說
第四節 值得注意的散文創作
第五節 90年代詩歌

第十九章 文化市場影響的文學生產
第一節 文學策劃的介入
第二節 在回憶中重敘歷史
第三節 “紅色經典”重版
第四節 長篇小說熱
第五節 王安憶等的小說
第六節 “70後”作家

第二十章 新世紀文學
第一節 評價的分歧
第二節 整體性的破碎
第三節 重新發現的鄉村
第四節 被復興的傳統
第五節 中篇小說
第六節 “新人民性”的文學
第七節 文學批評
修訂版後記

姚文元的文章基本屬于“駁論”。許多文章的副題就是“與劉紹棠等辯論”、“和錢谷融等辯論”，沒有注明“辯論”的，則冠以“批判”的字樣：“批判文學中人性論”、“丁鈴部分早期作品批判”、“論陳涌在魯迅研究中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思想”、“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和創作傾向”、“論‘探求者’集團的反社會主義綱領”、“艾青的道路——從民主主義到反社會主義”等等。通過這些文章我們大體可以看出姚文元立論的方法。當周揚等文藝界的領導者，還徘徊于如何處理文藝界的基本問題和矛盾，甚至還在為文藝界的恩怨、宗派斗爭以及權力之爭權衡利弊時，姚文元已從另外一條路線走在了時代的前頭。這不僅為他日後的騰達埋下了伏筆，也為日後清算周揚路線培育了代言者和理論形象。
在反右斗爭尚未開展之前，姚文元的文章還沒有達到後來的囂張和惡毒，他還有商量或妥協的意思。比如在和姚雪垠討論“教條和原則”時，他列舉了姚雪垠對文藝批評和政策不滿的話，如“動不動拿‘小資產階級思想感情’來批評作家，而這句話簡直成了一句緊箍咒，使不少作家下筆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敢寫愛情，不敢寫溫暖的友誼，不敢寫私生活……解放後幾年中文學題材的狹隘，作品寫得干巴巴，原因雖不完全如此，但與此頗有關系”之後，姚文元雖然認為過去的批評大多數是正確的，“原則上仍然是對的。今天我們要寫愛情、寫友誼、寫私生活，也絕不是要恢復那種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和庸俗的去寫私生活，我們要前進，不是倒退！”但他還是承認對小資產階級思想感情的批評“有一部分是過火的”。?在《論詩歌創作中的一種傾向》一文中，盡管充斥著流行的空泛語言，但尚能結合具體的作品，他對愛情詩、山水詩“婉約”一派的指責和對“浪漫”斗爭的倡導，也可看做是文學主張的一種。這時，他批評的對象還僅僅限定于“小資產階級”和“個人主義”。但這種有條件的“商討”或“妥協”，已然隱含了他追逐風潮和“二元對立”的排斥性，在他的抽象肯定的後面總是具體細致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