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大同（簡體書）

北魏是定都于大同的王朝，大同曾是北魏京華，北中國最大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國際性的大都市。此後以北魏京華平城為中心，大同不僅是晉北蒙南冀西金三角地區的首府和通都大邑，而且成為遼金元諸王朝的西部重鎮，稱西京二百四十余年。明設代藩于大同，為九邊重鎮之首。清代大同以北方商貿城市著稱。新中國建國後，大同成為新興工業城市，以煤電之都和歷史文化名城馳譽世界。
《中國古都系列叢書：古都大同》結合歷史學、考古學、古建學、宗教學、文物學、文獻學、城市建設管理學等多個學科，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恢復、保護、發展歷史文化名城必須有機結合的全新視角，綜合研究并介紹了魏都平城的自然環境、人文條件、城市建設、形制布局、城市功能等，描述了大同作為三代京華、兩朝重鎮而形成的民族融合文化、三教同尊文化、軍事重鎮文化、農技結合文華、商貿流通文化、風俗習尚文化、精神品質文化等，全面系統地梳理了大同城市文明史演進的路線圖和基本軌跡。

導言
第一章 山川形勝鐘王氣
第一節 王氣新說
第二節 御河走勢
第三節 四塞之險
第四節 農牧雙利
第五節 靈巖秀岳
第六節 山水資源
第七節 利國人脈

第二章 歷史長河卷巨瀾
第一節 遠古遺跡
第二節 趙國要塞
第三節 秦漢名邑
第四節 北魏京師
第五節 隋唐軍鎮
第六節 遼金陪都
第七節 元代名路
第八節 明清重鎮
第九節 民國名城

第三章 入主中原定一統
第一節 兩晉北朝
第二節 五代十國
第三節 宋遼金夏

第四章 始創三城作帝京
第一節 胸襟恢弘
第二節 漸人佳境
第三節 中軸對稱
第四節 坊里格局
第五節 苑囿特色

第五章 絲綢之路貫中西
第一節 前承兩漢
第二節 平城絲路
第三節 絲路維護
第四節 貢市往來
第五節 寶貨交易
第六節 絲路實證

第六章 民族融合功至偉
第一節 說古道今
第二節 時空綿歷
第三節 多元一體
第四節 相反相成

第七章 三教融合開先河
第一節 追根溯源
第二節 融合利多
第三節 教訓沉痛
第四節 當循正途

第八章 開啟隋唐創盛世
第一節 仕途尋蹤
第二節 禮儀覓軌
第三節 財經考績
第四節 職官求源
第五節 刑律探秘

第九章 藝術光華耀乾坤
第一節 石窟文化
第二節 梵宇文化
第三節 龍壁文化
第四節 寶塔文化
第五節 碑刻文化
第六節 非遺文化

第十章 戰略要地關塞雄
第一節 軍事形勢
第二節 著名戰役
第三節 名將簡介
第四節 長城史話
第五節 茶馬古道

第十一章 名城復興譜新篇
第一節 鮮明理念
第二節 總體思路
第三節 古城保護
第四節 新城建設
第五節 城市性格

大同地多藪澤，利有魚龜，山水可開惠民之渠，森林可供殿宇之材。從遠古至元代，即從公元前4000多年至公元14世紀中葉，大同地區的植被都非常好，河流縱橫，湖澤相間，山青水碧，草豐林茂，禽獸出沒。本來大同地區是一片浩瀚湖水，地質學上稱為大同湖，後來，隨著地殼的升降運動與火山噴發，大同湖悄然消失，桑干河等河流逐漸露出地表，而廣袤的原始森林都沉入地下，炭化為煤田，而大同盆地逐漸形成，盆地四周的高山丘陵，俱為參天古木所覆蓋。直至800多年前，雖有人類對自然的局部開發，但因主導者是游牧民族，如匈奴、烏桓、鮮卑、突厥、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他們注重水草長勢，有著強烈的思維定勢，農業墾殖只占次要地位。例如北魏平城時期，前後從各地向平城移民近十次，八九十萬人，而且所蓋宮城平城宮必然耗費大量木材，但從酈道元成于太和年間（477—499）的水文地理學著作《水經注》看，大同地區的生態環境依然良好。以桑干河為例，其上源渾源（今恢河）發于山側，沿波歷澗，東北流出山，左會桑干水之洪源七輪（今神頭泉），亂流枝水南分，有桑干枝津“長津委浪，通結兩湖，東湖西浦，淵潭相接，水至清深，晨鳧夕雁，泛濫其上，黛甲素鱗，潛躍其下，俯仰池潭，意深魚鳥，所寡惟良木耳，俗謂之南池”（《水經注·漯水》）。漯水又東北經白狼堆南，阜上有故宮廟之樓榭基址，北魏皇帝往往秋獵于此，放鷹馳犬，射獵狐兔。漯水又東北，吸引崞川水（今渾河）、如渾水（今御河）、武州川水（今十里河）等，至道人縣（今陽高古城村），有平湖潭而不流。雁門水（今稱西洋河），發源于雁門山（今稱云門山），東南流屈而東北，積而為潭，或稱為雁門水潭，或謂是漢代參合陂，斜長而不方，東北二十余里，寬十五里，蒹葭叢生。可見直至北魏時期末，大同地方生態良好之狀。北魏朝廷又在平城京畿廣修苑囿，人工開鑿湖池，例如鹿野苑，“南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為三溝，分流宮城內外。又穿鴻雁池”（李延壽：《北史》卷一《魏本紀》）。據考證，鴻雁池即今御河之東文鶯湖，迄今仍為大同市一大景觀。至于將如渾水用人工渠引入京城，已敘不贅。魏統治者還修了東魚池、西魚池、石池、靈泉池、天淵池等，廣植卉木。魏統治者大修宮殿，所需木料必然數量巨大，例如拓跋珪“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見于《魏書·莫含傳》。估計這些木材，大部分出于平城京畿。平城地方多森林，有以下事例為證：明元帝永興四年（412）七月己卯，“大獼于石會山”，石會山即今大同城東北采涼山，只有禽獸眾多，方可供皇家大規模秋獵。永興五年七月又“田于善無川”，即在今右玉境中狩獵。文成帝太安三年（457）正月壬戌“畋于崞山”，夏五月庚申“畋于松山”，太安四年六月丙申，復畋于松山。崞山即今渾源城西之橫山，松山當亦在京畿之內，且以滿山松樹而得名。獻文帝天安二年（467）春二月癸未，“田于西山，親射虎豹”。西山即今大同西北雷公山及迤西之地，當時尚有虎豹，其森林之茂可知。北魏之後，直至元末，大同之生態環境一直很好，云岡之西，既有大的養馬場，又有一塊巨大的森林草地，稱為云中甸。遼道宗壽昌五年（1099）秋巡幸西京，遂在云中甸坐冬打圍（狩獵），遼國的政治活動包括對宋外交當年冬天都在云中甸行宮進行，這段事跡見于《藕香拾零》一書所收之《曾公遺錄》。大同後來生態環境的變壞是由于明代二百多年的兵燹戰火造成的，特別是明統治者制定的沿邊燒荒政策，即沿長城一線放火燒荒不使林木可隱藏敵人，造成了無數的童山禿嶺。直至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建設雁門關外生態文化區，才徹底恢復生態元氣，使雁北地方再次成為草豐林茂之鄉。第七節利國人脈
雁門云中，舊俗剛毅，里多壯士，任俠尚氣，可為天子之爪牙，執干戈而衛社稷。自古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史記·趙世家》說：“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同書《貨殖列傳》說：“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忮，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可以推斷戰國時代作為趙國北部邊陲的大同地區，其風俗的主要特征是人民群眾尚武和任俠。尚武是戰爭環境造成的，而任俠則是社會矛盾造成的，在弱肉強食的條件下，人民群眾特別是弱勢群體希望有人保護自己，于是俠客應運而生，急人之難，保護弱者。但任俠之風發展下去，一方面經常觸犯統治階級的利益，為統治者所不容，被指斥為盜賊；另一方面也確實出現一些橫行鄉里、殺人越貨的惡霸，人民群眾反受其害。總之，這種尚武任俠之風，一直延續到漢代，班固《漢書·地理志》說：“鐘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慎忮，好氣為奸，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它州劇。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按移民），其民鄙樸，少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俗，于天文別屬燕。”這段記載準確地反映了從春秋戰國至兩漢時大同地區的風俗習尚，其後魏晉兩朝，該風俗習尚并無大的變化。這種風俗習尚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這些任俠之徒，只要引導得當，就能強烈渴望持劍從戎，為國立功。這也是大同王氣得以形成并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曹植《白馬篇》所說，這些“幽并游俠兒”有著極高的武藝：“宿昔秉良弓，桔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而一旦國家邊境有危急，外敵人侵，他們就會響應朝廷號召，立即自備鞍馬投軍入伍，所謂“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而此時他們都很年輕，“少小去鄉邑”，卻已“揚聲沙漠垂（按：通“陲”）”了。當“羽檄從北來”時，他們已經“厲馬登高堤”，長驅直入敵陣，棄身于鋒刃之端，“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北魏平城時期，大同地區是京畿，由于統治者大量移民，形成“胡漢雜糅，五方共處”的局面，風俗習尚自然不能整齊劃一。由于拓跋鮮卑是尚武的民族，很快就與平城地區尚武精神濃厚的漢族風尚協調起來了，尚武的風氣也更加濃厚。《魏書》中所收的“代人”將領，如樓伏連、丘堆、娥清、劉尼、奚眷、來大千、周幾、周觀等，皆以軍功拜爵封侯，就連婦女也武藝驚人，據考證《木蘭詩》中的木蘭這位巾幗英雄就是大同西武州塞人。作為首善之區，任俠之風必然受到法律的制約，逐漸收斂，人民轉而重視農商，這正是北魏統治者的引導促成的。道武帝拓跋珪是少數民族出身，馬背上長大的，但親自“勸課農耕，量校收人”，“親耕籍田，率先百姓”；明元帝拓跋嗣大力鼓勵發展農工商業。這些帝王的提倡，改變了大同地方任俠不事農商的習氣。自此以後，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尚武和重農一直延續下來。《隋書·地理志》說：“雁門、馬邑、定襄……皆接連邊郡”，“人性勁悍，習于戎馬”。而《遼史·地理志》也說：“并州北有代朔……其民執干戈奮武衛，風氣剛勁，自古為用武之地。”可見此風一直傳至遼金。明朝時大同為九邊重鎮，防御外敵入侵的任務更加繁重，大同人民或奮戰于疆場，或犧牲于鋒鏑，或苦于徭役，或累于賦稅，貢獻是巨大的。
“燕云列代帝王都，卻寇威夷詡霸圖”（《吳宓日記》），大同的江山形勝孕育王氣，是有史可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