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簡體書）

《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書系·建立學界陶鑄國民：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的主編章開沅和余子俠兩位老師的意見，這套叢書是要總結現代著名大學校長的辦學經驗和教訓，“繼承和發揚其優良傳統，避免其已經走過的彎路，克服其弊端遺留的消極影響”，以使今人“實現對于歷史的超越”。在今天中國教育界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幾乎已經不知大學和學術為何物的情形下，這份用心，深值敬重。這也使我想起當年博士論文答辯時，有位老先生問我，何以民國時候的大學辦得比現在好？我知道這個問題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且也很好奇，想知道老先生對此怎么看，故而答日“不知”，請老師指教。現在，又已是七年過去了，這本書有沒有回答那個問題？自然要交給讀者評判。
最後，應感謝對這本書的寫作給了我許多指導和幫助的章開沅、余子俠、秦和平教授，以及四川大學檔案館、校史館、圖書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單位。書中的照片，采自《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雋文存》、《任鴻雋陳衡哲家書》、《陳衡哲早年自傳》、《任以都先生訪問記錄》、《四川大學史稿》等書，也是應該說明和感謝的。

王東杰，1971年生，河南濮陽人，歷史學博士，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中國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出版有《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等著作。
章開沅，浙江吳興人，1926年生。1948年11月于南京金陵大學歷史系肄業。1951年在華中師范大學任教至今。現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主任。1984-1990年任華中師范大學校長，1983-1990年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召集人。1990-1995年，歷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與普林斯頓神學院客座研究員、耶魯大學歷史系魯斯學者、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歷史系客座教授、臺灣政治大學歷史所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第14屆“黃林秀蓮訪問學人”等。美國奧古斯坦那大學授予榮舉博士學位，田納西州長授予榮譽市民證書。撰著及主編的主要學術著作：《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張謇傳》《離異與回歸--傳統文化與近代化關系試析》《中國教會大學的歷史地位》《從耶魯到東京--為南京大屠殺取證》《實齋筆記》《鴻爪集》等。
余子俠（余子峽），湖北蘄春人，1953年生，恢復高考後首屆大學本科畢業生，先後獲得哲學學士、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現為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兩級研究生指導教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兼職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在《教育研究》、《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七十余篇，獨撰及合著《山鄉社會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等學術專著多部，主編（合作）《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書系》、《日本侵華教育全史》、《湖北考試史》等大型學術著述多套，另參加《陶行知教育學說》等學術著作的編撰。

第一章 “燈寒方學劍”——任鴻雋的革命生涯
一 家世與故鄉
一 “書生事業”的起步
三 走向革命
四 革命後的反思

第二章 覘國者“先觀學界”——任鴻雋的科學觀
一 在政治之外求建設
二 徘徊在“物質”與“精神”之間
三 療治中國學術的“虛癥”
四 作為材料、方法與精神的科學
五 民族的與世界的
六 “建立學界”的實踐

第三章 推進“人類智識的前線”——任鴻雋的大學觀
一 建立學界“尤要”之具
二 大學為“智識之府
三 學術自由與改造社會

第四章 建設“內地鄙塞之鄉”——任鴻雋出長四川大學始末
一 30年代初的四川大學
二 任鴻雋接長川大
三 《川行瑣記》風波
四 任鴻雋去職

第五章 “以全國為目標”“與世界上求競爭”——任鴻雋對四川大學的治理
一 “現代化”與“國立化”觀念的提出
二 “妙選”師資，進行人事改革
三 厚植根基，提倡“自動發展”
四 注重實際，籌劃“國難”教育
五 擴大生源，擔當“國立”責任
六 倡導體育，洗雪“文弱之恥”
七 培育“國士”，打破畛域觀念
八 改進設備，謀劃“永久計劃”

第六章 “此人已走”——任鴻雋的最後二十五年
一 戰時學術的守夜人
二 親手為事業畫上句號
附錄 任鴻雋年譜簡編
參考文獻
後記

不過，任鴻雋的主要目標還是要“從根本上祛吾人膠己之惑，以明科學之入神州，為智識革命上不可少之事”?，亦即要輸入西方的科學。不過，當他試圖以實效來論證“求真”之學較“明道”之學為“發達”時，無意中又回到了自己所反對的要求當下可見之用的道路上來。實際上，他批評“一二高尚純潔之士”欲圖以個人的魅力提升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為“無當”而提出建立學界以改善民生的途徑，已經蘊涵了這層意思。蓋道德之用亦“用”也，且是國人傳統中最關注的“用”，離真正的“為學術而學術”尚有距離。
實際上，在近代中國貧弱交加的現實困境的壓力下，熱心救國之士最關注的其實仍是“用”，且是使中國迅速脫貧和強盛之“用”。顧毓琇（1902-2002）曾在20世紀30年代說過，自己并不反對“中國人學‘純粹科學…，但只是“感覺得純粹”的‘科學研究’不一定是目前中國最需要的”。?以“最需要的”來衡量“科學”，自然有緩急之分，故所有不求功利的話，根本目標也仍是要落實在“無用之大用”上。就任鴻雋而言，這種“大用”至少包括了兩個層面，一是富國強兵這樣的物質層面，一是道德風俗這樣的精神層面。這些看法一直潛存于他的心中。如前所述，早在到美國之前，他已經在家信中提出了從事實業和學問的理想。彼時他心中所想的“學問”大約不一定是無功利的，但一旦從“不求功利”的層次上理解“學問”，“實業”與“學問”孰重的問題自然也就出現。
在留美的那幾年中，任鴻雋一方面不斷地提醒大家“求真”才是科學的真精神；另一方面又常云，學有兩類，一在“求真”，一在“致用”。當然，他在強調“求真”的時候，也并不是說“求真”便不可“致用”，而是從為學態度上著眼。總體來說，任鴻雋一方面確是為科學的效用所吸引，且正欲以此誘導國人走向科學一途；另一方面又害怕過于強調其應用性而使國人誤解科學的“精神”，故從表面上看，其立言常常徘徊不定，但也有一明顯地由二者并重到漸漸趨重于精神一端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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