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教育的歷史探索（簡體書）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有了空前的發展，教育改革不斷深入。教育實踐呼喚著教育理論的指導。教育科學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教育理論還遠遠不適應教育改革的需要。我們還需要努力，一方面要繼承和發揚我國優秀的教育傳統，另一方面要吸收外國先進的理論和經驗，但重要的是要深入我國的教育實際，總結我們自己的經驗，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理論體系。《中國中青年教育學者自選集》為建設我國的教育理論體系作出了貢獻。我祝賀她的出版，并希望有第二輯、第三輯問世。

李劍萍，1969年9月生，山東青島人。現任天津城市建設學院常務副院長（正院長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于山東師范大學獲教育學學士學位，北京大學獲經濟學學士學位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1994年考入華東師范大學教育系，師從孫培青教授，1997年獲教育學博士學位。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後。
曾任山東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院長、聊城大學副校長。兼任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常務理事、中國地方教育史志研究會學術交流委員會副理事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教管理研究會常務理事、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審查委員、山東省社科優秀成果獎評審委員、山東省教師教育學會副會長等。
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現代教育史、大學教育。出版的學術專著有《中國現代教育問題史論》（人民出版社，2005）、《康有為教育思想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合著和主編的教材、著作有《中國現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中國現代教育之大家與大事》（廣東教育出版社，2011）、《教育學導論（第三版）》（人民出版社，2006）、《校長領導與學校效能的實證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大學教學論》（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等8部。在《歷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等刊物發表論文40余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教育學課題、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教育部重點課題、教育部人文社科課題、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特別資助課題、山東省社科規劃重點課題等7項。獨立或首位獲得山東省高等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等省部級教學、科研獎勵7項，是教育部國家級教學團隊“公共課教育學”帶頭人。

第一編 現代大學及校長史論
百年來中國的大學自治與社會干預
中國高等教育的數量增長與質量控制：歷史與趨勢
20世紀中國的高等教育：通才教育與專才教育的張力
蔡元培：教育家為體，政治家為用

第二編 現代教育專題史論
20世紀中國學制問題的歷史研究
20世紀中國幼兒教育矛盾問題的歷史研究
中國大陸中小學教育的歷史性矛盾及其時代性建議
20世紀中國成人教育矛盾問題的歷史研究
中國近代師范教育的中國化歷程
中國近代師范教育爭論問題的透視
民國教育史及其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的思想和實踐來源
中國共產黨領導教育事業的歷史轉變和時代命題

第三編 現代教育家史論
楊賢江與馬克思主義教育學理論在中國的形成
雷沛鴻與20世紀前半期中國成人教育
康有為的經學及其教育思想
再從張之洞看洋務教育的終結
試論李鴻章的教育思想
左宗棠教育思想散論
曾國藩家庭教育思想述略

第四編 現代教育的傳統淵源
中國傳統教育理念的現代意蘊
中國傳統德育的精髓
孔墨教育思想比較

第五編 現代教育歷史片論
辛亥革命對于中國現代教育的意義
杜威與現代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形成
凱洛夫《教育學》：學習蘇聯教育經驗的樣本
兩種教育制度：半工半讀教育的兩次試驗高潮
《高校六十條》：“教育革命”的糾偏與總結
“普九”的提出：新時期教育現代化的起航

現代教育系統的主干是學校系統，學校系統是指各級各類學校的組成及其相互關系。在學校系統之外，還存在著大量的非學校教育機構、非正規教育形式，它們也自成系統并與學校系統相聯系，共同構成現代教育系統。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建立中國現代教育系統的不同時期，其戰略重點各有不同。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還較少獨立地領導教育事業，主要是舉辦或參與舉辦少量的培養干部的學校，以及投身工農教育，并將工農教育作為發動工農運動的重要內容和手段。1927年以後至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獨立地領導了大規模的教育事業，在各項教育事業中成人教育重于普通教育，在成人教育中干部教育又重于群眾教育，在干部教育中在職干部的培訓又重于未來干部的培養，中等、高等教育基本都屬于干部教育，普通教育僅在初等教育階段，群眾教育主要依靠冬學等半群眾運動的形式，在特定環境下構建起一種革命性學習型社會。新中國成立以後至改革開放前，雖仍多次掀起冬學、掃盲、職工、農民等教育運動高潮，但中國共產黨領導教育事業的重心轉向構建正規化學校體系，重點在于高等教育以及向高等教育直接輸送生源的高中教育，以培養國家建設所急需的大量專業技術人才，同時又多次提出普吸五年制小學教育。這種轉向，在“教育革命”、“文革”等時期又多次被打斷，其中隱含了學校教育與非學校教育、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教育現實取向與教育理想價值之間的沖突。改革開放以後，面臨的首要問題是恢復和整頓教育秩序，提高教育質量，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為了適應這種需要，從大學到小學確定了一批“重點學校”。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20世紀末，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成為中國教育事業的“重中之重”；新世紀以來，在鞏固和提高“普九”的基礎上，開始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并且把教育公平問題前所未有地凸現出來，提高教育質量與促進教育公平并重，甚至促進公平重于提高質量，提高質量也是為了更好地、更高水平地
一個政黨領導教育的方式，一方面反映了政黨的性質、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所處的環境和任務等，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政黨對于教育事業的認識。如果是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政黨，又處于急風暴雨的革命時期，并且把教育主要作為革命的工具，必然采取一種直接的、統一的領導方式；反之，則會采取另外的領導方式。
新中國成立以前，以及新中國成立以後乃至改革開放以後的一段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于教育事業基本采取的是一種全面的、直接的、高度統一的領導方式。這種領導方式的特點：一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組織，都對本級教育事業和學校具有直接領導權；二是各級各類教育機構普遍建立起黨的組織，黨組織是學校的最高領導機構，普遍實行黨委（黨支部）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或者黨委（黨支部）領導下的校長分工負責制，黨組織的權力甚至管到系（部）、教研室（組）；三是黨組織不僅管教育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學校的干部隊伍、師資隊伍、思想政治教育等，甚至還管到教學內容、教學組織形式、教學方法等專業層面；四是經常采取思想政治教育、群眾運動和思想斗爭的方式，來領導和推進教育事業。這種領導教育事業的方式，有其時代必然性，可以加強統一領導，貫徹黨的意志，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可以發揮強大的社會動員和社會資源吸取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高速度、高效率地發展教育事業；可以將國家的教育意志與黨的意志高度統一起來，既便于黨對教育事業的領導，又便于教育事業為黨的中心工作、任務來服務。當然，這種領導方式的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是黨政不分、黨教結合，黨把大量的精力、資源用于直接、具體地領導教育事業，實際沒有真正發揮黨要管黨的優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黨對教育事業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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