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倫斯：局外人的一生（簡體書）

約翰·沃森，英國文學教授，曾于美國、蘇格蘭和威爾士多所大學任教，主攻古典文學，后轉向勞倫斯學研究，為世界上唯一的勞倫斯學終身教授。

沃森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勞倫斯的書解禁后接觸勞倫斯的作品，博士學習期間師從英國著名文學評論家F.R.利維斯，完成了關于勞倫斯的學位論文。自1980年起開始從事勞倫斯學研究，參與編纂了三卷本劍橋版勞倫斯傳第一卷《D.H.勞倫斯的早期生活》，由此一舉成名，被譽為勞倫斯學權威學者。后于諾丁漢大學勞倫斯研究中心任職，退休后保留名譽教授職位。

沃森研究勞倫斯學多年，《勞倫斯：局外人的一生》為其退休前的封山之作，該傳記提出了“局外人”一說，最終解決了文學史上的勞倫斯之定位問題，既是沃森多年勞倫斯學研究的總結與紀念，又是厚積薄發后的推陳出新，為讀者提供了一幅迄今以來最優秀、最完整的勞倫斯的肖像畫。

約翰·沃森還著有多部英國文學研究專荖及名人傳記，包括《舒曼傳》、《T.S.艾略特傳》等。

《勞倫斯——局外人的一生》由約翰·沃森著，石磊譯。在這本傳記中，作者令人信服地展示出勞倫斯人生中的最大特色：他一輩子都本能性地反抗自己的家庭、文化、國家以及自己內心的迷惑。作者深入分析了勞倫斯在現實生活中交往的人與小說中人物的關系。他對勞倫斯矛盾內心風格獨特而流暢的分析，有助于我們理解他與母親愛恨交織的情感；他早年柏拉圖式的浪漫愛戀；他與同時代的作家、藝術家、思想家的相互交往；以及他對情人弗里達·馮·利奇多芬·威克萊的強烈激情。

中文版序言
黑馬
拿到《勞倫斯：局外人的一生》的校樣準備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正在通讀拙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校樣并做最后的潤色。兩本書的校樣并排置于書桌上，交替閱讀，感慨良多。一部是世界上第一位勞倫斯學教授沃森的封筆之作，一部是勞倫斯的壓軸小說巨制，兩者在某種意義上說都是“絕唱”，激勵著我，鞭策著我。這兩個人，一位是我多年青燈黃卷、焚膏繼晷以翻譯研習其作的文學巨擘，一位是我追隨一年、對我諄諄教誨的恩師；一位在諾丁漢成長后浪跡天涯，一位生于倫敦，而后以諾丁漢為基地，傳授勞倫斯文學的真諦。
沃森寫完這部傳記就告別了勞倫斯研究領域并從諾丁漢大學退休。這部封筆之作，既是對他多年在本領域研究的總結和紀念，又是厚積薄發的推陳出新。沃森青壯年時期擔綱三卷本劍橋版勞倫斯傳第一卷《D.H.勞倫斯的早期生活》的寫作，縝密的推理分析與有節制的情感抒發相得益彰，因此一炮走紅，一躍成為勞倫斯學的新秀權威。身為“細讀”派宗師利維斯的學生，沃森在這本書里自然延續了這種嚴謹的學術筆法，廣征博引，鉤沉索隱，對勞倫斯生平的細節多有新的發現。如作者所言：“力求忠實于他的本來面目，盡可能清晰地揭示他的寫作動機。”同時，于細微處，不難發現作者對傳主的同情隱含于字里行間，因為勞倫斯的聲譽在近年受到一些傳記和批評著作的詆毀，而這卻是其“受詆毀以來的第一部單卷本勞倫斯生平傳記"。很明顯，作者的目的是維護勞倫斯的聲譽，還原真實的勞倫斯。沃森的解釋，讓我想起勞倫斯當年寫作《哈代論》時的語調，那就是“一怒之下”而寫(out of sheer rage)。作為一個后半生致力于勞倫斯學的教授，沃森有理由憤怒，也有理由為勞倫斯的聲譽辯護，當然這樣的維護與還原是要以充分的史料和事實作依據的。我認為，在本書中沃森做到了一個傳記作家應該并且能夠做到的，那就是細節翔實，情理并重，高屋建瓴。在勞倫斯的聲譽遭到無情詆毀時，沃森以誠實的敬業精神和深厚的專業功底推出力作，回應學界的曲解和損毀，如此高蹈的風范，令人感佩，也讓我想起兩句古詩：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
沃森的高屋建瓴，最終落在書名上，可謂畫龍點睛之筆。勞倫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的英國文壇上，的確是個“永遠的局外人”。這個結論，終于解決了多年來勞倫斯研究領域內一直無法解決的“勞倫斯之定位問題”(the problem of placing Lawrence)。對一個“局外人”，提綱挈領地為勞倫斯的為人、為文定位，也就說明了勞倫斯何以從本時代的叛逆到今日的被攻訐目標，一路遭到追殺，因為他“似乎知道同時代的人以及后來的人最敏感最憂慮之所在，他的作品就集中描寫那幾個主題：性，性別角色，權力的行使。他憑直覺揭示出同時代人的擔憂及焦慮，盡管這么做同時也肯定讓他不見容于那個時代，也許，(現在)不見容于我們的時代”。沃森的話讓我想起了他的恩師利維斯多年前的一段話，那是利維斯身體力行將勞倫斯推向學術研究領域時寫下的名言：“占據他身心的問題今天仍與我們休戚相關。對我們來說，他逝去后事態的發展并沒能減弱他精辟洞察的重要性，也沒能削弱他所帶來的積極樂觀與啟迪——教育——的必要性。”(《小說家勞倫斯》，企鵝圖書公司1956年英文版)利維斯是把勞倫斯當作工業文明時代的預言家予以贊譽時說這番話的，而當今的“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者在詆毀勞倫斯時，則斷章取義，把后現代話語引入勞倫斯研究，稱之為“厭女者、法西斯分子和殖民主義者”。
這就是一個“永遠的局外人”的獨特命運：他因為永遠站在任何文學和文化圈子之外，以一個邊緣人的姿態孤獨地在進行自己的文學探索，試圖以此淑世救世，結果是自絕于同時代的文壇甚至自絕于英國；又因為他在文學圈外專注于“同時代的人以及后來的人最敏感最憂慮之所在”，終于在后現代語境中被發現他仍然是個另類，所以他在受到繼續關注的同時，自然也遭到攻擊。這個局外人因為身處邊緣，多方“結緣”，反倒成了文學的常青樹或跨時代的病態案例，從寫實主義到現代主義直到后現代主義的語境中，他的作品和生平都是被關注的焦點，其文學張力之大，前所未有。“至于文明對本能和欲望的影響，在他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比不上他的洞察力。”沃森如此斷言。
一個“永遠的局外人”，其人格是如何形成的，他何以被賦予了如此永久的魅力、魔力，又緣何遭到跨時代的被妖魔化？沃森這部史料豐富、見地高超、寓情于理的傳記對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
因為選擇了寫作生涯，他義無返顧地脫離了他生長于斯的工人階級，如他自己所言：“我自己就永遠也不會回到勞動階級中去了，不能回到他們的盲目、愚鈍、偏見和群體情緒中去。”“我實際上脫離了勞動階級的圈子，因此我就沒有圈子可言了，但我對此感到滿足。”(《我算哪個階級》)
《兒子與情人》大獲成功，他在英國文壇上名聲鵲起，成功的梯子為他準備好了，只等他攀爬，他會像威爾斯等底層出身的作家一樣功成名就。可他在倫敦的各個文學圈子中間困惑了：二十世紀初的英國文壇，圈子林立，流派紛呈；愛德華時代的文學大叔們依舊高高在上，喬治派詩人鋒芒畢露，布魯姆斯伯里和劍橋文人圈子傲視群雄，意象派詩歌風頭正健，漩渦派、未來主義正在興起，小資產階級的文化圈子試圖把勞倫斯定位為弗吉尼亞農莊里黑奴中脫穎而出的白人似的工人階級天才作家……那些成功人士對他多有關照呵護，他可以做的是攀附或皈依隨便哪個圈子或流派，隨他們拔茅連茹，沿著現成的路走向名作家的目的地。可他沒有依附任何一個圈子，因為他憑著自己的血液感知，相信自己不能與他們或融合或沆瀣。于是，在經過一番交往后，他與他們一個個決裂，從羅素到福斯特，從莫雷爾夫人到胡佛到卡奈特，還不時對蕭伯納和高爾斯華綏這樣的文壇巨擘發出挑戰之聲。他的這種態度無疑將自己置于孤家寡人的境地。我們可以說他這是天性使然，也可以稱之為“文人相輕”，但勞倫斯在剛剛開始步入文壇的時候，在別人眼里他是不具備“相輕”資本的，只能被上流文人看作是少年狂妄，遭到孤立被認為是咎由自取。與此同時，他的作品又受到右翼勢力的扼殺，他只能作為一個拮據的寫作個體，靠著幾個邊緣文化人和還算善解人意的代理人的周旋，在人心叵測的英國文壇上苦苦沉浮，陷于隨時都會被淹沒的危險境地。這樣的經歷，后來又被正統的左派批評家考德威爾等譏諷為是背叛工人階級的悲慘下場。但勞倫斯始終沒有向命運屈服，他遵從的是自己內心呼喚的引領，堅持的是自己的文學探索，恪守的是自己的信念：“我得寫，因為我想讓人們——英國的人們——有所改變，變得更有腦子。”勞倫斯的寫作從一開始就如此簡單樸素真誠，那就是：改變英國，改變英國人的生活態度。讀遍全世界大大小小的作家有關“為何寫作”的言論，狂放豪氣的有，悲壯沉重的有，玄妙高蹈的有，而勞倫斯這個礦工出身的小學教師的回答應該是最簡單質樸的了。在一個貴族和精英強勢文化堅如磐石的舊英國，一個貧窮的小鎮青年作家能如此“簡單”地要改變英國點什么，這簡單姿態該有多么不簡單。而他又怎能不遭到他要改變的那些人的詆毀？
他從一開始就把自己擺在了局外人的位置上，他這種游走在各種文化群體之間的邊緣作家，就是后現代主義文學研究所關注的話語上的天然“差異”者、意義的“顛覆”者和“消解”者。正如沃森所說：“他在寫作生涯的最后十一年，四處云游，實驗性地寫作，設法維持生計，時而又在自己的作品中極盡顛覆之能。”
從《戀愛中的女人》開始，勞倫斯的超階級意識日漸凸顯，在今天看來頗具后現代文化意義：勞倫斯從人類文明進程的悲劇角度出發，其視野超越了現代經濟學理論，即資本是靠對勞動力的壓榨達到積累的認知范疇。事實上，后現代理論認為，資本是靠對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的掠奪“轉化”而成的，勞動力不過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勞倫斯注意到勞動力脫離自然后的異化特質，同時注意到勞動力在資本轉化過程中主體性的喪失；對工人來說他們經歷的是雙重的異化。而采礦這一行業更是對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無情掠奪的最典型范例，在剝奪自然方面勞資雙方都是參與者。礦工的罷工運動不過是在工資待遇上與資本家的對立，這并沒改變其異化的本質，在與自然的異化過程中，勞資雙方成了對立的統一。由此，勞倫斯已超越了剝削與被剝削的階級對立意識，實際揭示的是整個文明進程中資本對人對自然的物化，揭示出對立的雙方都是被物化的對象這樣一個真理。所以，盡管勞倫斯對于自己出生并成長于斯的礦工在情感上萬分依戀，稱礦工是這世界上唯一令他感動的人，甚至稱之為那是他的“家”，但他在理智上卻選擇脫離他們。有產者的冷酷無情與無產者的萎靡無奈都是文明異化的不可救藥的產物。
在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如日中天之時，勞倫斯憑著其對人與自然的本能關愛，憑著其天賦的藝術敏感，觸及到了現代文明的種種弊端和疾病癥候，便使其作品在后資本主義時代愈顯功力，無怪乎他被稱為預言家。他的作品也因此跨越了寫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三個階段而成為文學園地的常青樹，真是難能可貴之至。一個窮工人的兒子能達到這樣的藝術境界，除了造化使然，后天的生活經歷和精神砥礪亦是關鍵——生活在骯臟的工業文明與田園牧歌的老英國之間的交界地帶、出身于草根叢中而備受磨難，但藝術天分促使他孜孜以求，吸取的是本時代最優秀的文化，從而他的寫作超越了階級出身和階級仇恨，探究的是超然的真理。
勞倫斯試圖創造一個在文明與自然之間的第三者，這就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的獵場看守麥勒斯。在此，勞倫斯因是超越了其自身階級的局限，用道德和藝術的標準衡量人，用“健康”的標準衡量人的肉體和靈魂，所以才選擇了麥勒斯這樣的人作為自己小說中的英雄。
勞倫斯的局外人立場最終以麥勒斯的藝術形象得到詮釋，他早年一直憋悶于心的塊壘終得釋然。那時，為了尋找嶄新的小說形式和語言，他一直殫精竭慮，還曾用力捶著自己的胸口說：“這兒堵得慌，薩瓦奇，比水泥坨子還重。我要是不把它弄出來，非堵死我不可。”
在四海為家、一貧如洗的日子里，他沒有為自己的思想冒險后悔，更沒有試圖走回到《兒子與情人》的老路上去以求獲得功名和安穩的生活。事實證明，如果沒有《虹》、《戀》和《查》這三部壓陣大作，勞倫斯個人的文學聲望僅僅是個“工人階級里的天才”而已，得到的僅僅是小資產階級和知識精英居高臨下的欣賞而已。是《兒子與情人》之后的創新，奠定了他在英國文學史上的不朽聲譽，也為英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之林中獲得崇高的地位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更為世界讀者提供了一系列超凡脫俗的文學精品，雖然他確曾忍受了生前的清貧、迫害和孤獨。
還好，他把那個文學的水泥坨子“弄出來”(get it out)了，他沒讓自己憋死自己；至于世俗讓他當了烈士，那總比自己憋死自己要好啊。
“從古圣賢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風流”。勞倫斯這個永遠的局外人一圈外人一邊緣人，在文學的海洋里劃著自己的獨木舟苦吟至死，也塑造出了不朽的文學形象。雖然他淑世救世的追求是麥勒斯這樣孤獨的個體所無法承擔的，但他通過麥勒斯的形象在顛覆僵死固化的人類秩序，道出了遺世獨立的風流氣韻，如沃森所說：這個自1930年以來其訃告被改寫多次的作家“仍繼續給我們煩惱也給我們愉悅”。即使是遭到譴責，“要是知道他被譴責的原由是我們作為當代讀者最敏感的話題，勞倫斯會極度滿意的”。一個圈外人作家，在他的同時代獨領風騷的作家們都漸次淡出讀者視野，甚至他身后的作家們都“速朽”后，他的訃告還多次被改寫，在他死后八十年還能帶給人們煩惱和愉悅，這對一個窮礦工出身的英國小鎮作家來說，夫復何求？！
2000年我到諾丁漢大學的勞倫斯研究中心做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見到沃森時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來諾丁漢是來找兩個人，一個已經死去，一個還活著，他們是勞倫斯和你。”(I come to Nottingham for two men,one dead, the other alive, they are Lawrence and you.)我不知道，自詡為勞倫斯學的小牧師的我見到大主教時竟然如此語無倫次，而過后發現，我的話是一首精練的詩！現在，讀著恩師的作品，我感到我真的“找到”了這兩個人，這兩個不同時代的英國人，無形中改變了我。我要感激這種改變。
二〇一〇年正月十五飛雪與爆竹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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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序言
第一章 出生地：1885—1895
第二章 長大成人：1895—1902
第三章 礦工之子及詩人：1902—1905
第四章 斷奶：1905—1908
第五章 克羅伊頓：1908-1910
第六章 愛與死：1910
第七章 罹病之年：1911—1912
第八章 弗里達·威克利：1912
第九章 《兒子與情人》和結婚：1912
第十章 戰時在英國：1914—1915
第十一章 贊諾：1916—1917
第十二章 離群索居與獨立：1917—1919
第十三章 意大利和西西里：1919—1920
第十四章 愛的終止：1920—1921
第十五章 向前，不是朝后：1921—1922
第十六章 繼續向前：1922
第十七章 新墨西哥州：1922—1923
第十八章 忠誠與背叛：1923
第十九章 再到美國：1924
第二十章 無望的墨西哥深淵：1924—1925
第二十一章 回到歐洲：1925—1926
第二十二章 其他的力量：1926—1927
第二十三章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1927—1928
第二十四章 探索：1928—1929
第二十五章 沒病之處：1929
第二十六章 垂死的游戲：1929—1930
參考書目

第一章
出生地：1885—1895
戴維·赫伯特·勞倫斯1885年出生的那棟房子坐落在一排礦工房之間；紅磚，臟兮兮的，樓上兩間房，樓下兩間房，只有十三英尺寬，一扇窗子。現在作為陳列館，它看上去也許要比它過去一百三十年間的任何時候都要引人注目。沿著它所在這條街的山坡一路下去，還有更多排和更多條街道上的同樣邋遢的房子。近在咫尺的一棟曾是美以美教派的教堂。這個地方不僅提醒我們，勞倫斯與英國大多數的作家不同，而且還凸顯了一個事實：出生于英國中部伊斯伍德鎮維多利亞街東8a號的人居然還能成為作家，多么奇特。
極少有礦工會在閑暇時間讀書，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在十二歲時就離開了學校，從早上六點到下午四點，在巖石和煤塊之間的半黑暗環境中勞動。勞倫斯的父親恨書，“不喜歡看到任何人讀書寫字”。但他可以拿起報紙來瀏覽一下。他兒子的第一部小說《白孔雀》出版后送來一本，他曾試著去讀。但勞倫斯多年以后回憶道，“這好像是用霍屯督語寫的”：
“孩子，這玩藝兒他們給了你多少錢？”
“五十英鎊，爸爸。”
“五十英鎊！”他驚訝得呆住了，然后用犀利的目光看著我，好像
我是個騙子。
“五十英鎊！你還一天重活沒干過吶。”
五十英鎊是亞瑟·勞倫斯八個月的工資，他一輩子就知道干重活。他十歲開始(這在1870年初級教育法令生效前常見)在煤礦工作，直干到六十多歲。
有多少礦工的妻子為生活的無常所困擾，她們的丈夫拿到的報酬不穩定，常有債務的威脅，最可怕的是掙工資的人受傷。東拼西湊地讓孩子們吃飽穿暖，讓他們上學。每個星期五晚上跟丈夫爭吵，要他們把部分工資交出來，買食品，交房租，付賬單和保險。她們自己要洗衣服，做飯，釀酒，烤面包，熨衣，縫紉，織補，直到孩子們上床睡覺。她們中還有多少人會想到坐下來讀書？
伊斯伍德僅有幾個對當作家感興趣的人，其中之一是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威利·霍普金，他在諾丁漢路有個鞋店和郵局，每周還給地方報紙的專欄寫稿。他第一次見到勞倫斯是在1885年10月，當時勞倫斯還是個嬰兒。在店里，他聽到莉迪亞·勞倫斯推著“三輪嬰兒車，兩個輪子是木制的，裝著鐵邊，遠遠地就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勞倫斯太太穿著整潔的黑色衣裙，一頂黑色無邊小帽常常是她服飾的特色”。嬰兒才幾周大。“勞倫斯太太看上去憂慮重重，她說有時懷疑能不能把孩子帶大。”一張不久后照的相(見圖1)，可見嬰兒的嘴張著，他是個“面色蒼白的孩子，生下來就有支氣管炎和虛弱的肺”。可是那頂白帽子、鑲了花邊的領子和花邊天鵝絨皮外衣——可能是莉迪亞的境況較好的姐妹們送的——不僅與她體面的黑色服裝，而且與伊斯伍德普遍的塵垢和煤灰、與亞瑟·勞倫斯的世界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如果沒有這些產生了塵土的煤礦環繞著，伊斯伍德就不存在了。十個礦井都離鎮子不遠，步行可到。勞倫斯的父親和三個叔叔都在煤礦干活。一份統計表明，伊斯伍德“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勞倫斯出生時有四千五百人：包括妻子、孩子、火車司機、鐵路工人、裝貨工、檢查過磅員、礦工、職員、經理)“靠采煤為生”。鐵路和本地的制磚蓋房等行業皆因煤礦工業而興旺。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煤礦業的鼎盛期過了，而伊斯伍德還在發展。這個社區的男人們關系緊密，大家的生命安全要靠相互照應。他們要養家，妻子們幾乎都沒工作，雖然許多人辛苦地做織襪子一類的零活。兒子們都等不及一到十二歲就去當礦工。女兒們很可能就嫁給礦工。當地最大的煤礦公司巴伯·沃克公司在伊斯伍德及附近地區擁有六個礦井，在鎮里建了許多房子。勞倫斯的出生地就是一棟公司的房子。就在陡峭的小山坡下，亞瑟的兄弟沃爾特住在王子街另一個公司的房子里。沃爾特的六個兒子后來都去當了礦工，四個女兒都嫁給礦工。關系密切的勞倫斯家族的中心在一英里之外的布林斯里，亞瑟的父母親約翰和路易莎住在石礦村舍，還有他當礦工的兄弟喬治、兩個已婚的姐妹艾瑪和莎拉。約翰給煤礦公司當過裁縫，是一個“高大，蹣跚，又慷慨大度的人。他的馬甲前襟常常沾著鼻煙屑”。亞瑟1848年生于布林斯里，從1875年開始當“巴提”——掌管采煤工作面(“礦坑”)中一部分工作的人，管理一組工人，由礦坑的盈利中取酬。1885年他在布林斯里礦井工作(他的兄弟沃爾特在他的小組)。他另一個兄弟詹姆斯原來住在離父母不遠的葡萄村舍，五年前在布林斯里礦井工作時死在井下。
婚后十年，莉迪亞發現她就生活在(她也許說是“埋在”)這樣的社區。她于1851年出生于諾丁漢的比爾德索家庭。比爾德索家曾經富有，甚至還有一門貴族聯姻，“在特倫特河沿岸有一大片土地”。在他們的境況已經完全改變以后，這家人還繼續把自己當作出身高貴的人，“富有的”中產階級。莉迪亞的父親喬治在女兒的結婚證書上寫明他是“工程師”，而那時他只是個機械裝配工。莉迪亞給兒子講一些她父親的生活和比爾德索家族史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傳說。這些都不是偶然的。比爾德索一家搬來搬去，哪兒要裝配工就到哪兒。二女兒莉迪亞是在曼徹斯特出生的，卻在肯特郡的徐爾尼斯長大。在那兒住的一幢房子使他們人不敷出，不得不找了個房客來補貼。喬治·比爾德索“要我們殷勤周到地服侍他”，惹得莉迪亞對他說：“我決不找你這樣的丈夫。”她聰明，有抱負，十三歲時，就是學生助教，半工半讀，這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采用的一種制度。可是，她的家庭因事故一下子陷入貧困。她父親在1870年2月因工傷致殘，那時他才四十多歲。喬治再也沒有工作。他領一份很少的撫恤金，一年十八英鎊(1871年至1874年減至一年十二英鎊，以扣除事故后給他們的一次性補償)。這段時期，一個農工一年可以掙到大約三十九英鎊，煤礦工掙七十五英鎊，倫敦的年輕小學教師掙九十五英鎊，牧師一百二十英鎊。比爾德索家從徐爾尼斯搬回斯內頓，諾丁漢名聲最臭的貧民區之一，離親戚們近一些，也是越便宜越好。一年之內，莉迪亞和她的兩個姐妹就不得不干扯花邊活。幾百英尺卷曲的棉線把工廠里十八至二十英尺寬的機器織出來的窄條花邊隔開，廠外工作的人把它們抻開。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早期，坐落在斯內頓約翰街的比爾德索家的每一個房間里肯定都“掛滿了白色的花邊”，對扯花邊的人肺部傷害很大的灰塵也更加稠密。這位苛求又失意的男人有一位聰慧、“拘謹”、非常有道德感的女兒，她的出路在哪兒？喬治·比爾德索好諷刺人，自高自大，傲慢專橫，而現在則無助且窮困破落。莉迪亞機靈又很有誘惑力，她要擺脫家里生活困境的途徑就是結婚。1874年，她在姨母家的圣誕晚會上見到亞瑟·勞倫斯，一年后嫁給了他。他跟她不一樣，對一個“從不溢于言表，不在任何方面表現自己的”女人特別有吸引力。亞瑟年輕時舞跳得極好，渾身散發出‘自在、熱情與活力，“洋溢著幽默與快樂”(“讓他們的兔子都死掉！”是他告訴兒子的可笑的斥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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