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1864-1911（簡體書）

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國運動落幕；1911年，清室退位，辛亥革命催生出了一個新中國。前者尷尬地意味著帝國中興，後者一度被寄望為民族新生。在這似是而非的中興與新生之間，有一個王朝日趨一日地走向窮途末路；更有一個新時代艱難地萌芽和恣意地生長。
洪秀全不滿足于只做精神領袖、斌椿努力想用儒家術語把西方“清廷化”、曾國藩深信可以用“以命抵命”的模式處理教案、那些歸國的幼童成了有原罪的“思想犯”、維新領袖康有為作偽成癖……這些歷史的細節背後，都潛伏著成敗的契機；也唯有在《中國（1864-1911）》的細節里，才能窺見那一段歷史的真實表情，還原一個真實的“中國從何處來，向何處去”。
這本《中國（1864-1911）》只是一種追問的方式，并未得出追問的答案。

諶旭彬，青年作家，湖南人，在雜志社和網站等媒體做過文字編輯，在多家媒體上發表過歷史小文章。作者以翔實的史料為土壤，用通俗幽默的語言和扎實刻苦的考據為工具，耕耘出了通俗歷史的誘人果實——《權力臉譜》。

晚晴最後一次文字獄、維新領袖玩陰謀搞死主流媒體、中日合邦鬧劇流產、大清帝國崩潰編年史……永不靠譜的盛世，永不過時的危言，在歷史的細節中觸摸大時代的真實！
這是永無休止的追問——那些在1911年追問過“中國從何處來，往何處去”的人，同樣也在1864年、1865年、1866年……追問過。每一年他們都在追問；每一年他們都得出不一樣的結論。1864年不是追問的開始，正如1911年不是追問的結束。這本《中國（1864-1911）》只是一種追問的方式，并未得出追問的答案。

1864 天國亡于內部意識形態路線斗爭
1865 滿族本位前提下改革沒希望
1866 觀念轉型須等爸爸死掉
1867 舉朝議論學算術是否會亡國
1868 社會保障缺失之地必有江湖
1869 晚清面子至上的外交奇景
1870 民意的可用、可欺與可殺
1871 勿輕言鄉民在教案當中非理性
1872 晚清求富之路誤人國進民退歧途
1873 意淫強國：清廷“禮崩樂壞”元年
1874 天下觀之禍：清廷贊日本侵臺為義舉
1875 國防大討論：勿扣“賣國賊”帽子
1876 國粹主義大潮浩浩蕩蕩吞噬晚清改革
1877 真相無處安置：帝國司法的隱秘邏輯
1878 丁戊奇荒：民族主義消解了農民起義
1879 宗主夢：日本吞并琉球後中國朝野反應
1880 鐵路之殤：以愛國之名窒息革命
1881 思想犯：留美幼童回撤事件始末
1882 社會達爾文主義扭曲中國轉型之路
1883 鴉片財政：以戕害民生為代價豈能強國
1884 兩廣總督遺折請求朝廷設立議院
1885 體制病：個人權斗綁架國家戰爭
1886 改革歧路：傾舉國之力博一人之歡心
1887 廣學會：改造社會精英 改造舊中國
1888 康有為轉向“保中國不保大清”
1889 政治投機摧毀晚清和平改良希望
1890 薛福成呼吁政體改革實行君主立憲
1891 孔教救國論與康有為的教皇夢
1892 晚清知識分子須對義和團運動負責
1893 永不到來的盛世 永不過時的危言
1894 嚴復企圖打造君民平等的民主新道統
1895 “公車上書”真相
1896 維新領袖玩陰謀搞死《時務報》
1897 湖南“腹地自立”計劃
1898 康有為戊戌維新反對民權
1899 中日合邦鬧劇流產
1900 北中國亢奮錯亂 南中國集體抗旨
1901 媚洋的“變法上諭”
1902 “史界革命”官民分歧
1903 晚清最後一次文字獄
1904 日俄戰爭清廷中立很明智
1905 廢除科舉與清廷喪失合法性
1906 梁啟超大戰革命黨
1907 刺殺體制內改革派
1908 朝廷假改革面目徹底暴露
1909 清廷首次全國民主選舉
1910 朝廷四拒民意喪盡民心
1911 不要胡亂反思辛亥革命

成立于1862年的京師同文館，是唯一由晚清最高決策層直接領導的改革機構。其設立的初衷，是有感于中外交涉言語不通，經常因為詞不達意而導致小事釀成大釁。基于這一緊迫的現實需要，設立之初并未遭遇太大的阻力。
但當1867年，恭親王奕訴與曾國藩、李鴻章等改革派大臣認可了“一切西學皆自算學出”的“新思想”，而決定在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時，卻挑戰了傳統中國的意識形態底線，進而引發了一場清帝國權力最高層的激烈內斗。結果兩敗俱傷，晚清自強改革也因此遲滯多年。
朝廷決定設立天文算術館
1858年的《中英天津條約》明文規定：“嗣後英國文件俱用英文書寫，暫時仍以漢文配送，俟中國選派學生學習英文，英語熟習，即不用配送漢文。自今以後，遇有文詞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正義。”
這直接刺激了清廷高層在1862年設立同文館，以專門培養外交急需的翻譯人才。
同文館設立之初，只是單純學習英、。法、俄三國外語的學校。但隨著自強運動的推進，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開始覺察到，若要切實做到“師夷長技”，造出洋槍洋炮，就必須去學習制造原理，而要學習制造原理，則中國以經史教育為主體的傳統教育已無法輸送適當的人才。
當時著名的洋務思想家馮桂芬即認為：“一切西學皆自算學出。”這種觀點今天看來不盡準確，但卻道出了要害——要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則必須先培養具備算學、物理、化學等自然學科基本常識的知識分子，僅僅學習外語是遠遠不夠的。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恭親王奕訴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在1866年年末正式奏請朝廷在京師同文館內添設天文算學館，理由很明確——“洋人制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白天文算學中來”。
正面沖突：恭親王與士林領袖倭仁兩次論戰
應該說，奕訴等人對此舉可能遭致的阻力，事先已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在奏章里，奕訴提前給朝廷打了一劑預防針：“論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舉為不急之務者，必有以舍中法而從西人為非者，甚且有以中國之人師法西人為深可恥者，此皆不識時務也。夫中國之宜謀自強，至今日而已亟矣，識時務者莫不以采西學、制洋器為自強之道。”
奏請得到了慈禧所控制的清廷最高領導層的認可。在天文算術館順利進入籌備階段的同時，一股抵制、反對的暗流也在悄然匯聚。1867年3月5日（公歷，下同），監察御史張盛藻的一紙奏折終于引爆了這場大論爭。
張盛藻在奏折里指責說：朝廷令科甲出身的“正途人”去學習這些機巧之事，而且還用升官、銀兩賞賜來誘惑，是重名利、輕氣節！這樣搞，會把“讀孑L孟之書，學堯舜之道”的“正途人”引向歧途。
在恭親王等人的操作下，張盛藻的奏折被皇帝諭旨嚴厲駁回。諭旨里說，天文算學是儒者應當學習的知識，不可視為“機巧”。
張盛藻被打壓之後，晚清士林領袖、大學士倭仁親自登場，與恭親王奕訴展開了兩個回合激烈論戰。
倭仁是晚清著名的理學家，在當時的士大夫當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治初年，倭仁與李棠階、吳廷棟合稱“海內三大賢”；此次同文館之爭發生時，李棠階已經去世，吳廷棟已經告老還鄉，倭仁身為帝師，獨立京城，身份地位也就更顯尊崇。另兩位日後大名鼎鼎的帝師——徐桐和翁同穌，此時的聲望還遠不能與倭仁相比。
3月20日，倭仁上奏，直言反對科舉出身的士子師從“夷人”，認為這樣會動搖國本，終至“變夏于夷”，天朝輝煌的文化道統會被粗陋的蠻夷之學所取代，有亡國之患。
朝廷不能像對待張盛藻那樣對倭仁斥退了事。倭仁的影響力不可忽視，上奏當天，兩宮皇太後就立即召見了倭仁。但談話并不愉快，雙方沒能達成共識。隨後，問題被拋給恭親王和他領導的總理衙門。
4月6日，總理衙門拿出了一份極長的奏折，重申了開設天文算學館的重要性以及招收科甲士子進天文算學館學習的必要性。奏折里最關鍵的技術處理，是對倭仁一再強調的“變夏于夷”避而不談，而是大談特談危機之深和一‘自強”的緊迫。為了給倭仁造成壓力，同時還附上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一大批洋務大臣的奏稿信件。最後，奕訴還將了倭仁一軍：該大學士既然認為我們此舉不可行，會亡國，想來肯定別有強國良策。如果該大學士確實另有良策，可以壓制外國而使本國不受欺侮，則臣等自當追隨該大學士，竭力效勞，悉心商辦。如果沒有其他良策，僅僅大談特談忠義、禮儀，認為這些可以制服洋人，臣等實在不敢相信。
第一回合結束。
4月12日，倭仁再次上奏，不但堅持己見，而且反將了奕訴等人一軍。倭仁說：“具體到讓夷人來教授算術這件事情，如果該王大臣確實有把握，認為必能將算術學精通，必能將精巧的機器造出來，中國的正經讀書人必不至于被夷人所利用，夷人丑類必能被中國所殲滅，則上報君王，下伸民憤，豈不善哉！若做不到這些，卻先喪失了人心道德，那就不如不開設天文算術館。”
倭仁這一擠兌確實觸到了奕訴的軟肋。4月23日，奕訴上奏承認自己不能做上述保證。奕訴說：“像倭仁所說的那種把握，臣等不敢保證。臣等只能盡力盡心去做應當辦的事、能夠辦的事，至于成敗利鈍，即便是漢臣諸葛亮，也無法預料，何況臣等！”
但作為反擊，奕訴又抓住了倭仁上次奏折里的一個弱點集中攻擊。奕訴說：“上次該大學士說，天下之大，不患無才，要學算術，也不必師從夷人。那么該大學士肯定能夠保薦數名人才。臣請擇地另設一算術館，由倭仁負責攬師招生教授，以觀其成效。”
倭仁這下確實被難住了。4月25日，他不得不據實上奏，稱“并無精于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但朝廷卻顯然有些不依不饒，下旨要求他隨時隨地留心訪查，一旦找到本國精于算術之人，立刻保奏，開設算術館，以收實效。同一天，朝廷還給了倭仁一項新工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行走”是個閑官，但倭仁素來高倡“夷夏之防”，朝廷令他去專門辦理夷務的總理衙門“行走”，顯然是有意折辱這位士林領袖。
最後，倭仁以病為由，拒絕前去總理衙門上班。這場歷時半年之久的高層斗爭的正面沖突就此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