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金融大爆炸（簡體書）

本書從次貸危機形成的深層原因說起，回顧剖析了歷史上三次金融大爆炸的起因、經過和結果，創新性地預測指出，未來的第四次金融大爆炸將在中國發生。
作者從各個角度分析了這一預測的可靠性，并對這次金融大爆炸的可能產生的地點、將造成的影響以及中國在不遠的將來如何應對這一機遇做出了詳盡入微的分析和預測。作者睿智地指出，中國一定要避免像日本那樣被金融大爆炸“炸傷”，要抓住“大爆炸”機遇，將中國發展成為繼英國倫敦金融城和美國華爾街之後的又一全球金融中心。

王德培，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福卡經濟預測研究所所長、福卡智庫首席研究員。領銜完成國家發改委、全國各省市、亞洲開發銀行、中國電信、寶鋼集團及各類開發區、園區、證券機構、外企、民企等一千多家單位的咨詢課題。出版專著已近三十冊，如《趨勢大全》、《無邊界浪潮》、《破解中國經濟迷局》、《問鼎21世紀新文化》、《企業演義?三分天下》、《金融原罪與金融文明》等。同時，王德培領銜編創了《高層內參》、《福卡分析》、《經濟預測》等內部報告，深受關注。

第一次，英國炸出了倫敦金融城，不到兩平方公里的面積上為英國貢獻了3%的國內生產總值。
第二次，美國炸出了鼎鼎大名的華爾街……
第三次金融大爆炸在日本卻以《廣場協議》表現出來，後果是日本近7000億美元順差的灰飛煙滅，陷入10多年的迷失而獨自舔傷……
《經濟學家系列：第四次金融大爆炸》由王德培所著，從次貸危機形成的深層原因說起，回顧剖析了歷史上三次金融大爆炸的起因、經過和結果，創新性地預測指出，未來的第四次金融大爆炸將在中國發生。

上篇
金融大爆炸的宿命
第一章
“十年一輪”金融危機終究難以避免
為什么輪到美國
次貸危機究竟是怎樣煉成的
金融危機之價格的邏輯
金融危機之創新還是“騙局”
金融危機之國家經濟模式
誰將率先走出危機
第二章
三次金融大爆炸：大發展還是大平倉
何謂三次金融大爆炸
金融大發展的“第一層油脂”
金融的演化：突破與變異
金融主題詞：“價格”與“蒸發”
過剩終究要平倉
第三章
文明的宿命
金融大爆炸與金融文明
金融文明產生的因素分析
金融文明的四大價值來源
金融文明與金融“原罪”
後危機時代：救市還是調整

中篇
中國將引領第四次金融大爆炸
第四章
半推半就的歷史緣分
金融危機的分岔口
人民幣總量傲視全球
股市IPO世界第一
商品泛資產化玄機
“金融中心”泛濫？
私募股權投資--從時尚到趨勢
金融替代大行其道
一段難以回避的“緣”
第五章
第四次金融大爆炸的新特征、新變局
有控制的大爆發
貨幣戰爭還是貨幣戰國
全球經濟格局大洗牌
資本經濟“多軌制”開啟
中國式金融大蒸發
“金融中心”淪為偽命題？
第六章
需要警惕的可能陷阱
匯改為何“先聲奪人”
“金融原罪”與創新趨勢
壟斷的信貸證券、破碎的資本金融
金融“制空權”還是“自損權”
市場過度還是政府過度

下篇
金融大爆炸主戰場：場外市場？
第七章
場內市場日漸呆滯化？
傳統信貸維穩化？
創業板異化？
A股邊緣化？
貨幣調控“失靈”？
中國資本金融的“斷頭路”？
第八章
場外市場風生水起
資本市場私募基金時代來臨
地方搭臺，資本唱戲
投資理財，風起云涌
套保即“套人”？PE即“騙人”？
場外金融崛起隱含市場深化密碼
第九章
企業：向左走？向右走？
企業面臨前後夾擊
“逼良為娼”的無奈
企業戰略的兩難
玩轉“投資魔方”
破解“誰在經營”

第一章 “十年一輪”金融危機終究難以避免

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等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其特征是人們基于經濟未來將更加悲觀的預期，整個區域內貨幣幣值出現幅度較大的貶值，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出現較大的損失，經濟增長受到打擊。期間，往往伴隨著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的經濟蕭條，甚至有些時候伴隨著社會動蕩或國家政治層面的動蕩。
從1637年荷蘭郁金香瘋狂開始，到1720年英國南海泡沫、1866年英國歐沃倫?格尼銀行擠兌、1929年美國華爾街崩盤引致的經濟大蕭條，再到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20世紀80年代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房地產泡沫和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1年的科網泡沫(又稱互聯網泡沫)和2007年的次貸危機，經濟、金融危機始終與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如影隨形，特別是19世紀中後期之後，危機爆發越發頻密，一些危機之間的間隔約為10年，有的甚至在上一次危機過後短短幾年就接踵而至。差不多“十年一輪回”的金融危機懸于半空，已引起全球市場一片不安，為什么會這樣？只是偶合，還是暗藏了深刻的邏輯？以此輪次貸危機為鏡，我們將層層深入剖析其中的詭譎。

為什么輪到美國

雖然按照艾倫?格林斯潘的說法，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帶來的市場動蕩與1998年長期資本對沖基金危機以及1987年股災時的情形幾乎完全一樣。但與以往危機大多由金融主宰者在其他國家發動，或速戰速決地解決問題的情況有所不同，2007年次貸危機卻是從主宰者陣營內部爆發出來，并蔓延至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盡管政府聯手自救，但只能以延緩危機的方式維持表面穩定。那么到底為什么會有此次危機？追根溯源，2001年以來，過剩資本在次級貸款政策的助推下不斷被掛靠到房地產的穩定之錨上，次貸債券化又利用了金融衍生品一分錢變成十分錢使的杠桿作用，進一步撬動了房地產的巨大利潤空間。但衍生品既能助推房價，也能助跌房價，一旦玩出了軌，風險就極易被杠桿放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受此次次貸危機影響，從美國到英國的房地產市場都進入了痛苦期。以2007年9月為例，美國成屋銷售量驟降8％，創下自有統計數據以來的最大跌幅；英國房價也步美國的後塵，在銀行擠兌風潮中結束了12年的繁榮。這說明房地產作為穩定之錨也已經無法完全扛住金融衍生品的“發飆”。
事實上，各種實體、虛擬資產價格的狂飆突進都是經濟過剩惹的禍。在全球化時代，由于人類經濟文明的差異度被快速壓縮，工業文明高效率地被復制到全世界，金融衍生品也傳染至一批國家，這使得工業文明的市場過剩和金融衍生品過剩、發債過剩和匯制過剩有條件同時疊加在一個國家之內，令危機爆發更具震蕩性。問題是，為何此輪危機率先在美國爆發呢？首先，美國是金融資本經濟的首創中心。據統計，危機爆發前，金融衍生品在全球流動性中的占比達到了75％，其市值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的802％；排在第二位的是證券化債權，占整個流動性的13％，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是142％。而這兩項資產最發達的原產國就是美國。同時，美國還通過制造美元過剩使得全球貨幣失去“穩定之錨”，致使各國政府為平抑匯率過度浮動，而推動金融衍生品交易放大至天量，也把美國置于最危險的境地。其次，中美經濟關聯度很高。美國在互聯網泡沫崩盤後有意釋放了大量流動性，這些流動性被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經濟所吸收，後者以巨額利潤和大量購買美國國債的形式反哺了美國經濟，因此，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助推了美國經濟的重新繁榮。由于中國經濟自身的潛在增長率高于美國，發展預期比美國大，所以沒有產生明顯的泡沫，而在美國則出現了泡沫。再次，各國相對屏蔽效應。次貸出現問題，美國之所以沒有像以前那樣順利地全部轉嫁到其他國家，乃是由于很多經歷過金融危機的中小國家都沒有購買次貸債券，且在年初就提前部署加強金融管制，而歐洲許多國家購買的也是“分割”了的次貸債券。因此危機并未呈現迅速向其他國家蔓延且難以遏制的態勢。
由于美國次貸總規模已超1萬億美元，占其國內生產總值逾7％，其爆發危機的嚴峻性不容小覷。實際上，美國經濟復蘇意外乏力已然帶來系列問題: 一是超強貨幣的歷史轉折，“美元為王”的時代或將提早結束。二是股市財富蒸發，投資銀行、基金大規模倒閉，令美國金融業損失慘重。三是房價泡沫破滅，并對美國實體經濟產生深遠影響，包括收縮企業利潤、抑制消費和投資、推高失業率等。
但是美國這個超級富國處理危機的辦法還是比困難多。一則由于企業大量國際化，市場調整的范圍比較廣，對抗波動的承受力相對強。二則有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在美國市場上廉價競爭，股市的波動對產品價格影響不明顯。三則有長期以來積累的經濟實力和市場調整經驗。因此美國的經濟衰退沒有那么快和突然，而是呈現出一種慢性衰退過程。美國畢竟不是省油的燈，在此過程中，它也在不斷尋找替罪羊，輸出危機因素，轉嫁風險。總體上說，就是其利用自己“獨步天下”的經濟、政治、軍事的影響力在世界范圍內不停地“制造危機”和“解決危機”，如軍事上為伊朗戰爭造勢，政治上不動聲色地四處推介次貸，經濟上則尋求“合作”伙伴，中國顯然就是它盯上的最大目標。
可見，危機至少在兩個主戰場爆發，這也許就是十年一輪回金融危機的最終“創新”形式。具體地看，一是美國金融機構破產潮引發流動性緊縮，資金從中國撤離，使中國房市、股市受到較大影響；二是隨著中國大幅放松金融管制，加快對外投資，中國的資產開始暴露于國際風險之中，以致在次貸風波中大幅折損；三是中國被迫增加購買明顯貶值的美國國債，或是替美國承擔住房按揭壓力，這將以損失部分外匯儲備和降低銀行利潤為代價。當然，這三種“被危機”的表現形式，無論如何對中國宏觀調控而言都是一次痛苦中升華的機會，把握得好則是中國進行沙場練兵的時機，有可能利用世界金融亂局突出重圍，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貨幣進程。然而，從中國被形勢拖著走、旋即(2008年底2009年初)出臺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和量化寬松信貸政策的救市表現上看，它無疑是缺乏準備的，對金融危機的基本邏輯缺乏理解和敬畏。

次貸危機究竟是怎樣煉成的

毫無疑問，2007年10月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開始蔓延，使得資本經濟的信用基礎遭受質疑，先前潮涌的流動性開始沉淀，而金融創新活動的泡沫性、復雜性、危機性及掠奪性更是前所未有地被世人所關注。
美國次級貸款存在由來已久，但真正“放量”是進入21世紀以來。科網泡沫和“9?11恐怖事件”之後，美國經濟增長乏力，急需尋找一個新的經濟增長“發動機”。于是，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簡稱“美聯儲”)為核心，華爾街為先鋒，千千萬萬美國購房者和消費者為主力軍，一場全民“買房花錢大運動”轟轟烈烈開展起來。從2001年1月3日到2003年6月25日，美聯儲連續下調基準利率13次，各大貸款發放機構推行次貸方案刺激了買不起住房的消費者的購買欲望，推高了市場需求。在次貸危機爆發前，次級貸款量占整個美國按揭貸款發放總量的比例高達近50％，比2001年大約翻了4倍，而美國居民住房的自有率已經從1995年的64％上升到2006年的69％左右。其中，“次貸”主要是讓窮人也能買得起房，甚至買了房還能瀟灑地消費。
次貸的另一個功能是它可以靈活付款，比如頭兩年付零利率的還款，然後逐漸增加利息，這在前幾年美國整體利率水平很低的情況下，令購房者的心理預期尤其良好。更重要的是，這種貸款還可以隨著房價的上升重新融資，不斷獲得“財產性收入”，這種“收入”可以用于一些消費項目，甚至抵稅。于是，美國經濟出現了罕見的全方位大牛市，房價受推動不斷上漲，居民用于消費的錢不斷上升，企業贏利能力也相應增強，股市自然節節高升。
窮人們拼命貸款花錢，難道銀行就沒想過有朝一日崩盤把自己搭進去嗎？解決方案就是讓“貝爾斯登”貝爾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Cos.)成立于1923年，全球最大的投資銀行與證券交易公司之一。總部位于美國紐約市，美國華爾街第五大投資銀行，是一家全球領先的金融服務公司，為全世界的政府、企業、機構和個人提供服務。公司業務涵蓋企業融資和并購、機構股票和固定收益產品的銷售和交易、證券研究、私人客戶服務、衍生工具、外匯及期貨銷售和交易、資產管理和保管服務。同時還為對沖基金、經紀人和投資咨詢者提供融資、證券借貸、結算服務以及技術解決方案。們來分散和承擔風險。華爾街的人們各顯神通，先把銀行貸款分拆、打包，并制作成資產證券化產品，隨後再次分拆，比如把本金項目集合在一起，把利息項目另外打包，再分別抵押制成新的產品，然後全球的對沖基金可以分別選取不同產品制成不計其數的金融衍生品。根據金融市場的理論，這樣做的好處首先是讓貸款“脫媒”，即商業銀行不再承擔所有風險，甚至都不承擔主要風險；其次是能獲得合適的風險定價，因為經過無數次的對沖和反復交易後，理論上每個項目的風險都得到充分的反映；最後是大大增加了流動性，因為參與的資金呈天量，投資者來源廣泛，理論上似乎誰都不必擔心“最後一棒”爛在自己的手里。
但現實的教訓是無比深刻的，那就是，無論華爾街的精英們如何聰明，制作的風險定價模型多么精密，正如格林斯潘所說: 人類從來就沒有完美的風險模型。當全球資產價格飆升，流動性泛濫，大量熱錢追逐這些衍生品交易時，也就導致了這些產品的價格越來越不能反映正確的風險溢價。而模型更計算不到的是，一旦利率上升、壞賬出現、房價漲勢逆轉，人類的恐慌程度是那樣巨大，頃刻間昔日為錢多花不出去而煩惱的機構就會手頭拮據難以自保。在美聯儲從2004年6月30日到2006年6月底連續17次上調基準利率後，消費者因利率過高而不得不違約，這成為危機爆發的導火索，多米諾骨牌就這樣被推倒了。然而，不可否認，這種金融創新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其實是“功過并存”的，真正受損嚴重的是歐洲、亞洲這些金融金字塔的下層游戲者。美國金融市場不斷創新，創造金融工具的頻率越來越大，這讓企業和個人都能有效地找到符合自己利益的投資工具、找到向系統外轉嫁風險的方法。
由此可見，次貸等金融創新產品從來就是柄雙刃劍，幾乎從一開始就是設置下“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連環騙局”，對已處在金融食物鏈頂端的美、英等國尚且如此，那么對于尚在金融資本經濟起步階段的眾多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國家而言，又該如何以待？

金融危機之價格的邏輯

金融危機主要表現為金融產品的價格危機，無論是證券市場的股價狂跌，還是房地產金融的房價暴跌，以及外匯市場上的貨幣匯兌價格大幅波動，概莫如此。金融價格危機比一般消費品價格危機、資源品價格危機更復雜，人類至今仍處于對其摸索階段，不管是東南亞金融危機還是美國的次貸危機都顯示出不同以往各種經濟危機的特征，其演化邏輯、適用的方法策略都有很大不同。
金融價格危機的背後邏輯依賴于金融產品自身本質特點，其市場運作、價值內涵、哲學理念都與傳統的經濟文明形態完全不同。
首先，金融市場并沒有嚴格的供給和需求，這和一般商品市場區別明顯。一般商品市場廠商生產商品如電視機等作為單純的供給，它不會再到市場上買回電視機形成需求，消費者購買電視機也不會再賣出去形成供給，這樣市場上就會形成均衡價格。但在金融市場上，由于金融產品如股票沒有任何生理或心理效用，所以買方隨時能變成賣方，供給和需求在一秒鐘內完成轉換，導致價格發生突變，股價從漲停瞬間到跌停。這是金融產品變化的特點，其直接後果就是暴漲暴跌，離散度很大，價格的變動是突變的，不像一般商品價格變動具有連續性。單個金融交易品種的價格大幅波動在市場形成共振時就造成了金融價格危機。
其次，金融市場是虛擬經濟市場，金融產品只有價格而沒有價值，任何股票都不含有勞動價值(它所代表的股份不是其價值，與凈資產等并沒有多少必然的聯系)。按照經典價值規律，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但在金融市場上，由于沒有價值，價格波動顯然沒有主心骨，波動的落差就非常大。比如中國石油在2007年11月5日開盤當天達到每股48元時，很多分析師認為該股股價會到每股100元；但當中國石油破發後，很多人認為該股要到每股10元，甚至更低。半年不到，同一只股票的“均衡值”估計竟然相差10倍，所以在缺少價值的虛擬經濟中，金融價格離散度大是常態特征。
再次，現代經濟、現代金融與現代物理學的哲學基礎是相一致的，其基本理念都是測不準原理，即金融市場所謂的均衡價格、股價頭部、股價底部等都是不可測的，與所謂的基本面并沒有多少必然的聯系(這里并非指上市公司造假數據)。傳統的根據市盈率判斷股價高低的方法總是失效，實證分析表明，市盈率高時股價通常繼續上漲，市盈率低時股價反而下跌，比如當前市盈率已經相對較低了，但市場觀望氣氛仍然濃厚。傳統的工業文明思路理解不了現代金融運行，緣木求魚的操作更加大了金融市場的離散系數。測不準的現代金融實質和主觀上的刻意求解均衡價格導致市場波動加大，從而使金融價格危機具備了邏輯基礎。
根據金融價格危機的本性特征，可以研判金融價格危機的爆發過程。由于金融價格的離散度大，且沒有價值標準，金融價格危機的爆發是突變的，幾乎沒有前兆，這與傳統經濟危機爆發時的“投資下降——信用危機——經濟停滯——失業上升”這一過程明顯不同。如果說傳統危機是燃燒，金融價格危機則是爆炸。金融價格危機可以在短時間內造成賬面財富的大幅縮水，但是恢復也相對較快，它的產生、發展和終結與實體經濟并無多大直接聯系。
既然離散度大是金融市場的本性，那么人為地消除離散度只會帶來更大的離散，這種調控思路的出發點就是錯誤的，所以面對無法消除的暴漲暴跌，上策就是利用離散度，根據不同情形選擇不同策略。在國際金融市場，金融大鱷(國家和投機機構)不斷變通規則，美其名曰“金融創新”，實則是不斷改變定價機制，釋放多空信號，放大操作概念。在此過程中仍有一些基本儲備品種并沒有變，發達國家任意做大金融衍生產品規模的同時，大肆儲備黃金。據統計，截至2007年12月，黃金在官方外匯儲備中的比重，美國、德國、法國、英國和歐洲其余國家分別高達779％、662％、562％、143％、261％，而中國為10％不到。黃金作為貨幣已有幾千年，所以守著黃金無疑能在一定程度上規避金融市場波動。
國際競爭中各國都在充分利用金融價格危機的巨大殺傷力擊垮對手，提升自己的競爭能力，這其中掌控國際金融話語權最被重視。金融業是各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空軍”，如果沒有國際金融話語權，則無論是大產業還是大企業在國際上都沒有定價權，在國際經濟競爭中都處于被動挨打局面。所以，要利用金融價格波動，減少金融價格危機對其他產業的沖擊，充分掌控國際金融的話語權。其特征主要包括讓本國貨幣成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之一，擁有實力強大的金融機構如大型傳統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等，影響或左右國際金融規則，影響國際大宗商品(如鐵礦石、糧食等)定價權。擁有了國際金融的戰略高點，就可以有效避免金融危機甚至向別國成功轉移金融價格危機，讓泡沫破滅在國外，化解對國內市場的影響。
目前，金融價格大幅波動已在中國頻繁出現，面對測不準的金融價格，所謂的基本面分析、技術分析都失效。對于中國散戶而言，與其搏殺差價，不如就地趴下，不管金融價格如何上躥下跳，我自巋然不動。從美國一百多年的金融史看，在長達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段上，股票的投資收益率是最高的，但是短線的平均收益率卻是非常低，且風險非常大。而且散戶與機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理解規則、利用規則都不在同一檔次，在對待各種利好、利空概念時，散戶寧可信其無，不可信其有。同時，在中國非均衡經濟體里，體制改革為股價的突變提供了條件，利用體改判斷股價突變成為利用股市離散度的一種有效方法，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後A股迎來的一波波瀾壯闊的大牛市以及2009年創業板推出後呈現出的爆炒行情即是明證。

金融危機之創新還是“騙局”

盡管美國金融改革法案指2008年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的一項旨在加強金融監管的改革法案。——編者注對“太大不能倒”、銀行高薪和“兩房”(房地美和房利美)改革等要害問題語焉不詳，以致招來非議，但“立法戰爭”的終點無疑是美國金融發展的新起點。銀行或因此減少10％的收入；抵押貸款公司的證券化從此只能“風險自負”；信用評級機構“一言堂”的風光不再，日後將受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等數位“婆婆”的嚴加看管。至此，一場以債務抵押債券(CDO)和信用違約掉期(CDS)為接力棒、持續近十年的“龐氏騙局”在崩盤兩年後終于以監管時代的降臨而謝幕。
所謂“龐氏騙局”，古今中外，雖花樣迭出，但萬變不離其宗，概括起來，其運作機理大致有三點: 一是造概念、編故事，概念越美妙越好，故事越科幻越好，目的是為了弄出一個讓大家相信且追隨的預期高收益率，且能“騙死人不償命”；二是要能吸引源源不斷的接棒者，個中關鍵是讓前期的參與者有真金白銀入賬，使之心甘情愿變成“托”，拉更多的人當墊背；三是擊鼓傳花游戲玩到中途，突然有人回過神來，發現真相，于是集體信心坍塌，謊言大白于天下，并由此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至于其導火索，則往往來自某個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的事件。比如，在次貸這個“劇本”中，一方面，由于“導演”、“編劇”、“化妝師”陣容強大，功夫過硬，因此，即使劇本再蹩腳(一群“高智商”富人讓那些身無分文的“低保戶”為其賺錢的荒誕劇)，也能若無其事“巡演”近十年；但另一方面，時間是謊言的敵人，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眼下，那些曾經瘋狂利用次貸偷天換日的玩家們的命運已塵埃落定: 或改頭換面，或被迫從食物鏈頂層退化，或淹沒在歷史滾滾車輪下，更甚者如麥道夫則是去把牢底坐穿。而就在人們為這些“過街老鼠”得到應有下場而拍手稱快時，卻無疑忽略了一個更為隱蔽而驚人的事實，那就是，最大的“龐氏騙局”制造者迄今仍逍遙法外。至于其導演，正是將“小龐氏們”納入金融監管法網的美國政府，而主角則是美國國債——利用美國未來和美元地位做背書，為“傳銷”國債充分造勢，結果是，受制于自身發展模式的中國和充當美國小尾巴很多年的日本一起被忽悠成了美債市場的兩根頂梁柱。盡管就連美國政客都洞見到巨額債務“會從內部毀掉這個國家”，但是，中國、日本卻被主客觀因素捆綁，以致跳不了船的同時還只能自我安慰道: 當美國債主還是相對合算的。
盡管美國國債的信用基石如危卵，而且這種對未來的高度透支常伴有道德風險(在政客們看來，“長期內，我們都死了”，而債務卻“不會跟到棺材里去”，由此導致“舉新債，還舊債，債債不還”的赤字擴張風起云涌，并成為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都在做的事情)，卻非但沒有被當成“龐氏騙局”的帶頭大哥揪出來嚴打，反而被冠以“政府積極作為”的美名。大小“龐氏”迥然不同的命運，印證了“成者為王敗者寇”的道理。
不過，換個角度看，既然“龐氏騙局”已全球化，自然有其客觀合理性，追根溯源，這與現代經濟的本質——信用經濟有關。所謂信用經濟，就是以各類信用(政府信用、企業信用等)為背書，以金融深化為路徑，以債務擴張為手段，維系著經濟體系的運行。鑒于此，無論是金融的進一步發展，還是資產證券化的深入，其背後的運行邏輯與龐氏機理并無二致——從這層意義出發，“龐氏”便是中性詞。而正因為龐氏機理的廣泛存在，結果模糊了資本金融領域罪與非罪的界面，以致灰色地帶叢生，悖論迭起: 一則“大龐氏”抓“小龐氏”，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比如美國整治華爾街就屬此類；二則“金融創新”與“金融犯罪”的定義模棱兩可，對于同一種金融產品或資本運作模式，很可能沒被揭發前是金融創新，謊言揭穿後便是金融犯罪，前者為座上賓，後者為階下囚——區分的標準居然是有沒有東窗事發。此類例子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比比皆是。
對此，國際上是這樣，國內亦然。2010年中國信達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與財政部共設“共管賬戶”的做法就內置著龐氏機理。前者將2000多億元不良資產掛賬而非徹底核銷，加上長達10年的賬戶存續期，如此一來，財政部無需立即用真金白銀去沖抵，信達的財務報表也煥然一新，可謂一石二鳥。而由此也將資產管理公司的10年戰績抖露在公眾面前: 1998年國有企業（簡稱“國企”）改革大幕拉開時，作為財政出納的銀行對國有企業數萬億壞賬照單全收，只是由于底子薄，消化不良，所以就有了壞賬承銷商AMC(資產管理公司)的應運而生；卻終因缺乏華爾街高管般把牛吹上天的“本領”，結果10年過去了，壞賬不減反增——當初四大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壞賬為14萬億元，截至2010年7月據相關機構測算，AMC欠中央銀行5739億元，欠四大行8200億元，另有壞賬1萬多億元——壞賬數字翻了一番。好在農業銀行作為四大行股改的收官者如今也“清白”地上市了，AMC總算功德圓滿。至于被剝離的數萬億國家沉沒成本，則可以通過共管賬戶等資產證券化手段押後。
相比于AMC與銀行的轉型走在金融創新的康莊大道上，民間金融就顯得晦暗不明，不僅留有很多案底，而且迄今仍在創新與犯罪的生死線上打游擊。以民間集資盛行的江浙為例，前有杜益敏血祭，後有吳英被判死刑，都給地下金融敲響了警鐘。只是，光堵不疏的結果必然會造成按下葫蘆浮起瓢，因為資本總是要找出路的。而民間金融雖沐浴著“新36條”的一縷陽光，但要給點陽光才能燦爛，沒有操作細則和具體抓手可不行，否則玻璃門不過是變得比空氣還透明而已。何況，現有的縫隙政策停滯不前，如小額信貸公司不能吸儲，在稅費等方面不能享有金融機構的待遇，還會收到地方政府的行政指令性貸款；而一旦做大、升級為村鎮銀行之後，面臨的卻仍是被國有金融機構招安的命運。
不過，地方融資平臺的危機四伏，以及巨額地方債務或引發銀行危機的嚴峻現實，很可能倒逼出民間金融被扶正的空間。隨著有關部門解包排查的結束，全國3800多個融資平臺正面臨終極命運，要么被治理，要么被撤掉，只有少數幸運者可以存活。總之，地方融資平臺這一中國特色的、對城市化進程作出過重要貢獻的“龐氏”游戲終于迎來了過度擴張後的全面整頓期。為避免被清盤，地方政府紛紛發揮創造力和想象力，有的是重修舊山河，試圖將賣地進行到底，誰知又遭遇樓市調控，以致土地交易市場門可羅雀，抬轎游戲玩不下去，只好“坐以待斃”；有的則深諳“只有先換思路，才能車到山前必有路”的道理，并已領悟到“龐氏”運作的真諦，于是想方設法將“信貸龐氏”向“資本龐氏”進行版本升級，即降低對銀行的依賴度，轉而對包括民間資本在內的社會資金敞開懷抱——而“資本龐氏”的道行顯然要深于“信貸龐氏”。不難預見，後一類地方融資模式將在未來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總之，關鍵在于認清現代經濟的龐氏本質，揚長避短，為我所用，而非被其捕獲——對此，無論地方政府還是投資者皆適用。

金融危機之國家經濟模式

美國次貸幽靈終于露出最猙獰的面目:“兩房”、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美林公司、AIG(美國國際集團)，這些公司無一不是華爾街的標志性機構，現在落得被接管、收購甚至破產的下場。這次危機從次級債崩盤開始，然後是信心危機，最後便是生活方式改變。金融危機爆發至今，雖學者、官員對其成因、發展和結果的討論五花八門、鋪天蓋地，但統而言之無疑均可收斂到經濟模式上來: 美國經濟模式乃是危機的罪魁禍首，同時綁架了全球經濟；而中國模式不僅締造了高速增長的奇跡，還為其他各國度過危機提供了很好的借鑒。連美國財政部部長蓋特納都聲明要來中國“取經”，“想看看是怎么做到的”。巴基斯坦總理則大肆渲染，中國模式大有明日之星的征兆。當然也有一些“保守派”，比如俄羅斯高層表示，如果201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不到8％，就不仿效中國模式。也有專家以低碳經濟為出發點，對中國模式可能喪失後發優勢的前景表示憂慮。無論如何，“中國模式”已經超出了現實意義，成為和“美國夢”(其實就是美國模式)并列、帶有象征色彩的宏觀經濟標桿。
不過，所謂的“美國夢”——美國模式，其虛偽性、欺詐性在金融危機中逐漸被世人所認識。首先，所謂的“美國夢”是建立在過度自信、無限透支未來的消費基礎之上的。2007年美國國債高達913萬億美元，相當于每位美國人身上都背著3萬美元的債務。而老百姓的消費債務也不菲，目前美國信用卡未償余額高達257萬億美元，平均每個持卡人欠債8400美元，每月有一半的信用卡使用者無法全額還款。美國在叫囂中國污染了世界時，自己卻平均每人向大氣排放了9噸的碳。美國生活方式的掠奪性和不可持續性已漸漸遭到各國的抵制與聲討，因此危機引發的第一個趨勢即是美式生活方式被清算，逐漸失去以往的吸引力與追隨者。
其次，信奉著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美國人，輸出所謂“自由主義”市場規則的同時，通過不斷地借貸繼而不斷地發行新貨幣來稀釋全球的美元結算市場。美國成為國際貿易領域最大的“莊家”，不斷抽取其他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傭金”，同時聲稱一切皆是為了人類繁榮，真可謂得了便宜還賣乖，將世界玩弄于股掌之間。美國模式還不僅僅是背後榨取，由于其獨占資本金融魁首，是金融創新的源頭，加上資本主義天經地義的自利本性，于是便無可避免地通過主動販賣“有毒產品”來掠奪世界。此次各國看到次貸對美國金融造成巨大破壞，往往驚出一身冷汗，然而驀然回首，國內金融機構在美國人的忽悠下早已將次貸“毒品”放進了購物籃，比如中國銀行業就直接損失數十億美元。可見，即使撇開價值觀和立場，從客觀、實證的角度來說，美國模式也只不過是“一損俱損、一榮獨榮”的模式而已，對其愈是推崇，愈可能陷入美國人設定好的軌跡之中。
相比之下，中國模式則顯得悖論重重，難以被理解。此次全球救市的大舞臺上，中國拔得頭籌，成為“救市超男”，令許多國家醋意與迷茫齊生。而另一批人則將中國模式的本質歸結為中國經濟政策的科學與高效，甚至有國外專家借此貶損自己政府的無能。從國際范圍的救市舉措來看，中國模式可視為由政府主導的“單口相聲”，政府通過掌握占國民經濟70％當量的國有企業來實現政策目標。歐美等國則試圖尋找市場主體與政府的均衡點來實現完美的經濟模式，而這一理想并非當前獨有。
從歷史經驗來看，世人對完美的經濟模式的追求從未停止過。亞當?斯密提出靠“看不見的手”來實現資源最優配置，後經哈耶克等人發展，由英國撒切爾夫人付諸實踐，搞了一整套的“撒切爾新政”，一時與美國模式互為瑜亮。如今英國經濟與當年預期的輝煌漸行漸遠，對“撒切爾模式”的批評也與日俱增。而中國國內經濟模式同樣幾經周折: 從借鑒蘇聯模式，到發掘中央與地方（簡稱“央地”）經濟模式，再到改革後的外需主導模式，摸著石頭過河的特征清晰可見。然而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發現外需主導也不大管用了，經濟學家們在琢磨著怎樣提振內需。經濟模式不斷變化、來回曲折的過程實際揭示了所謂的“完美模式”并不存在，有的只是從態勢到態勢的運動規律。因此那些認為當前各國經濟模式錯了、偏了或者存在原罪的看法就值得商榷了，經濟模式只是在朝向新的態勢轉變，已有的模式不再適應罷了。
或許經濟危機才是檢驗經濟模式的唯一標準: 美國經濟模式在危機下發生顛覆性轉變。首先是自由主義經濟模式被證偽，美式“社會主義”將登上經濟舞臺。華盛頓共識1989年所出現的一整套針對拉美國家和東歐轉軌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以來的自由主義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雷曼兄弟、花旗銀行、通用汽車等標志性企業相繼倒下，并由政府接盤。未來國有權重的上升預示著以自由化為標志的金融文明將被混合信用模式(國家+市場)取代。其次，生活方式出現變革，外需加速發展。次貸危機的直接後果是美國奢靡的生活方式終結，居民普遍收緊錢袋，消費下滑顯著，同時大量產業的外遷更使得就業面臨困局。奧巴馬政府宣稱未來經濟要建在巖石之上，擴大外需與發展制造業成為美國模式轉型的另一標志。再者，美國實體經濟重新受到重視，將繼續領導全球產業發展。金融危機撕下虛擬經濟的外衣，美國人開始將目光投向實體經濟，以新能源為首的新興產業可能接過金融行業的接力棒，完成美國模式的連續性，同時高科技等傳統強勢產業則將繼續強化其老大地位，兩者結合起來，美國將重新進入產業領航的經濟時代。
歐盟的經濟模式同樣處于轉型的當口，東歐的外債危機、西歐的出口困局等更加速這一過程。歐盟在此輪救市中表現的一致性與協調性令人矚目，這實際預示著未來歐盟經濟模式的趨同，通過彼此互補加速一體化進程，即回歸實業、增強出口成為共同口號。而日本經濟模式的高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150％以上)以及人口老齡化的雙重桎梏始終沒有解除。除此之外，日本在2006年開始執行投資立國，近年更聲稱科技立國，因此日本未來將成為全球化最積極的鼓吹者，同時仍然盤踞于電子信息、汽車、生物等高科技領域以及金融投資方面。
對于中國而言，美國危機最直接的影響是外貿增長下降。美國占中國出口總額的175％，次貸危機下美國經濟下滑，“中國制造”的銷量必然劇減。有統計數據顯示，美國經濟增長率放慢一個百分點，會直接造成中國對美出口下滑近5％。但美國危機的真正可怕之處，在于其順帶將其他主要發達國家拉下水。歐盟和日本的經濟同樣趨于放慢。德意志銀行于2008年10月發布的研究報告稱，歐盟2009年經濟增速將進一步下滑至接近零的水平，中國對歐盟國家出口增速也可能由2008年26％的預計增長率下降至零。因此，中國要繼續維持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將承受巨大的壓力，預計未來國家會有相應的戰略調整，但絕不是謝國忠他們所說的加大力度于重工業生產，而是尋找新的出口替代國，比如俄羅斯、中東、非洲、東盟等國家和地區。事實上，國家貿易中對以上國家和地區的進出口份額不斷增大，這種趨勢將在此次次貸危機後加強，這也預示著出口企業的營銷思路要作出相應轉變。
總體上，中國經濟模式將呈現以下趨勢: 第一，市場化權重不斷增大，行政權重不斷減小。美國是市場化過頭，中國則是市場化不足，例如金融、資源、醫療等行業都面臨著市場深化的迫切要求。醫改、股改等都是在減少政府行政干預，加大民營經濟自由度，從而釋放其活力與創造力，這顯示了經濟模式轉型的必然趨勢。第二，由投資、出口主導，向消費、先進制造過渡，擺脫世界工廠的宿命。出口導向政策面臨三大壓力: 其一，人力、土地等不斷升值并計入生產成本，而這在過去則“忽略不計”；其二，低端加工、制造業造成的生態損耗已近“閾值”，難以繼續發展；其三，出口行業受國際形勢影響嚴重，不易于控制。無論從形勢需要還是國家政策(信貸、消費券、環保支出等)來說，向消費與先進制造過渡，擺脫加工、代工的宿命已是箭在弦上，否則很可能重蹈日本兵敗加工貿易立國的老路。第三，產業經濟轉向資本經濟，產業政策從普遍撒網轉向有選擇突出。美國向產業經濟回歸，中國則剛踏上資本經濟征途，其良好的發展勢頭已經顯現，無邊界的資本浪潮即將到來；而產業政策則會一改早年“什么都想要”的思路，轉而尋求發展重點。從國家產業振興規劃的思路來看，集中在新興產業與現代服務業上，雖未必脫穎而出，但不至于跑輸“大盤”。第四，經濟模式朝向深化“北京共識”的方向發展。“北京共識”的核心是艱苦努力、主動創新與大膽嘗試，新經濟模式將繼續深化創新與競爭。尤其在金融領域進入“後華爾街”時代，不全面突破、自主創新，金融中心就難以崛起了。

誰將率先走出危機

可見，由次貸引發的美國金融危機并非用某些利益集團的“陰謀論”或“貪婪說”便可簡單解釋的。從源頭上看，悲劇命運是共同的“罪惡”合成的，只是集中爆發在華爾街而已。次貸危機的實質是資產膨脹型消費模式的不可持續，而一直以來，正是美國自身的霸權角色及“以中國為代表的過剩生產型增長模式”支撐了其過度消費模式。前者讓“美元濫發——過剩美元回流——美國消費信貸熱潮”成為可能，後者最終讓美國人幾無“後顧之憂”(通貨膨脹及資源枯竭)地“用明天的錢圓今天的夢”。在這個過程中，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價)的膨脹成為消費信貸擴張關節點，但房價不能無限上漲，消費不能無限透支，次貸危機便是在這樣一種全球宏觀經濟失衡的背景下爆發的。因此，這場危機從金融領域蔓延至實體經濟，并演變成全球經濟危機、國家發展模式危機，其影響之廣、創傷之深堪稱百年難得一遇。那么危機究竟何時能見底？究竟誰能率先走出危機？
金融風暴因美國而起，但問題卻是全球的。雖然美國身處“震中”，華爾街蕭條已讓美國金融“魔方”玩不轉，但美國的基本面深厚，具有高效的創新和修復能力，何況其還有美元王牌，靠美元貶值賴賬、美元升值回流資金，油價不也成了去泡沫化中的“犧牲品”？如果說衍生品泡沫破滅將歐洲金融系統“一網打盡”，那么油價暴跌受傷最深的就是中東和俄羅斯。雖然美國傷敵一千、自損八百，但其將這場危機分散化，讓全球都為之買單，不僅轉嫁了集中爆發的風險，更將美國與全球各國政策捆綁，從而為美國“扭轉乾坤”拉了幫手。從集中救金融的萬億注資，到新能源戰略的振興規劃，美國依然能主導西方版圖的游戲規則，也能間接影響他國政策，因而推導出美國最早陷入衰退，也將最先走出困境。但美國在這場危機中的“失算”如今正讓其老大地位“搖搖欲墜”。因為此次危機不單是經濟危機，更是美元體系等制度危機和過度消費等生活方式危機，這些長期積累下來的系統性風險很難短期修復，這讓美國率先派也如履薄冰。
相比之下，中國率先派就淡定得多。因為這場危機的爆發點在金融，歐美金融因沒能抵住全球化、混業化的誘惑而被打散了骨架，中國金融卻恰恰因衍生品市場不夠發達、不良資產剝離、分業經營的內部穩扎穩打躲過了危機的最大沖擊，可以說，中國沒有受到危機的正面沖擊。但現實是國內經濟形勢比預期的要壞，而這實際要歸結于國內原本就存在的各種結構性問題、體制性矛盾，它們在危機沖擊下集中暴露了。如果說美國走出危機就要改變世界困局，那么中國走出危機的關鍵在某些專家看來就只在于穩住國內形勢，做好自己的事。穩定的金融體制、充足的外儲財政、高調的政策調控和無限的概念空間將為國內經濟穩定提供最好的支撐。何況“中國要在金融危機中最早復蘇和振興”的高層表態也為此打上“強心針”，因為危機中最缺少的就是信心，溫家寶總理四處考察，為經濟振興注入信心即是明證。外媒翹首期待中國引領世界經濟復蘇，不排除希望中國伸出援手之嫌，畢竟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和布局空間正是他國“避難”垂涎的目標。可見，“中國率先走出”表面淡定，背後卻也各有玄機。
危機之下，中國顯然無法獨善其身。不過與西方不同的是，中國在“五化”(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過程中僅國際化一項受到重創。而即便國際化力量被削弱，中國經濟與他國橫向比較依然“出類拔萃”。何況受創的國際化原本就不到位，資本管制、資源價格受控等恰好成為防火墻，從而減少了外部沖擊。更關鍵的是讓出口依賴模式無以為繼，逼迫國內增長從外需轉向內需，從投資轉向消費。福卡(福卡智庫，作者所在的研究機構)判斷，中國仍處于經濟起飛期，并正步入中後段的盤整階段。兩位數增長已被危機打破，但重工業化轉向服務型，城市化進一步加速，市場化深入資源品價格改革，信息化的產業“武裝”及再創新(如3G變革)，這些轉變積蓄的動能將讓國內生產總值依然“堅挺”，并讓國內生產總值在農村向城市、全球產業向中國的梯度轉移中找到新支點，從而撬動13億人消費市場的能量釋放。因而中國增長的前景樂觀，確實可能在國內生產總值上率先走出危機。
但所謂的“率先走出危機”并不能單看指標，還涉及對危機的深刻認識。美國危機的導火索是華爾街不計後果地吹大衍生品泡沫，但“星星之火”之所以能“燎原”就不單是美國自身金融弊端的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講，還在于內外“勾結”的石油美元和貿易美元。這兩大渠道讓美國可隨意透支信用、過度消費而不愁沒錢花，在信用良好下相安無事，一旦信用出現危機，泡沫出現平倉，其也就成了兩大泄洪口，資本外逃、油價暴跌、金融去杠桿化、商品去美元化，以致美國成了引領全球經濟陷入衰退的旋風口。因此對美國而言，走出危機就要化解外部的兩大美元，而這必然改變“用他人的錢補自己窟窿”的美國方式，從本質上改變原有的游戲規則和國際格局。再看中國，雖然外貿“一損俱損”讓中國走出危機的首要條件就是化解外貿依賴，但金融危機的外部影響有限才讓中國可能在國內生產總值上率先走出危機。而中國面臨的真正危機不在國外在國內，不在是否保得住增長，而在于如何轉變增長方式，因為透支未來、透支環境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并未實質性地走出“人與自然”的危機。因而對中國和美國而言，這場危機帶來的問題可調整為是國內生產總值率先走出還是率先轉型走出危機。
如果說轉型改革的動力來自壓力，那么“中國在國內生產總值上率先走出”反而將成為中國轉型走出危機的最大障礙。因為這將掩蓋國內諸多矛盾而讓改革動力不足，何況中國當前戰略處于弱勢期，現代化目標是建立小康社會，強調內部穩定保增長，左平右衡搞和諧很可能讓改革轉型滯後。而美國則不同，其在這場危機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不僅陷入市場經濟“自打嘴巴”的尷尬境地，還在伊拉克戰爭中被捅破人權民主的“偽善”面具，美元獨大的貨幣制度遭受各區域聯盟的沖擊，過度消費的生活方式在危機中“蕭墻禍起”，而美國犯的錯讓全世界來買單，又怎能不招致他國怨恨？當年為消化互聯網泡沫而吹大的房地產泡沫，還未“以新泡沫掩蓋舊泡沫”就已破滅，實際上，這場危機成了美國不斷延緩平倉、錯誤決策的總清算。方方面面各種內外壓力“齊頭并進”，以致美國綜合壓力最大。而正因為在國內生產總值上走不出危機，可能刺激其“破釜沉舟”搞改革，點燃類似于互聯網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反而就最可能在轉型上率先走出危機。從奧巴馬實施的救市計劃看，美國將重注壓在了新能源革命上。這符合福卡對21世紀下一版圖制高點不在人權、民主，而在人與自然間關系的預測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