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都爾汗的幽靈：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後的回憶與思考

這是一場震驚世界的政治大地震，它的表面震源在溫都爾汗，實際震源在中共政治；它的震中在中南海，其震波則到達了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它摧毀了千萬個家庭，改寫了無數人的命運。這場地震的影響至深至巨，以至於四十年後，其餘波仍在人心之中迴盪。

此書就是這迴盪的產物——它的作者都是這場地震的親歷者，在那一年，其年長者，已近中年；年幼者，尚未入泮。其位尊者，有紅朝將軍之後裔；其位元卑者，乃革命專政之對象。這裏的作者談不上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但也囊括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各階層：從軍人到工人，從幹部到知青，從小學生到政治犯。

啟之

文革史學者，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教授。《記憶》主編。

何蜀

文革史學者，原《紅岩春秋》雜誌副主編。《記憶》主編。

前言

今年是「林彪事件」四十周年——1971年9月13日，中共第二把手，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林彪因不堪毛的淫威，乘機出走，不幸飛機失事，與妻、子葬身於蒙古的荒野——溫都爾汗東北八十公裏的貝爾赫。

這是一場震驚世界的政治大地震，它的震源在中共政治，震中在中南海，震波則到達了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它摧毀了千萬個家庭，改寫了無數人的命運。蔣介石聞訊而喜，告訴蔣經國：毛失去了一個臂膊。毛澤東為之而衰，盡管他嘴上說，「林彪幫了我一個忙。」可直到躺進水晶棺，這場地震的「次生災害」他也未能挽救於萬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他失去了「道」，失去了人心。

此書就是這場大地震的產物——它的作者都是那場災難的親?者，這些作者在當時，年長者，已近中年；年幼者，尚未入泮。其位尊者，為紅朝將軍之後裔；其位卑者，乃革命專政之對象。這裏的作者談不上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但也囊括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各階層：從軍人到工人，從幹部到知青，從小學生到政治犯。

甲申三月十九日（西?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殺進北京，崇禎吊死煤山。趙園在《那一個?史瞬間》中說：「這個日期在心理上的重要性，更甚於其作為事件的重要性。」（《想象與敘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頁7）這句話，讓我想起了「九一三」。

我並不是說，林彪之死與崇禎之亡有多少可比性，這句話觸動我，是因為作為地震的親?者，我深知「九一三」這個日子對社會心理的震撼，同樣遠遠大於它對現實政治的影響。這本僅十五萬字的小集子證明了我的感受——這裏的作者們在聞知林彪事件之後，都程度不同地對毛，對文革產生了懷疑。林彪之死，像投入人心的一顆巨石，它在瞬?激起的波?，??月的消磨化做一圈又一圈的漣漪。這漣漪在批林整風、批林批孔、評法批儒孔的喧囂之中，悄悄地浸漬著人心。懷疑是否定的胚胎，否定是反抗的前奏。這漣漪在人心中醞釀著，等待著，醞釀著反抗，等待著時機，在「九一三」發生五年後的那個四月五日，這人心中的漣漪在天安門廣場變成了人群的洪流。

在「兩案」開審前，胡耀邦問鄧小平，林彪怎麼審？鄧反問胡，你是要毛還是要林？胡無語。從此，革命功臣的林彪和他的戰友們從此成了反革命，與軍委辦事組所厭惡的江青集團一起，當了毛澤東的替罪羊。於是，那個著名的《決議》給文革下了這樣的定義：「?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這個「利用論」賦予了「九一三」新的心理意義——「林彪事件」從大地震變成了活火山，每逢適當的時候，這火山都要在人心中爆發。

此書就是這火山爆發的結果。這裏的作者，當年沒上小學的，如今也人到中年。從文革到改革，從毛時代到後鄧時代的人生經驗，使他們有資格發問：究竟誰利用了誰？是林彪、江青利用了毛澤東，還是毛澤東利用了林、江？《決議》為文革下的定義，是政治的，還是?史的？是科學的，還是糊弄人的？進言之，如果一個社會的穩定，需要靠掩蓋、歪曲?史真相來維持的話，那麼，這是一個什麼社會？它能否穩定？

康熙、乾隆不會想到，在大興文字獄，芟刪天下圖書之後，滿洲八旗在十七世紀中葉的罪行——「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會在十八世紀後期傳布人口，為大清帝國的倒臺添磚加瓦。

久加諾夫不會料到，斯大林制造的冤假錯案，經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歪曲、掩蓋了二三十年後，仍會成了蘇聯解體，蘇共下臺的動力。

毛澤東想到了死後的「腥風血雨」，但沒料到，鄧小平用他的夫人來為他頂罪。鄧小平「舍車馬保將帥」，卻沒料到，「利用論」既沒有保住毛，更沒有保住「道」，還把他自己搭了進去——「九一三」事件在他手裏從地震變成了活火山……

?史的魅力，或許就在這些意料之外之中。

此書采取「一日型」的紀實文學的形式，由《記憶》在2011年4月發起，以電子信的方式在朋友、熟人的小圈子內征文，意在通過回首當年，評說林彪其人及有關?史，以對抗有意的抹煞和無意的失憶。因無法借助大眾媒體，所以，知者甚寡，半年來，得稿僅49篇，34萬字。編者從中選取了28篇，15萬字。

「一日型」的征文活動和圖書出版，前有古人，後有來者。中國第一部由「一日型」征文編成的圖書，是1936年由鄒韜奮發起、蔡元培作序，茅盾主編的《中國的一日》。1936年4月，茅盾以上海文學社的名義，在《大公報》上向全國征文，號召作家、非作家及社會各階層人士，以1936年5月21日為主題，記述這一天內周圍所發生之事。以「發現一天之內的中國的全般現實面目，彰顯這一天之內的中國全貌。」來稿3000多篇，600多萬字。經三輪精選，以490篇，80萬字成書。成為三十年代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此後，這種「一日型」的征文和圖書出版不絕如縷：1938年有《上海一日》，1941年有《冀中一日》，1949年有《渡江一日》，1953年有《志願軍一日》。2009年有北方文學發起的《21世紀中國的一日》。

上述「一日型」的征文活動都是公開的，都是借助大眾媒體進行宣傳，都得到了主流文化的支持和贊許。而這次由《記憶》發起的征文是地下的，它所談論的一日是官方的禁區。上述圖書都在國內出版，公開銷售；而此書的出版卻只能遠避海外。上述征文之發起、編輯，皆由名家?頭，而此書卻只能由寂寂無名之《記憶》領軍。這諸多的不同，說明了什麼？

編者
2011年10月3日

對話「九一三」
黃春光、邱路光
按：2011年7月20日，原總參謀長黃永勝將軍之長子黃春光、原總後勤部長邱會作將軍之長子邱路光，應編者之邀就「九一三」事件做了三小時的口述。「九一三」事件發生時他們都正在部隊服役。下文是經過他們審閱過的記錄稿。

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衝突
黃春光：九屆二中全會開始的時候，我父親並沒有上山，他留在北京值班。8月31日，主席突然通知，讓我父親上山開會。黃上山以後，主席直接把黃接到他那兒，跟他談了很長時間。但一提到張春橋，黃就說：「張春橋是叛徒，跟主席彙報過多次，他看不起我們這大老粗。」他沒有說張的好話。從這兒也看出，對張春橋這些中央文革的人，黃是從心底反對的。

邱路光：文革中，主席對黃永勝是抱有重望的。什麼重望呢？說穿了，主席是想讓黃永勝倒向他毛澤東個人的懷抱！實際上，軍權不在林的手上，林彪的權力都是和主席連在一起的。如「經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等等，林彪沒有單獨調動一個連的權力。實際的軍權在黃永勝及吳、李、邱的手上，林只是個掛名。那時候，黃是總參謀長，像部隊的調動，主席批准後，都要經過黃永勝和總參作戰部發電報生效執行，而林卻不能命令黃永勝調動部隊。如果黃永勝被毛拉過去了，那主席就不需要林彪了，毛對林彪的冷落、甚至讓林下臺就是遲早的事兒。但是，黃永勝對黨和人民事業忠誠的天性，使他沒有往主席個人那邊靠。他不是故意不往毛主席身上靠，是他根本沒往那方面想，是他的人民軍隊忠於黨的天性決定了沒有靠。如果靠了，那就是另外一個格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