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犯罪學大師論犯罪控制科學(全二冊)（簡體書）

劉建宏，博士，教授。1988年取得南開大學碩士學位后赴美留學，于1993年春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博士學位，之后在美國任教多年，2002年獲終身正教授。2007年起任澳門大學教授。現任亞洲犯罪學學會會長，西南政法大學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后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刑事司法、犯罪學、毒品犯罪、社會科學方法論與社會統計學等。劉建宏教授應邀擔任《定量犯罪學》（SSCI）編委，《犯罪、法律與社會變遷》（SSCI）編委，《國際罪犯矯治與比較犯罪學》（SSCI）專刊特邀編輯及副編輯，《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犯罪學雜志》（SSCI）專刊特邀編輯。2005年起任《亞洲犯罪學》總顧問編輯，2009年起任《亞洲犯罪學》主編。劉建宏教授曾獲國際犯罪學會青年學者獎。曾與美國犯罪學學會副會長史蒂文?F.梅斯納教授等共獲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基金獎在中國進行犯罪學研究。2006年獲美國國務院福布萊特學者獎。自2009年起當選為世界著名學術組織“康拜爾合作組織犯罪和司法領導委員會”委員。2011年6月、2012年6月兩次應邀在“斯德哥爾摩犯罪學獎”學術大會上做主題發言。劉建宏教授長期活躍在國際前沿學術領域，并在努力消除西方社會對中國的偏頗認識、積極促進中外學者合作交流方面做出了有益的貢獻。

《國際犯罪學大師論犯罪控制科學(套裝共2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國際犯罪學大師論犯罪控制科學 1》目錄：
中國犯罪控制政策的科學化（代序）
大衛?P.法林頓
違法與反社會行為的預防
一、聚焦風險的預防
二、什么是風險因素？
三、基于家庭的預防
四、家庭訪問方案
五、父母管理訓練方案
六、其他父母養育干預
七、多系統治療方案
八、基于家庭的干預是有效的嗎？
九、以學校為基礎的預防策略
十、學前教育項目
十一、學校方案
十二、反欺負方案
十三、社區管理策略
十四、結論
Prevention of Delinquency and Antisocial Behaviour
違法的風險因素和保護因素
一、個體因素
二、家庭因素
三、社會因素
四、討論和結論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for Offending
閉路電視監控系統
一、介紹
二、歷史
三、機制
四、優點與缺點
五、什么是證據？
六、對閉路電視監控系統的態度
七、反恐
八、結論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菲德律?洛賽爾
兒童和青年的嚴重暴力反社會行為的危險因素
一、概論
二、反社會行為發展中的基本問題
三、引發嚴重反社會行為的危險因素
四、生物學和生理社會學因素
五、結構化風險評估工具
六、防預因素和干預措施
七、結論
Risk Factors for Serious and Violent Antisocial Behaviour in Children and Youth
性犯罪干預的有效性：綜合元分析
一、研究方法
二、結果
三、討論
The Effectiveness of Treatment for Sexual Offenders：A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反社會行為發展的一般預防：兒童及父母導向項目的短期和長期效果
一、導論
二、研究方法
三、結果
四、討論
Universal Prevention of Antisocial Development：Short-and Long--Term Effects of a Child-and Parent-Qriented Program
正是時候：對犯罪學發展性干預的整合
一、總體效果
二、項目問的差異
三、方法論研究的特征
四、目標組的特性
五、不愿參加與中途退出
六、項目之外的影響因素
七、結論
It’s Never Too Early and Never Too Late：Towards an Integrated Sci-ence of Developmental Intervention in Criminology
……
《國際犯罪學大師論犯罪控制科學 2》

（二）同伴影響
有違法的朋友這個因素能預測今后的犯罪。巴汀等（Battin et al.）（1998）在西雅圖社會發展項目中指出，同伴違法能預測自我報告的暴力犯罪。違法行為往往出現于小團體（通常情況下兩個或三個人），而不是單獨一人。與大團伙相比較少出現。在劍橋大學研究中，與他人犯罪的概率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持續減少。17歲之前，男孩們傾向于和他們年齡相仿、住處較近的同伴一起犯罪。17歲之后，共同犯罪變得不那么普遍（Reiss and Farrington，1991）。
要解釋的主要問題在于，是否年輕人在群體中比一個人的時候更有可能犯罪，或者是否共同犯罪普遍存在僅僅反映了一個事實，即如果年輕人出去，他們傾向于成群出去。是同伴們傾向于鼓勵和促進犯罪，還是僅僅大多數離開家的活動（包括違法的和不違法的）都傾向于團體行動呢？另一種可能是，犯罪的實施鼓勵相關人員的違法行為，也許是因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或由于法院的標簽和制度化的指責和孤立效應。桑伯里等（Thornberry et al.）（1994）在羅徹斯特青少年發展研究中總結說，事實上存在一種相互效應，即違法同伴引發犯罪，犯罪吸引與之交往的同伴。
缺少違法的朋友，或擁有親社會的朋友，可以作為一個保護因素。在劍橋研究中，沒有成為罪犯的，來自犯罪基因背景的家庭（根據低家庭收入、大家庭規模、定罪的家長、低智商、養育方式不當）的男孩往往8歲的時候，只有很少或沒有朋友（Farrington et al.，1988a，1988b）。新西蘭克萊斯特徹奇的健康和發展研究，來自消極家庭背景的孩子沒有犯罪記錄、吸食毒品或學習問題，往往很少有違法的同伴（Fergusson and Lynskey，1996）。在羅徹斯特青少年發展研究中，沒有嚴重犯罪的，來自風險家庭背景的孩子往往有親社會的、傳統價值觀的同伴。最后，在蒙特利爾青少年調查中，弗格森等（Fergusson et al.）（2007）調查了使有犯罪同伴的兒童避免犯罪的保護因素，并得出結論，低沖動是一個主要的保護因素。 在匹茲堡青年研究中，對同伙犯罪和男孩個體犯罪之間的關系，從個體之間的（如比較同伙犯罪和某一特定年齡所有男孩的違法，然后將所有年齡段獲得的兩者之間的相關加以整合）和個體自身（例如比較同伙犯罪和某一男孩在他不同的年齡段的違法，然后將所有男孩的上述相關加以整合）進行了研究。同伙犯罪與個體間違法有最強的相關，但不能預測個體的犯罪（farrington et al.，2002）。相反的，父母監督差、父母強化差、男孩較少參與家庭活動，能預測個體間和個體自身的犯罪。結果表明，這三個家庭變量是最可能的原因，而犯罪同伴是男孩犯罪的最可能誘因。
很明顯，年輕人在加入幫派之后增加了他們的犯罪。在西雅圖社會發展項目中，巴汀等（Battin et al.）（1998）發現了這個規律，也表明幫派關系比有犯罪的同伴更能預測犯罪。在匹茲堡青少年研究中，戈登等（Gordon et al.）（2004）報告男孩在加入團伙之后不僅大大增加販賣毒品、吸毒、暴力犯罪和侵財犯罪等違法行為，并且當他們離開幫派后犯罪頻率降低到進入幫派前的水平。桑伯里等（Thornberry et al.）（2003）在羅徹斯特青少年發展研究和加蒂等（Gatti et al.）（2005）在蒙特利爾縱向實驗研究中，還發現年輕人加入幫派后犯罪更多了。一部分這些研究對比了“選擇”和“促進”假說，并得出結論說未來的幫派成員會越來越有犯罪傾向，并在加入幫派后變得更加行為不端。青春期少年的幫會關系是之后暴力行為的一個風險因素（Herrenkohl et al.，2000），但這可能因為它們都是測量同樣潛在組成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