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體制度探索（簡體書）

張國平，男，1957年出生，山西省平遙縣人。畢業于山西師范學院政治歷史系，先后從事農民、工人、教師、機關干部，現任中共太原市萬柏林區委黨校常務副校長。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體制度探索》由線裝書局出版。

卷首語
第一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體制度探索的歷史必然性
第一節 社會主義是歷史跳躍式發展的特殊產物
一、歷史的跳躍式發展
二、社會主義是外生跳躍式發展的結果
三、中國社會主義的特殊性
第二節 黨對理想社會主義的探索
一、理想社會主義探索的基本特點
二、理想社會主義探索的重要啟示
第三節 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體制度的探索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體制度探索的路徑
二、充分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體制度探索的重要性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體制度探索的啟示
第二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政具體制度探索是關鍵環節
第一節 現行黨政具體制度還沒有擺脫人治的影響
一、封建社會人治與資本主義社會法治的基本特征
一、現行黨政具體制度還沒有擺脫人治的影響
三、我國現行黨政具體制度形成的歷史原因
四、黨政具體制度改革還沒有突破人治的基本特征
第二節 現行黨政具體制度的缺陷是造成各種經濟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
一、授權方向來自上面必然使“老實人吃虧”
一、缺乏真正的體外監督必然造成嚴重的腐敗
三、缺乏真正的決策民主給經濟社會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四、缺乏執行力的管理體制造成了干部不作為亂作為
第三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政具體制度探索的條件、鑰匙與切入點
第一節 黨政具體制度頂層設計必須滿足的兩個條件
一、第一個條件——共產黨一黨執政
一、第二個條件——法治體制
三、共產黨一黨執政與法治體制的有機統一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精神
第二節 黨要“進入人大，撤出政府”是解開一黨執政與法治體制有機統一的一把鑰匙
一、黨要“進入人大，撤出政府”
一、黨要“管好資格放開入”
第三節 黨政具體制度改革要從縣級機構切入
一、規避風險
一、減少阻力
三、事倍功半
第四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執政黨具體制度的探索
第一節 執政方式的現代化
一、現代執政方式與傳統執政方式
二、黨的執政方式還屬于傳統執政方式
三、由傳統執政方式向現代執政方式轉變
第二節 規范黨的任務與領導、工作體制
一、規范黨的任務
二、規范黨的領導體制
三、規范黨的工作體制
第三節 機構組織設置要精軸、去線、扎根
一、現行機構的缺點
二、機構組織設置要精軸、去線、扎根
第四節 完善黨內民主的實現形式
一、民主集中制實現形式的缺憾
二、體現民主集中制精神的制度設計
三、健全黨務公開制度與暢通黨員意見通道
第五節 黨員的先進性與民意化
一、黨員條件的先進性
二、吐故納新機制的民意化
第六節 思想建設的科學化與現代化
一、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黨員的頭腦
二、實現個體目標與公共目標的有機統一
三、用共產主義的政治信仰引領其他的宗教信仰
四、用現代法治社會的理念發展廉政思想
第七節 政治協商的低成本與高質量
一、積極發揮民主黨派的參政作用
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
第五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具體制度的探索
第一節 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一、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先進性的制度
二、搞好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工作
三、完善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與表決制度
第二節 建立有限高效的政府
一、科學界定政府的地位與職能
二、加強政府自身建設
第三節 建立獨立公正的司法體系
一、建立獨立的司法體系
二、實現公正高效的審判
三、完全解決執行難的問題
四、擴大司琺調整經濟社會關系的覆蓋面
第四節 公務員的編制與薪金問題
一、公務員的編制
二、公務員的薪金
第五節 媒體自由與社團組織是建設法治體制的必備條件
一、媒體自由
二、社團組織
……
第六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具體制度探索的方向
第七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具體制度探索的方向
第八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具體制度探索的方向
第九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體制度探索的社會目標
第十章 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
參考文獻
后記

（三）從執行力的主體看
我們現在廣談執行力。何謂執行力？簡單地說就是國家公職人員對國家意志以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執行的力度。現在討論的執行力存在著邏輯相悖的問題，比如，一些領導同志在談到制度（指具體制度）建設時總是說：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再好的制度如果不去執行，也會形同虛設。從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實際上卻沒有道理，因為這個立論把公職人員當做執行力的主體，把制度當做執行的內容。但實際上在執行力這個概念中，制度與人都是執行力的主體，國家意志以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執行力的內容，執行的好壞是執行力的強弱。那么就具體制度來說，其好壞的標準有兩條：一是看它是否能完全貫徹國家意志以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精神，比如，傳統的戶籍制度就不能貫徹城鄉一體化的國家意志，就是一個過時的不好的制度。二是看它能不能管住人，從國家的具體制度來講，就是能不能管住黨政干部及其企事業單位的公職人員既必須有作為又不能亂作為；從行政、司法的律條來講，就是減少公職人員的自由裁量權，減少法官“公權”變“私權”的機會。比如，關于處罰偷稅漏稅的一些律條規定，除補繳稅款外罰款1～5倍，像這樣的具體制度怎么能保證公職人員不把“公權”變“私權”呢！而我們反過來要依靠人來保證制度的執行力，這就犯了一個邏輯上的錯誤。從執行力的主體看，具體制度在主體中居于主要地位，人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具體制度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但一些同志誤以為很多制度難以落實是人的原因，對制度規定合意的就執行，不合意的就變通，導致制度鋼性鈍化、功能軟化、權威弱化。這實際上是制度本身不科學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要從研究制度的科學性人手，而不是把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認識作為關鍵，更不能把貫徹落實國家的意志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寄托于領導干部帶頭遵守制度上。
我們要全面地歷史地理解毛澤東同志講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這個論斷，這個論斷是毛澤東同志從革命的過程中總結出來的真理，但必須歷史地看待。在革命年代的人與具體制度之間，人是主要的因素，具體制度居于次要地位，一是人的精神支撐普遍地是社會的公共目標而不是個體目標，二是環境條件也使具體制度的作用必然退居次要地位。我們現在已經不是革命年代，而是商品經濟社會，人的精神支撐普遍地是人的個體目標，社會的公共目標只有通過人的個體目標的實現才能得以實現。人的個體目標與社會的公共目標既有共同的一面，也有對立的一面，共同的一面表現為客觀結果，對立的一面存在于主觀動機。所以，靠人是靠不住的，必須靠具體制度，而且客觀上也有條件依靠具體制度，并且具體制度具有規范性、可靠性和穩定性。因此，干部的決定性因素只能理解為干部個體之間的比較，而不能理解為人與具體制度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