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應對危機100例（簡體書）

該書從政治、經濟、社會、軍事、自然、企業等領域，分析了100個應對危機的經典案例，包括危機的成因、走勢和影響，特別是應對危機的戰略、戰術得失等。

劉上洋主編的《中外應對危機100例》從政治、經濟、社會、軍事、自然、企業等領域，分析了100個應對危機的經典案例，包括危機的成因、走勢和影響，特別是應對危機的戰略、戰術得失等。全書內容豐富翔實，文字生動流暢，分析精深獨到，具有很強的資料性、可讀性和啟迪性，對廣大干部群眾科學認識危機發生變化的特點和規律，正確把握應對危機的策略和方法，將起到很大的幫助作用。

古往今來，人類經歷并正在經歷著各種各樣的危機。危機作為一種警醒方式，對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不斷提出嚴峻的挑戰，形成巨大的考驗。如何正確應對危機、有效化解危機、努力戰勝危機，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和切實解決的重大課題。
應對危機要常思憂患。人類歷史上，洪水、地震、瘟疫、戰爭、事故、政變等各種天災人禍從未間斷。尤其到了現代社會，一方面發展突飛猛進，變化日新月異；另一方面各種矛盾和問題也在不斷積累，情況瞬息萬變，過程危機四伏。“石油危機”、“黑色星期一”、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漏、“9·11”事件、印度洋海嘯、美國次貸危機、甲型H1N1流感，這些危機事件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災難，給人們生命財產造成了重大損失。因此，面對可能出現的危機和災難，我們要常懷憂患之思，常懷警醒之心。常言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理查德·帕斯卡爾指出：“21世紀，沒有危機感是最大的危機。”英國危機管理專家邁克爾·里杰斯特說過：“預防是解決危機的最好方法。”可以說，沒有危機感，其實就有了危機；有了危機感，才能有效避免危機。“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居安思危，則有備無患。”無論是對一個國家、一個地區，還是對一個企業、一個家庭、一個人而言，只有始終保持清醒頭腦，樹立憂患意識，才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應對危機要堅定信心。 “信心比黃金更重要。”堅定的信念，有如大海中的明燈、大廈中的支柱，不可或缺。危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危機面前喪失信心。越是危機當頭，越要增強信心、堅定意志；越要不畏艱險、百折不撓。五千年來，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磨難而信念愈堅，飽嘗艱辛而斗志更強，創造出燦爛的中華文明，就在于有對美好理想的執著追求。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戰勝了政治、經濟領域和自然界出現的各種困難和風險，特別是2008年以來戰勝歷史罕見的雨雪冰凍和地震等特大自然災害，挫敗各種分裂勢力的圖謀，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航船始終沿著正確航向不斷乘風破浪、昂首前行，中華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靠的正是在黨領導下13億中國人民的堅定信念和偉大力量。“安危不貳其志，險易不革其心。”只要我們不被任何困難所嚇倒，不被任何挫折所屈服，就一定能夠無堅而不摧，無往而不勝。
應對危機要善抓機遇。所謂危機，既是危險，也蘊含機會。應對危機，關鍵是危中尋機，化危為機。綜觀古今中外，民族的興旺、國家的富強，無不“受益于”各種各樣的危機。歷史上，每一次經濟危機之後，經濟格局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版圖都發生了重大調整。換言之，每一次經濟危機，也是各國經濟重新洗牌的一次機會。這次肆虐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了嚴重沖擊，對我省經濟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同樣不可忽視。但對江西來說，卻正是我們發揮後發優勢、加快發展步伐的大好時機，正是我們縮小與沿海發達地區差距，爭取逆勢進位， “彎道趕趨”的難得機遇。我們要善于從變化的形勢中捕捉和把握發展機遇，在逆境中發現和培育有利因素，努力做到趨利避害、揚長避短，排難而進、逆勢而上。
應對危機要堅決果敢。危機具有突發性、威脅性、危害性、緊迫性等重要特征。古人說：“善謀且善斷者，易勝。”如果優柔寡斷、遲疑不決，困難就會越來越多，問題就會越來越大，而危機中潛伏、伴生和蘊藏著的機遇也會稍縱即逝、瞬間流失。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上，從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戰略大決戰到抗美援朝，從粉碎“四人幫”到撥亂反正，從成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到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無不是果斷決策的光輝范例。這就說明，面對危機，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勇氣，要有“風卷殘云”的作風和氣勢。只要我們審時度勢、快速反應、科學決策、措施有力，就一定能夠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不斷開辟新天地，開創新局面。
應對危機是一門科學，也是一種藝術。為系統總結古今中外應對危機的經驗教訓，江西省委宣傳部組織編寫了《中外應對危機100例》，該書從政治、經濟、社會、軍事、自然、企業等領域，分析了100個應對危機的經典案例，包括危機的成因、走勢和影響，特別是應對危機的戰略、戰術得失等。全書內容豐富翔實，文字生動流暢，分析精深獨到，具有很強的資料性、可讀性和啟迪性，對廣大干部群眾科學認識危機發生變化的特點和規律，正確把握應對危機的策略和方法，將起到很大的幫助作用。
彩虹與風雨共生，困難與成功相伴，危機與機遇并存。沒有艱險，不能磨礪堅韌意志；沒有挫折，不能成就非凡偉業。當前，我們正處在干事創業的大好時期，在實現江西崛起新跨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征程中，毫無疑問，我們還將遇到各種各樣的風險和考驗。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們有信心、有智慧、有勇氣、有力量戰勝任何困難和風險，創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

■政治篇
削平“三藩”：康熙從容拔掉帝國後院的引信
遵義會議：危急關頭校正“羅盤”
西藏平叛與民主改革：撥開雪域高原的烏云
粉碎“四人幫”與批判“兩個凡是”：撥亂反正斗妖孽
英國“光榮革命”：不流血的政權更替
拿破侖霧月政變：逆取順守問鼎天下
推翻幕府統治與明治維新：向戰勝自己的敵人學習
蘇臺德事件與慕尼黑協議：歐洲版的“抱薪救火”故事
法國阿爾及利亞大撤軍：用收音機挫敗兵變
智利阿連德飲恨未竟的事業：飛來的子彈有優先通過權
巴列維王朝的覆滅：他用自己的左手打敗自己的右手
蘇聯“8·19”政變：勝負在于最後五分鐘
美國“9·11”事件：恐怖襲擊和全球反恐斗爭
2004年烏克蘭總統選舉：“橙色革命”下的“黑色游戲”
他信政權的興衰：錯過也是一種過錯
■經濟篇
國統區金圓券改革：印鈔機“印刷”出來的幣改鬧劇
建國之初經濟戰場上的正邪較量：銀元之戰與米棉之戰定勝負
郁金香狂熱：用經濟杠桿摧平賭徒心態
南海股票事件：砸在牛頓頭上的一只“爛蘋果”
1837年經濟恐慌：政府與金融大鱷博弈引發的亂局
1857年經濟危機：美國南北戰爭的推手
大蕭條時代證券改革：羅斯福為股市“野馬”套上“籠頭”
馬歇爾計劃：一石數鳥的國際大整合
日本戰後的崛起：“吉田路線”吹響了日本振興的“集結號”
聯邦德國的重生：市場經濟是一顆好種子
美國應對第一次“石油危機”：把帽子扔過墻去
里根政府擺脫經濟困局：建立強勢美元贏得人心
拉美國家債務危機：借錢買來的“繁榮”與教訓
“黑色星期一”：股民集體坐上股票的“過山車”
日本房地產泡沫：急剎車來得太晚
東南亞金融危機：雞蛋有縫招蠅叮
金融風暴下的香港保衛戰：狹路相逢勇者勝
美國次貸危機：疏于監管釀大錯
2009年世界金融風暴：各國使出十八般武藝保平安
■社會篇
1876年大饑荒：大清王朝從此患上“軟腳病”
1910年東北鼠疫戰：“鼠疫斗士”科學防疫建奇功
“5·6”特大森林火災：永遠難忘的紅色警告
抗擊“非典”：全民皆兵降疫魔
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一場和受污河水的賽跑
三鹿毒奶粉事件：迅速化解的公共危機
中國防控甲型H1N1：早已壁壘森嚴，更加眾志成城
制止霍亂肆虐：茫然與理性的較量
君士坦丁堡鼠疫：無知者的無奈
“西班牙女郎”大流感：一再松懈釀巨殤
1952年倫敦大霧事件：向天空宣戰摘掉“霧都”帽子
日本水俁病：無法愈合的污染傷痛
印度博帕爾事故：“潘多拉”的盒子在深夜被打開
美國瘋牛病事件：用強大“防火墻”作盾
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核輻射舉起了達利斯摩劍
■軍事篇
曹操兵敗赤壁：古代戰史上的“次級債風波”
淝水之戰：一場被“做空”的戰斗
土木堡之變與北京保衛戰：不能讓敵人有勒索的可能
三灣改編：人民軍隊的新生
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亡了東三省
四渡赤水：在運動中擺脫圍追堵截
抗美援朝：為保家衛國英勇出擊
奧斯特利茨大捷：勇猛靈活多機變
滑鐵盧之戰：合縱之力斗強敵
敦刻爾克大撤退：“蟻式船隊”創造渡海奇跡
莫斯科保衛戰和斯大林格勒戰役：寒冬地獄的曙光
奠邊府戰役：螞蟻對大象的圍殲
古巴導彈危機：“誰是懦夫”的博弈案例
“齋月戰爭”：以色列後發制人反敗為勝
■自然篇
“九八長江抗洪”：萬眾一心挽狂瀾
大米草引進中國：“害人草”與“搖錢樹”的命運流變
汶川大地震：災後重生之旅
關東大地震：仿佛惡魔從大地掃過
戈伊納水庫引發地震：科學改造消孽障
秘魯雪崩：“太陽的子孫”勇斗“白色死神”
孟加拉1970年颶風：屋漏偏遇連夜雨
印度洋海嘯：瞬間發生的浩劫
緬甸熱帶風暴大災難：拒絕外援引發人道質疑
■企業篇
長江廠質量危機：誠信成為李嘉誠一生事業的基石
張瑞敏怒砸問題冰箱：“零容忍”成就質量金獎
格蘭仕遭遇洪災：低迷時刻需要橫刀立馬的將軍
修正藥業起家：一個企業的“仁、義、禮、智、信”
方太成功突圍：“換位”思考換來成功
巨人集團重生：成功就是站起比倒下多一次
萍鋼絕地逢生：一位船長和一艘艦船的航向
雅芳轉型：唯一不變的是變化本身
南京冠生園陳餡月餅事件：出水之後才知誰兩只腳上沾滿泥巴
新東方組織再造：腳大了鞋子也要跟著大
搜狐遭罰：一封信穩不住華爾街
松下幸之助三次危機：勇敢地跟災難握手
聯邦快遞脫困：永不止步的傳奇
桑德斯迎戰英特爾：堅持就是勝利
克萊斯勒火中涅槃：大刀闊斧起死回生
達美樂低谷反彈：一招鮮吃遍天
巴林銀行崩潰：一只老鼠壞了一鍋湯
泰諾藥片中毒事件：要抬頭必須先低頭
王安沒落悲劇：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塞勒菲爾德事件：怠慢比事故本身更壞
迪斯尼起死回生：艾斯納殺出新血路
巴菲特拯救所羅門：先搶救聲譽要緊
歐德瓦拉大腸桿菌危機：用速度表明態度
可口可樂中毒事件：傲慢和遲鈍讓消費者“樂”不起來
康泰克遭遇PPA噩夢：危機中快速尋找轉機
安然惹出投行誠信危機：缺乏監管投資者怎能“安然”
法國興業銀行巨損：沒有“守夜人”釀“法國史上最大的金融悲劇”
通用危機：一個人不能同時追趕兩只兔子
後記

西藏平叛與民主改革
撥開雪域高原的烏云
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是西藏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兩大活佛的封號，是中國清王朝的中央政府分別冊封的。清王朝中央政府正式確定了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并掌握確定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去世後轉世靈童的大權。1949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前後，中央政府決定對西藏地方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針，并邀請西藏地方當局派代表到北京談判。十四世達賴接受和平談判的建議，派出代表談判，并于1951年5月23日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
西藏和平解放後，許多西藏上中層的開明人士認識到，如不改革封建農奴制，西藏斷無繁榮昌盛的可能。考慮到西藏歷史和現實的特殊隋況，中央人民政府對西藏社會制度的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態度。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十七條協議”規定西藏的改革中央不加強迫，由西藏地方政府自主進行。但是，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對改革，試圖永遠保持農奴制，以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他們蓄意違背和破壞“十七條協議”，在帝國主義勢力支持下變本加厲地進行分裂祖國的活動。
1952年三、四月間，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魯康娃和洛桑扎西暗中支持非法組織“人民會議”在拉薩騷亂鬧事，反對“十七條協議”，提出人民解放軍“撤出西藏”。1955年，西藏地方政府噶倫索康·旺清格勒等開始秘密策劃、煽動武裝叛亂。1956年，該區發生叛亂。1957年5月，在西藏地方政府噶倫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的支持下，“四水六崗”叛亂組織成立了，稍後又成立號稱“衛教軍”的叛亂武裝。武裝叛亂分子竄擾昌都、丁青、黑河、山南等地區，殺戮干部，破壞交通，襲擊中央派駐當地的機關、部隊，并到處搶掠財物，殘害人民，奸淫婦女。
中央人民政府本著民族團結的精神，一再責成西藏地方政府負責懲辦叛亂分子，維護社會治安，并表示“中央不改變西藏地區推遲改革的決定，并且在將來實行改革時仍要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針”。但是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把中央這種仁至義盡的態度看作軟弱可欺。他們宣稱：“九年來，漢人動也不敢動我們最美妙最神聖的制度；我們打他們，他們只有招架之功，并無還手之力；只要我們從外地調一大批武裝到拉薩，一打漢人準跑；如果不跑，我們就把達賴佛爺逼往山南，聚集力量，舉行反攻，奪回拉薩；最後不行，就跑印度。”
頑固堅持農奴制度的農奴主和國外反華勢力相互勾結，致使叛亂活動迅速蔓延。1959年3月8日，達賴確定3月10日下午3時到西藏軍區禮堂看演出。3月9日晚，拉薩墨本(市長)卻煽動市民說達賴喇嘛明天要去軍區赴宴、看戲，漢人準備了飛機，要把達賴喇嘛劫往北京。他號召每家都要派人到達賴喇嘛駐地羅布林卡請愿，請求他不要去軍區看戲。次日晨，叛亂分子脅迫2000多人去羅布林卡。隨後，叛亂頭目連續召開所謂“人民代表會議”和“西藏獨立國人民會議”，公開撕毀“十七條協議”，宣布“西藏獨立”，全面發動了背叛祖國的武裝叛亂。
17日夜晚，叛亂頭目以所謂“漢人兩發炮彈打到羅布林卡北圍墻外，威脅達賴喇嘛安全”為借口，將達賴喇嘛及其家屬“劫出”拉薩，然後又逃往印度。
19日深夜，叛亂頭目指令叛亂武裝向駐拉薩的人民解放軍和地方機關、單位發動大規模進攻。解放軍一再廣播喊話警告仍然無效，直到猛烈槍炮射擊持續了6小時之後，忍無可忍的解放軍被迫于20日上午10時開始反擊。雖然解放軍駐拉薩部隊只有1000余人，但具有豐富作戰經驗、英勇善戰的解放軍指戰員，在炮兵火力的支援下，一舉殲滅了叛亂武裝5360多人。僅僅兩天時間，解放軍就取得了拉薩平叛的全面勝利。
3月28日，國務院責成西藏軍區徹底平息叛亂，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地方職權。在達賴喇嘛“被劫持”期間，由班禪額爾德尼代理主任委員職務。
達賴逃亡國外後，中央政府從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大局出發，曾耐心等待他的轉變，一直到1964年，還保留著達賴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職務。但達賴完全背棄自己曾經表示過的愛國立場，從事了大量分裂祖國的活動。他公開鼓吹“西藏獨立”，成立“流亡政府”，制定所謂《西藏國憲法》；組建叛亂武裝，多次在西藏制造爆炸、暗殺等恐怖活動，走上了一條與中央政府和廣大藏族同胞對抗的道路。
1959年4月初，西藏軍區調集兵力，迅速平息了山南地區的武裝叛亂，切斷了叛亂集團與國外的聯系，粉碎了他們建立所謂第二國都的美夢。隨後，解放軍開始圍剿西藏各地殘余叛匪。至1961年底，西藏地區所有武裝叛亂被徹底平息，西藏全境徹底解放。
人民解放軍在廣大西藏人民的協助和配合下，一邊平叛，一邊進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得到了各階層人民，特別是貧困農奴和奴隸的歡迎，也爭取到了更多上層人士的理解和合作。到1960年底，西藏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區各地普遍建立了共產黨領導下的農牧民協會、平叛保畜委員會等群眾組織，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各級人民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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