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反腐的政治學：模式與應用（簡體書）

網絡反腐是對我國以往反腐機制與方法的一種創新，是在信息網絡時代增加反腐法規與制度實施力的必要形式。全書以技術反腐為研究思路，從預防腐敗、控制腐敗和懲治腐敗三個維度的績效分析對中國反腐敗的現狀與問題作了認真梳理，進而闡述了網絡技術所具有的交往、連鎖、跨時空、形塑等社會性功能和低成本、便利、非中心化、差別化等技術特性及其對腐敗治理的多重影響，在此基礎上，作者歸納和研究了網絡反腐的四大類運用模式：信息公開模式、廉潔教育模式、社會參與模式和政府流程監控模式．並調研和評估了各具特色的五個地方案例。．

袁峰，1968年生於上海，1997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獲法學（政治學）博士學位。1994-2012年先後擔任上海師範大學法政學院教授，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上海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教授。主要著作有：《制度變遷與穩定：中國經濟轉型中穩定問題的制度對策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理想政治秩序的探求：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秩序的結構分析》（學林出版社2002年版）、《網絡社會的政府與政治：網絡技術在現代社會中的政治效應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比較政府與政治：現代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

《網絡反腐的政治學:模式與應用》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第一章 中國反腐敗：現狀與問題一、預防腐敗的績效分析二、控制腐敗的績效分析三、懲治腐敗的績效分析第二章 腐敗治理工具研究一、腐敗治理的信息基礎二、互聯網：腐敗治理的技術第三章 網絡信息公開模式研究一、政府信息公開機制研究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信息公示機制研究第四章 網絡廉潔教育模式研究一、廉潔意識與網絡教育二、青少年廉潔教育的網絡機制第五章 網絡社會參與模式研究一、普通網民的反腐行為研究二、民間網站的反腐行為研究第六章 網絡監控模式研究一、公共採購腐敗及其網絡監控二、行政審批腐敗及其網絡監控三、警務腐敗及其網絡監控四、公共工程腐敗及其網絡監控五、審判腐敗及其網絡監控第七章 個案研究一、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信息公示機制的探索：地方案例分析二、網絡遊戲《清廉戰士》與廉潔文化的傳播三、我國民間反腐網站的現狀調研四、官民合作網絡反腐的制度化探索：以湖南株洲的實踐為例五、上海政府網站反腐功能調研參考文獻一、國內文獻二、國外文獻三、網站後記．

從犯罪心理學角度分析，初次違法犯罪就迅速被抓，即使未達到嚴重的程度，對違法犯罪分子的震懾力都是足夠大的。如果初次犯罪而未被發現、未受到刑事處罰，涉案人犯罪僥幸心理得到強化，會產生遞發性犯罪心理，具體表現為輕視初次違法或犯罪行為后果，進而發生連續性的、程度更加嚴重的違法或犯罪行為。這一方面可以解釋一部分貪官從初犯到慣犯，直至貪污受賄數額巨大最終被抓的情況，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腐敗發現機制在反腐敗中的重要作用。事實證明，公民網絡舉報、政府流程網絡監督等對于提高腐敗案件的發現率都有明顯的功效。
三、懲治腐敗的績效分析
懲治是反腐敗體系中重要組成部分。反腐敗不一定就是懲治腐敗分子，但是懲治腐敗分子是反腐敗必須包含的內容。盡管反腐敗的成就不一定看懲治腐敗分子的多少，但是反腐敗對策的實際效果卻是需要衡量的。其中懲治的績效是衡量反腐敗成就的重要指標。懲治的對象是已經發生腐敗行為的犯罪分子，對他們的懲處是否達到了威懾效應是衡量懲治績效的重要依據。懲治績效主要源自兩個方面：懲處有效性與威懾有效性。如果一個社會中相當數量的腐敗者在實施了貪腐行為之后未被發現、未受到處罰，而是處于潛伏狀態，那么，平均腐敗潛伏期愈長，整個社會懲處腐敗的概率水平以及對腐敗者產生的威懾作用就愈低。根據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一項研究，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我國腐敗案件的潛伏期明顯延長。該研究對1978—2004年問我國66個副部級以上官員的腐敗案件與479個副部級以下官員的腐敗案件的平均腐敗潛伏期分別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副部級以上官員的腐敗案件的平均潛伏期，在1980—1988年期間為1.8年，在1989—1992年期間為1.8年，在1993—1997年期間為3.17年，在1998—2002年期間為6.44年，在2003—2004年為8年；副部級以下官員，在1980—1988年期間為2.19年，在1989—1992年期間為2.13年，在1993—1997年期間為2.67年，在1998—2002年期間為5年。決定官員是選擇腐敗還是清廉的主要因素，除了他們會去比較腐敗帶來的收益與保持清廉獲得的合法收入之間的差距之外，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會去預期腐敗被發現的可能性。如果他們覺察到其他官員貪污受賄之外，在相對長的時間內沒有被發現，他們也可能加入到“高收益、低成本”的腐敗行列之中。腐敗被發現的機率與腐敗的成本是正相關關系，與腐敗的收益是負相關關系，而且越早被揭露，腐敗的收益就越低，對腐敗的震懾力就越強。只有通過健全腐敗的發現機制，才能增強制度的執行力，降低腐敗的收益，提高腐敗的成本。幾乎與上述時間同步，在中國一些地方的反腐機構由于加大了工作力度，許多違紀案件在較短時間內被揭露和查處，重挫了妄圖逃避處罰的違紀分子的僥幸心理。北京市在1997—2001年期間查處的案件中，作案三年之內被查處的約占總案件數的3／4，作案四年以上被查處的只占總案件數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