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利：被遺忘的都市部落

 

 

◎ 孫大川、李明政、魏德聖 真情推薦
◎ 本書銷售所得將全數轉入至善基金會「都市原住民照顧發展基金」，幫助都市邊緣原住民及其下一代

曾經以為悲傷只要每講一次、每流一次淚，就能療傷止痛，漸漸痊癒。但是 Malayumu 的眼淚似乎不曾停止，每講一次，就再流一次眼淚，次次傷心的不得了。
伯特利，一個位於新北市都市邊緣的原住民兒童照顧地點。

十多年來，Malayumu獨自默默承受來自各方的指責與誤解，一個人每天挑起照顧近百名弱勢家庭送來的兒童，教育這些來自原住民、新住民等弱勢族群的小朋友，找到自尊，尋找明天的彩虹……

是誰讓Malayumu孤單地承受重擔，孤立無援？
為什麼我們的社會福利政策讓原住民失去靈魂？
如果照顧兒童有罪，請讓我們一起成為伯特利的負責人！

本書以原住民兒童的照顧為出發點，作者蔡宛庭在五股實地蹲點四年，翔實紀錄這群有如漂鳥般的原住民如何在都會艱困的環境中照顧下一代，以及當一批本土社會工作者和至善基金會得知伯特利的困境後，身為外來田野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又有哪些反思和觀察，讓他們義無反顧展開長期的陪伴和聲援？

期待這份來自現場的第一手田野書寫，能喚起社會大眾關注都會原住民的處境，重視社會邊緣弱勢族群托育的實況與需求，以實際的公民行動加入聲援，和我們一起陪伴這群離鄉背井的都市漂鳥。

蔡宛庭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
溫和改革派。覺得改變一個人的最佳方式，大概就是故事吧。
小時候聽故事，長大自己讀故事，就這樣受故事影響，慢慢朝自己喜歡的方向走去。
真切期盼透過這樣的書寫，能讓更多人認識原住民，看見社會中不一樣的地方。

王增勇
多倫多大學社會工作博士，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副董事長。

長期致力原住民社會工作、老人福利政策、精神社區復健等公共議題。
期許自己是「在大學教書的社工人，總覺得有一份最安全的工作，所以應該說別人不敢說的話，做別人不敢做的事。」

更多公共議題請見：「王增勇個人部落格」。

正視都會原住民的兒童照顧需求
林天祐 （台北教育大學校長）

在少子化的趨勢下，如何妥善照顧與教育兒童，以培養優秀的下一代，是各國關注的焦點，而原住民兒童由於家庭所得不足、交通不便、托育數量不夠等，造成照顧與教育品質不佳，引發各界關照，而成為當前重要課題。

本書以原住民兒童的照顧為出發點，進而探究較少受到注意的都會原住民兒童照顧的法制與現況，期能深度了解都會原住民托育的問題與需求，是值得吾人以及政府關切的議題。

書中以探討都會原住民成立互助照顧中心為出發，找出符合都會原住民需求的方式與特性，並對照出現行以優勢族群、都會中心所制定的相關法規，確實不利於原住民兒童的照顧。雖然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已經注意到原住民兒童的需求，而規定離島、山地、原住民地區在照顧中心未普及以前，可以採取社區互助方式來照顧兒童，但是都會原住民並不適用。

鑒於過去在漢人主宰之下，常把原住民視為問題，並進而思考如何加以排除，但在多元族群平等的現代思潮之下，如何站在原住民的立場來探討此一問題，已經成為當今的重要課題。本書就是以這樣的立場來看都會原住民的照顧中心，來了解它的存在脈絡與價值。

在個案中，此一照顧中心的人員都是都會原住民，她們依據規定是不合格的照顧員，但在文化認同的背景之下，她們知道如何照顧這些兒童，且具有彈性，可以把兒童帶向生命成長、自信心的境界，這樣的人比具有高度專業的人是更有用的。

綜觀全書，我們可以理解都會原住民兒童的照顧，需要進一步思考與檢視，從法規與觀念的調整，規劃出符合他們需求的照顧中心，才能將他們與一般兒童一樣，培養成為一樣優秀的下一代。

序一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盧秋月
序二 正視都會原住民的兒童照顧需求 林天佑
第I部 原鄉 ‧ 漂鳥 蔡宛庭
01 都市中的部落漂鳥
02 Malayumu：伯特利的靈魂人物
03 伯特利的一天
04 盡我們的能力，幫助多少就多少
05 不只照顧孩子，也照顧他們的家庭
06 不被看見的照顧
第II部 盼望 ‧ 彩虹
07 書寫者的倫理與行動 蔡宛庭
08 伯特利現象 王增勇
參考文獻
附錄

一 都市中的部落漂鳥
尋找伯特利

2007年6月下旬，我拿著至善執行長智杰給我的住址，帶著印出來的地圖，騎著機車過關渡大橋。開始一趟尋找伯特利的旅程.

從南部上來的我，對大台北毫無方向感，下橋前在指標「八里」和「三重」之間做錯了選擇，機車在車水馬龍的道路中轉了幾圈，我迷路了。

即便之後詢問路人，幾經修改找到正確方向，經過一段彎彎曲曲的路段後進入八里，馬路右邊是山坡，左邊是海景，這還是跟我想像中的「工業區」有點不大相同。

又繼續向前騎了一陣子，直到「五股」的鐵牌映入眼簾，我才願意相信自己前進的方向沒有錯。
機車終於彎進伯特利所在地的馬路上，一開始我根本沒去注意兩邊的門牌號碼，因為我覺得目標一定很明顯！騎過去的時候一定會看見。

結果，我一路騎過去卻什麼也看不見。沒有招牌，沒有我想像中有院子，甚至有遊樂設施的「幼稚園」。我停下來重新檢視手上的小抄，一家一家核對正確的地址。

手上的地址跟某個門牌對上了，我翻開安全帽的遮蓋，盯著真正屬於伯特利的門牌號碼好一會兒，那是夾在早餐店雜貨店沖印店之間，某個不起眼的狹窄樓梯。我東張西望想要找到另一個我所習慣的「門口」，不過，沒有別的，真正的伯特利大門就在我眼前這個樓梯口。

社會變遷中的兒童照顧
在進入伯特利的兒童照顧世界之前，在台南出生的我，先在自己的童年成長記憶裡搜尋著。
「……一個婦女用一條布將孩子揹在身上，以便空出雙手在田裡幫忙耕作，或是站在廚房煮飯、料理家務……」這是我對於台灣過去農業社會兒童照顧的想像。

因為農忙，家裡年紀較長的孩子很小就要協助照顧年幼的弟妹，記得以前也聽媽媽說過：「我很小的時候就要揹著舅舅一邊編籃子了！」。
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台灣社會經濟型態從農業過渡到工業，越來越多女性投入就業市場，傳統婦女角色也跟著改變，家裡幼童不再僅由媽媽或年長的兄弟姐妹照顧，而是托付給親人、鄰居或熟識的人，直到適齡後才送到幼稚園或托兒所。

跟我一樣在1980年代前後出生的朋友，對這樣的照顧經驗應該都很熟悉。就我自身的經驗來說，記得小時候經常騎著三輪腳踏車，跟著阿公阿嬤到廣場去曬稻穀，感冒生病則被他們帶去收驚、過火爐、喝符咒水，一直到可以進幼稚園的年齡才哭著去上學……。

隨著社會變遷，家庭組成結構改變，核心家庭的數量增加，越來越多的雙薪家庭因著工作的需要，不見得能夠選擇居住於父母親家附近，以方便就近照顧孩子；遠離家鄉的家庭，就必須找外人來照顧。過去被視為家庭責任的兒童照顧，因著非正式網絡的解離，已經從過去非正式體系照顧，逐漸轉換成委託給托育服務機構。

然而，以上所談論的兒童照顧樣貌，代表的是大多數漢人的經驗。對於經歷四百年被殖民歷史的原住民族而言，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原住民兒童照顧的方式有著更不同的演變樣貌。

過去在原住民部落裡，「互助照顧孩子」的現象可以說是部落婦女之間普遍存在的現象，未婚女性，無論年齡大小，都是其他孩子的玩伴與照顧者（余桂榮，2009）。「每個孩子都是部落的孩子」一直是原住民族中存在的核心價值，因此形成跨越家庭界線的「共同照顧」體系。然而1960年代之後，隨著台灣接替日本產業升級成為輕工業輸出國的全球經濟體系，原住民的勞動力也被吸納進入這個全球化市場經濟體制中。在原鄉工作機會匱乏的情況下，為了討生活，原住民父母多半必須離鄉到平地城市工作，留在部落的兒童只好給祖父母或其他族人照顧。由於父母長年在外，原住民兒童的照顧方式逐漸演變為跨世代教養為主。過去「共同照顧」的精神雖然還存在，但照顧的主要人力減少，加上父母擔憂孩童未受學齡前教育的準備，所以到了適當的托育年齡，還是需交給托育機構照顧。

對於許多原住民父母來說，進入城市的他們，通常只能從事低社經地位的勞動工作，將孩子託付給托育機構，其實是不小的經濟負擔。除此之外，原住民地區的托育資源長期以來呈現明顯不足的狀態，公立幼稚園（通常附設於國小）瀕臨廢校的危機，而公立托兒所則因鄉鎮公所財政困窘，也紛紛撤班。

除了數量上的不足，對原住民家庭來說，托育機構設置的地點還面臨交通不便的問題。以營利為目的的私立托育機構，因經濟規模太小，大多也不願在偏遠的原住民地區設立（陳威任，2010）。
離鄉背井，身分不安

對於在196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初期離開原鄉前往都市的原住民來說，兒童照顧面對另一層文化上的問題。有別於漢人從鄉村移入都市，原住民移入都市不只是較長地理距離的城鄉移動，更是跨越族群界線的文化移動，其生活適應難度也相對加深（李明政，2003）。

原住民遷移至都市，常常被迫面對許多課題。由於教育程度偏低，通常從事低技術、高危險性、臨時性的工作；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原住民在居住上，會在都會近郊的山邊、河邊搭建違建，或是隨工地而居，或是住在老舊社區的租賃房子。因著都市原住民家庭生活在都市邊緣或環境較差的社區，這樣的生活條件對原住民子女的成長或學習常常產生不利的影響。加上都市原住民兒童無法像部落兒童那樣有較多的機會接觸自己的文化和族人，因此在都市長大的原住民孩子往往會較容易失去族群的認同感。在大都會中，許多非原住民學童仍存有不利於原住民學童的刻板印象。原住民兒童自上幼稚園開始，就得面對族群身分而心生不安。這種對自族身分不安的心理，還會延伸到高中、大學甚至更長遠（李明政、鄭麗珍，1999）。

由於缺乏族群敏感度，現有兒童照顧和教育機構反而成為阻礙都市原住民孩子認同的因素之一。因此即使與原鄉部落的托育資源相比，都市地區的托育機構較為充足，但因為缺乏因應都市原住民需求的托育服務，加上原住民家庭經濟資源的有限，看似豐富的托育服務對都市原住民來說，常常是看得到但用不起的。
伯特利，一個原住民兒童照顧的在地行動

從山地進入平地生活，在資源貧乏、就業條件嚴峻的都市環境中，不僅常會遭受都市人的異樣眼光，還必須在都市的遊戲規則下求生。在這樣的脈絡下，原住民仍不斷有各種自發性摸索，發展出有效的在地行動。
從指導老師王增勇的敘述中，我首度聽聞這個很特別的原住民兒童照顧地點——伯特利。
伯特利位於新北市鄰近工業區，是大約二十年前，由一位魯凱族婦女Malayumu（音近「瑪拉幽默」）所創立。由於Malayumu早年在教會從事傳道工作，大家也稱她「盧秋月傳道」。

一開始因著基督教傳道的身份，Malayumu經常拜訪居住地區附近的家庭，進而發現許多都市原住民家庭都存有迫切的兒童照顧問題。

這些家庭因為經濟狀況普遍不佳，加上家長的工作性質無法配合托育服務的接送時間，所以常常將孩子放在家裡，或讓孩子在外頭無人照料。於是，她開始透過不同方式來照顧這些都市原住民兒童。直到十幾年前，她成立了「伯特利」這個照顧地點，從那時候起，伯特利每年平均照顧將近80位孩童。

伯特利照顧原住民孩童的形式相當有彈性，端視照顧對象家庭所需，有全日、半日，甚至提供住宿的托兒，以及國小學童的課後照顧，和指導國中青少年課業等多元功能。在收費上，除了低於一般「市價」，還常因照顧對象的家庭經濟狀況給予「折扣」，或是讓家長可以用原住民傳統互助形式的「換工」來抵免。

這個具有原住民部落互助精神，重視原住民文化且講究人情味的照顧地點，吸引了很多無法負擔托兒費用的家長將孩子送來，因此托育的族群也從魯凱族，增加到他族原住民，以及後續的新移民與中下階層漢人家庭。

二 Malayumu：伯特利的靈魂人物
「我們習慣靠自己！」

要瞭解伯特利這個兒童照顧地點，就不能不先認識核心人物Malayumu。
Malayumu，音近「瑪拉幽默」，大家又稱她「盧秋月傳道」，現年44歲，她的生命故事也是許多離鄉背井在異地打拚的原住民的縮影。從她個人生平的述說當中，可以瞭解一個原住民所面對的生活挫折，他們堅強的毅力和人生觀，也可看見當原住民從部落遷徙到平地後，是如何認識、理解和學習在漢人世界生存的邏輯。

透過Malayumu的生命故事，我們就能深入看見她照顧孩子的理念與原則，這些都是形塑伯特利有別於一般商業托育機構的特質，也是伯特利之所以存在十幾年的根基。這些都市原住民所經歷的挫折，以及堅持到底的理念，都將影響Malayumu成為伯特利的靈魂人物，帶領伯特利面對一次又一次的挑戰。

Malayumu，一個既剛又柔的原住民女性
第一次見到Malayumu，是在一場由她為沒有機會舉辦婚禮的原住民夫妻所主持的婚禮上。和她較為熟識以後，才發現Malayumu說起話來，眼神常常會露出原住民眼睛裡帶著的清澈與笑意。當別人說話時，她都會很認真地傾聽，回答的聲音因為長期教學而導致的沙啞，但是卻有種能夠安撫人心的力量。

今天第一次看見Malayumu，她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我一直以為她就是一個來自部落，然後在都市遭遇困難無法解決的原住民女性……然而當我與她見面，卻發現身形嬌小的她，看人的眼睛炯炯有神，握起手來很有氣度，充滿自信；面對不知道什麼來歷的我，Malayumu的魯凱族的臉孔在沒有任何表情下，看起來有點嚴肅……

對我來說，Malayumu是一個既剛又柔的原住民女性。當她面對原住民族人和朋友時，總是毫無招架之力地想盡辦法要照顧他們；但這種總是屈服於原住民族人或朋友需求的柔軟，卻會在當有任何事不利於她所照顧的人時，轉變為不輕易妥協的堅持。

屏東縣霧台鄉是魯凱族的故鄉，鄉內的居民98％為魯凱族人（屏東縣霧台鄉公所，2009），其中大武部落又是其他部落的根源部落，因此最具傳統文化特色，Malayumu就是來自霧台鄉的大武。相較於其他村落，大武部落離霧台村最遠，因著這個地區四周多為高山峻嶺，加上對外交通只有一條便道，是距離現代文明最偏遠的地區，因此這裡保有相當原住民文化特色。身為魯凱族人的Malayumu就在這個地方長大。

魯凱族人在田裡種樹豆、小米、芋頭，在房子邊養羊、豬、鴨、雞、山鹿。Malayumu曾如此描述山上部落的生活：
我們都是靠那個生活。我們主要的主食是小米、地瓜，當時要吃到白米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你看我爸爸要養我們那麼多。然後他就靠打獵啊，採金線蓮那些在維持。

除了爸爸必須透過打獵來供給生活所需的物資，Malayumu的媽媽也常常需要刺繡、做衣服拿去賣，以協助維持家計。

轉變中的原住民社會生活型態
原住民社會在生計型態上的演變，大致可分成山田燒墾與漁獵、水田定耕及畜牧、非農業生產三個階段（傅仰止，2001）。

Malayumu出生於1966年，在當時政府平地化的政策下，原住民社會生活型態逐漸轉變，生計型態正轉變為非農業生產，貨幣經濟的觸角開始進入原住民社會。因此，Malayumu家除了自己種植與畜養來維持一般生活所需，還必須透過其他方式來換取現金，才能應付緊隨而來的平地社會消費水準及習慣。

那時候，Malayumu家裡的孩子很小就要開始幫忙家務，「到了下午四點以後，放下書包就是要去（做家事）……跟我那個比我小的弟弟，就是去採這些動物要吃的東西。」Malayumu在國小一年級就學會用木炭生火煮米飯。後來，她的爸爸開了一家小雜貨店。

爸爸有時候叫我請假，然後叫我去另外一個村莊，就是霧台那個地方，去揹兩打汽水、或是兩打米酒。哈哈哈！然後他會交代，寫紙張，我爸爸，他就會寫紙條給我，我就會跟別人，上到另外一個村莊去揹東西回來。去採購！

Malayumu家雖然開設雜貨店，但一直到1974年大武部落才可通行摩托車，經營雜貨店有時必須搭車或託有車的人下山補貨，但均需付給車資，其收益不如有車的經營者，且小規模雜貨店所需成本雖然不高，但利潤有限，因此開設者大多不專賴營商維生（喬宗忞，1990）。

1974年左右上小學的Malayumu，父親的雜貨店成為家中經濟的來源之一；但因為家中成員眾多，在家中收入仍舊有限的情況下，大哥大姐是先受教育的人，排行老三的Malayumu就必須犧牲自己受教育的機會，以幫助家中的生計為先。

等Malayumu上了國中，開始到外地念書時，放假還會到山上去採辣椒、galaeramece（魯凱語，某種可製藥的蕨類）等等，因為這些採來的東西可以賣給都市裡的商家，而賺來的錢，就能支付Malayumu從山下學校往返部落的交通費，以及其他日常生活所需的費用。

我們從小就知道哪個地方在賣這個，因為它是固定的，爸爸媽媽會帶我們去，會給我們看賣的地方，有時候爸爸媽媽不會跟你去，但他們知道那個量大約有多少，就會叫你帶這個東西。因為很遠嘛！因為我們要走路一段時間，一段才能到那個坐三輪車的地方，所以通常爸爸媽媽會送我們到那個地方，然後交代那個司機說，賣了多少錢後就扣掉車費，然後給我的女兒一百塊，然後其他的由這個司機再帶回去，然後他們再走路到那個坐車的地方再拿那個錢。

在Malayumu上國中之後，必須有更多的貨幣來交換生活所需。在國中暑假期間，Malayumu還會跟著鄰人到中壢的紡織廠工作，賺取弟妹的註冊費。由於生計的演變，使得原住民無法再依靠自給自足的方式維持生活，為了增加工作的機會，1960年代原住民開始大量前往都市地區。到了1980年初期，也是Malayumu就讀國中的期間，原住民在都市的人數增加速度加快，顯示原住民比過去更加依賴市場經濟，Malayumu在這樣的背景下，也離開原鄉到外地去打工。

Malayumu對於在部落生活的回憶，是這樣說的：
小時候在山上……在我印象裡面真的是很辛苦，但是我不覺得它是貧窮，因為大家在山上的時候就是這樣，那其實我們可以說是很豐富。

辛苦但不貧窮的部落價值觀
她所經驗到的部落生活，正從過去的傳統生計轉變為依賴貨幣市場，所以除了自給自足的作物生產，還必須累積現金換取註冊費、生活費。然而像這樣透過全家人利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換取生活所需的物資，雖然辛苦，但是這些對她來說並不代表貧窮，反倒還因為擁有這一切感到富足。這影響著日後她到都市後的生活方式，以及看待生活事物的價值觀。

國中畢業後，Malayumu跟隨著建教班到台北士林的紡織廠工作。建教班課程結束後，又再轉到到新莊紡織廠。1984年，在媽媽的同意下，Malayumu進入埔里的「伯特利聖經書院」就讀，從這裡畢業後，她成為基督教的傳道人。

而因為傳道的身份，她來到教會的第一個開拓地點，位於高雄縣的岡山鎮。這時原本由母親幫忙照顧的外甥和外甥女，還有弟弟妹妹共六人，也改由Malayumu擔起照顧的責任。於是，除了忙於教會的工作，Malayumu早上就得到一戶醫生人家，為醫生生病的爸媽洗衣服、被子和尿布，結束後還要到家具行，幫忙磨桌子、椅子。此外，也在租來的房子周圍種起蔬菜，這些蔬菜就成為弟妹便當裡的食物。Malayumu回憶當時的生活：
我中午都會煮便當，也不曉得我到底是怎麼學會煮便當給我弟弟妹妹的。有時候聽到人家說我們很窮，他們常常問我妹妹：「你們很窮嗎？」因為便當裡面有時候只有一個豆輪。

然而過去在山上時，家人也是這樣靠自己的力量來換取生活所需，所以面對別人這樣的說法，Malayumu認為：「只要覺得滿足，貧窮是別人給的聲音。」

後來來到台北的Malayumu，除了身為神職人員所要做的教會工作，像是拜訪病人、拓展教會之外，為了提供弟妹和外甥們更好的生活環境，她也開始在幼稚園裡當老師，還請園長讓她包下打掃的工作。下班或週末，就到皮製工廠去拉牛皮（牛皮用機器打軟後，必須撐開來曬，撐開牛皮的動作，Malayumu稱之為「拉牛皮」，是極為粗重的工作），甚至有時晚上還得去當家教。

從小Malayumu就知道，必須透過很多方式去獲得與賺取生活所需。成年後，她也習慣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來賺取生活費，提供弟妹的照顧。

透過Malayumu的勞動軌跡可以發現，她的生活經驗讓她不會只仰賴單一工作收入，而是透過不同的方法來維持生活的運作。而在這些勞動的經驗當中，Malayumu認為，唯有靠自己的力量去換來的，才會是屬於自己的，人也才會因此滿足於所擁有的東西。

Malayumu這種「透過自己的勞動維持生活運作」與「凡事靠自己」的生活哲學，後來成為她在經營伯特利時的理念與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