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鋒：魯迅與新月才子（簡體書）

《魯迅向左 新月向右》通過魯迅與徐志摩、陳西瀅、梁實秋、胡適、邵洵美、潘光旦、沈從文、聞一多、羅隆基等人的文化論爭，反應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文化環境，以及在當時的現實環境下，不同學識背景的文化人所抱負的不同救國理想。由公理之辯演化成義氣之爭，作者通過表象，剖析了大師們的性格特征，讓讀者仰視的大師有血有肉，生動鮮活。

李伶伶，教師職業，律師資格，南京市文聯簽約作家，中國戲曲學院客座教授。曾獲南京市委宣傳部、團市委頒發首屆“南京十大青年文化新星”稱號。著有《中國京劇四大名旦全傳叢書》、《日記的胡適》、《徐志摩?新月社》、《法界巨擘倪徵噢傳》、《尚長榮傳》、《周家後院：魯迅三兄弟家事》等，先後獲第十三屆中國圖書獎、第三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長篇)獎、江蘇省第二屆“紫金山文學獎”、 1993-2003年江蘇報告文學獎一等獎、第四屆金陵文學獎一等獎等。

《魯迅向左 新月向右》編輯推薦：今有方舟子說韓寒代筆，昔有魯迅說邵洵美捐班。
陳源（西瀅）說：“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想構陷人家的罪狀。他不是減，就是加，不是斷章取義，便捏造些事實……”本書有事實有真相。
邵冠華說：“魯迅先生是文壇上的‘斗口’健將。”“不顧事理，來勢兇猛，那個便是魯迅先生的‘戰術’。”果真如此嗎？看官們自有考量。

莊子距離我們兩千年。
李白距離我們一千年。
納蘭容若距離我們三百年。
千百年，不過美人一回眸，佛家一彈指，人間卻已經不知經過多少往復更迭了。
而他們卻已立于時間之外的一棵桃樹下，桃之夭夭，落英繽紛，超然物外。

若許我用三個字說容若，我會說，不染著 。
何為不染著？
佛祖說，對眼前的色、受、想、行、識，不起欣喜、歡悅、欲愛、執著、沉迷，是為不染著。
或許你會問，若依此來看，容若豈不是太染著、太執著了？
可容若的不染著卻正是執著。
納蘭容若式的執著。
只因這樣的執著，正是我們漸漸失卻的，甚至可能永遠失卻的。
所以千百年後，我們仍舊在讀納蘭容若。

佛祖所說，諸行無常，諸法無我，諸漏皆苦，涅盤寂靜，是一層境界；
納蘭容若的不染著，卻是另一層境界。
只看你已經抵達哪一層，抑或將要抵達哪一層。
無論你如何選，都應遵循你的心靈。
正如納蘭容若一般。

誠如紀伯倫在他的詩中所說：
我的心靈告誡我，它教我從榨不出汁，盛不進杯，拿不住手，碰不著唇的東西中取飲。
在心靈告誡我之前，我的焦渴是我傾盡溪澗和貯池中的水澆熄的灰堆上的一粒火星。
可是現在，我的思慕已變為我的杯盞，我的焦渴已變為我的飲料，我的孤獨已變為我的微醉。
我不喝，也決不再喝了。
但在這永不熄滅的燃燒中，卻有永不消失的快樂。

序
徐志摩說，魯迅的脾氣不易捉摸
公仇、私怨：魯迅與陳源
“不生氣”的梁實秋，“不寬恕”的魯迅
魯迅的譏嘲，胡適沉默以對
魯迅說，羅隆基是“奴才”
邵洵美的富，魯迅的怒
魯迅稱潘光旦，“一個拿拄杖的學者”
草根的沈從文，精英的魯迅
葉公超評魯迅，“人歸人，文歸文”
聞一多：“昆明的魯迅”
後記

徐志摩說，魯迅的脾氣不易捉摸
依一般人的理解，徐志摩是無法和魯迅并為一談的。“并為一談”是魯迅的語言。他曾因為他人將他和梅蘭芳“并為一談”感到異常忿懣。可以想象，他一定也很討厭他人將他和徐志摩“并為一談”。在他的眼里，梅蘭芳、徐志摩都和他不是一個道上的人。
魯迅忿懣于與梅蘭芳并為一談，是因為他不喜歡梅蘭芳這個人；他討厭與徐志摩并為一談，也是因為他不喜歡徐志摩這個人。他不喜歡梅蘭芳這個人，是因為他不喜歡京劇，不喜歡梅蘭芳唱的戲；他不喜歡徐志摩這個人，倒也不是因為他不喜歡詩，而是他不喜歡徐志摩寫的詩。
然而無論魯迅如何不愿意，外人總還是要將他和徐志摩放在一起比較比較的。表面上看，他倆似乎并不具有可比性：一個現實，一個理想；一個冷峻，一個浪漫；一個悲觀，一個樂觀；一個不依不饒，一個溫和大度；一個隨時隨地豎立起利刺，準備戰斗；一個朝夕晨昏沉浸在詩的靈園，不倦歌唱；一個是閃著寒光的“匕首”，一個是新月下的“夜鶯”。
盡管如此，他倆并非不能并為一談。相反，在20世紀初的啟蒙思潮中，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他倆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擔當了啟蒙的重責大任。只不過，魯迅是思想啟蒙，而徐志摩則是美和浪漫的啟蒙。
然而，徐志摩的美和浪漫太超然的華美太不食人間煙火的絢爛，俗是脫了，但不接地氣。這讓執著于現實批判而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魯迅看不順眼，并且厭煩。加上魯迅一向不以為然“新月”的“正人君子”音容，而徐志摩卻恰恰是新月的靈魂，也就難怪他二人難以相容了。
泰戈爾訪華的“捧”與“殺”
一度，徐志摩視魯迅為同道，魯迅對徐志摩也還算客氣。兩人雖然不至于親密無間，但好歹相安無事。
1923年底，在北大兼任講師的魯迅將他撰寫的《中國小說史略》上冊送了一本給在北大任教授的徐志摩。徐志摩很珍視，他在扉頁上鄭重其事地記了一筆：“著者送我的，十三、一、一、”。一個月以後，徐志摩在給英國友人、漢學家魏雷寫的一封信中，極力推薦《中國小說史略》，說：“我們一個朋友新出了一本《小說史略》（魯迅著）頗好，我也買一本寄給你。”
從“我們一個朋友”可以看出來，此時，徐志摩是把魯迅當作朋友的。至于魯迅有沒有也把徐志摩當朋友，那就不得而知了——從短短幾個月之後由魯迅先挑釁繼而兩人“反目”看，似乎沒有。
兩人鬧翻積仇最早可追溯到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
可以說，提及新月社，就不能不說到泰戈爾。換句話說，新月社的成立，和“詩翁”泰戈爾大有關系。
關于新月社成立的時間：“新月”成員之一的陳西瀅曾經回憶說：“泰戈爾來華之前，志摩便有成立‘新月社’的提議。”泰戈爾正式踏上中國的土地，是在1924年4月。實際上，他早在1923年10月就準備登程了，後因身體抱恙而推遲到次年2月，又因故延後了兩個月。
泰戈爾訪華是徐志摩請求講學社出面邀請的（講學社名義上是蔡元培、汪大燮、林長民等發起，梁啟超是實際上的主持人，蔣方震任總干事）。徐志摩為迎接泰戈爾做了充分準備，其中包括在聚餐會的基礎上成立新月社。在泰戈爾抵華後，陪同接待的便是以徐志摩、胡適為首的先聚餐會後新月社的同人。
關于新月社之名的來歷：既然新月社的成立和泰戈爾有關，那么，人們很自然地將“新月社”和泰戈爾的《新月集》聯系在了一起。新月社成立後的第一個重大活動，也是早期新月社5年存續期間最重要的一次活動，就是為招待泰戈爾而排演了泰戈爾名劇《齊德拉》。
徐志摩曾直言，他崇拜偉人。他說：山，我們喜歡高山；人，為什么我們不愿接近偉大的人呢？泰戈爾便是他崇拜的偉人之一。他不吝贊美之辭地稱泰戈爾是“世界上一位無比的人物”，并自認認識他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當泰戈爾欣然接受了邀請之後，徐志摩一口氣寫了三篇有關泰戈爾的文章，《泰山日出》、《泰戈爾來華》、《泰戈爾來華的確期》。他以他一貫的略有些浮夸和矯飾的文風，以詩人特有的奇語妙言，極盡贊美。他也不怕他那些過熱過火過燙的詞句會沾上“吹捧”、“討好”的嫌疑。
對泰戈爾，有以徐志摩、胡適等為首的“保泰派”，也有以左翼作家陳獨秀、瞿秋白、茅盾、郭沫若和魯迅等為首的“倒泰派”。陳獨秀等人言辭激烈地直接表示要“送他走”。
擁護的之所以擁護，無非因為雙方存有文化認同感、思想契合感。反之，便是反對的之所以反對的原因。那么，這里的“文化”和“思想”是什么呢？郭沫若認為是：“‘梵’的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
茅盾也如徐志摩一樣很欣賞泰戈爾的人格，但他對泰戈爾“高唱東方文化”、“創造詩的靈的樂園”、“非暴力思想”大力反對、大加指責。理解當時中國的社會背景和中國人的生存狀況，就不難理解茅盾的“反對”。在內憂外患和重重壓迫之下，中國青年怎么能夠崇尚“非暴力思想”而“潛”入詩的靈的樂園，去陶醉去冥想去自尋安慰？簡單地說，就是怎么能夠逃避？
和茅盾思想來源相接近，郭沫若也有類似的說法。
也許可以這樣理解，茅盾、郭沫若他們是站在現實的角度反對“梵”“尊嚴”和“愛”的；而徐志摩他們是站在人類的高度贊頌“梵”“尊嚴”和“愛”的。人類的終極目標應該是“梵”“尊嚴”和“愛”，但在郭沫若他們看來，在殘酷血腥的現實面前，談“梵”“尊嚴”和“愛”，是奢侈的。
對此，魯迅一言以蔽之：“神仙和凡人”。也就是說，只有神仙才有資格談“梵”“尊嚴”和“愛”，而凡人，哪來的這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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