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學術思想隨筆（簡體書）

《何兆武思想文化隨筆》彙集了何兆武先生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關於歷史、哲學和文化等方面的學術隨筆。它們大多圍繞“傳統社會如何走向現代社會”的主題而展開。何兆武先生認為，人類總有一些價值是永恆的、普世的，不能以強調自己的特色而抹殺普遍的價值。比如我們特別強調中國特色，講什麼都把它放在第一位，那你把普遍性價值放在什麼地方呢？何兆武先生認為，一切精神文明都應該以尊重人的尊嚴和價值為其出發點和歸宿。現代性的社會就是：在以人為本的大前提之下，政治上應該歸屬於由人民做主人的政治民主，在經濟上應該尊重人民的生存權的經濟民主，在社會上應該保障人民享有安全與福利的社會民主，在思想上應該保障人民享有一切精神活動的自由權利的文化民主。·

《何兆武思想文化隨筆》編輯推薦：從19世紀被異族打開國門以來，世代國人都在思索：中國要怎樣才能使自己國強民富？不管是“師夷長技”，還是“中體西用”，直到辛亥革命的爆發，國人漸漸堅定了這樣的想法：要使國強民富，就必須告別專制，走向以保障人權、實現憲政等以“科學和民主”為核心理念的現代化社會。但我們的社會發展到今天，依然走了不少彎路，曾經已經很清晰的路徑認同，在我們現在反而被我們拋棄，或者是對之充滿了疑問乃至敵視。
何兆武先生在本書中就這些疑問進行了分析，指出，中國要走向現代社會，必須回到五四運動所提倡的“科學和民主”。
《何兆武思想文化隨筆》適合精英階層——大學生、高校工作者、高級白領……對時政新聞、思潮變革關心的讀者，閱讀品位高，思想富深度、熱愛民主。

這本書匯集自己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關于歷史、哲學和文化的隨筆。它們大多圍繞傳統社會如何走向現代社會的主題展開，是一些零碎感觸的積累，并非什么成熟的結論。也許，正由于不成熟，才成為其存在的理由。
因為思想總是不斷在變化的，一切成熟的東西都是從不成熟的狀態中生長出來的，任何思想不可能是一旦出現，就成為永世不變的金科玉律。即如馬克思，他的思想基本定型于19世紀下半葉，迄今已經一個半世紀了。假如他仍在世，會不會完全認為他一個多世紀以前的那些思想觀點字字是真理呢？
歷史是不斷進步的，歷史所形成的任何思想也都是在不斷演進著，世界上沒有永恒不變的金科玉律。
一
我原來沒有寫書的計劃。在20世紀50年代之初，也還沒有自己應該研究些什么的想法。后來想做點工作，但因為水平不夠，沒有寫文章，只限于當時條件。50年代初期曾翻譯出版過兩本蘇聯的小書——《太陽系的結構學說》和《自然之謎》，都是通俗的科普讀物。
當時的學術環境比較特殊，凡是馬克思主義以前的西方著作可以公開出版，凡是馬克思主義以后的西方著作只能內部發行。我剛好在外文書店買到一本法國新版的盧梭《社會契約論》。這本書引用的參考資料豐富，引文資料完整，有關文獻也很全。我很喜歡這本書，就翻譯出版了。后來也想翻譯一些別的著作，可是當時的運動很多，基本上沒有時間干點想做的事，只能晚上回家偷暇，種一點“自留地”或稱開“地下工廠”。
一次，商務印書館找我翻譯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卻有一段有趣的往事。我喜歡看羅素的書，但當時并不同意他的一些觀點，也不知道此書的來歷。可是翻譯這本書，卻成為我“文革”時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終審“罪狀”——即“為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招魂”。那時候的準則是，不問真相就可以給人扣上帽子肆意批判。“文革”后，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駱靜蘭女士(她是我的同班同學，“文革”前有來往，“文革”后恢復聯系)告訴我，《西方哲學史》一書是毛澤東交譯的。原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羅素和愛因斯坦兩人組織了“世界和平運動”，反對美帝霸權主義威脅世界和平。運動很紅火，我國也很欣賞。毛澤東和周恩來遂聯名致電羅素，邀請他來中國訪問。當時已經97歲高齡的羅素也已答應來華，他在“五四”時曾經到過中國，并待了一年，頗有影響。可是臨上飛機時，他因年事太高不能乘機，終于未能來。于是，他就把這本書送給毛澤東，毛澤東遂交代下面翻譯出來。當時凡是翻譯外國的著作都分工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商務印書館遂找到了我，因為我曾為他們翻譯過書。但是他們并沒有告訴我這本書是毛澤東交譯的。
羅素的《西方哲學史》是我翻譯的第二本書。此后，我曾在“地下工廠”偷偷翻譯過我比較欣賞的幾本書，其中包括帕斯卡的《思想錄》和康德的《歷史理性批判文集》。期間也翻譯了一些比較薄的書，如盧梭的《論科學與藝術》、《社會契約論》，康德的《論優美和崇高感》，還譯了孔多塞《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由于我對歷史理論感興趣，又譯了柯林伍德的《歷史的觀念》、沃爾什的《歷史哲學導論》、布萊德雷的《批判歷史學的前提假設》、梅尼克的《德國的浩劫》以及編輯有《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等。梅氏是當代德國史學大師，這本書是講希特勒的，普通人都以為希特勒法西斯主義是德意志民族文化的一種偏激產物，但他認為這完全是一樁偶然的事件，并不是德國文化的主流。
后來中國科學院歷史所侯外廬先生主編《中國思想通史》，我參加宋明理學一小部分。當時還有幾位沒有摘“516”(反革命陰謀集團)帽子的同事，就不能參加這項工作，不能參與寫《中國思想通史》。他們不服氣，便另起爐灶，另寫了一本《中國思想發展史》(是我起的書名)，他們也邀我參加，結果我變成了“兩面派”。《中國思想發展史》寫成后，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外文出版社當時正在做一套對外介紹中國文化的叢書，看到這本書后，就想譯成外文出版。我們也很高興，就同意由他們翻譯。國內翻譯界的譯者往往只懂外語，不懂專業，他們后來翻譯不下去了，就要求我們自己翻譯。這本書四位作者，有三位是解放后畢業的，沒有學過英文，只有我是解放前出身，學過一點英語，所以他們就推我來譯。我花了差不多兩年多的時間，不是嚴格地逐字逐句翻譯，而是邊譯邊寫，有增有刪，并不完全是譯文。這本書出版之后，外文社又找我寫了一部《中國古典哲學發展史》(2009年出版)，這是與清華大學歷史系彭鋼教授合作的。
二
我一直想寫一部關于歷史學的書，不是講歷史，而是講歷史學。現在還沒有寫，以后恐怕沒有精力寫了。
歷史學界存在一個奇怪的現象，——明明要批判西方資產階級歷史觀，可是所寫的歷史著作中卻處處都在以西方的觀點為坐標。例如，根據五種生產方式的理論，到處去尋找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明明反對西方中心主義，卻處處套用西方中心論來衡量中國的文明。我想應該有一本講歷史學的書，來回答這個問題。
有些歷史學家反對西方中心論，可是他們卻往往是以西方為標準來衡量中國。他們總是問，中國封建歷史怎么那么悠久？這是一個典型以西方封建歷史為標準相比較而得出的結論。既然反對西方中心論，為什么又要以西方的尺度為準來衡量中國呢？為什么不用中國的尺度為標準，那樣的話這個問題就會反過來了，為什么西方的封建歷史那么短？為什么不從這個角度去研究這個問題？為什么只研究中國封建歷史的長期性，為什么不講西方封建社會的短暫性？關鍵在于以什么為標準。實際上，這些歷史學家口頭上反對西方中心論，但腦子里卻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像中國封建社會時問為什么那么長這樣的問題，其實是個假問題，根本就不能成立，因為這是用西方封建制歷史作為標準的。
歷史學界熱衷于尋找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西方有資本主義，中國也非要有資本主義不可嗎？這不是研究歷史，而是想要化解心理上的疙瘩，——中國也得要有資本主義，至少是萌芽。我覺得這是心理學的問題，而不是歷史學的問題。這是因為學者有心病，總以西方為標準。
其實我們應該研究中國如何走向現代社會這一普世的道路。不要總強調中國的特殊性，因為普遍性終究是第一位的，而特殊性是第二位的，不能用特殊性來否定普遍性。我們可以研究，為什么近代科學出現在西方？西方比中國先進一步，就是因為他們先有了近代科學，而中國一直到清朝末年才真正地接觸到近代科學。
近代科學17世紀就在西方開始出現，中國是到20世紀初葉才真正接觸到近代科學。近代科學本身并不分中、西，只是西方更早地發現并應用近代科學，而我們卻老是把近代科學放在“中”“西”的框架里邊來理解，科學是不分中、西的。學術研究也像經濟發展一樣，不能只追求數量，不求質量。數量多而質量低的學術對人有什么用？對社會有什么價值？對文明又有什么貢獻？總跟人家比，實際上會把自己引到歧路上去，而找不到通向現代化大門的鑰匙。
中國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直到五四運動才總結出兩面旗幟——即科學和民主(德先生和賽先生)。如果僅從字面上，現在大家都熟悉科學與民主，可是做起來為什么又這么困難？因為我們沒有真正走上科學與民主的道路。例如大躍進時期畝產多少斤就取決于你膽量的大小。這些不符合科學規律的做法，結果把社會經濟搞顛倒了，甚至還有著名的科學家去論證畝產多少萬斤的可能性，當時這樣做論證可以理解，因為在當時的氣氛之下，人們不能反對，只能贊成。全國大躍進，就表明了缺乏科學、缺乏民主。沒有人聽到有人直接說，畝產沒有幾萬斤。中國是一個農民的國家，有那么多農民，就沒有聽說哪個農民反對。這一點從反面證明了科學與民主之間的密切關系。如果大躍進真正講民主，就不可能造成后來那么多人的大悲劇了。
三
關于明末清初傳教士對中國近代科學所起作用，一些研究者似乎缺乏基本的歷史常識。當近代科學已經萌芽的時候，天主教教士到中國來是傳授中世紀的宗教教義，他們并沒有近代科學知識，近代科學在中世紀宗教徒看來是異端邪說，從布魯諾、哥白尼到伽利略這些近代科學的奠基人都受到宗教的迫害。因此，對傳教士的作用不能夠評價過高，從傳教的角度來說，他們有功勞，但是對于科學和文化的近代化而言，這些傳教士所做的工作并沒有積極的價值。
近代世界的主潮是科學與民主。那些來華的傳教士是要傳中世紀的宗教，跟近代科學和民主沒有關系，他們都反對近代科學，并沒有給中國帶來中國所需要的近代科學與近代思想，所以他們對于中國的近代化沒有貢獻。直到“五四”時期，我們才真正直面現代社會的兩面旗幟——科學與民主。
要走向現代社會，就要接受普世性理念的價值。普世價值就存在于現實生活之中。學術具有普世價值，放之四海而皆準。學術的目標是追求真理，所以不存在東方和西方的差異。不應該強調學術有中西之別。都是學術，就只有對錯、精粗與高下之分，但并不是中西之別，將它歸結為中西文化之不同并不妥當。人道主義也是古今中外都應該遵守的。保障人權，實行人道主義，就要尊重人，體現人的尊嚴就是普世價值。科學也具有普世性，要尊重科學，服從科學規律。科學是一視同仁地為任何階級、任何時代、任何民族和國家服務。2+2=4不分古今中外，萬有引力定律是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階級都應遵循的科學規律。每一階級都要服從和利用科學，所以無產階級政治也必須服從科學。不服從科學，就會受到科學的懲罰。要使科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無產階級政治就必須首先尊重科學。如果缺乏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就會導致對人的不尊重，對生命的不尊重。這正是假民主的偽善所在。
中國要走向現代社會，就要舉起科學與民主兩面旗幟。“文革”時期，人們每天都要“敬祝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永遠健康、永遠健康”。人總是要死的，怎么能萬壽無疆？怎么能永遠健康？這些都不是科學，不科學就是迷信。只有封建帝王才叫萬歲，可是中國歷史上并沒有一個享年萬歲的皇帝，不要說萬歲，連百歲都沒有。年紀最大的就是乾隆也僅只活到88歲。
民主是近代文明的一大貢獻，其作用是能夠約束權力的絕對化，使權力只能最大限度地使用在正確的方向上。絕對權力而又不受約束，是非常可怕的。當朱元璋是乞丐時，有一碗剩飯給他，他就會滿意了。等到他做了皇帝，就大開殺戒，一次殘殺就是幾萬人。藍玉是他手下大將，殺害藍玉時，株連了8萬人。他的兒子明成祖殺方孝孺時說要誅他九族；方孝孺毫不畏懼地說，誅十族都不怕。明成祖果真開辟了殺人歷史的新紀元，把方孝孺的十族都誅了，什么親戚、朋友、學生統統都被殺害了。朱元璋做乞丐時沒有這個權力，也不會有這個想法。等到他做了皇帝，享有絕對權力，就可以作威作福，為所欲為了。在西方，出問題也出在不科學、不民主。前車之鑒如德國。德國科學很發達，但不民主，結果出現了希特勒那樣法西斯的獨裁統治。
社會進步需要科學和民主。自近代科學問世以來，它為社會發展提供空前強大的生產力，使人類社會的經濟建設和物質文明大踏步前進，但在文化思想方面進步卻并不太明顯。現在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很多新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例如貧富懸殊，兩極分化。這在任何社會都是很危險的事情。但現在并沒有很好的辦法消除貧富差距。兩極分化繼續加大會導致社會正義和公平的缺失。所以中國現在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需要科學和民主。
這本書只是個人一時之言。雖然只是些浮淺的文字，卻也希望得到讀者的批評、反響和指正。
作者謹記
2011年5月清華園

文化中學、西學與近代化中學、西學與近代化中西文化交流與近代化衝擊和反響也談對學衡派的認識與評價歷史坐標的定位本土和域外自然權利的觀念與文化傳統明末清初西學之再評價紀念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周年感言應重視精神文明的現代化關於諾貝爾獎情結歷史歷史是什麼？古代與近代———思想與歷史自然史、文明史、思想史歷史兩重性片論歷史學兩重性片論對歷史學的反思歷史學中的重要一章歷史哲學與歷史學哲學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社會形態與歷史規律歷史理性的重建評波普爾《歷史主義的貧困》歷史學是科學嗎？略論梁啟超的史學思想歷史學家、歷史學和歷史歷史是什麼？史學理論要與史學實踐相結合指導思想不能代替理論研究史學理論應該有一個大發展哲學從身份到契約盧梭《論科學與藝術》從身份到契約激進與保守　革命與改良帕斯卡與《思想錄》“普遍的歷史觀念”是怎樣成為可能的批判的哲學和哲學的批判一條通向康德體系的新路重讀康德關於康德的第四批判康德也懂歷史嗎？蓋倫和他的《科技時代的心靈》貝克爾《世紀哲學家的天城》評序論王“維的哲學思想歷史與理論讀書五柳讀書記兼懷師友自述五柳讀書記讀書是一種享受我經歷的西南聯大民主運動我的聯大師友紀念梅貽琦校長與陳寅恪先生相關的兩件事回憶吳雨僧師片段回憶傅斯年先生二三事紀念雷海宗先生百年誕辰緬懷向達先生侯外廬先生印象必然與偶然懷念王浩師友雜憶五則憶呂熒也談“清華學派”原子·歷史·倫理沉鐘亦悠揚觀歷代帝王廟有感當代西學翻譯與出版的病灶關於柏克《法國革命論》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編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