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冷戰：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干涉與當代世界的形成（簡體書）

發生於21世紀的冷戰如何為當前世界的種種衝突——包括反恐戰爭——奠定了基礎?如何塑造了當前世界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美國、前蘇聯的第三世界政策如何激起了後者的牴觸、最終將蘇聯拖垮並對美國造成了持續至今的壓力？在研究干涉主義意識形態以及反抗干涉的革命運動的演進過程當中，本書在銜接歷史和當下這個方面比任何其他冷戰相關著作都做得更好。 《全球冷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作者駕馭多邊檔案史料的功底。作者不但使用了公開出版的史料集、回憶錄、博士論文，而且觸及了大量為世人所不瞭解的多邊檔案，這充分體現了作者高超的史料梳理技藝。作者為我們詳細地描述了美蘇兩國干涉第三世界國家的全景史畫，並著重展現了二者彼此相異的意識形態訴求和策略手段。而且，他將筆觸一直延伸至21世紀初的當代世界，將冷戰干涉史的影響與當代國際熱點問題緊密、妥當地聯結，顯現出其熾熱的現實關懷熱情。

《全球冷戰: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干涉與當代世界的形成》是迄今為止對以美國為中心的冷戰必勝論構成挑戰，也是對第三世界在冷戰史中的總體缺位狀況做出彌補最為成功和最有影響力的著作，必將成為21世紀初冷戰國際史主要趨勢和成就的經典之作。
《全球冷戰: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干涉與當代世界的形成》集中關注美蘇在第三世界的沖突達到頂峰，而第三世界對冷戰大格局的影響也變得空前重要的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對冷戰時期的美國干涉和對抗的復雜故事篇章故事進行了精彩而清晰地敘述，通過深入瞭解第三世界的當地因素，敘述超越了大國對外政策史的撰述模式，而與這些國家的本國史有機地融通起來。
作者分析了冷戰對第三世界歷史和現狀的影響，並有力地顯示了美國的干涉主義在冷戰和後冷戰時代的根本連續性，以及這種干涉主義對第三世界和美國自身的傷害。得出結論冷戰塑造了我們的時代。同時，作者對第三世界“那些試圖創造一個更公正平等的社會的人們和那些反對外國干涉捍衛自己的共同體的人們”“懷有深切同情”。
作者以全球的視角在殖民主義經驗的背景中探析冷戰，不僅關注20世紀後期美蘇對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不斷干涉，更關注兩大強國的干涉下第三世界的變遷過程。檔案利用的“國際化”也為拓展了研究視野，較之冷戰史“舊研究”，後冷戰時期的“新研究”越來越多地使用多邊檔案與研究資料，以對重大事件作出令人信服的闡釋。

作者：（挪威）文安立(Odd Arne Westad) 譯者：牛可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原籍挪威，現任英國倫敦經濟學院（LES)國際關系史教授，冷戰研究中心主任、《冷戰史》（Cold war History）主編以及多卷本《劍橋國際冷戰史》（Cambridge Cold War History）主編之一。他於1989年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獲博士學位，曾任挪威諾貝爾研究所研究部主任。他是近年來在國際學術界冷戰史研究中湧現出的最負盛名的中青年學者之一。 在國際冷戰史學界，文安立原以研究中國與冷戰的學術成就而著稱。移席倫敦經濟學院後，他開始將研究的視角擴展到了整個第三世界與冷戰的研究方面，開設了大量的相關課程，積累了豐富的研究資源。

為《全球冷戰》的中文版作序，對我來說是很高興的事。自我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中國留學，我與這個國家的聯系已經延續了30多年；而觀察這些年來中國的發展，也成為我職業生活中的一項要務。雖然本書主要是關於國際體系的問題，對中國直接著墨不多，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某些對中國的關切仍居於本書歷史解說的中心位置。畢竟，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在冷戰中發育成長起來的，而當代中國的政治結構也是在那個年代構建起來的。中國與冷戰的關聯紛繁復雜，我希望中國青年學者擔負起一個富有挑戰的責任，即從中國的角度出發解釋中國和冷戰的關系。
牛津古典學者加斯帕?格裏芬（Jasper Griffin）說過：“我們帶著兩種動機去看待歷史。一種是對過去的好奇心，關心的是發生了什麼，誰做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還有一種是理解當下的願望，關心的是如何對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經歷和我們的未來期望予以定位和解釋。”和古代史一樣，最好的當代史著述也通常是同時由兩種動機來驅動的：一種是視過去為過去，一種是把過去當成現在。本書的主旨符合格裏芬教授的教導，它講的是今天的世界，是20世紀後期最強大的兩個大國，即美國和蘇聯如何接連不斷地干涉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變遷進程，並通過這些干涉影響了許多在國際事務中越來越重要的國家政權、社會運動和意識形態。換句話說，選擇這樣的主題，就說明本書無所忌諱地採取了一種面向現實的立場，盡管這是一本由歷史學家所撰寫的歷史著述。
這本書源于我對冷戰中的兩個超級大國對第三世界政策的動機和決策的興趣，而且我感到，既然當前我們可以從雙方得到新的檔案材料，那就有必要對它們的動機和決策加以重新考察。然而，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本書的主題卻變得更加寬泛了，因為我發現，如果不同時探究美蘇兩國的冷戰干涉政策的意識形態起源以及引發超級大國干涉的第三世界本身的政治變遷，要理解華盛頓和莫斯科的決策是不可能的。這樣，這本最初旨在考察干涉的書就逐漸變成一本關於第三世界變遷進程的書。它的視角轉向了“南方”。
這樣一種轉變並非完全出自歷史學家式的好奇心。毫無疑問，這一轉變也映照了我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非洲和亞洲所度過的那許多時光。那時我還很年輕，我興奮地見證了那裏所發生的社會和政治變遷。對那些力圖創造一個更公正、平等的社會的人們，對那些在外國干涉面前捍衛自己的共同體的人們，我懷有深切的同情。這種深切的同情和強烈的興趣在我身上至今猶在，盡管我情願自己已經丟棄了那種以簡單的政治手段去解決復雜的社會問題的念想。有了這種經歷，我當然不可能寫出一本只從超級大國的視角出發的關于第三世界的冷戰史的書。
概念和定義
我的一個研究語言的朋友曾以朋友式的嘲諷（乃至於其他意味）向我指出，我對概念術語的選擇，相對於該書的主題而言，是多麼的合乎時代變遷：“冷戰”和“第三世界”都是20世紀後期的新詞兒，它們被套用於不同的意圖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創造出那個時代某種最基本的霸權話語。我的那位語言學家朋友當然是對的。這兩個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都不存在，它們被使用的方式是一種信號，要你明白在20世紀最後一場大沖突中你是站在哪一邊的。“冷戰”是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1945年首次使用的，用以對蘇聯和美國各自的世界觀、信條和社會結構，對雙方之間即將來臨的未予宣戰的戰爭狀態發出悲嘆。奧威爾發現：“原子彈（可能）剝奪受剝削階級和受剝削人民發起反抗的全部力量，甚至可能會將這種炸彈的擁有者們置於平等的地位上。由於征服不了對方，所以他們很可能繼續統治那個位於它們之間的世界。”盡管“冷戰”最初是一個含有批評意味的詞，但在20世紀50年代它變成了一個標示美國人對他們和蘇聯之間的戰爭狀態的概念：沒有宣戰的進攻性的遏制。而在蘇聯人一方，他們在戈爾巴喬夫之前從來不正式使用這個詞，因為他們堅持認為他們自己的國家是“和平”的，只有“帝國主義”是侵略性的，這與美國（以及西歐）領導人使用“冷戰”指稱蘇聯威脅庶幾類似。
“第三世界”的概念在20世紀50年代初出現，起先是在法語中，然後又被引入英語。1955年萬隆會議召開，亞非各國領導人在後殖民主義時代首次舉行高峰會議，“第三世界”一詞才廣為人們所用。“第三世界”這個詞暗合法語的“tiers état”（第三等級，即那些人數最多但在法國大革命前的社會群體中代表權最少的階層）一詞，意指世界規模的“人民”、全球性的多數，他們曾經遭受殖民主義的踐踏和奴役，但現在正在獲得最廣大的影響力。這個概念還用來表示冷戰格局中的一個特定地位：拒絕接受超級大國及其意識形態的統治，尋求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外的替代方案，為新近獲得解放的國家提供的“第三條道路”（但願這一表述不會與如今的布萊爾式偽善混為一談）。
所以，我對這兩個詞匯的使用就可能會被一些人認為指向了兩個相反的方向：“冷戰”一詞標示著可能出現的規模最宏大的西方精英的工程，而“第三世界”的所指則是殖民主義時代和後殖民主義時代的邊緣化過程（以及反抗這種過程的鬥爭）。已經有一些批評指出，由於我把其中一個概念“放在”另一個概念之中，所以我抹殺了這兩者之間的界限——我不自覺地使其中一種話語囊括了另一種話語。在重新閱讀了直至冷戰時代末期的第三世界冷戰相關文獻之後，可以說我有點兒贊同這種看法：在這些大多由美國人所撰寫的著作中，又大多是力圖否定第三世界內部的革命和激進運動的，其理由是這些革命和運動都是由蘇聯挑動或者受其支持的。
盡管如此，我仍然認為，所謂冷戰在概念上和分析上與“南方”無幹的看法是錯誤的。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美國和蘇聯的干涉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第三世界各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變遷的國際和國內框架。如果沒有冷戰，非洲、亞洲，也許還有拉丁美洲，都將完全不同與其今日之狀況。第二，第三世界的精英中形成的政治方案，往往是他們對冷戰兩大對手——美國和蘇聯——所提供的發展模式的有意識的反應。在許多情況下，第三世界領導人對一種意識形態立場的選擇，經常意味著他們與兩個超級大國中的一個緊密勾結，導致他們采行後來經常對他們的人民帶來災難的發展模式。對在第三世界發生的冷戰的第二個方面的考察之所以極為缺乏，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對前冷戰鬥士和他們的反對者來說都是最難以接受的。
從我們這本書的目的來說，我對關鍵術語的界定是直截了當的。“冷戰”指的是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全球性沖突主宰國際事務的那一段時期，大體上是1945—1991年間。“第三世界”是指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曾經處於歐洲（或者說泛歐洲，包括美國和俄國）主宰之下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全球”意指大體上同一時間內發生在幾個不同大陸或者其影響波及幾個大陸的進程。“干涉”意指一個國家內各種力量相互配合、由國家政權力量主導的試圖決定其他國家的政治方向的努力。以上是一些簡短的、操作性的定義，它們只在本書的特定語境中具備上述含義（但這些定義在任何更廣泛的語境下都顯然會面對挑戰）。
由於本研究既要討論第三世界革命的起源和過程，又要討論伴隨這些革命的超級大國干涉，所以不免要做出一些困難的取捨，以免篇幅膨脹到兩三卷的程度。本書集中關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這段時期，超級大國在第三世界的沖突達到頂峰，而第三世界的各種事態發展對更大范圍的冷戰格局也產生了極為重要的意義。正如後文將要說明的，這並不是說在早期階段第三世界對冷戰沖突不重要，而只是要表明：到20世紀70年代時，第三世界的狀況和兩個超級大國的能力都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使得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所發生的事在國際事務中居於中心地位。同樣，在本書各章中，並非所有超級大國介入的第三世界沖突都被賦予同等的重要性。相反，我予以最多關注的是那些外來干涉為事態發展規定了框架和方向的沖突。比如，對于阿以戰爭或者印巴戰爭（這些沖突在更大程度上是由沖突各方自身的地區性根源——而非冷戰的大背景——所驅動），本書就未予深入討論，而只是給出概述而已。這種限定使得本書有可能在其他問題上做到全面細致，比如在前三章中，我既追溯超級大國干涉主義意識形態的歷史演進，又討論了後殖民主義時期的第三世界政治狀況。
本書所涉及的地理範圍有限，從而能夠使始終為篇幅感到擔憂的編輯們稍感放心，但我也必須就此提醒讀者：雖然冷戰是20世紀後期國際史的中心論題，但絕不是國際史的全部。其他重要歷史現象——比如東亞的經濟崛起和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的高漲——的起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與冷戰相分離的，有它們自己的故事。有的時候，這些故事與超級大國沖突的故事並行（正如我曾在別處討論過的，這些第三世界的地方性事態最終壓倒超級大國沖突的因素而成為國際事務的支軸）。在內容更廣泛豐富的20世紀後期的歷史當中，冷戰只不過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組成部分。但是，正是冷戰塑造了我們所知的以歐洲現代主義思想的兩大敵對版本為基礎的國際體系的形態。
冷戰中的中國角色
中國有超過50年的歷史是受冷戰因素主導的；而且，如果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創黨算起，中國受冷戰影響的歷史還要更長。與在第三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一樣，在中國，冷戰也不僅涉及對外政策上的結盟關系，而且關乎發展模式的選擇。中國內部的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截至1949年的沖突，首先是有關中國是要采納蘇聯倡導的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還是要繼續推行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展開的與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的整合的。這一鬥爭的結果決定了中國在兩代人的時間裏對待國際事務的基本方針。和冷戰中無數次出現的情況一樣，在中國，也是國內因素壓倒了國際因素，盡管國內因素也受到意識形態的全球對抗的強烈影響。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解釋過的，20世紀40年代末中國內戰的結局受到“二戰”後冷戰向全球擴散的進程的影響。就此參見Od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ino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4-1946（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該書有中譯本：文安立：《冷戰與革命：美蘇沖突與中國內戰的起源》，陳之宏、陳兼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對中國來說，由於美國支持國民黨而蘇聯支持共產黨，國內局勢受國際因素影響之深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這兩個聯盟中，無論是中國人方面還是外國人方面都心懷猜忌。但這種聯盟關系也設定了一種長期延續的有關於意識形態影響以及政治和戰略合作的格局。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設受到了蘇聯早先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式的強烈影響，而兩國的聯盟一直延續到20世紀60年代初。
中蘇聯盟對中國的影響極為深遠，但這一問題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關於中蘇同盟的概覽，參見沈志華主編：《中蘇關系史綱：1917—1991年中蘇關系若干問題在探討》（增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另參見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香港：三聯書店，1999年。1978年以後中國急速轉向改革開放，似乎把這一段歷史遠遠拋在了腦後，盡管20世紀50年代創設起來的一些制度和架構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對蘇聯而言，中蘇聯盟也對它以後的歷史產生了巨大影響。蘇聯對華援助是全世界有史以來兩個國家之間施行過的最大規模的援助計劃，而兩國關系在1960年以後的破裂還影響了蘇聯此後在世界其他地區搞類似計劃的所有努力。或許也可以說，正是由於中蘇分裂，美國才得以成為在全世界占據優勢地位的超級大國。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當中犯下的錯誤使中國在國際事務中處於孤立地位。它與蘇聯的敵對迫使它逐步尋求與美國達成某種形式的和解，因為中國領導人擔心中蘇對抗會導致戰爭。中美之間的緩和使得兩國在1973年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結成一種類似同盟的關系，北京和華盛頓借此攜手遏制蘇聯。這種緊密合作的情形一直持續到1989年。幾乎可以肯定，中美協作對蘇聯國際地位的衰落起到了重要的催促作用。一些學者指出，中國的對美政策是蘇聯輸掉冷戰的一個關鍵原因。毫無疑問，無論中美關系密切程度如何，也無論這種關系是否一種“交易婚姻”，它都在改革開放早期影響了中國對經濟問題的認識和思考。中美關系也極大地增進了中國最初在國際貿易中的機會，因為美國希望中國進入外國市場，從而提升其經濟實力，這樣它才能更有效地對抗美國的主要敵人蘇聯。
1991年蘇聯的崩潰主要是由其國內原因造成的，盡管它已經為反對它的國際聯盟所削弱。對中國而言，蘇聯始料未及的轟然倒塌，使得它處身於一個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在其中占據絕對優勢的世界。從戰略上看，這個單極世界體系的突然出現也許是後期階段的冷戰對中國產生的最大影響。這使北京面臨這樣一種局面：美國將對作為倖存的共產黨國家的中國施以更多的敵對性關注，而與此同時美國的優勢卻在加強。雖然美國的政策依然是推動中國與世界市場的整合，並鼓勵中國內部改革開放的推進，但兩國之間的政治關系卻再也無法回到1989年之前的那種親密狀態了。而且，盡管“9?11”襲擊事件分散了美國的注意力，使之在近十年間將關注的重點放在中東，但毫無疑問北京和華盛頓如今都把對方視為全球性對手。
這樣看來，中國的國際事務之所以是今日這般狀況，不能不說與冷戰大有干係。我們有理由期待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開展對這一歷史階段及其影響的研究，無論是在全球層面上、地區層面上，還是在中國國內層面上。新的中國檔案材料的開放對冷戰史的研究極為重要，而我們希望在這方面盡快有所進展（特別是中共中央的檔案）。最後，從中國對外事務的長期視角出發研究中國和冷戰的關系十分重要。我個人的看法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和冷戰的關聯，有必要將這一問題置於19世紀清帝國開始崩潰以來的長期歷史趨勢之中。為了進一步闡發這一觀點，我撰寫了一部書來討論1750年以來的中國對外事務，題為《動蕩不休的帝國：1750年以來的中國》（該書亦將有中文版問世）。
觀點和結構
本書認為，深深植根於美國和蘇聯自身政治生活的意識形態催促著它們去干涉第三世界。華盛頓和莫斯科固守於它們各自關於歐洲現代性的觀念（這兩個國家都把自己看成是歐洲現代性的繼承者），為了證明自己的意識形態的普世適用性，它們竭力按照各自的主張去變革世界，而新獨立國家的精英也因而成為了它們的競逐對象。美蘇認為，通過推動自由或者社會公正的空間擴展，它們也就推動了世界歷史的必然趨勢，同時也保障了自身的安全。它們都感到，為了自己也為了第三世界，它們必須承擔起對於第三世界的特定使命，而這種使命只有它們自己的國家（state）才能擔當得起來；而如果沒有它們的介入，第三世界就會在當地人的手中陷於沉淪沒落。
所以，我們可以很自然地把發生在“南方”的冷戰看成是歐洲殖民干涉和歐洲控制第三世界人民的努力的繼續。我堅信，未來的歷史學家必然會以這種方式看待這個時代，把這個時代看成是構築全球控制的最後階段。冷戰中的干涉手段和直接動機與晚期殖民主義時代的“新帝國主義”驚人地相似，那時的歐洲統治者就開始著手將當地人從愚昧、汙穢以及他們自身行為的不良後果中解救出來。在20世紀初和20世紀末，歐洲人的意識形態依據始終如此：通向未來的道路已經被他們自己發現了，他們有責任幫助第三世界的人民走上這條道路。在整個研究過程中一直令我感到震驚的是，在遙遠的異國他鄉援助朋友或者反抗敵人的美蘇兩方的顧問們都展現出強烈的使命感和犧牲精神。冷戰特有的精神氣質（ethos）對於那些懷抱著它的人來說，足以引發興致和豪情，其程度至少比得上它所取代的帝國主義精神氣質之於當時的歐洲人及其共謀者。［在采訪為人遺忘久已的第三世界中的各個人民共和國的前領導人時，我經常想起印度作家尼拉德?喬杜裏（Nirad Chaudhury），他把自傳題獻給過去的英帝國：“我們當中所有美好的、有生命力的東西都是由英帝國創建、塑造和加速的。”］
然而，一個關鍵的區分還是必須要指出。在我看來，與其把美國或者蘇聯宰製外部世界的形態當作“帝國”來談論，還不如從具體的時間維度上來描述它們。與現代早期開始的歐洲擴張有所不同的是，莫斯科和華盛頓的目標不是剝削和征服，而是控制和進步。雖然這種區分有點空泛，但對理解冷戰話語本身卻是至關重要的：帝國主義基本上是在事後才獲得其社會性自覺的，而在冷戰中，這種自覺意識卻是從一開始就根深蒂固地存在著的。美國和蘇聯對20世紀初期的歐洲帝國主義實踐的批判是真誠的，是從其意識形態觀點中生發出來的。事實上，冷戰干涉中一些驚人的暴行——比如在越南和阿富汗所發生的——只能由蘇聯或者美國之於它們力圖保衛的他國人民的責任感來解釋。冷戰干涉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意識形態內戰的延伸，其殘忍慘烈也只有內戰才能製造出來。
本書力求參照以往的殖民歷史去理解冷戰，這一點影響了本書的結構。前三章論述的是發生在第三世界的冷戰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起源問題，具體途徑是歷史地考察美國人、蘇聯人和後殖民時代的第三世界領導人的動機。第一章討論美國人對非歐洲各國人民的認識和思考的演變，以及這種思考與美國認同（identity）、美國對外政策的關系的演變。這一章指出，美利堅合眾國誕生伊始就已然存在的關于自由、進步和公民權的話語為持續至今的美國對第三世界的干涉奠定了一個意識形態的框架。第二章考察蘇聯的第三世界相關話語的起源問題，所涉時段自蘇聯帝國誕生迄至後史達林時代。這一章揭示了布爾什維克黨人如何繼承過去的許多問題，又是如何通過對現代性的正確形式的強調而改造了這些問題，並力圖通過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對外政策將這種現代性的正確形式傳播到世界其他部分。第三章集中考察第三世界對歐洲殖民主義的抵抗以及反殖民主義革命運動的各種不同形式的發展演變，就此完成對各種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的歷史起源的概述。該章闡釋了反殖民主義運動與早期冷戰沖突之間的關聯，也說明瞭一些第三世界領導人是如何在兩種相互競爭的意識形態之間做出選擇，而另一些領導人又是如何把自己置於同時反對兩種意識形態的立場上的。
第四章和第五章討論反殖民主義抵抗不斷取得的成功與美國的冷戰干涉主義的產生之間的相互關系。第四章指出：1945—1960年間，美國對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策有助於第三世界作為一個在國際政治中有意義的、象徵著之於西方宰製的抵抗的概念的出現。第五章考察古巴和越南反對美國控制的對外政策，並考察了這兩個國家何以成為激勵其他地方的革命的焦點地帶——盡管大體上是以創造性誤讀（creative misunderstandings）的方式，而非直接的傳授。
第六至第八章考察了冷戰末期美國和蘇聯對第三世界的干涉和第三世界革命運動的若干關鍵史例。第六章概要地考察了南非反種族隔離和反殖民主義鬥爭的國際性方面，同時也集中考察了安哥拉內戰和與之相伴隨的冷戰干涉。第七章討論埃塞俄比亞革命及其與美國，特別是與蘇聯的關聯，並考察了埃塞俄比亞—索馬裏戰爭如何促成了社會主義在非洲之角的瓦解，又是如何對超級大國之間的短暫緩和造成了不利影響。第八章顯示，伊斯蘭教在伊朗和阿富汗的擴張是如何摧毀了當地政權的現代化事業，而蘇聯又是如何決定施加干涉，以在喀布爾再造一個現代化的和社會主義的政權。
最後兩章和結語討論了20世紀80年代的第三世界冷戰及其之於當代世界的影響。第九章概略地論述了雷根對左翼革命政權的進攻以及在阿富汗、安哥拉和中美洲開展的反蘇攻勢。這一章還討論了使雷根的攻勢得以獲勝的全球性經濟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變化。第十章講述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如何在經歷了短暫的對第三世界介入之後即決定從第三世界的沖突中抽身，他又是如何試圖本著各國自決的原則構築國際秩序但未獲成功的。結語評估了冷戰之於第三世界的影響，以及冷戰如何助長了後來持續不斷的對外來干涉的抵抗。結論還討論了干涉主義如何削弱了蘇聯和美國，又是如何在當今繼續困擾著美國的對外政策。
超級大國干涉和第三世界革命這兩方面的相關文獻卷帙浩繁，眾多學者的高見使我獲益匪淺，在此處的致謝乃至於後文的注釋中，我都難以將他們的貢獻一一列出。非常奇怪且對研究者們尤其有害的是，迄今為止這兩方面的研究在學術思想的意義上仍然是大體相互分離的。它們似乎是在各說各話，而不是跨越知識的邊界去討論對各自都有意義的問題。這種缺陷之所以存在，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兩個領域裏最重要的研究都為學科界限所分割：歷史學家和國際關系專家關注的是干涉的各個方面，而社會學家和社會人類學家則一直在研究第三世界革命及其後果。我的目標則是，從所有這些帶著自己的研究目標的學科中汲取洞見（盡管我自己的學科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地會一次次地表現出來）。
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能夠寫出這本書的關鍵原因在於在（前）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檔案開放程度有了非同尋常的提高。直到10年前，冷戰史學者在美國和西歐之外還極少看到檔案材料，但現在我們已經能夠利用蘇聯和東歐的資料，甚至能夠越多地獲得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檔案文獻。原始材料的擴展給這個研究領域帶來了發生深刻變革的機遇，而我希望這種變革不僅發生在其總體研究路徑和闡釋方面，而且也能夠使這個研究領域對更多人產生影響和助益。本書也正是為了推進這兩個方面的進程而做出的一項努力。
在此我要感謝牛可教授及其團隊翻譯本書中文版，他們所完成的是一項精良的工作。
文安立
2012年1月於劍橋、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