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頌歌：論十七世紀荷蘭繪畫（簡體書）

作者：（法國）茨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 譯者：曹丹紅

茨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 1939—），1939年出生于保加利亞的索菲亞，1963年移居法國。自1968年起成為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研究員。托多羅夫是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敘事學理論的主要奠基者，其論著涉及文學理論、思想史以及文化現象分析等諸多領域。
曹丹紅，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系副教授。2008年畢業于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語言文學專業，獲文學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翻譯理論與實踐，已發表相關論文十余篇，并譯有（獨立或合譯）《流浪的歷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解讀杜拉斯》（作家出版社，2007）、《東方之旅》（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8）、《鱷魚的黃眼睛》（臺灣商周出版社，2009/新星出版社，2012）、《批評與臨床》（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等多部譯著及譯文。

《日常生活頌歌:論十七世紀荷蘭繪畫》中，20世紀法國重要文論家、哲學家、歷史學家托多羅夫將引領我們帶著疑問去欣賞美術館中陳列的一幅幅荷蘭風俗畫，并通過對這些畫作的精辟分析和闡釋，為我們揭示荷蘭繪畫的意義。

時下距京師同文館設立推動西學東漸之興起已有一百五十載。百余年來。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學移譯林林總總，汗牛充棟。累積了一代又一代中國學人從西方尋找出路的理想，以至當下中國人提出問題、關注問題、思考問題的進路和理路深受各種各樣的西學所規定，而由此引發的新問題也往往被歸咎于西方的影響。處在21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譯介西學時作出新的選擇，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態回應，成為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的一個嚴峻問題。
自晚清以來。中國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一直面臨著現代性的沖擊所帶來的種種尖銳的提問：傳統是否構成現代化進程的障礙？在中西古今的碰撞與磨合中，重構中華文化的身份與主體性如何得以實現？“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的“中西、古今”的對立傾向能否徹底扭轉？在歷經滄桑之后，當下的中國經濟崛起，如何重新激發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對現代性的批判與反思中，當代西方文明形態的理想模式一再經歷祛魅，西方對中國的意義已然發生結構性的改變。但問題是：以何種態度應答這一改變？
中華文化的復興，召喚對新時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戰的深刻自覺，與此同時，也需要在更廣闊、更細致的層面上展開文化的互動，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經典，既包括對古典的歷史文化資源的梳理與考察，也包含對已成為古典的“現代經典”的體認與奠定。
面對種種歷史危機與社會轉型，歐洲學人選擇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讀歐洲的經典，既謙卑地尊重歷史文化的真理內涵，又有抱負地重新連結文明的精神巨鏈，從當代問題出發，進行批判性重建。這種重新出發和叩問的勇氣，值得借鑒。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鑄型了古羅馬皇帝奧古斯都的一枚金幣圖案，象征一個明君應具備的雙重品質，演繹了奧古斯都的座右銘：“FESTINA LENTE？’ (慢慢地，快進)。我們化用為“輕與重”文叢的圖標，旨在傳遞這種悠遠的隱喻：輕與重，或曰：快與慢。
輕，則快，隱喻思想靈動自由；重，則慢，象征詩意棲息大地。蝴蝶之輕靈，宛如對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氣的神靈”；螃蟹之沉穩，恰似肄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那里，這種-障論演繹出一種智慧：審慎的精神與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達和傳播。快者。易亂；慢者，易墜。故既要審慎，又求平衡。在此，可這樣領會：該快時當快，堅守一種持續不斷的開拓與創造；該慢時宜慢，保有一堡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潛與深耕。用不逃避重負的態度面向傳統耕耘與勞作，期待思想的輕盈轉化與超越。
“輕與重”文叢，特別注重選擇在歐洲(德法尤甚)與主流思想形態相平行的一種稱作essai(隨筆)的文本。Essai的詞源有“平衡”的涵義，也與考量、檢驗的精細聯結在一起，且隱合“嘗試”的意味。
這種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達形態，承襲了從蒙田、帕斯卡爾到盧梭、尼采的傳統，在20世紀，經過從本雅明到阿多諾，從柏格森到薩特、羅蘭·巴特、福柯等諸位思想大師的傳承，發展為一種富有活力的知性實踐，形成一種求索和傳達真理的風格。Essai，遠不只是一種書寫的風格，也成為一種思考與存在的方式。既體現思索個體的主體性與節奏，又承載歷史文化的積淀與轉化，融思辨與感觸、考證與詮釋為一爐。
選擇這樣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種思潮、不言說一套學說或理論，而是傳達西方學人如何在錯綜復雜的問題場域提問和解析，進而透徹理解西方學人對自身歷史文化的自覺、對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質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這恰恰是漢語學界還需要深思的。，
提供這樣的思想文化資源，旨在分享西方學者深入認知與解讀歐洲經典的各種方武與問題意識，引領中國讀者進一步思索傳統與現代、古典文化與當代處境的復雜關系，進而為漢語學界重返中國經典研究、回應西方的經典重建做好更堅實的準備，為文化之間的平等對話創造可能性的條件。
是為序。
姜丹丹、何乏筆
2012年7月

譯序
1 日常生活畫
2 荷蘭的家庭生活
3 現實主義與寓言
4 頌與責
5 道德教化的不確定性
6 難以參透的人物
7 對世界的愛
8 畫家們
9 荷蘭繪畫的意義
主要參考文獻

令情況變得復雜的是，無論這些涵義的存在多么不容置疑，它們并不是荷蘭繪畫唯一讓我們感受到的。讓我們再回到繪畫的不同題材。在一個男性已然占主導地位的世界，我們很難將所有題材歸人頌揚或譴責的范疇。作為中世紀思想的遺產，表現五種感覺的系列畫在那一時期依舊存在。從嚴格的基督教角度看，感覺是同精神相對立的，因此它們被打上了負面的印記。但荷蘭畫家始終堅持這種看法嗎？以其中一幅為例，在這幅畫中，人們一致認為看到的是對五種感覺的表現哈爾斯的《味覺》（或《拿酒杯的男孩》）（插圖12）。這幅畫屬于哈爾斯在藝術生涯第一階段（約始于1626年）進行的“性格”構圖系列。畫家當然不會不了解通常賦予這一系列的道德意義（感官享受的空虛，此世生活的短暫），而且如此年少的男孩可能也不適合飲酒。但我們的解讀能止于此嗎？在這個男孩身上，正如在哈爾斯其他同類型的人物身上，首先有一種非常強烈的生活的喜悅，如果我們只從中看到對享樂之無意義性的影射，就會顯得有點目光短淺。另外，人物的享受也因畫家（和觀畫者）的享受得到加強：同味覺一樣，視覺也同樣因這光輝形象而得到頌揚。
或以畫家斯蒂恩為例。在他的多幅畫中，我們會看到表現人類不同弱點的畫面，其中道德教化意義的痕跡清晰可見：證明這一點的，包括畫中的文字、有特定寓意的形象和陪襯物，甚至整體構圖本身——表達同一觀點的人物和情景之不可思議的堆砌。此外，他還畫了很多不值得推崇的人物，例如酒鬼和妓女，有時甚至表現出某種窺伺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