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證

依當時的情況，人都已經拉到墓坑旁了，斷不會再活著放回來。

所有人都罩在裡面，人人逃不開……

他們是真實的法西斯主義再現——我終生也不會忘記他們看我們全家痛哭時的眼神，那不是人類的眼光，因為沒有同情，沒有打死人後的害怕和惶恐，甚至也沒有敵視和仇視，沒有任何不安，他們是一種在欣賞自己的傑作時的觀賞目光，非常冷酷和冷靜，他們是很清醒的殺人者。一邊殺人，一邊研究、觀賞自己如何殺人，這真是令人恐懼的一種事實。

今天社會的很多問題，都與我們這代人的靈魂失落不可分離。

因為我們沒法找時代討還公道，我們沒有可能懲罰一去不復返的時代。

我們懲罰的只有時代的後代，也是我們的後代。

本書特色

温世仁武俠小說首獎作家 黃健 深刻描寫當代中國人 虛擬之作
金蝶獎殊榮 小子 暴力設計

歷史不容猜想，那場浩劫、那個時代
並非真實史料，而是拼湊了破敗的深層靈魂
留給歷史的沉重包袱，心靈上的陰暗區域——
以及 這代人的意義

黃健

1966年生。現居湖北隨州。出版有武俠小說《王雨煙》（第四屆溫世仁武俠小說百萬大賞首獎作品）、《血劍倪淑英》、《人證》。

第一章

衛生大掃除

我開始記事時，土城內的每戶人家週末都參加義務勞動：一家至少出一個人，大夥兒帶著臉盆、鐵桶、抹布、笤帚、鐵鍬和板車，午飯一過就集中到巷子口。男女老少，說說笑笑，齊心合力，灑水、掃地、撮垃圾、擦洗臨街面的玻璃。晚飯前戴「縣愛衛會」紅袖章的人會逐條街道仔細檢查，現場評出衛生等級。我家所在的胡同連續十幾週得到「特別衛生」的流動小紅旗，算最高榮譽了——特別衛生以下，是比較衛生、一般衛生、不衛生和衛生最差。比較衛生是紅紙黑字，一般衛生是黃紙黑字，不衛生和衛生最差是白紙黑字。沒人喜歡白紙小條貼在自家的巷口——彷彿那是流配犯臉上恥辱的刺字。那時人們的集體榮譽感非常強，儘管是很鬆散的一種集體——鄰里們。

街巷、屋簷、街門口、庭院、公共廁所和小合作商店都打掃得一乾二淨——鋪街的青磚和鵝卵石地面異常潔淨，一個泥鞋印也不會有；那些未鋪磚石的裸地坪掃刮得連一粒砂子都得勾腰才看得清；而且那些砂子你掂捏了看，也非常潔淨，就像是從河底撈上來的。這時距那一夥人人手裡拿著筆記本和圓珠筆、邊看邊記，彷彿記者、彷彿幹部觀摩團的愛衛會工作人員到來，還有一段忽長忽短的時間，這時候最怕誰家突然新生了垃圾，遺落到街上，哪怕幾片菜葉或一小撮撕碎的廢紙片，那就毀了——街道上的居民人人臉皮變色：愛衛會的人眼睛毒得很——我們前功盡棄了唄。所以義務勞動後，街道就派人看守，像守護晒穀場上的糧草。孩子們特別喜歡幹這事，因為臂膀上也箍戴一個紅袖章，袖章上有街道縫紉社刺繡的七個漂亮金字：「飛來土衛生監督」——這七字居然同紅衛兵三字一樣，不知縫紉社的哪個繡花能手靈機一動，選擇了毛體書法，好像遠在北京的毛主席親筆為我們這個小胡同的衛生工作題了字。這個繡章就不簡單了，它戴出來不久，便被愛衛會的工作人員看見了。應該說他們、其實包括那時的所有人，政治敏感和嗅覺，異常尖銳。他們立即彙報到縣革委會，縣革委會頭頭章節烈親自抓了典型，飛來土的紅袖章就在全縣，名噪一時。

我們家的老朋友章節烈

章節烈與我們一家十分熟稔。他比我父親小幾歲，照我父親的說法，他應該是舊戲裡的才子型人物，一個白臉書生。（這種說法其實有些武斷，我們以後會發覺並且疑惑：並非完全如此吧？）不過我們都承認，他若做中文系教授，一定勝任。《楚辭》和漢魏六朝古詩，他倒背如流，唐詩宋詞更別提了，《唐詩三百首》和《婉約詞集》，翻哪頁他背哪頁，連注釋都不放過；我親耳聆聽過，他有這本事——小錢鐘書似的——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行政口，那就是大才子了。而且對詩的內容，他有自己獨到的看法。譬如《詩經》〈螽斯〉，他從詩句的節奏入手，以為此詩是當時的說唱詞。他長篇大論，滔滔不絕，他的話倘若記下來，就是篇關於〈螽斯〉的小論文。他連背誦帶表演，比較有說服力地說明它是遠古先民們的三句半——「作者巧妙地處理了諷刺與調侃的分寸，所以它既譏嘲了聽眾，也娛樂了聽眾。那些聽眾可都是當時的統治階級奴隸主哩。」他說。

三句半是什麼呢？它是改革開放前社會上流行的、今天已稀罕絕跡的、沾染了調侃戲說味道的文娛表演形式。伴以咚咚咚鏘的鼓鑼聲，四人台上說唱，前三人正經說事，末尾一人歪批半句，精華盡在這半句，極顯機智幽默滑稽風趣，所以每每逗人譁笑。我還記得「四人幫」倒台後，我親身參與的一次三句半表演。我那時讀小學五年級，打得一手好鼓——傳統鼓點，咚咚鏘之類的。我和班上的另外三個男同學邊敲鑼打鼓邊穿插走台，每人一句台詞：

第一句：四個小人一個幫；第二句：姓王姓江和姓張；第三句：還有一個姚豬頭；咚咚鏘，咚咚咚咚咚咚鏘……我們得等一等，因為台下的觀眾很明顯，早就在期待那總是出人意料的後半句。所以押尾的後半句有時要搶著說，有時卻要吊一吊觀眾的胃口。我們咚咚鏘采重響一圈，再說唱一遍，好像說後半句的那人忘記了台詞，這時終於記起來：

四個小人一個幫；
姓王姓江和姓張；
還有一個姚豬頭；
滷肉。

滷肉的說法顯然有失雅訓，但小學生水準嘛，又在那個年代，還是很有效果。台下立即哄堂大笑，連坐在前台觀看演出的文教局領導也絕想不到我們這樣比喻，咧嘴大笑。

多年後我聽著老年的章節烈（那時他是市委黨校退休的一名普通教員）嘴裡發出咚咚切、咚咚切、咚咚咚采切、咚咚切……那些節奏，聽到他唸出的詩行：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我有些認可他的見解——我確實不能說它與三句半沒有明顯的相同之處。讀〈螽斯〉，它至少也是種視角吧。

可是，在多年以前，在章節烈遇上我父親這個伯樂之前，並不走運，他被埋沒在一個偏僻的小鎮，連轉為正式幹部的希望都沒有。他那時叫章吉利，在一座鄉村小學做民辦教師，臨時被借調到鎮黨委做文書。黨委文書居然是非黨員，有些怪，說明小鎮裡確實沒有人才。我父親去他們鎮聽鎮領導彙報工作，發現了他，對他操筆的彙報材料十分賞識，抖動材料對鎮黨委書記說：

「這筆字可不得了，不見得比郭老差哩，我看是飽讀詩書的。什麼成分？」

那時的鎮委書記嘛，多數同我父親類似，是以大老粗自居的工農幹部。他說這個章吉利可有些讓我們犯難哩，貧農是貧農，還是窮到根的人，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父母雙亡，孤兒零丁苦命一個，可在他居然是在大地主家裡讀書長大的——他姐姐給當地一個大地主做小老婆，把流離失所的弟弟領回家撫養了幾年。

「同地主的兒子一道，」鎮黨委書記說，「章吉利也被人喊過少爺哩。」

我父親說：「根子還是窮根嘛。人啥樣？」

鎮委書記說他人還不錯。既不窮酸，也不驕傲，階級立場是端正的——與地主一家斷絕一切關係；是個追求進步的青年。

我父親那時按實際年齡也算青年，可是他十二三歲參加革命，在新四軍第五師師部當通訊兵，與很多大首長朝夕相處，與他們「一個鍋裡搶過鍋鏟」（一句世俗老話，表明彼此淵源很深。我父親也確實這樣說過：「某某某同志，我們還相互搶奪鍋鏟的呐。」那個某某某同志當然是聞名全國的大人物。）十幾年後他當了縣級領導，就有點老革命的派頭了。他說：

「這人我看可以培養。他父母死於貧困，他不會不仇恨舊社會。雖說過了幾年地主生活，也是寄人籬下——這可不同於地主崽子。在地主家他姐和他，都沒地位，也是被壓迫階級嘛。再說了，我們共產黨人要改造全世界、全人類，胸襟比海都大，哪還容不下歷史上有點小問題的人——你們要考驗他，爭取培養他入黨。他有才啊夥計。人才難得啊夥計。」

我父親還說：「他名字得改一改，什麼吉利不吉利，封建主義。我看叫節烈吧，就是要有共產主義節操，就是要向革命先烈們學習。章節烈，很好嘛。就這樣吧。」
章吉利——以後叫章節烈，他的命運就此發生了改變，不僅入黨、提幹，沒過兩年，就被我父親點名調到身邊做祕書。章節烈那時經常出入飛來土胡同，全胡同的人都認熟了這個疾步如飛、笑咪咪的縣委章祕書。他後來成為權威顯赫的縣革委會一把手，變成已下台的我父親的領導兼保護人，完全靠他自己的機緣和運氣——他乘上了時代的浪潮，可是世上沒人會永遠坐在那些變幻不定的浪潮上。

章節烈接到縣愛衛會報告，輕車簡從，微服私訪。他週末獨自騎了一輛破自行車，匡匡鐺鐺來到飛來土，支起車，扯起衛生監督的胳膊仔細看那個紅袖章——他不動聲色，面無表情，一聲不吭，翹腿上車，匡鐺來又匡鐺鐺去，神威莫測。他當然被戴紅袖章的人認出來，那人發起了呆，然後他突然嚇得夠嗆，虛汗滿面，渾身發顫。他取下袖章，不敢揉成一團，雙手捧起如捧自己攤薄的、破上一個大洞的命運，狂奔進居民小組長衛紅旌家裡：

「闖禍、闖大禍了！」他說，「縣革委會章主任來了！」

衛紅旌三十歲左右，是個精明能幹的街道女幹部，她說：

「章節烈？我沒接到通知呀。他來幹嘛？」

那人說：「看了袖章扭頭就走，臉陰得很！」

衛紅旌嚇了一跳：

「袖章？袖章怎麼了？你戴反了？」

「不是呀！」那人說，然後放低聲音，「我們會不會在偽造毛主席題字？」

衛紅旌的反應快得很，著實嚇了那人一大跳，她的兩腿突然癱軟下去，一屁股滑溜到地上後，兩腿就僵硬發直不能動了，她兩眼也僵直，眼淚鼓湧而出。她虛弱地、生命衰竭地、瀕死一般地說：

「偽造主席題字？我們怎麼會！我們怎麼敢！我們不要狗命了嗎？」

那人把袖章恭恭敬敬地攤放在衛紅旌的書桌上，小心翼翼地拿一本《毛澤東選集》壓住，不敢看她。他蒼白著蒼茫一片的臉，盜賊似地側身溜出她的家門，跑過胡同，鑽回家，消失了，他躲開了，十天半個月內不露面了。於是這個消息很快就瀰漫了整個胡同，人人都有大禍臨頭的恐懼，大家天一黑就關門閉窗，連電力不足的湯黃燈光都不對外敞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