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三國（簡體書）

《解碼三國》旨在還原從東漢解體到西晉滅吳這一段歷史的真實面貌，尋找事件之間的相互關聯，探討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從而揭示歷史演變的深刻原因。．

《解碼三國》旨在還原從東漢解體到西晉滅吳這一段歷史的真實面貌，尋找事件之間的相互關聯，探討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從而揭示歷史演變的深刻原因。歷史人物是復雜的，歷史事件也是復雜的。歷史正因其復雜，才更加迷人。下面，就讓我們一起揭開歷史的迷霧，去解碼這段引人人勝的歷史吧。

如果問整個中國歷史中哪一個時期最為老百姓所熟知，我想回答多半會是三國。且不說別的。單就歷史人物而言，有幾個中國人不知道曹操、諸葛亮、劉備、關羽？
然而，正如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國》中說的那樣：“這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這是一段撲朔迷離的歷史，這是一些引人入勝的故事，這是一個津津樂道的話題。正史記錄，野史傳說，戲劇編排，小說演義。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評點，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眾說紛紜，成敗得失疑竇叢生。”太多談論三國的人分不清史實與故事。有些人甚至愿意把野史傳說或者藝術作品當做史實并大加點評。
這樣的“歷史”除了作為茶余飯后的談資之外，對于現代人的生活沒有任何意義，相反還有極壞的影響。比如野史對奇兵妙計的推崇讓人們崇尚權謀，讓人們習慣于投機取巧，而非認認真真地朝著自己的理想去奮斗。
所以，我們必須大聲疾呼：歷史不是這樣！我們必須還原這段歷史的本來面目，讓那些被藝術作品神化了的、丑化了的、加工了的、扭曲了的、移花接木了的、張冠李戴了的人和事恢復其原貌。
當然，這里所謂的原貌，恐怕并不就一定真是事實真相。我們畢竟不能找到親歷者，也不可能在歷史事件發生的現場架設攝影機、錄音機。在某位大發明家發明時間機器之前，我們只好依靠歷史記載，依靠史學家們的考證、考古學家們的發掘。以及邏輯推理。
還原這段歷史的本來面目只是本書所要達到的第一個目標，但僅僅這樣還是不夠的。我們要找到各種歷史事件之間的相互關聯，探索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解釋歷史為什么會這樣而不是那樣發展。這是更深的一個層次。
很多歷史評論者也在做這樣的工作。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分析歷史為什么會這樣時，往往陷入片面化和簡單化的窠臼之中。
比如，一種常犯的錯誤是簡單地將歷史人物劃分為明智和愚蠢。柏楊先生在其對《資治通鑒》的評論中就常常斥責他們“唯利是圖”、“目光短淺”甚至“白癡”(在評價平原君趙勝主張接受上黨而引發長平之戰時)、“野狗”(在評價白起坑殺長平降卒時)。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國》中也說袁紹“政治上短見，軍事上弱智，組織上低能”，說他和劉表都是“漂亮的草包”。
這種評論其實是沒有意義的。批評別人，在事后放放馬后炮總是很容易的事情。就好比我們看足球，都能罵球員臭腳，但你自己上去踢兩腳就知道自己的腳有多臭。或者好比買股票，看著過去的走勢圖說應該在這里買、那里賣就賺大錢了，可實際操作起來，恐怕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他們所無法解釋的是，既然這些失敗者如此愚蠢、無知，為什么居然能夠身居決定歷史走向的關鍵位置？袁紹，一個“草包”，如何能夠雄霸四州打得曹操幾乎不能支持？劉表，另一個“草包”，如何能夠單槍匹馬控制整個荊州？
單純地將歷史的曲折變化歸因于個人的賢愚忠奸是膚淺的。俗語云：“利令智昏。”又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這就說明人往往會因為涉及自身的利益而難于作出正確決斷。而另一句俗語“屁股決定腦袋”則說明了所處的位置(在組織中的位置、處于哪個政治集團等)對于決策的影響。此外還有物質條件、社會制度以及文化的影響。舉例而言，白起難道不知“殺降不祥”的道理？但是，在以敵人首級為軍功依據的秦國軍功爵位制度面前，面對手下數以十萬計要以這些戰俘的人頭去改善自己生活條件的下屬。你若是白起，怎么辦？在冷兵器條件下，釋放戰俘，這四十萬人回去每人拿起根木棒就又是一支虎狼之師；不放，要用多少人才能管得住，要用多少糧食才能養得起？你若是白起，怎么辦？
另一種常犯的錯誤是將歷史人物簡單地劃分為對立的派別，并將政治派別與人物個體等量齊觀。集團A與集團B對立，于是集團A中的人就一定與集團B中的人對立。或者反過來，反對集團A中的人物，就是反對集團A；支持集團A中的人物就是支持集團A。這是多么大的邏輯錯誤！更讓人扼腕的是，有些分析者以歷史人物的家族出身來劃分界線。
哪里有這么簡單的事？
一個人的家庭出身固然對其政治立場有巨大影響，但是家庭出身并不能決定其政治立場。如果認定一個人的政治立場真那么容易，從事政治活動也就太輕松了。要知道，政治斗爭中最難的事情就是分清敵、我、友三個方面。一旦敵、我、友三方面分得清清楚楚了，傻子都知道拉攏友方，打擊敵人。舉例而言，孫權集團與劉備集團本是同盟，但當關羽北伐襄陽之時，孫權卻突然在背后動了刀子。再比如，許攸原本是袁紹的謀士，但在官渡之戰時卻突然給了袁紹致命一擊。戰爭中的敵、我、友三方尚且難以區分，在看不見刀劍的朝堂之上，誰支持誰、誰反對誰就更加難以琢磨了。君主在歌功頌德之聲中，如何能夠分辨哪個是真心，哪個是假意？
還有人習慣以歷史資料上的只言片語作為依據，界定歷史人物。比如陳寅恪先生就依據《晉書·宣帝紀》中的“博學洽聞，服膺儒教”一句話便認定司馬家族是儒家，全不顧他們何曾做到孔子所言的“臣事君以忠”。
其實歷史人物是復雜的，歷史事件也是復雜的。歷史正因其復雜，才更加迷人。下面，就讓我們一起揭開歷史的迷霧，去解碼這段引人人勝的歷史吧。

引言第一章 東漢的崩潰第二章 皇帝問題第三章 曹操與袁紹第四章 雙雄爭霸第五章 漢室宗親第六章 三顧茅廬第八章 赤壁那點兒事第九章 天下三分第十章 裂開的帝國第十一章 諸葛亮治蜀第十二章 最後的漢政權第十三章 曹魏的掘墓人第十四章 士族的東吳第十五章 分合有岡後記．

講述三國的作品往往這樣開頭：“東漢末年，群雄并起……”
這是有道理的。雖說三國是指曹魏、蜀漢和東吳。但三國時代卻絕不能以這三個國家的出現來界定。否則。像周瑜、關羽、袁紹，甚至曹操這些人就都算不得三國人物，而只能算東漢人物了。所以，一般而言，三國時代是指從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這段時間。也就是說，從東漢末到西晉初都是三國。
與其他作品一樣，我們也要從東漢末年講起。三國興起于東漢解體的過程之中。東漢之所以會解體，關鍵在于其內部出了問題。什么問題呢？我們先來看東漢的政權結構。
政權結構，即各政治勢力在國家中的地位。中國歷史上總共有八大政治勢力。一是皇帝本人。二是皇族，他們是皇帝的血親。三是皇帝的姻親——外戚（還包括皇后、皇妃本人）。四是皇帝的奴仆——宦官集團。五是知識分子，即士人集團。六是以職業軍人為主的軍功集團。七是地方豪強。八是平民百姓。中國歷代政治風云，都是這八支勢力的相互博弈、較量。
東漢帝國在建立之初，為四個層次。頂層是皇帝。皇帝旁邊是軍功集團和皇族、外戚，他們雖然高貴但沒有實權。皇帝的下面，是士人集團構成的官僚體系，這是政權的中堅力量。在士人集團的下面，是以不斷被儒家思想所濡染的地方豪族大地主。以上三層，構成了東漢的國家機器。他們統治著最底層的平民百姓。
到東漢中后期情況發生了變化。由于皇帝太小，所以皇帝身邊的外戚占據了政權的制高點。皇帝太小，是整個問題的起因。皇帝長大之后必然會和掌權的外戚發生沖突。怎么辦？得找個幫手。找誰呢？俗話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作為皇帝，父母是指望不上了。老爹肯定死掉了，老媽即使沒死也是外戚的核心成員和后盾。至于朋友，整天在宮里的皇帝只能結識宦官。于是，皇帝和宦官結合起來對付外戚。當外戚被打倒之后，宦官又得勢了。
同時，皇帝長大了，也該結婚了。一結婚，新的外戚又產生了。這個時候，如果長大了的皇帝一直手握大權也便罷了。沒料到，東漢后期的皇帝都是短命鬼。幾個曾經實際掌權的皇帝：和帝，終年27；安帝，終年32；順帝，終年30；桓帝，終年35；靈帝，終年33。于是，東漢政權的頂層變成了皇帝、宦官、外戚輪流掌權。
這種結構很糟糕。外戚與宦官是八大政治勢力中最無能、最腐朽的兩個。他們的政治資本與治國能力無關，全憑裙帶關系，所以無能。他們不是帝國的所有者，帝國的未來與他們無關，所以極度貪婪，不顧后果。這兩大勢力掌權，必然拼命掠奪下層的利益。
而他們的直接下層，正是士人集團。于是，外戚、宦官、士人集團，這三支政治勢力展開了激烈地斗爭。這場斗爭的巔峰就是著名的黨錮之禍。
當時，桓帝憑借宦官的幫忙除掉了不可一世的梁氏外戚集團。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璦及小黃門左倌、唐衡，因參與謀誅梁冀有功，五人同日封侯，人稱“五侯”。史書記載：“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社會矛盾空前尖銳。大臣陳蕃在給桓帝的上疏中，憂心忡忡地指出：當時“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
在這種情況下，士人集團分裂為兩個派別。一部分人主動拋棄了東漢政權。他們拒絕出來做官，消極避世。以楊秉、陳蕃、李膺和廣大太學生為代表的另一部分士人采取積極抗爭的態度。他們同情人民的疾苦，擔憂政局不穩，憤怒揭露并打擊宦官集團。
他們以清流自命，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團的人視為濁流。他們不斷向皇帝上書，揭露宦官擅權的弊端與罪惡，對他們加以彈劾。有的時候，還直接利用職權進行打壓。
楊秉、陳蕃、李膺等多次搬出“高祖之約”和漢家“舊典”中關于不能讓宦官當權的條款苦苦勸諫，希望桓帝“遵用舊章，退貪財，塞災謗”。楊秉揭露專權的宦官“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兇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士人們以太學為抨擊宦官的輿論陣地，議論朝政，斥責宦官。
士人們的努力多少得到了一些回報。比如太尉楊秉劾奏益州刺史侯參的暴虐罪行，侯參在押往京都途中畏罪自殺。楊秉進而彈劾其兄大宦官侯覽，結果桓帝只好免去侯覽的官職。再如，司隸校尉韓緘告發“五侯”之一的左情和他的哥哥左稱“請托州郡，聚斂為奸，賓客放縱，侵犯吏民”，結果左倌、左稱都畏罪自殺。李膺擔任司隸校尉時，宦官張讓之弟張朔為野王縣令，貪殘無道，甚至殺害孕婦。李膺親自帶著從吏到張讓宅中搜捕張朔，交付洛陽獄，取得供詞后立即處決。一時間宦官們甚至不敢再出宮門。
面對士人集團的攻勢，宦官們當然不會坐以待斃。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他們誣告李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這個攻擊打中了皇帝的要害。皇帝最怕的就是大臣們結黨反對自己，于是桓帝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下令逮捕李膺、杜密、陳塞等二百多人。宦官集團大事網羅，一時間“使者四出，相望于道”，甚至不惜“懸金購募”。太尉陳蕃由于拒絕簽署捕捉黨人的命令，并極力勸諫，也遭受到宦官集團的強烈攻擊而被罷官。
第二年，迫于強大的輿論壓力，桓帝不得已釋放黨人，但是仍然對他們實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處罰。
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從這一次激烈地交鋒中，宦官背后有皇帝，士人集團的后面是地方豪強，雙方基本上是勢均力敵。
第一次黨錮之禍，并未完全打垮士人集團。很快，士人集團就又東山再起了。這一次，他們還得到了另一支強大政治勢力外戚的支援。當時，桓帝死了。他的皇后竇氏成了皇太后。竇太后的父親竇武以大將軍的身份輔政，大權在握。竇武本人雖是外戚，但飽讀詩書，偏向士人。在他的支持之下，原先被打擊、禁錮的黨人又重新復職。外戚和士人聯合起來，力量就大了。
建寧元年（公元168年）五月，竇武等人以日食為借口，請求竇太后誅除宦官。可是，竇太后猶豫了。結果，這一年的八月，宦官們利用他們能夠控制皇帝、皇太后的優勢，發動政變。一場大戰下來，竇武等人失敗被殺。宦官們立即發動反攻倒算，興起了更大規模的第二次黨錮之禍。
漢靈帝建寧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侯覽指使人奏告官僚李膺、杜密等人“皆為鉤黨”，結果所有被告都被捕殺，妻兒都被流放邊疆，親戚朋友也都被剝奪政治權利。緊接著，宦官又大肆株連。一個牽連一個，一時之間，所有的士人基本上都被牽連進去了。史稱：“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為黨人。”這還不算完，有些人就借著這個機會陷害政敵，凡是和自己作對的，都說他是“黨人”，被殺被流放的官吏達六七百人。
三年后，宦官集團“宜將剩勇追窮寇”，又把株連擴大到太學生，一下子就抓了太學生一千多人。又過了幾年，到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干脆直接下令“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只要和黨人沾點兒邊的，仕途就此終止。
至此，士人集團完全被打垮了。東漢政權成了無根之木，一有風吹草動就會轟然倒地。
很快，風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