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自傳（簡體書）

《我的精神自傳》是一部個性化非常鮮明的思想學術人生自傳，更是一部結合個人身心創痛和研究心得來總結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思潮的變遷和中國經驗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識界、學術界所遭遇的大問題大困境，表達一個真正知識分子的立場和追求的深度之作。思考透徹，激情飛揚，充滿了敏銳的發現與深刻的思索。黃鐘大呂之聲，世所少見；滄海桑田之辨，令人回味。是受過中等教育以上的讀者不能不讀的當代啟示錄。
《我的精神自傳》榮獲第四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被《中華讀書報》等多家媒體評為年度十大好書。

上篇 我的回顧與反思
引言 “以不切題為宗旨”
一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上）
二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中）
三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下）
四 知識分子自我獨立性與主體性問題
五 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系問題
六 關于啟蒙主義的反思
七 關于理想主義的反思
八 關于思想與行動的關系問題
九 自然人性論與個人主義問題
十 最後的話題：關于大學教育與北大傳統

下篇 我的精神自傳
引言
一 歷史的中間物
二 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
三 幸存者
四 學者、教師、精神界戰士
五 真的知識階級
六 思想者與實踐者
七 漂泊者與困守者
後記

八十年代北大校園風景：兩代人的相遇
我可以說是帶著“學術和政治”、“學者和戰士”的矛盾，走上學術研究道路的。
我屬于“文革”結束後的第一代研究生，而當時我又有一個很特殊的身份：我成長于五六十年代，1960年大學就畢業了，但七十年代末又來讀研究生。我的同學比我年齡要小七八歲，十多歲，而我的老師，例如謝冕、孫玉石，比我只高一班，更有意思的是，教文藝理論的，竟是我大學的同班同學李思孝。考試時，他來監考，我立刻想起了中學讀過的一篇課文：《永不掉隊》，講蘇聯衛國戰爭時期，大學教授當了戰士，戰爭結束後，他當年的團長又來做了他的學生，都是社會的激烈動蕩時期造成人的身份的激烈變化。我出現在學術界是八十年代，所以人們都把我看作是八十年代的學者，而且因為和黃子平、陳平原一起發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沾了他們的光，很長時期都被稱作“青年學者”，後來突然發現我老了，又把我叫作“老教授”。因此我常常說自己沒有中年，從“青年學者”一下子就跳為“老教授”。更重要的是，由此決定了我的思考，我的學術研究，就帶有跨代的特點，它的世界觀、人生觀，以至文學觀、學術觀的基礎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學教育所奠定的，而又受到八十年代的學術訓練，在學術眼光、觀念與方法上都有鮮明的八十年代的時代烙印，這就構成一個比較復雜的學術背景。我也因此受到了兩個方面的批評：從五六十年代的眼光看，我過于激進，是所謂“新潮學者”；從八十年代（更不用說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紀了）眼光看，我歷史包袱過重，不能與時俱進，過于保守了。我自己卻經常感到歷史的尷尬，不過也無可奈何，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吧。
但我有幸遇到了王瑤先生。
我在給研究生同學趙園的《艱難的選擇》這本書寫再版導言時，這樣談到“八十年代的學人”：“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通過痛苦的反思獲得一次真正的覺醒；同時又在歷史提供的特殊機遇中，與直接承續了‘五四’精神的老一輩學者相遇，不僅接受了嚴格的學術訓練，而且在精神譜系上，與新文化傳統相聯結，并進而把自我的新覺醒轉化為新的學術。”
更為重要的是，我是在北大度過我的八十年代的學術生涯的，我常說這是歷史對我的特殊照顧，或者說是補償吧。那時的北大，正是聚集了一大批劫後余生的繼承了“五四”傳統的知識分子。于是，就有了八十年代的北京大學的特殊風景——清晨，你起來跑步，會在北大圖書館前碰見堅持晨練的朱光潛先生。
傍晚，你漫步未名湖畔，會看見宗白華先生迎面走來，立刻聯想起他的《美學散步》。
還有一位拄著拐杖，凝視著湖面的老人，那是吳組緗先生。你從旁輕輕走過，不敢打攪他的沉思。
你來到燕南園。三松堂的白皮松樹下，有美髯飄飛的馮友蘭；竹林掩映中，林庚先生的歌聲竟是那樣清純……
當然，還有口銜煙斗，騎著單車，在校園中橫沖直撞的王瑤先生……
從“五四”的“學燈”（宗白華先生是“五四”四大副刊之一的《學燈》的編輯，是他最早發現了郭沫若；還有楊晦先生，是“火燒趙家樓”的英雄），到三十年代的清華大學院（吳組緗、林庚這一代），到西南聯大的火把（從老師輩的馮友蘭，到學生輩的王瑤）：這是一批“五四”傳統最後的見證人、繼承人和幸存者。
這是一次奇遇：先生們長期被視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現在第一次恢復了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而給他們的時間已經不多，因此急切地希望將自己的學術傳下去；而我們這一批學生，在“批判封資修”的環境下長大，在一片精神廢墟上成長，現在終于有了學習的機會，內心充滿對知識和精神的渴求，迫切希望登上學術的殿堂。當時我們讀書的勁頭，用“發瘋”來形容絕不過分，我們真像野牛闖進了菜園，吃不盡，嚼不夠。老師忘我地教，學生瘋狂地學，一方面想培養傳人，一方面渴望接班，兩代人的生命就這樣相遇，相交，相融，這是一個歷史的際遇，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最大幸運，而且不會重復，是後代人難以想象的。
“師朱法魯”的學術淵源：而王瑤先生，因為他是研究現代文學的，他身上就有了更為強烈的“五四”傳統意識，以及將這一傳統傳下去的自覺性。
記得王瑤先生去世的時候，我們這些弟子們曾經送了一副挽聯，是陳平原起草的：“魏晉風度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傳世豈無好文章”。“魏晉風度”和“五四精神”正是對先生人格、精神、氣質的一個高度概括。
王瑤先生對于“五四”可以說是情有獨鐘的，可以說他有一種永遠擺脫不掉的“五四”情結。當我和陳平原、黃子平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概念時，先生對我們最尖銳的批評，就是不管你們主觀動機如何，你們把現代文學的起點上移到晚清，客觀上會導致對“五四”意義的貶低和否定。所以他後來寫了一篇文章，專門討論現代文學的起點和終結，很大程度上就是針對我們來的。這樣的師生之間的爭論，是很有意思的。
而王先生對“五四”傳統的繼承，主要通過兩個中介：一是他的研究生導師朱自清，一是魯迅。他的研究生同班同學季鎮淮先生曾說王瑤先生是“師朱法魯”，就思想與學術的傳承來說，這是很有道理的。後來，新加坡有一個學者叫鄭子渝，曾經描述過一個他以為的精神譜系，說“從周作人到俞平伯，到朱自清，再到王瑤”，有一條發展線索。將朱自清、王瑤的思想、學術上溯到周作人，這可能不大準確，這涉及對朱自清、王瑤的理解，有討論的必要。
我們先來看王瑤先生對朱自清先生的看法。這里我想向大家介紹孫玉石先生的一個回憶。孫玉石先生是王瑤先生的大弟子，是個有心人，有時把王瑤先生的話記在日記里，所以他的回憶就比較可靠，比較有根據。這是他記錄的王瑤先生的話：“研究歷史最重要的就是實事求是。聞一多先生受羅隆基的影響走上進步道路。羅隆基是搞政治的，皖南事變後他到昆明，同聞一多來往很多，拉聞一多加入民盟。當時陳果夫到云南，來勸高級知識分子入國民黨。馮友蘭、雷海宗等人都加入了，聞先生也為之心動。他為此找朱自清先生，朱先生不同意，聞一多也就作罷了。聞一多犧牲後，許多文章都說朱自清先生受聞一多影響，朱自清先生看了以後很生氣。朱先生一直是支持進步的，‘一二？九’時曾多次冒生命危險掩護進步學生。”王先生由此出一個結論：“聞一多熱情外露，他是詩人、學者、民主斗士，幾個階段很分明。朱自清先生不同，他更內向一些。他一生皆是詩人，一生皆是學者，一生皆是戰士。”孫玉石先生回憶說：“說這段話時，王瑤先生是很激動的。這番藏在心底的聲音，說明王先生不是為朱自清先生而辯護，而是在為歷史的真實所辯護，在為一種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辯護。”孫玉石：《他擁有綠色的永恒》，《王瑤和他的世界》，頁133，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我看孫先生這段回憶，更感興趣的是王先生對朱自清的評價，說他“一生皆是詩人，一生皆是學者，一生皆是戰士”。這個看法和通常看法不一樣。我們說聞一多是“詩人、學者、戰士”，好像朱自清和“戰士”是不沾邊的，因為在一般人心目中朱自清是一個純粹的學者，是學院派學者的一個典型代表。但是王瑤師作為學生，對朱自清自有更深的觀察與了解，他認為朱自清將“詩人、學者、戰士”統一為一身，貫徹于一生，這當然有他的道理與根據，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很獨到的見解，對我們理解朱自清先生，以及王瑤先生對朱自清傳統的繼承，都非常重要。
王瑤先生晚年寫過兩篇文章悼念他的老師：《念朱自清先生》和《念聞一多先生》，可以說是姐妹篇，對兩位恩師的為人與學問，都獨有會心，很值得注意。其中有一個判斷，就非常重要：他強調朱自清先生的新詩理論的核心是新詩的“現代化”問題。後來王瑤先生又主持他生前最後一個學術項目“中國文學研究的現代化進程”，并堅持要把朱自清先生加入進去，也就是說，在王瑤先生的心目中，朱自清先生是對中國學術的現代化及中國詩歌的現代化做出了杰出貢獻的這樣一個學者和詩人。從現代化這個角度來肯定朱自清，這顯然跟王先生自己的學術思想與學術追求有密切關系。我們知道，朱自清先生是最早在大學里面開設新文學課程的，他三十年代在燕京大學的講稿《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對王瑤先生後來寫《新文學史稿》，在體例、結構與方法上都有直接的影響。
但是已經有研究者注意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王瑤先生在學術問題上經常提到朱自清和魯迅，但“他提起魯迅的次數大大超過朱自清；談到前者時所用的詞匯和語氣的分量，也要明顯重于後者。——比如一再指出魯迅的著述及其方法，為我們研究工作提供了‘典范’、‘范例’等，談到朱自清時，從未使用過這類詞語”，結論是：在王瑤先生“自身的學術工作中，魯迅也要比朱自清留下更多更深的印記”。樊駿：《論文學史家王瑤》，《王瑤和他的世界》，頁441—442。這也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分析。
王瑤先生對魯迅的特別重視，最集中地表現在他的一個基本觀點，他始終堅持魯迅的“方向”意義。也就是說，他理解的“五四”傳統，主要是魯迅的傳統。魯迅對王瑤先生的意義，我在一篇文章里有過這樣的概括——
“作為思想家、文學家的魯迅是作為文學史家的王瑤的研究對象。王瑤先生盡管不是魯迅研究的開創者，但卻是1949年以來大陸魯迅研究的一個重要代表。他在極‘左’思潮的嚴重干擾下，為維護魯迅研究的科學性，促進魯迅研究的學術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作為學者的魯迅對于王瑤先生更具有典范的意義。王瑤先生自己就多次指出，他是‘由于十分欽佩魯迅關于魏晉文學的許多精辟的見解’才‘決定從漢魏六朝一段來開始對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工作’；‘在現代文學研究方面’也‘仍然是以魯迅的有關文章和言論作為自己的工作指針’。
“作為人的魯迅，現代知識分子的代表、精神界的戰士的魯迅，對于王瑤先生的影響可能是更為深遠，也更為重要的。王瑤先生正是通過魯迅的中介，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魏晉風骨’，以及作為中國現代文化的集中代表‘五四精神’，取得了內在的精神聯系，或者說將魯迅的精神化為自己的血肉，從而成為‘魯迅式的知識分子’，在自己的學術工作中，實現了‘做人與作文（研究）的統一’，形成了一種精神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