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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作者方軍從1997年開始采訪曾參加抗日戰爭的老兵,并以口述實錄的形式將這些采訪整理成文。本書所集,為方軍自2003起采訪到的曾服役于原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的幸存老兵,共17人。僥幸活至今天,他們已成為活著的歷史巨著。方軍將他們當作活著的歷史,一篇篇記述下來,其中既有老兵們口述的戰爭經歷:如何在缺少兵器的情況下用大刀殺敵,在盧溝橋事變中,作為最前沿的部隊,如何應對敵人的挑釁,以及如何在后方照顧傷兵,等等;也有方軍從采訪者的角度,對他們現在生活的實錄。對于這些耄耋老人曾經遭遇的種種悲歡離合,甚至不公待遇,方軍有自己的看法:抗日英雄不應被忘記,無論他是國軍還是八路軍。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二十九軍老兵在盧溝橋上最後一次集結(1937-2012)》編著者方軍。
方軍從1997年開始采訪曾參加抗日戰爭的老兵,并以口述實錄的形式將這些采訪整理成文。本書所集,為方軍自2003起采訪到的曾服役于原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的幸存老兵,共17人。

為什么要“最後二次集結"
多年來我一直致力于采訪、記錄親歷抗日戰爭的老兵們。
我1991年留學日本,從那時開始到1997年,在日本國采訪了22位原侵華日軍老兵。1997年至今,又有12位侵華日軍老兵到北京找我,聯系謝罪事宜。這些,中央電視臺、山東電視臺、江蘇電視臺、四川電視臺都有過報道。
回國後不久,我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研究部工作,後來退休。從那時起,我開始在國內采訪親歷過抗日戰爭的老八路、老新四軍、國軍抗戰將士、美國援華空軍飛虎隊老兵、被日寇強暴過的婦女、被日寇強擄為奴的勞工、東北抗聯等老兵,前前後後,采訪過數百人,其中,有多位親歷七七事變的原二十九軍老兵。本書正是敘述采訪他們的經歷和過程。
七七事變發生在1937年的北平,二十九軍是北平的守軍。七七事變把二十九軍推向了全面抗戰的最前線。
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幾千條,但正式以現代人物姓名命名的街道,在北京只有三處,即西城區的佟麟閣路、趙登禹路,東城區的張自忠路。這三位英烈,都是為國捐軀的抗日名將,早年都是馮玉祥的部下,後來都曾是二十九軍將領,自1934年二十九軍駐防京津地區後,他們都曾在北京居住。
1952年,毛澤東親自為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三位抗日英烈簽發了烈士證書。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績得到新中國的認可。這就是為什么新中國成立前由國民黨北平政府命名的三條街道:佟麟閣路、趙登禹路、張自忠路,得以在新中國繼續沿用的原因。“文化大革命”期間,佟麟閣路改稱四新路,趙登禹路改稱中華路,張自忠路改稱工農兵東大街。“文化大革命”過後,撥亂反正,北京市政府于1984年10月決定恢復原名。
2007年,為紀念七七事變70周年,并紀念在七七事變中作出過重要貢獻和犧牲的二十九軍將士,我邀請九位仍健在的二十九軍老兵,在7月7日這天,到他們曾以血肉之軀拼死保護的盧溝橋做最後一次集結。7月6日,《北京日報》在最醒目的位置刊登以下消息:
明日,是七七事變70周年。當年,親歷盧溝橋事變的二十九軍老兵從祖國各地,集結在盧溝橋畔。他們要以耄耋之軀,紀念為國犧牲的軍人們,緬懷抗日戰爭的前仆後繼、流血犧牲。他們是:崔金品、趙金典、馬步先、李鴻斌、張可宗、孫敬生、趙新立、吳江平、沈甸之。他們所留下的照片,應該是最精彩的歷史照片,是中國人民抵御外辱的象征。北京的讀者除了對二十九軍健在老兵感興趣外,還對該活動的組織者感興趣。所以,《北京日報》在七七事變紀念日的前一天,拿出一個版面,對此事做了專訪。在專訪中,我再一次表達了我的觀點:通過“最後一次集結”表現出二十九軍老兵的現狀;二十九軍老兵的心路歷程;二十九軍老兵人生的悲歡離合;二十九軍老兵留給這個世界的警世恒言;二十九軍的歷史沿革;二十九軍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二十九軍在戰爭後的歸宿。
在“最後一次集結”活動中,香港記者、日本記者向我提問。我回答了三個問題。首先,我給七七事變下個定義:今天是七七事變70周年,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日子。因為這個日子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的開始,同時抗一日戰爭全面爆發;另外的一層意義,七七事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的爆發點;七七事變的最後一層含義,是日本軍國主義走向滅亡的開端。
其次,我總結了中國人民為什么關心抗戰歷史:1931年到1945年,日本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中國民眾死傷3500萬人。不管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還是七七事變,還是南京大屠殺,這些話題對中國人來說都是沉重的。中國政府提倡“以史為鑒,面向未來”,不光是對自己國民的啟示,也是對其他國家民眾的提示。 第三,我總結了組織“二十九軍老兵時隔70年,再一次在盧溝橋上集結”的意義。七七事變已經過去70年了。今天去了盧溝橋的九位老兵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研究戰爭史離不開三個要素:人證、物證和口述史。今天來的這九個老兵都能回憶起70年前在七七事變當中所經歷的戰役和戰況。這對于我們研究在抗日戰爭中,我們國家屈辱的歷史,和英勇反抗侵略者的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是十分難得的資料。我個人認為,他們的這種精神,在今天仍然應該得到發揚光大。
當時,在盧溝橋上“最後一次集結”的二十九軍老兵有:
崔金品、趙金典、馬步先、李鴻斌、張可宗、孫敬生、趙新立、吳江平、沈甸之。
到我寫作此文時,張可宗、趙新立、吳江平、沈甸之四位老先生仍健在。
2007年7月6日,二十九軍老兵集合在盧溝橋賓館內演練。
老兵們演練的是:稍息、立正、報數、自我介紹。
老兵們在盧溝橋賓館內演練的最後一項:振臂高呼口號:
“為國家犧牲的軍人萬歲!抗日戰爭勝利萬歲!中華民族萬歲!”
想起無數倒在侵華日軍槍彈下的戰友,老兵們老淚縱橫!
2007年7月7日中午,“最後一次集結”活動結束,但昨晚他們演練的最後一項卻并沒有實施。老兵們深感遺憾,因為他們又一次想起了70年前共同浴血奮戰過的戰友。
我認為,浩瀚的抗日戰爭巨著的最後篇章,就是以寫實的筆法記錄戰爭
親歷者的心路歷程、悲歡離合、生死離別、警世恒言的。隨著戰爭親歷者的自然離去,這部抗戰巨著就合上了最後的篇章。下一部關于戰爭的巨著什么時候打開扉頁,不得而知。我們人類社會,正是伴隨著戰爭的腳步走到今天的。
順便說一句,我的寫作風格受原侵華日軍鬼子兵的影響很多。他們從來不說“中國政府軍怎么樣,八路軍怎么樣”,在他們眼中,都是曾經的對手和敵人。所以,在我采訪記錄中,很多時候,會不自覺地忽略了老兵們曾經的身份。在我眼里,他們都是民族英雄。
寫作此文時,我在新浪、騰訊上發布微博:
“日本人會在彈冠相慶的同時,會默默向你們致敬。當年,國軍在正面戰場和日寇血戰,保衛了中華民族的利益……殘陽如血、萬籟俱寂。國軍抗戰老兵重整旗鼓、挺胸抬頭,以耄耋之軀,以蹣跚的步伐,以民族的自尊,逐漸退出歷史的舞臺。”
這段微博,也表達了我出版此書的目的:記錄一段國家的歷史,以供後人思考。

目次

序 為什么要“最後一次集結”
韓立才 七七事變最後的證言者
金振中 盧溝橋前線的直接指揮官
楊云峰 掄起二十九軍的大刀
王延洲 王牌飛行員的抗日史
王世江 從國軍士兵到解放軍司令
沈甸之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人生
馬步先 盧溝橋事變的“活字典”
孫敬生 我想要一枚抗戰勝利紀念章
張可宗 黃埔十八期畢業生
付錫慶 殺過日寇,也掃過大街
劉思遠 夜潛敵營的“奮勇隊”隊員
王自治 為國家而戰的老兵
崔金品 我想和溫總理握手
姚愛華 戰地救護隊的女護士
趙新立 回憶七七事變經歷
王壽延 腦殼被打凹的二十九軍軍醫
崔蘊秋 遲來的葬禮
延伸閱讀 二十九軍小史
 七七事變時二十九軍戰斗序列
 七七事變時日軍戰斗序列
 參戰盧溝橋事變的部分日本軍人小記
 為何禍起內陸?

書摘/試閱

到了天津車站,從天橋盡頭直到出站口,站立著兩排持槍相向的日本兵,槍口上著刺刀,兩排刺刀尖中間僅能容一人通過。在這刺刀叢中行進,不能驚慌。不許回顧。走出出站口,我們才發現蘇紹游“丟”了。我們剩下的三人雇車住到法租界的人和客棧。我們誰也吃不下飯,分頭到路上尋找蘇紹游。我們是上午9時許到達天津的,下午4時,終于找到蘇紹游。據他說,他被抓進一個大倉庫里,在二百多難友當中,半數以上是學生,其余是軍人。蘇紹游說,和他挨在一起的都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在日本兵檢查別人的時候,他們溝通了情況,學生們同情他,都證明他是商人,所以他被釋放了。
抵津的次日,我和韓樹聲到罐頭商店找到我們的同學蔡維光,向他打聽第二十九軍的情況。蔡找了一些熟人作了調查。據說,第二十九軍正在滄州以北作戰,日軍從上海運來不少援兵,天津郊區又被他們占領。每個路口都設置了盤查哨,老弱婦孺經嚴格檢查後才可以放行,青壯年則一律不許通過。蔡維光說,連日暴雨,由陸路逃離天津,既危險又不好走,不如乘輪船去青島,經濟南再轉津浦線。我們采納了蔡維光的建議,決定坐輪船走。T-'r-,韓樹聲、李胥五到太古公司買票,不久他們回來了,所帶路費不多,不能久停,要抓緊時間尋找部隊。于是四個人一起到輪船公司買船票。
9月中旬,我們乘船向青島進發,統艙里絕大多數是從北平逃出來的學生和軍人。輪船在海河里徐徐前進,兩岸上和在海河中乘舢板游弋的日本人,紛紛向我們起哄,諷刺中國人乘外輪南逃。站在船舷上的同胞們,有的怒目而視,有的大聲反譏,當時日本人還不敢向外輪開槍,對我們無可奈何。
輪船進入了山東海域,船上通知說,青島有情況,改到煙臺登陸。到了煙臺在虎頭崖靠岸,當地沒有碼頭,旅客由小船接運。當我們見到國旗在岸上高高飄揚,一個個熱淚奪眶而出,我和幾位同行者同時在小船上起立、脫帽,向國旗深深地行了一個鞠躬禮。在煙臺,我們住在蘇紹游的大哥家里。兩天以後,我們各背起一個大包袱徒步西行,經過黃縣、招遠、掖縣到達濰縣。農村表面上是平靜的,但成年人特別是知識分子都非常關心抗戰,每到一地他們都問長問短,渴望我們介紹一些平津的情況。由于第二十九軍在盧溝橋奮起抗戰為全國人民所欽佩,所以當地群眾在知道我們是第二十九軍的軍官後,都表示慰問和歡迎。在濰縣,我們乘火車去濟南,火車上的秩序還好,從淪陷區逃出來的人員一律免票乘車,也都不要證明。實行這一辦法,使從淪陷區逃出來的人都感到溫暖。火車上有許多宣傳隊,絕大多數宣傳員是從平津逃出來的學生,他們很會演講,講起來悲憤激昂,感染力很強。
在濟南車站上,我們巧遇軍務處的戰友丁仰恒,從他那里得知敵我對峙的第一線就在滄州以北。當天我們乘軍用車到達泊鎮。宋哲元的司令部駐在泊鎮中學,此時第二十九軍已擴編為第一集團軍,由宋哲元任總司令。原來屬于第二十九軍的第三十七師、第三十八師和第一四三師,分別擴編為第七十七軍、第五十九軍和第六十八軍。我們到總部報到以後,韓樹聲、李胥五分到副官處,我和蘇紹游分到軍務處。軍務處處長孟紹濂是同盟會會員,為人篤厚,能以身作則,我們在他的領導下,開始了新的戰斗。從一張地圖看日軍的侵華準備1937年9月14日,我到河北泊鎮宋哲元的總部報到。從這時起至1938年4月宋哲元辭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止,我一直在總部里工作。先在軍務處,後調參謀處,最後又回到軍務處。
在泊鎮,我軍用高射炮擊落了一架敵機,送到參謀處去的戰利品有一個降落傘和一張地圖。當時我正在參謀處幫忙,負責保管地圖和抄寫文件。那一張軍用地圖正是我們家鄉——河北省鹽山縣一帶的地形圖。我認真審查了那張地圖,不但很感興趣,而且非常驚奇。原因是日本測繪的那張地圖,比我國測繪的一萬分之一的地圖還精細。我們家鄉附近的各個村落的位置、河流及道路走向非常準確,連每個村落里有多少水井、多少人員、多少物資也都有記載,這不“神”了嗎?我在軍官學校是學工兵的,學習過測繪,我們用相當長時間測繪,有時還測不準確,日本人“沒有”在我們家鄉測繪,這么精確的地圖他們是怎么搞出來的?參謀處的同事們就這一張地圖議論了很久。大家說,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不共戴天的敵人,但是,他們這種深入異國調查研究,工作量這么大,組織得如此嚴密,不能不令人深思。另外,日本人測繪了這么精確的地圖,中國的地方當局和保安機關競一無所知,可見我們嚴防敵特的工作實在搞得太差了,又怎么能不被動挨打呢?1938年8月,我在西安考入成都軍官學校,離開部隊時我還把那張地圖保存著,後來在軍校儲藏室里弄丟了,感到非常可惜。四、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時
韓立才老人講講停停,回憶70年前的盧溝橋事變讓他變得異常沉悶,他時常仰頭盯著天花板,搖頭嘆氣,陷入深深的沉思。
我為了活躍氣氛就支開話題:“韓老哪,我這次來,是你孫子給我打的電話。他說你住院了,我還不相信呢。韓老,你什么時候有兒子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哪知道,我的話捅了馬蜂窩,韓老一下悲傷起來。
韓老說:“我當營長的時候,和官兵的關系都非常好。有個連長和我更是親如兄弟,這個連長也姓韓。在和日軍作戰前夕,這個連長找到我,說,我如果犧牲,一家老小就托付給你了!在前線作戰時,韓連長果然沖鋒在前、退卻在後,異常英勇。可惜,日軍的子彈擊中了我們的英雄,我們的英雄不幸倒下了。韓連長人高馬大、一表人才,我們朝夕相處。韓連長的夫人更是賢惠聰穎、相貌端莊。而且,他們夫妻感情甚好,讓我怎么向她稟報呢?後來,韓連長的夫人就上吊自殺了。”
韓老哭著說:“他的兒子剛剛三歲!這,就是我的兒子啊!”
我聽了,半天,如鯁在喉。大哭。韓老也哭。
我想,我這次為什么又悲傷呢?可能是因為連長老婆上吊吧。
我發現,痛哭中的韓老已經沒有眼淚了!他頻頻示意,讓張海濱給他擦眼淚,其實,他沒有一滴眼淚涌出,那只是他意念里流出的眼淚。96歲的他!眼淚早已經哭干了!
護士走進來了,她悄悄示意我出去。護士小聲對我說:“他是96歲的老人,他哭,你哭什么?你的任務,是安慰病人,是少說話,知道吧?……改下午輸液吧。”
我擦干眼淚,又坐到96歲的韓立才身旁。我不知道是讓他詳細說說這件悲傷的事情呢,還是放棄。正在我為難之時,韓老坐起來說:“等我詳細地說給你,我這個兒子是怎么來的。”
韓立才對我說:“我知道我自己,閻王爺已經向我招手了。但是,這件事情我要詳細說。我要對得起戰友,我要對得起為國家犧牲的將士,我要對得起這些民族的英雄!”
韓老對我說:“你剛才對我說,你這次是代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來的,你不只是中國作家協會的作家。所以,我要更加莊重一些敘述。”
韓老對周圍來看望的人們說:“你們也來聽聽,有好處。”五、韓斌奎的故事
1943年,我和韓斌奎一同在國民黨第五十九軍參謀處當參謀,我們相交甚篤。下面,我要把他參戰犧牲的情況作簡要記述。
韓斌奎是天津市武清縣河西務鄉大劉莊人,1920年7月4日生于一個農民家庭。……1933年,為了生計,韓斌奎去天津松茂堂藥店當了學徒工。過了一段時間,斌奎因不堪店主虐待,到北平找到了兄長鈺奎,打算要些路費去內蒙古磴口縣,找同鄉謀生。鈺奎因手中拮據同時也不同意他遠去,只給了他兩元零花錢。斌奎背著其兄用兩元錢買了去南口的火車票,由于坐過了站,被路方查出,正打算送車站處理時,適有國民黨第二十九軍三十八師一名軍官在場,那位軍官看到斌奎清秀,說是他的勤務兵,替他補票了事。下車後,那位軍官把斌奎帶到宣化他家里暫住,不久就在張家口為斌奎在國民黨三十八師獨立旅的獨立連補了一個電話兵,從此韓斌奎走上了軍旅生涯。
抗日救國
七七事變後,該旅奉命留在北平維持秩序。1937年7月29日,日寇大舉入城,獨立旅被迫繳械。韓斌奎看到部隊被繳械,怒不可遏,遂和他的連長各帶短槍一支,騎馬去尋找三十八師。日寇占領北平之後,城郊各處仍在繼續戰斗,道路還沒有完全被封鎖,趁此時機,韓斌奎和他的連長繞過交戰地點,騎馬向天津方向奔去,終于在天津郊區找到了三十八師。抗戰以後,宋哲元領導的二十九軍擴編為第一集團軍,宋哲元升任總司令,原來的三十八師擴編為五十九軍,師長張自忠升任軍長,下轄三十八師和一八。師,韓斌奎被編入三十八師。P16-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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