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啟蒙思想的延續與反思：潘光旦社會思想研究

呂文浩

1971年生，中國大陸西北大學歷史學學士，北京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專門史碩士，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學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曾在潘光旦學術思想研究、社會學史、社會思想史以及清華校史、西南聯大史等方面發表論文、書評十餘篇，著有《潘光旦圖傳》。

序言

黃興濤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潘光旦的重要地位大約毋庸置疑。韓明謨先生在《中國社會學名家》一書中，就將他列為中國社會學「較突出並有代表性」的四大名家之一（另三家為孫本文、陳達和費孝通）。與此同時，他還是現代中國首屈一指的優生學家、性心理學家，有成績的民族學家和重要的社會史家。作為學者的潘光旦，可以說既學有專攻，又博識多能，屬於那種思想敏銳、特色獨具而又積極用世的「學術大家」一類。

記得1980 年代，中國社會學開始「重建」、社會史研究潮流剛剛興起之時，我和許多青年學子一樣，都經歷過一個熱心「悅讀」潘光旦和費孝通著作的時期。潘氏的《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兩書和費氏的《鄉土中國》等書，堪稱那個時代社會學與歷史學互相滋養的代表之作，它們曾帶給無數雄心勃勃的學子以學養的積澱、研究的激勵和方法的啟迪。後來，在探討民族性改造思想和「中華民族」觀念形成認同的過程中，潘氏那種介於種族和國家之間的獨到「民族」界說，以及在《性心理學》譯注中所體現出來的中西文化融會功夫，又曾激起自己由衷的贊佩和敬意。像他那樣有社會關懷、富思想能力、輕學科界限且底蘊深厚的學者，得到學人喜愛、漸受學術史家重視和研究，實在是理所當然的。

不過，若要將潘光旦放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去看，或選擇潘光旦作為思想史研究的專門對象，人們的觀點則可能會有所不同。我不得不坦承，在閱讀呂文浩這本《五四啟蒙思想的延續與反思─潘光旦社會思想研究》之前，我是從未認真思考過潘光旦算不算一個重要而有特色的思想家、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究竟具有何種意義、地位或代表性這一問題的。但讀過此書之後，或者說在閱讀此書的過程中，我卻又有了一些新的認知和想法。

長期以來，我們的近現代中國思想史書寫，主要以政治思想史為主、文化和經濟等思想史為輔，關心和敘述的都是精英人物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近些年，葛兆光等先生提倡「一般思想史」研究，呼籲人們重視那些對現實社會生活發生了切實影響的普遍思想觀念，我是深表贊成的。不過在我看來，這種「一般思想」不僅要具備普遍的「社會性」，還要能體現打破各門學科、各個領域專門界限之思想的「基礎性」；同時，其思想者主體也不能只局限於某個特定的階層，如葛先生所提到過的「一般水準的普通知識份子和普通文化人」，而更需考慮「精英」與「大眾」互動的複雜情形。

特別是在近現代中國傳統社會及其觀念發生重要轉型的特殊時代，此種一般思想觀念形態的形成，顯然無法漠視精英分子的思想參與和作用過程。

在閱讀呂文浩此書的時候，我忽然感到，如果出於上述思路，那麼那些精英人士在大眾媒體上，就戀愛、婚姻、家庭、性、生育、民族、國家、文明等社會生活的「基本問題」所發表的有特色有影響的「社會思想」，是否也應該成為近現代中國「一般思想史」所關注的對象，並程度不同地構成其可供選擇的思想內涵呢？這的確是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在此書中，文浩雖沒有明確談及「一般思想史」，但通觀全書，他無疑十分重視這些「社會思想」的內容，甚至可以說，他正是將這些「社會思想」視作潘光旦思想的核心部分而加以深入闡述和精心分析的。在「導言」裏文浩還曾強調，潘光旦「捲入時代思潮的程度既深且廣」，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在上述許多社會文化問題上，他多參與過公開的討論和論爭。我不知道像這樣從「社會思想」重要性的視角來理解潘光旦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獨特意義，是否與文浩一致？或者說至少能為文浩所認同？

當然，文浩主要從「後五四時代知識份子」突出代表的角度，以知識、學術與思想的關係問題為方法論意識來揭示潘光旦的思想史地位，也是別具見解、很富啟發性的。誠如他所言，以潘光旦為突出代表之一的後五四時代知識份子，他們大多是依託於學院體制的職業學者，其充當思想界的重要角色，往往在思想論述中打上深深的學術烙印：「也許他們的主張多具書生意氣，但其優勢也是很明顯的，他們的西學知識不再是支離破碎的、一知半解的，他們對於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的判斷，往往經過科學的盤詰，具有更加紮實的學理依據。」（見該書「導言」）。因而他們對傳統和西方文化往往採取較為平靜與理性的態度，對五四一代知識份子激進的思想批判，亦多能予以雙重的反省。這在某種程度上，毋寧說也正體現了時代思想水準的總體提升。

潘光旦留學時所學專業為優生學，回國後又長期任職於社會學界，在他身上，那種經由優生學訓練和社會學薰陶而形成與強化的「社會選擇」（他有時又自稱為「人文選擇」）的獨特思想方法，可以說是牢不可破、自覺到家的。他以此觀察和思考各種社會和文化問題，也以此評斷世間諸事。這是他作為學者型社會思想家的一個突出的特色。因此當他讀到胡適主張對西方文化取「Wholesale acceptance」（全盤接受）態度時，便忍不住要起而辯論，因為「Wholesale」乃好壞不分、整個「批發」，恰是要省略掉那萬萬不可省卻的「選擇」功夫。後來胡適雖接受潘氏批評，承認自己的說法有「語病」，自嘲即便是99%也不能算作「全盤」，但其實他卻未見得真正領悟了潘氏所批評的要領。

正因為重視「選擇」，潘光旦對主張改造中國民族性的思想同道張君俊也要嚴厲批判，指責他對自然選擇和社會選擇說缺乏瞭解，強調「民族素質的改造，除去選擇，更無第二條路可走」。為此，他主張「婚姻要選擇，生育也要選擇」，一切的一切都要選擇。而為了選擇，控制和引導的功夫實在又必不可少。

這種主動「選擇」的運思方式既成習慣，也就有力地保證了潘光旦總體思想的理性品格。比如對於中國古代經書，他既反對那種「完全唾棄不講」的簡單態度，也並不贊同「談不上整理、談不上選擇」地去讀經；他強調中華民族「有過幾千年的閱歷與經驗」，這「整個民族的生活經驗」，的確值得「當代人的一盼」，但又認為只有用現代眼光加以「選擇性整理」，它們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為「轉移世界環境」作出應有的貢獻，等等（可參見文浩本書第八章「潘光旦的中西文化觀」的有關論述），不一而足。

「選擇」既是自然的、又是社會與人文的；既是歷史的，又是當下的，它是一種需要、一種本能、也應該是一種自覺的生存狀態與方式。潘光旦特別將「選擇」與英文中的「adaptation」過程緊密聯繫起來，把「adaptation」苦心孤詣地譯成「位育」而不翻作「適應」，真的是耐人尋味、啟人深思。在他看來，翻作「適應」，很容易使人狹隘地誤解為是對環境的一味「遷就」，這樣人的能動選擇性就不免要被忽視和輕視，這是他所最不能容忍的。

「位育」一詞的靈感來自《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故「位育」又被稱之為「中和位育」，它體現著一種自然與人道的動態合一境界。這樣的翻譯是否準確姑且不論，但它卻無疑凝聚了潘光旦融會中西的旨趣與精神。那種學者自是的「書生之氣」，也在這一創構之詞中一併彙集，彰顯無遺。

「位育」之道提醒人們在做選擇時，不僅要有一種自然適度的節制，還務必保持一種平靜無偏的心態。自大的態度和自卑的情結，都容易導致錯誤的判斷和選擇。在這個問題上，潘光旦對「早婚」話語的論析很有典型性。清末以降，以梁啟超為首的啟蒙思想家總愛將早婚與國家積弱聯繫起來，認為早婚傷身弱種，罪大惡極，以至人人以為至理、信奉不移。而潘光旦卻從優生學原理出發，並引證當時大量的科研成果指出，早婚遲婚其實各有優劣，早婚既不必與傷身有直接關聯，也並不必然導致缺陷較多的產兒。梁啟超式的論調之所以流行，不過是國人積久的自餒心理作怪罷了：「自餒心之所至，至認種種不相干或不甚相干之事物為國家積弱之原因，從而大聲疾呼，以為重大癥結端在乎是，早婚特其一例耳」。這種近代中國少有的「異見」，對我們理解「禁早婚」的主流話語之特性，意義不言自明；而潘光旦思想的反思特質，也可以由此略見一斑。

作為一個社會思想家，潘光旦關於「社會選擇」或「人文選擇」的思想還有待於人們去作進一步的揭示與闡發。而這種思想有時來源於或體現為他對社會日常生活的深入觀察和批判意識。比如他對中國人遊藝生活中「麻將」的流行及其社會效應的分析，就頗有些發前人所未發之妙論。在他看來，「中國人的民族性與麻將牌中間，實在有一種固結不解的心理因緣在」。麻將牌與外國紙牌的玩法不同，它完全用不著「合作的功夫」，不僅用不著合作，而且合作還要不得。玩家一定得假定「其餘三人無一不是你的敵人，要對他們鉤心鬥角，一刻不可懈怠。……他無時不在想佔便宜，或至少叫別人也占不到便宜」。他的意思是說，中國人對麻將牌的酷愛與民族病態心理有關，而反過來，此種日常娛樂方式的社會選擇，又不斷固結強化著此種民族心理。諸如此類的社會批評，在潘光旦的文字中並不少見，文浩此書中也多有論述，它實際上反映了「後五四時代知識份子」在力圖超越此前啟蒙思想家的同時，對其啟蒙主題也有一種深沉的延續與自覺的繼承。

關於潘光旦的思想，認知的視角自然很多，其豐富的內涵，也絕非淺學者所能盡揭。文浩研究潘光旦多年，又受過社會學與歷史學兩種學科的訓練，故在綜合認知和整體把握其思想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通讀該書，我覺得他對潘氏思想的重要內容、特點與意義等問題，都有出色的闡述和深入的論析。在解讀潘氏思想的過程中，他注意揭示其思想的「學理」依據一點，給我的印象尤為深刻。我與文浩是同道也是朋友，對他的為學態度和認真勁頭向有感觸。他劬學覃思、不喜「花槍」、重視資料、講究表述，這種風格也是我所喜歡的。蒙文浩信任，命作序言，因得以先睹大著為快，並草此讀後之感，以與作者和讀者交流。

導言
一、一別卅載又逢君
1922 年有幾個月的時間，從政治舞臺退隱到學術文化領域的梁啟超，待在北京清華園，給這所留美預備學校的一批高年級學生講授「中國五千年歷史鳥瞰」（或稱「中國歷史研究法」）。17 月底，梁啟超拿起學生交來的課卷，一一批閱。一份題為〈馮小青考〉的論文引起了他的注意。在文章中，作者依據西方最新的精神分析學理論，對有關明末奇女子馮小青的文獻資料進行精細分析後，大膽斷言：馮小青是一個影戀（即自戀）的絕佳例子！這一結論可謂思前人所未思，發前人所未發，石破天驚。作者還通過馮小青的個人遭遇，探討了中國傳統社會女子相當普遍的性心理變態；就如何改變這種狀況，也提出了他的解決辦法。這些，都彰顯出這一個案研究背後較大的學術與社會關懷。

那幾年，以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說為視角研究文學作品在國內外還是一種新的學術風尚，美國學者阿爾伯特．莫戴爾的《近代文學與性愛》一書，中國文學家郭沫若的〈《西廂記》藝術上的批判與其作者的性格〉一文，均是較為著名的精神分析嘗試。〈馮小青考〉的作者寫道：「同一批評及介紹王實甫之西廂，而一個只看字面的金聖歎就遠不逮識得背景的郭沫若，可斷言也。」莫戴爾書中涉及自戀或影戀的材料很少，僅有理論而無實例，而馮小青的例子恰好可以填補這個空白。

梁啟超是開創一代風氣的新史學大師。早在1902 年，他就以〈新史學〉一文扛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一般認為，這一時期梁啟超對傳統史學的批判主要是他政治理論的組成部分，「對新史學未作實質性的學術建設」，但就在學術界的影響力而言，〈新史學〉的強烈政治批判性，「對史學的更新起到了開創的作用，成為學術革命的一面大旗」。1922 年1 月，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出版，這是他退居學術界後所寫的一本正面建設中國新史學的著作，風行一時，在學術界，尤其是史學界影響非常之大。〈馮小青考〉的作者，是梁啟超「中國五千年歷史鳥瞰」班上的學生；〈馮小青考〉，也算得上是梁啟超提倡新史學後出現的研究實績。這篇論文既見文史考證的功夫，又能純熟運用西方精神分析學的理論方法，字裏行間沁透著一種變革社會的情懷，可以想見，梁啟超看到這些特點，無疑是非常興奮的。他寫出了如下的評語： 對於部分的善為精密觀察，持此法以治百學，蔑不濟矣。以吾弟頭腦之瑩澈，可以為科學家；以吾弟情緒之深刻，可以為文學家。望將趣味集中，務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氾濫無歸耳。

大師的評價之高、期許之深，足以對一個青年學生產生巨大的鼓舞作用。這個青年學生在看到先生的批語之後一個月左右，就與他的同學搭乘輪船，漂洋過海，到美國留學去了。他的心底，一直感念著先生的獎掖之恩，決心要在學術界做出一番事業來。他確實沒有辜負先生的厚望，日後在優生學、社會學、民族學、性心理學、儒家社會思想、西方社會思想和翻譯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貢獻。儘管涉及領域較為廣闊，但也並未走上先生所告誡避免的「氾濫無歸」的學術道路─他將自己廣博洋溢的學術思想限定在「強種優生」的河道裏，在改善民族素質的研究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他不是一個把自己關在書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者，而是深深地捲入了時代的思潮，廣泛地參與了自1920 年代中期到1949 年社會巨變約二十餘年間的學術、思想論辯。從實際貢獻和影響力來說，他都不失為1920 年代至1940 年代中國學術文化界的關鍵人物之一。

他的名字是潘光旦，一個在1949 年前的學術文化界，許多人耳熟能詳的名字。

然而，1949 年那場中國歷史上空前的社會巨變後，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裏，他的公眾影響力越來越減弱，在學術界也愈益少為人知，五、六十年代年代接受大學教育的青年一輩知道他的人已經很少了。這與幾十年前他在學術文化界的影響力相比，令人真有天壤之感。偶爾被提及的時候，他以這樣的形象出現：一個不合時宜、不斷接受思想改造的舊知識份子；在專業領域，一些人知道他在做民族研究，善於摳「老書」（歷史文獻），拖著一條腿，還偏要跋山涉水，到鄂西、川東、湘西做實地調查。1957 年的「反右」運動中，他被認定是「章羅聯盟」的一員，歸入另冊。此後，他還活了10 年，但這10 年，作為一個學者，除了不斷地學習、檢討以外，他再也沒有發表過學術論著，在報刊上也很少見到他的名字。1967 年6 月10 日，「文革」開始後的第二個年頭，他就被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暴捲去了生命，除了他的家人和親朋好友知曉以外，在社會上無聲無息。可以告慰的是，儘管在政治上被打擊排斥，不能自由表達意見，但他在生命的最後十幾年裏卻並未因此意態消沉，而是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鉤稽、整理中國民族史料，翻譯西方經典名著，作出了同時代同樣遭遇的知識份子難以企及的成就。當然，這些成果的最後問世，他生前並沒有看到。他所作的有益工作終獲善報，對於一切善良的人們都是一個鼓舞，它讓人們相信：密佈天際的烏雲有時令人有難見天日的窒息之感，但那終究是不會長久的，人們所期待的風清雲淡和旭日高照是一定會來臨的。

「潘光旦」浮出水面，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是在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他的生平事蹟和學術成果像許多曾經被淹沒在歷史塵埃裏的對象一樣，不斷地被人們發掘出來，放射出奪目的光彩。

1979 年，中國大陸恢復社會學的學科地位，開始了漫長的重建歷程。兩年後，1949 年前若干有代表性的社會學舊著重新出版，其中有一本是潘光旦編譯的《優生原理》。這本書是潘光旦在抗戰的烽火中寫就的，是他研究優生學最後的結晶，集中概述了他在這個領域最基本的一些理念。這本書在醫學界「優生科學」研究領域，引起過一些關注，儘管潘光旦所謂的優生學，其主導思想與當代優生科學著眼於「預防性優生學」的實用性、大眾化特點有很大不同。這本書也讓社會學者多少瞭解到潘光旦如何以優生學為切入點從事社會學性質的研究。不過，潘光旦與一般社會學者在學術路徑上有許多差異，在那個熱火朝天地引進當代西方社會學的重建年代，它還不能直接進入社會學者的學術體系，實實在在地發揮建設性作用。在1987 年出版的兩本題為《中國社會學史》的專著裏，讀者幾乎看不到潘光旦的位置。

1983 年，潘光旦的遺稿《中國境內猶太人的若干歷史問題─開封的中國猶太人》和《人類的由來》（譯稿，達爾文原著），經他的女兒女婿整理，分別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出版。人們開始認識到，在民族研究和生物學研究方面，潘光旦是一位功力深厚的學術前輩。 1987 年，三聯書店重新出版了四十多年前潘光旦譯注的《性心理學》（靄理士原著）。這本書譯筆流暢自如，可以看出，譯者顯然具有廣博的知識背景，對於原著有透闢的理解。更為難能可貴的是約十萬字的譯注，把中國傳統文獻與習慣中的那些性事例一一放在西方性心理學的燭照下，彰顯其意義。一時間，「滿城爭說靄理士」（呂叔湘先生語），《性心理學》風靡一時。多年以後，筆者的一位1949 年出生，「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前輩同事，一提潘光旦就說，「那是一個性學家」，而他對潘光旦的其他方面知之甚少。

1993 年，在潘氏家屬的直接推動下，《潘光旦文集》開始陸續出版，直到2000 年，14 卷本全部出齊。這套文集約640 萬字，彙集了潘光旦一生的主要著述，是目前瞭解潘光旦本人著述最集中、最重要的文獻。這套文集出版後，學術界關注者甚多，但比較集中的、高水準的評論似不多見，因此，2003 年出版家錢伯城在談到 14 卷本《潘光旦文集》的出版時說：「在我看來，這是學術界與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但至今似乎沒有看到什麼評介文章，學術界或出版界似乎也未見若何反應，使人有冷漠之感。『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古人早有此歎。但真有價值的著作，必將傳世，原不在於一時的宣傳或吹捧。」 在《潘光旦文集》陸續出版的多個年頭裏，1995 年出版過《潘光旦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7 年出版過兩卷本的《尋求中國人位育之道─潘光旦文選》（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過一套四卷本的《潘光旦選集》（光明日報出版社）。隨後，2002 年出版了潘光旦的《夔庵隨筆》（百花文藝出版社），其中收錄了14 卷本《潘光旦文集》未收的若干篇短文。1999 年出版的《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誕辰紀念》（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和2000年出版《潘光旦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則彙集了不少回憶文章和研究論文，是研究潘光旦生平與學術思想的參考材料。 自1990 年代中期以來的十餘年間，海內外陸續有多位青年學生將研究潘光旦作為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博士後報告研究課題，至少有15 篇，這些學位論文或博士後報告作者的學科歸屬，以歷史學為最多（9 篇），其次是教育學（4 篇）和社會學（2 篇），詳見本書的「主要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