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大逆流：大創新潮為何帶來大失業潮

金融冰風暴，全球經濟何去何從？

二戰結束，新興國家開始脫貧轉富，以每年超越7%的空前成長率高速成長，首度與自工業革命分道揚鑣發展250年的先進工業國家趨同、匯流，中國的表現尤其驚艷世界，這趟從1945開始的全球經濟世紀之旅的终點，可能是全球75%的人口居住於高所得已開發國家中。

這波自2008延燒至今愈形惡化的全球金融危機，讓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深陷泥淖中，自顧不暇，中印南韓等新興國家卻一枝獨秀，擔綱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勉力前行的火車頭；南韓六月正式躋進「20-50」俱樂部，成為全球第七個平均國民所得超過二萬美元，總人口超過五千萬的國家；作者更直接指出，十五年內中國將超歐趕美。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點燃了這波新興國家空前的成長？

這樣的成長有極限嗎？還是這波全球金融危機只不過是更具毀滅性的金融災變先兆？……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麥克‧史賓賽，在這本回顧與前瞻1945~2045百年全球經濟發展的書中，對於驅動新興國家高速成長的力量，以及當今全球史無前例的經濟崩壞與解決之道，提出了宏觀的深入分析，是一本深入淺出、引人入勝的經濟成長史。讀者讀了本書之後對於今日全球經濟為何會發展到今日局面，會有豁然開朗的體悟。

本書特色

1.作者麥克‧史賓賽（A. Michael Spence）是2001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資訊不對稱市場分析」(Asymmetric Information Market Analysis)獲獎，本書是他嘔心瀝血，關懷時局，一語道破當今全球經濟亂象，十年磨一劍之作。

2.本書明確說明在工業革命後250年來，新興國家的經濟成長第一次超越工業國家，而工業國家過去是全球經濟的領頭羊，為何變成金融風暴的罪魁禍首？

3本書特別強調全球經濟大創新潮，為何帶來大裁員潮？開發中國家再創富過程當中，貧富差距欲來愈大如何解決？全球政府如何面對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至，金錢遊戲刼貧濟富，貧富懸殊的窘境？

麥克‧史賓賽（Michael Spence）

二００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銀行「成長暨發展委員會」（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前主席。史賓賽目前是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Stern of School of Business）經濟學教授，和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高級研究員。目前定居美國加州與義大利。

史賓賽於一九八四～九０年間，出任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院長。一九九０年～九九年間，出任史丹佛大學商學所所長。一九八三年當選為美國藝術暨科學院院士（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二００一年，史賓賽與加州柏克萊大學阿克勞夫教授（George Akerlof）和哥倫比亞大學史提格里茲教授（Joseph Stiglitz）共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彰他們在「資訊不對稱」市場分析方面所所做出的開創性研究。

麥克‧史賓賽其餘著作：
■《市場訊號：聘雇及相關篩選流程之資訊移轉》（Market Signaling: Informational Transfer in Hiring and Related Screening Processes）
■《開放經濟裡的工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an Open Economy）
共同作者包括理查‧考夫（Richard E. Caves）及麥克‧波特（Michael E. Porter）
■《投資銀行的競爭結構》（Competitive Structure in Investment Banking）
共同作者包括塞繆爾‧海斯（Samuel Hayes）及大衛‧馬克斯（David Marks）

【國內專業推薦】

前中國時報社長 王健壯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 吳中書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吳惠林
城邦出版集團首席執行長 何飛鵬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洪德生
中國時報主筆 郭崇倫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彭信坤
（按姓氏筆劃排列）

【國外讚譽】

我一直知道麥克‧史賓賽是位了不起的經濟學家。讀了這本書後，我發現他還具備了一種罕見的能力，那就是能以清晰、理性的態度和同理心看待整個世界，無論是富國或貧窮國家。對於世界經濟的過去、現狀和未來，如果你要找一本明瞭、易讀、連貫且不帶偏見的書，本書是你最佳的選擇。
羅伯特‧梭羅（Robert Solow），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在諸多描述新世界經濟的書當中，《經濟大逆流》是談得最深刻的一本。對世界經濟大趨勢感興趣的讀者，一定不能錯過本書。
林毅夫，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暨首席經濟學家

很少有一本書能分析得如此有力、主題如此即時、思考如此切題，而且闡述得如此清晰。這是我看過談論當今成長變遷最棒的一本書。
艾爾─艾瑞恩（Mohamed A. El-Erian），Pimco執行長暨共同資訊長

中國的崛起，只是這世界驚人的追趕成長過程的一環。我們都感受到這深刻的改變，但是我們沒幾個有能力分析過去並預測未來將帶領我們何去何從。麥克‧史賓賽擁有這項能力。我從這本書學到許多，無論是宏觀或微觀；我知道其他讀者也會如此。
奧利弗‧布朗夏（Olivier Blanchar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

麥克‧史賓賽向來不同於一般經濟學家。在這本書裡，他運用自己的學識，循序漸進地分析經濟成長。這世界的執政者最好聽聽。
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麥克‧史賓賽這本充滿智慧、理性與人性的著作，道盡了我們這個年代一項了不起的經濟事件：匯流，或是昔日貧窮國家的迅速崛起。對進行中的經濟轉型正尋找指引的人毋須再尋尋覓覓……讀者將從本書學到許多。
馬丁‧沃夫（Martin Wolf），《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

一本一針見血的新書。
路透社

麥克‧史賓賽長久以來便指點出了會干擾效率市場的阻礙……他因為擁有研究、學術界及全球決策等領域的豐富生涯背景而言之有理。
《經濟學人》

全球經濟二百五十年首度匯流

這是一本闡述工業革命後第三世紀的書，也就是我們目前所生活的這個世紀。從有限的資料及嚴謹學術研究中，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直到一七五○年前的幾百年時間裡，全球各地的經濟成長都微不足道。就我們的標準而言，大多數地區的人民都過著貧窮的日子（除了有錢的精英份子），部分地區則有少數以經商維生的中產階級，財富與權力緊密相關。零成長世界玩的是零和遊戲，因此財富與權力高度相關，這一點並不令人意外。這是當時全世界的大致面貌。

工業革命：貧富世界分道揚鑣
然後，大約在一七五○年左右，英國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那就是工業革命。人均所得（pecapita income）開始逐漸增加，經濟成長加速，而且也是近代史上經濟得以首度持續成長。這個模式相當快速地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大陸擴散開來，然後是美國及加拿大，接下來是澳洲和紐西蘭。知名學者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ison）將後面四個國家歸類為歐洲的旁系。這個模式持續了兩世紀之久，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並以零星形式擴展至拉丁美洲部分地區。

一九五○年，這些國家的平均所得增加二十倍之多，從每年大約五百美元，增加到每年超過一萬美元，許多工業國家甚至更多。拜下列事件所賜帶動了這波經濟的成長：科技廣泛應用於生產、物流與通訊上，以及管理與制度的創新、治理的革新，還有政治與政府和經濟的互動方式的改變—簡言之，影響面廣及當代經濟各個面向。

這波經濟成長模式的戲劇化轉變，只限於我們今日所說的先進或工業化國家（有時又稱為成熟國家）。它影響了全球大約百分之十五人口的生活，然而，在這些國家之外，前面幾百年來延續下來的模式依舊持續著；經濟成長極為緩慢。人們依舊貧窮，殖民主義拿走他們賺得的財富，並分配給工業化的帝國強權。
其中當然有一些改變發生，像是火車、汽車、電力和電話的相繼出現，但是它們對絕大多數人的影響不大。因此，先進國家（當時正處於開發階段）和其餘國家快速分道揚鑣，遂成了全球發展模式之一。

一九五○年世界經濟的發展概況，是二百年來表現非凡的經濟所致：那是世界少數人口的突圍時期，其中七億五千萬人生活在工業國家，其餘的四十多億人口則遠遠瞠乎其後，這個世界過去從未出現如此巨大的差別。

二戰結束：貧富世界首度匯流
自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成長模式再度發生轉變，雖然一開始人們很難看出那是一個大趨勢。開發中國家開始成長，初期速度頗為緩慢，而且僅發生在個別幾個國家，後來才開始擴散開來，並加快步伐。
那是全球經濟世紀之旅的開端，其終點可能是一個擁有全球百分之七十五或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先進國家：不僅所得水準提升，消費與能源使用也同樣呈現高漲模式。除了向外擴展的經濟成長模式之外，戰後時期一項顯著特色便是」速度「。高成長開發中國家已經持續以百分之七以上的經濟成長率，高速發展了一段時間。為了協助讀者做出準確判斷，工業革命頭兩百年的高速成長也不過介於百分之二至二．五間而已。

本書探討的是從一九四五年開始之後的一百年，將一直涵蓋至二十一世紀中期。由於我們今天所處的時間已經稍微超過半途階段，因此可以把這本書視為是期中報告。它是關於兩大並行且相互影響的經濟革命的探討：先進國家工業革命的延續，以及經濟成長在開發中國家以突然且戲劇性的方式蔓延開來。讀者可以把這個第二次革命稱為」包容性革命「（Inclusiveness Revolution）。在長達兩世紀的高速背離之後，」匯流模式「取得了主導權。
這波匯流的回歸結合了經濟成長，具有廣泛且深刻的意涵在，我們逐漸對這些意涵有了瞭解，並開始苦思解決之道。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協助身歷其境的讀者，對於這波來得又快又急的經濟活動和經濟力量，與其快速更迭中的模式有更多的瞭解。

是什麼原因驅使全球另外的百分之六十人口開始了這趟加入富裕世界的旅程，或是正在途中？當前波的經濟成長率高標大約只有百分之三時，如今每年以接近百分之十的成長率成長是如何達成的？貧窮國家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全然轉變成為先進國家狀態？這種狀態又能持續多久—或是真能持續？這樣的經濟成長率有極限嗎？是否會有令這個過程趨緩下來，甚至停止的自然」煞車機制「？如果先進國家做不到或達不到這波新高經濟成長率，是否意味著哪裡出錯了？先進國家成長背後的驅動力為何？它們與這波推動開發中國家成長的力量是同一股力量嗎？二十至四十倍的所得差異如何能持續一段長久的時間？

我們能與時俱進學會去管理像全球經濟這類複雜的新興發展中事物嗎？更何況其相互依賴度和複雜性與日俱增？又或者目前的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只不過是更具毀滅性的不穩定模式先兆，最終將導致企業的幡然醒悟和放棄？這會對人口、所得、自然資源及環境產生什麼影響？環境是否禁得起相對富裕階級的人口以四倍速增加？我們能否生產足夠的食物與能源，以支持這樣的成長？這樣的成長能否持續下去？又或者這當中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多層面」累加「（adding up）難題，對」少數國家或人「是可能的事情，不見得對」多數國家或人「也同樣可能？持續近四分之一世紀之久的全球經濟之管理與治理，未來還行得通嗎？又或者需要展開徹底的改革呢？

一九四五—二○四五：全球經濟回顧與前瞻
我將這本書分為四部分。第一部處理戰後全球經濟快速轉變的特性，實際上，這部分是呈現全球經濟的面貌，以及過去五十年來全球經濟是如何達到那樣的局面？第二部專注於開發中國家的持續高成長及減貧：發生在何處？如何發生？哪些地區例外？並嘗試分析落後地區緩慢成長背後的原因。

我們會看到（至少我會在後面據理力爭），不能單從經濟因素來詮釋高成長與低成長。領導力、政治、治理結構及政府效能都在這齣戲裡擔綱要角。
第三部轉而描述自二○○八年起，便緊咬全世界不放的全球經濟與金融危機的短期及長期影響。它對開發中國家的衝擊為何，以及透過哪種管道牽動開發中國家？開發中國家又如何因應這波危機？已開發國家如何去槓桿化？如何面對財政短絀、需求不足、高失業率和低成長？其中長期前景是什麼？新興經濟體從中學習到了哪些教訓？以及這些教訓將如何影響金融與經濟的全球化、成長策略和動力？開發中國家學到的教訓能否給先進經濟體帶來啟示？

至於這個擴散的所得與財富高成長模式無論能否持續，其未來發展、產生的課題、可能的影響及趨勢會如何演變？本書將於第四部加以探討。相關的經濟、治理、自然資源和環境煞車機制可能會減緩甚至終止這個過程。在檢視這一切時，我們會遇到許多不同版本、有時候被稱為」累加「問題的難題。

或許能源的可得性與成本會讓成長趨緩下來，如果開發中國家全部或大部分都試圖提供全球經濟勞力密集的產品與服務，即使胃納量龐大如全球市場者也無法全部吸收。那麼，這可能意味著較貧窮、較不具競爭力的經濟體，將找不到門路進入全球經濟，而這卻是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條件。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的互聯性日益加深，領先治理體系；後者主要仍舊是由國家與其優先要務所主導。如果全球治理沒有展開同步的改變，全球化的成效或許會受到限制。

我的主要目的是讓讀者更加理解開發中國家的成長動態，並讓成長與全球經濟的關係與相互依賴度更加顯而易見，也更容易瞭解。我這麼做有兩個理由：首先，這本書是為我們這些生活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會員國的讀者而寫的，開發中國家的環境與成長相對而言已超出我們日常經驗的範疇了。成長對全球經濟及先進國家的影響，是一項既複雜、又有趣，而且尚未全然獲得瞭解的動態過程。然而，這股成長的結果極其重要，全世界絕大多數人於未來幾年都將感受到它的重要性。

我也認為，為了因應全球經濟因為持續的全面性繁榮，而衍生出的扎實未來挑戰，如果我們能對地位與重要性愈來愈強大的開發中國家的演進具備基本知識，不僅有所助益，甚至是必要的。開發中國家對國際議題的反應，取決於它們自身的成長經驗與前瞻力，我們必須透過它們的眼睛看這個世界，正如同它們也需要透過我們的眼睛來看這個世界一樣。雙向理解很可能是我們未來管理全球相互依賴度的能力中，所不可或缺的根本基礎，少了它，在氣候變遷、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監管全球金融體系、全球治理、重新平衡全球經濟，以及維持金融穩定等一長串議題上，勢必難有進展。

開發中國家的成長讓主要新興經濟體成為全球體系中極重要的一環。它們的選擇與發展路徑對開發中國家之間，以及開發中國家與先進國家之間都會產生重大影響。這是拜主要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漸增的規模及大幅提升的國民所得所賜。在舊體系中，一方面七大工業國（G7，包括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英國、美國及加拿大）這些先進國家要扛起責任，共同避免因為聚焦於本國的狹隘政策，而產生不甚理想的結果出現；另一方面，開發中國家聚焦本國成長與發展議程的做法，只要它們的行為所產生的外部影響沒有大到足以撼動該體系或產生重大失衡，就能持續下去。只是，那樣的世界已不復存在了。

金融危機過後，新興國家領風騷
二○○八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幾乎引發第二次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各國政府及中央銀行迅速地採取有效行動，防止了那樣的結果發生。令人訝異的是，新興經濟體快速地從這波危機中反彈，如今成為全球成長的主要引擎。先進國家的進展就沒有那麼順利了，它們必須面對緩慢的成長、高失業率、財政壓力，還有從危機發生前便累積下來的長時間無節制高額債務。在這樣複雜的環境下，各國試圖合作以重新平衡全球經濟，並回到持續成長的環境。

從戰後一直到二○○八年的那場危機，指導國際合作的優先要務全是由代表先進國家的七大工業國制定的。危機爆發之後，指揮棒從七大工業國交到二十大工業國（G20）之手，後者除了包含先進國家，也納入了幾個主要的高成長新興大國。由於後者的規模與成長，這無疑是自然的轉變，儘管這項轉變會因為這波危機而加快步伐。

如今橫跨我們眼前的主要問題是，G20能否有效地執行這項工作？維持開放的全球經濟、恢復需求、重新規範金融體系、預防毀滅性的通貨緊縮循環，並建立有效的國際機制回應未來的衝擊，這些都是應該要做的重要事項。我們還不知道這一切會如何發展，許多問題迫在眉睫，其中有許多則端視先進國家和主要開發中國家攜手合作的能力而定了。

專文推薦I 全球經濟大未來 彭信坤
專文推薦II 維持全球經濟永續發展 洪德生
專文推薦III 全球經濟面臨嚴酷考驗 郭崇倫
導讀 苦日子如何了考驗世人智慧 吳惠林

自序 開發中國家締造新猷
緒論 全球經濟二百五十年首度匯流
第一部 全球經濟及開發中國家
第一章 一九五○年：非凡世紀揭開序幕
第二章 全球經濟的冰河解凍期
第三章 戰後全球經濟的突變
第四章 經濟全球化的發軔
第五章 成長才能創造財富
第六章 開發中國家拼圖似馬賽克
第二部 開發中世界的經濟奇蹟
第七章 亞洲四小龍帶頭狂舞
第八章 開放的全球經濟
第九章 知識活水與追趕成長
第十章 開放全球貿易大門
第十一章 私部門是成長驅動引擎
第十二章 持續高成長的關鍵驅力
第十三章 均衡調控開放與成長
第十四章 華盛頓共識與政府角色
第十五章 管理貨幣各顯神通
第十六章 南韓戲劇化轉變震驚全球
第十七章 廉能領袖領航經濟成長
第十八章 落後開發中國家成長路難行
第十九章 坐擁天然資源是福是禍
第二十章 小國寡民面臨挑戰
第二十一章 爆發累加問題？
第三部 金融危機與餘波盪漾
第二十二章 金融災變考驗新興國家
第二十三章 金融風暴源於自我監管失靈
第二十四章 異心難以成城
第二十五章 重新恢復全球經濟平衡
第二十六章 中國超額儲蓄的挑戰
第二十七章 全球體系開放與世界貿易組織
第二十八章 歐債危機拖累全球經濟
第二十九章 週期性系統風險
第四部 經濟成長的前景
第三十章 新興經濟體持續高成長？
第三十一章 中印牽一髮動全世界
第三十二章 中國還在脫蛹化蝶
第三十三章 印度邁向高成長旅程
第三十四章 巴西是雙元經濟體
第三十五章 能源政策不能原地踏步
第三十六章 氣候變遷壓力重重
第三十七章 資訊科技如虎添翼
第三十八章 歐洲整合與跨國治理
第三十九章 後危機時期G20任重道遠
第四十章 G20、先進國家與全球成長
第四十一章 永續成長：經濟匯流的下半世紀

第二十二章
金融災變考驗新興國家

在爆發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間的（亞洲）貨幣危機之前，先進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主要是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針對開發中國家的金融體系所給予的忠告是，一言以蔽之，就是」應該要看起來像我們的體系」，意思就是它們應該和我們一樣採取開放的金融與經濟政策。然而，在開放的金融體系、脆弱的內部監管、缺乏透明度，以及某些國家還積欠了美元或歐元外債等的惡性結合下，導致了一九九七年、九八年間的貨幣危機之後，相應的忠告變成了，」你們最後看起來還是應該要像我們，但是進展步調要適度地依循本身的金融體系深化與成熟的程度」。這項忠告多少被拿來當作採取行動的處方，但是還加上了廣泛累積外匯存底，作為預防資本快速流動，以及外匯大起大落的一種緩衝機制。

如今，在經歷了發軔於先進國家的這波金融危機之後，先進國家在管制與投資行為上的相關架構和法規上，都在展開大刀闊斧的永久性變革。草率的監管模式（由於深信自我監管會是一股穩定的影響力量）已經連同這個假設—有足夠多老道參與者就能準確地察覺到系統性風險並加以管理，一起被否決掉。結果，直到目前正在建構中的新體系就定位，並有一段夠長的時間展開測試之前，開給新興市場的修訂版處方中的」像我們」這部分的定義不再像之前那麼明確了。它針對開發中國家金融產業政策的演進所提供的目標和部分支撐力量，也不再那麼有說服力了。

經過三十五年的考驗卻爆發這場危機的國際金融體系，其實是一種混合體系。已開發國家維持由市場決定的浮動匯率，擁有開放的資本帳，而且通常不會干預它們自己的貨幣市場。日本可說是一個例外，該國實施某種匯率管理制度，並長期累積大量外國資產（即外匯存底）。英國則在一九九二年時嘗試支撐英鎊的價值，於歐元誕生前讓它維持在議定的匯率區間之上。但是這項機制最後遭到市場的痛擊—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當時大舉放空英鎊。最後，英國耗盡外匯存底，英鎊大幅貶值。

儘管開發中國家不斷被告知要遵循已開發國家的模式，它們卻不甩這一套。多數時候，它們管理貨幣、控制資本的流入與流出，在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後，它們還取得逐漸增加的外幣資產做為外匯存底。這種混合體系長期以來一直運作良好，因為它同時滿足了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的不同需求—更重要的是，因為開發中國家加在一起也沒有大到足以對全球的均衡與穩定產生重大的負面外部衝擊。只是，隨著開發中國家的成長，過去十年這種混合體系正在崩潰瓦解中。

外匯存底是最佳防禦武器
這波肇因於先進國家金融體系的危機，引發了我們對於演進中的金融體系結構的瞭解程度，以及我們因應其不斷改變的風險特性的能力（這是一個有效的自我監管防禦機制的必要條件）的質疑。顯然，我們在相關知識上的缺口在這次的危機中，變得太大而難以因應，這是源於資訊取得不易，再加上沒有一套完善的資訊處理模式所致。

開發中國家的決策者到底對於這一切瞭解多少？他們的回應是否會影響投資機會，以及對於新興市場的投資報酬？
首先，他們會帶著極大的興趣觀察先進國家如何重建金融監管體系，作為可資參考的新方向。他們會評估新結構是否符合他們自身的需求，或是需要補充措施。他們也會檢視開放資本帳的步調與先後順序。由於系統性風險和金融動盪源頭的不確定性大增，放慢開放步調似乎是合理的因應之道，結果很可能也會如此發展。

其次，他們會研究危機最嚴重時期（前八個月）仍舊順利運作的國際傳遞機制，以及阻斷機制的範圍與強度。傳遞管道有兩種：一種是金融的，一種是實體經濟的。金融管道包括資本從新興市場快速流出至先進國家，以修復嚴重受損的資產負債表、資本適足率與潛在清償能力，以及處理融資追繳（margin call）與擔保催繳（collateral call）。結果將導致開發中國家產生立即性的急劇信用緊縮，以及快速的匯率震盪，而眼看著新興市場的貨幣貶值，中國是唯一的例外。

利用外匯存底穩定淨資本流，是一個國家可以掌控的最重要阻斷機制。基本上，當資本迅速流出時，擁有外匯存底的國家可以賣掉它的外國資產，把錢引回國內，以此方式創造一個逆向、對沖的資本流入。那些擁有外匯存底的國家會為了這個目的而利用它們，並採取額外手段居中協調資本流，以調節經濟體內不同部門的借貸關係。沒有外匯存底作為支撐的國家沒有多少選擇，
它們不僅相當脆弱容易受創，也高度依賴國際體系的復甦，或是高度仰賴原本資金就不足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援助。

這個經驗可能衍生兩種結果。第一，將外匯存底視為重要防禦武器的觀念會逐漸升高，經常帳和資本帳的管理將會以含括或擴展自我保險的方式執行。第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如今被視為是一股穩定反覆震盪的全球資本流相當重要的力量，至少大家更瞭解該組織功能的重要性。國際貨幣基金現在也面臨了改革本身治理結構的挑戰，以因應國際金融情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危機爆發一開始所投入的初始資金達二千五百億美元—遠遠不夠應付二○○八年秋，資本從新興市場流出的衝擊。它的資源在G20的支持下擴充至七千五百億美元，儘管那已經是危機爆發後好幾個月的事了。這些擴充性資源的主要潛在金主，包括持有大筆外匯存底的國家，將會強烈要求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治理結構。

開發中國家注意到，已開發國家政府（包括中央銀行）於危機爆發時的角色，從裁判和主管機關的角色，擴大成為大範圍資產的採購者，以及流動性資金與貸款的供應者。當政府提供資金時，它會要求私部門機構提出詳盡的用途說明。政府的施政重點擺在國內經濟和金融體系上，以及防止嚴重危害到實體經濟，是可以充分理解的。

銀行股權操之在己
新興市場對此看得很清楚，也能理解。它們從中得出以下明確結論：在本國的金融體系中，本土金融產業佔有一定重大比例，尤其是銀行業，這一點非常重要。危機爆發時，外國金融機構會將力量聚焦於其他地方。擁有運作良好、可信賴的國內金融機構，可以和政府一起因應危機、恢復借貸的便利性，以及規模夠大到足以保障該經濟體對於存款安全及借貸中介功能需求的金融機構，是當務之急。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內股權（domestic ownership）不一定是國有股權（state ownership），端視各國情況而定。

也因此有人預期，讓本國的金融體系主要為國內股權持有，將會成為相對長期的優先要務，而外國金融機構或許會受到更嚴密的控管。此外，新興市場的資產負債表絕大多數沒有問題資產。這是好事，因為等於拆除了一枚破壞力強大的未爆彈，讓先進國家免於遭受重大動盪。可以預料的是，另一個回應措施會是對國內機構及投資人可以買賣或持有哪類產品，展開管制。

我並不是說，新興市場對簡單的證券化產品施以適當的管制不是一個好主意。分攤風險和降低資金成本顯然是有幫助的。雖然是步步為營，但新興市場為了提供貸款，而朝非銀行、市場化的證券機制方向發展，將會隨著資本市場體制的成熟而繼續下去。但是，產品可能會因為法規的限制而保持簡單。步調可能也會減緩一陣子，因為先進國家的管理結構會被徹底地檢討和重新整頓—長此以往，它們會成為更好的模式，供新興市場參考。

當風平浪靜時，金融系統的斷層線（fault line）與弱點比較難以覺察到。其中一項系統斷層線是：需要透過國際合作才能達到最佳結果的那些全球性議題，顯然遇到了極為棘手的難題。在一場危機裡，若能獲得國家層級快速且有效的緊急回應就算幸運了，跨國性的集體利益往往被棄置一旁。在這方面，二○○八年金融危機所展現的國際合作，確實令人印象相當深刻。

但是還有一個更基本的論點是，在以國家為中心的治理結構背景下，全球化有其限制。面對壓力，各國的政策選擇將會朝對該國最有利的方向運作，結果將會排斥合作，無論我們是否稱之為一種」均衡」。假使有國家反其道而行，只會讓自己暴露在更大風險下。由於預期隨時會爆發動盪，國家將會採取行動限制它們的曝險機率，形式包括持有儲備貨幣、國庫現金儲備、限制金融體系的開放與曝險，或許還會增加食物與燃料的儲備。這些都可以視為是不同形式的自我保險方式，它們個別單獨運作都是合理之舉，但是集體運作下來只會產生次佳結果。

全球經濟災後挑戰
更根本的問題涉及成長與全球經濟參與，過去二十年來，開發中國家的成長逐漸加速，如今大約有百分之六十開發中國家人口的經濟體，正處於持續高成長期。我們知道，這類成長是因為善加利用全球經濟取得有助於提升生產力的知識，以及利用大量的全球需求與市場，來快速擴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而達成的。有幾項議題因為這波危機而浮現，我們接下來就對此做更進一步的詳細探討。

開發中國家應該放棄高成長、開放的經濟策略嗎？或者它們會調整步伐，再繼續走下去？趨緩的全球成長加上」新常規」，是否意味著開發中國家的成長策略與政策再也行不通了？這波危機被視為是先進國家的金融模式失靈？或是在實體經濟裡，以市場為基礎的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出了問題？全球經濟利益與風險之間原有的平衡，是否正朝風險端傾斜？

全球經濟的開放不應該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也成為因應這波危機的手段之一，這雖然不是理想做法，但卻是不可避免的。大家可以把它想成是積極投入公共資源，以支撐金融產業和制定財政振興方案所必須付出的政治代價。這個模式是會逆轉，還是會持續目前的方向？美國消費者為了平衡受損的資產負債表而節約消費，進而導致全球總需求短缺惡化的情況會持續下去嗎？還是會被世界其他地區較高的消費所抵銷？如果全球總需求持續短缺，在利用政策以攫取市場佔有率的強烈誘因下，消除或抗拒貿易保護主義，是否會變得更加困難？

一段時間後，我們會看到大多數問題的結果。但是我認為，依照經驗與知識做出預測，並找出國內及全球的主要政策挑戰是有可能做到的，其中有許多端視全球經濟和不同國家為擺脫這波金融危機所採取的因應之道而定。

每個國家都存在這樣的聲音，宣稱體系的失靈絕對不只金融產業而已，的確，失靈延伸至以市場為基礎的整個資本主義體系，我們可以在部分開發中國家聽到這類說法。在這類觀點充斥於相關政策與策略中的國家裡，政府將會擴大本身干預經濟的範疇，對全球經濟的開放程度或許會縮小。伴隨高成長的許多競爭條件，將會因此而消失或減少。

我不認為」國家計畫及控制經濟」（dirigiste）的看法會勝出，市場與資本主義誘因的好處廣受肯定，而且在開放的全球經濟策略下的成長軌跡不僅已走了好長一段時間，而且成果非凡。關於這波危機的另一個似乎可能勝出的觀點是，先進國家的金融體系確實嚴重失靈，但是並非整個以市場為基礎的體系都失靈。證據傾向支持此一較持平的見解，我認為這個看法正在嶄露頭角，即使不是所有國家都接受，至少獲得多數開發中國家的認同，而且是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大國。

結果，成長及發展策略依然會持續下去，儘管會在重點與優先順序上做出部分重大的修正與改變。開放經濟、高投資與儲蓄成長策略將持續運作，但是在後危機時期，以成長來衡量所得到的報酬，將隨著先進經濟體較低的成長與其面臨的結構性挑戰而降低。儘管策略與結果之間存在著落差，以致策略被修改，但卻不會遭棄。全球的成長表現會有一段時間因為全球較低的成長，而不如之前那麼亮麗搶眼，尤其是先進國家。

全球經濟重新開放取決美國
開發中國家的未來，主要取決於全球經濟重新開放的狀況而定。在G20經濟體主導之下，把移除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當作手段的需求降低了，而恢復全球經濟的開放很可能也會實現。這需要一些時間來達成，因為要在已開發國家成長緩慢、失業率高，和全球總需求不足的環境下實現，將會比較困難。在迅速有效地採行一套協調有序的政策，以解決供需兩端的成長與結構性問題一事上，整體全球經濟顯然具有共同利益。我們將於第四部回頭探討這項全球性挑戰議題。

關於貿易體系的開放這個問題，若能完成目前陷入停滯的杜哈回合貿易談判，將會是一大進展。對開發中國家而言，這是相當重要的。完成杜哈回合談判，繼續前進，這會傳遞一項實質訊息：即G20對維持一個開放的全球經濟的承諾。
如果全球總需求可以迅速恢復，這項頗為重要的多國議程將會更容易達成。美國的鉅額赤字及攀升的負債，因為尚無任何可靠的退場和恢復財政平衡計畫，引發了部分擔憂，而且已經開始反映在債券市場，和那些持有大量以美元計價的資產做為外匯存底的開發中國家的報表上。

中國曾經多次提出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註：外匯存底定義上分廣義與狹義兩種，一般多半是指狹義的外匯存底，廣義的定義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政府持有的黃金；二、政府所持有的可兌換外幣；三、國際貨幣基金的準備頭寸﹝cash position﹞；四、特別提款權），實施如今稱之為」超主權貨幣」（super-sovereign currency）的概念。這個構想原是為了避免仰賴美元做為儲備貨幣，但是對全球經濟而言，短期內不大可能付諸實現，儘管它或能做為中央銀行外匯存底的風險緩和機制。目前，全球經濟還是仰賴美國來控制國內通貨膨脹、政府赤字和負債水平的決心。就目前的情況而言，著實還沒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方法。

新興國家全力恢復成長力道
既然如此，我們可以期待新興國家在改變優先順序及政策焦點方面做些什麼呢？大型開發中國家於危機期間及危機之後的復原力，往往證實它們在初始環境上的智慧：低外債、低家庭負債、無負債且資本適足（well-capitalized）的資產負債表、國內股權、外匯存底、平衡或有盈餘的經常帳。而主要的明顯改變會是它們持續並愈發聚焦在復原力上。源自於已開發國家的不穩定現象，令人訝異，」愚弄我一次，是你的恥辱；愚弄我兩次，是我的恥辱。」傳神地表達了新興國家整體的心態。

新興國家有一陣子顯然會變得比較保守。它們會推動繼續並恢復開放的全球經濟。它們在建構、管理金融市場時，會極重視利用有效的阻斷機制局部隔絕外部的不穩定。這或許意味著它們的金融體系（尤其是銀行業）會有相當大的比例為國內股權所持有、對較複雜資產的持有與買賣加諸限制，並對外國企業進入國內市場採取控管模式。

追趕成長的主要驅動力—知識移轉，依舊扮演重要角色。儘管開放的步調可能會略為趨緩，但模式是不會變的。跨國企業會持續在全球各地尋找供應鏈與市場商機，其中許多商機會落在高成長的新興市場。外匯存底依舊會被視為是一項昂貴、但卻重要的保險機制，以防範全球資金流反覆無常的不利影響，以及因為已開發國家維持低利率引發資本大量流入新興市場，而有通貨膨脹與資產泡沫之虞，因管理匯率升值所引發的後果。更重視從國內儲蓄籌措國內投資資本（公部門與私部門），以降低整體對外融資的依賴度似乎是可能的，也或許是明智的，儘管這麼做可能會讓成長趨緩。

已開發國家因為這波危機面臨財政與主權債危機，其因應之道已聚焦於初始環境和反景氣循環財政政策上，以防面對重大的外部衝擊時，還有乾粉可以滅火。開發中經濟體並未忽略這個教訓，它們也注意到先進經濟體並沒有太多能力應付未來衝擊。

建立有效重分配機制
危機與其帶來的商品價格衝擊，暴露出了另一條斷層線。危機與經濟不穩定階段具有相當大的分配效應（distributional effect）和聚集效應（aggregate effect）。某些人或某些企業蒙受的傷害尤甚於其他人，某些國家蒙受的不利影響更甚於其他國家。先是糧食與能源價格衝擊，接著是金融危機，使得開發中國家開始更注意建立能協助它們快速重分配的移轉機制。

二○○七年和二○○八年上半年糧食價格飆漲期間，將百分之五十以上所得花在購買糧食（主要是穀物與油品）上的貧窮家庭，倍受營養不良與挨餓的威脅。許多國家沒有一個有效機制可以重新分配糧食，或花在糧食上的所得。部分國家（包括主要糧食出口國）被迫採取價格與出口控制，從全球觀點來看，無論哪一種都不是理想的回應之道，因為你是以高價做為供應端提高產出的誘因。

許多人認為，為了降低對石油的依賴而設計的生質燃料補助，讓糧食價格飆漲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因為這項補助計畫造成了糧食的短缺和價格推高。從經驗上去評估其影響效應所獲得的結果差異頗大，往往和分析師的經濟利益或政治觀點高度相關。
我們以兩件事情為例來說明。一是政策可能會引發非計畫中的後果；二是國家政策優先順序導向的回應之道與國際合作行動格格不入。國際合作需要放棄價格與出口管制，並快速採行包括跨國界的重分配行動。

普遍來說，為了協助整個全球體系持續發展，需要加強協調監督，其目標不僅只著眼於國家層級上，還需要有能力處理不利的跨國分配議題。儘管細節不盡相同，金融危機與之前的糧食價格飆漲對各國的衝擊程度顯然輕重不一。能夠有效處理這些分配議題，對長期接受全球經濟而言，是很重要的環節，國際體系要具備這項能力，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