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研究(第一輯)（簡體書）

《土地制度研究（第1輯）》各篇文章都是圍繞我國土地制度展開的，針對城市土地國家所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制度來源、法律規定及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作了細緻的分析與探討，並對現行土地制度法律提出了建設性的修改意見，以期對政府制定新的土地政策有所裨益。《土地制度研究（第1輯）》的作者是楊俊鋒。．

劉朝，1967年出生於內蒙占呼倫貝爾。祖籍河北黃驊。198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地球化學專業。1989年至2004年在內蒙占呼倫貝爾電業局工作，歷任助工、工程師、高級工程師。2004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學院，於2006年和2010年相繼獲得法學碩士和法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人文學院法律與知識產權系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知識產權法、專利與科技政策、技術標準與知識產權等。．

《土地制度研究(第1輯)》政策性、資料性、可讀性并重，文字平實，也不乏明目照眼的思想火花和回腸蕩氣的情感沖擊，值得一讀。

觀點為什麼不應再保護耕地土地產權自由交易是節約土地的有效制度——論土地產權交易制度改革調整耕地保護制度是推進土地市場化改革的關鍵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必須合乎公平正義農民為何“種房”不休歷史關於傳統租佃制若干問題的商榷土地改革，“改天換地”的社會變動農地產權地權的國家德性“集體土地產權的現狀與改革”對話錄（上）農民地權六論法律經濟學視野下的農村土地產權宅基地制度農村宅基地使用制度的平等與效率——基於多項農村調查的分析農村廢舊宅基地狀況調查及對策思考——以河南省偃師市嶽灘鎮為例新法速評關於房屋徵收的制度選擇與網絡民意《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的亮點與不足拆遷時代的終了與徵收時代的開始《土地管理法》修法專題談《土地管理法》修改和土地產權制度的三個問題土地管理法修改的八個原則中國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系列建言關於《土地管理法》修改的若干建議．

造成此種狀況的原因并不復雜，一言以蔽之，還是一個利益分配的問題。既得利益集團出于贏家通吃的邏輯，對于從真理到政經一切利益的全權壟斷企圖，才是造成此種局面的根本原因。須知，晚近中國一百多年的社會文化轉型，講述的是一個世俗化的演變過程。世俗理性主義一變而為毫無廉恥的拜金狂潮，扭曲了財富與政治的關系。在此基本背景下，財富對于權力與權利的奠基性意義，公民自由和國民財產權益的雙向捆綁，構成了包括官民在內的一切政治話語和社會憧憬的基本語境。也就因此，黨派與個人之牟利和爭權，表達的其實是政治向往，指向的是政治的最高形態，但卻以利益為驅動。正是在此，政府和國民均縈系于利來利往，國家不再是一種倫理共同體，而更主要的是一種基于信托關系所組構的政治統一體。順此以往，正常的情形應該是，一切循沿“取之有道”前行。在此，晚近以來，依照國民共識，所謂“取之有道”的“道”，只能是憲政民主制約下的市場機制，一種法權秩序導約下的公民共和體制，無法回避社會正義與法律正義問題，更不可能逃脫政治正義的追問。稅收的額度及其公平性，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的比重，民生投入的多寡，居民的幸福指數，等等，構成了凡此正義拷問的具體指標。將此懸置，表明現有的合法性資源不足以應對現實窘迫，同時，更是將以國家為私利，藉利益集團劫持國家，從而無法向自己開刀的內在格局，暴露無遺。就此而言，一個拖字訣，可謂短期有效的治術，卻非長治久安的治道。
也正是在此問題上，刻下中國政體全能型政府形態，難以向國民交待。特別是“地主國家”格局所造成的對于地權的壟斷，以壟斷土地一級市場從而賺取巨大利差，一如對于政企分開、簡化行政審批、轉變政府職能之遲遲不決，說到底還是不愿放棄既得利益的問題。而贏家通吃，幾乎壟斷從真理、政治到生產、生活資料的一切資源，同時變成了銷蝕其合法性的咒語。因此，由此對于民力和民利的盤剝，雖為公開事實，卻為政治上難堪至極之事，一種政治德性污點，所以才會以回避地權的方式，避閃對于更為根本性問題的拷問。在此情形下，如果說《物權法》所構建的只是有限物權，因而屬于此種避閃的羞答答高技術形式回應的話，那么，置于政治正義的強大博弈場景中，此種技術派不上用場，索性就不答理，等于關上了對話的大門。——一切問題與可能的問題，均緣此而來。
換言之，在很大程度上，今天公共權力主要靠資本階級的支持來維續，而不是“三個代表”指謂下的“廣大人民群眾”。“人民群眾”再“廣大”，一日不能將自己從抽象的公民變成手上捏著選票的選民，所謂“人民最大”意義上的主權的唯一擔當者，就一日無發言權，也就一日只是可有可無的私性存在，退縮于家政生活的私隱狀態，滿足于“舒適的自我保全”，載浮載沉，自生自滅而已。全民養胃養腎，搓腳搓麻，既表明全能型政治對于私性生活網開一面，從而允許市民社會登場，同時，又表明公共空間依然有限甚至緊箍，從而有此“退縮”的集體缺鈣癥狀。因此，作為一種政治慣性，“好像也就無需答理他們”遂成隱而不彰的精英寡頭化的行動綱領。置此情形，他們要么退隱于家政生活的私性狀態之中，以徹底的市民姿態迎接政治秩序對于他們的社會定位，要么因為面對公民身份的虛構性而落人犬儒主義，價值相對主義的盛行多少為此提供了注腳。少數人或許持守公民資格的政治權能，在守望中躑躅前行。但是，無論是哪一種狀態，其實都意味著中華民族建構政治秩序的百年努力稍待成功，在表明政治正義遭到政體放逐的同時，昭示的是“地主國家”的德性虛空。從而，終究而言，是對國家能力建設的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