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律思想史-第四版（簡體書）

侯欣一，遼寧省錦西人，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法律史專業博士生導師。先后就讀于西北大學、西北政法大學和南開大學，歷史學學士（1983）、法學博士（2006）。長期從事中國法律史的教學與研究，先后執教于西北政法大學和南開大學法學院，主要學術興趣為中國近現代法律史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主要學術兼職：教育部法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法律史學會常務理事、天津市法學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委員。主要著作有：《從司法為民到人民司法——陜甘寧邊區大眾化司法制度研究》、《鄧小平法律思想研究》、《中國法律思想通史》（第四卷，合著）、《中國法制通史》（第十卷，合著）、《中國共產黨廉政法制史研究》（合著）、《中國法制史》（合著）、《中國法律思想史》（主編）等，在《法學研究》、《中國法學》、《法律科學》、《法商研究》、《法學》、《中外法學》、《法學家》、《政法論壇》、《法制—9社會發展》、《光明日報》等報刊上發表論文30余篇。

《中國法律思想史(第4版)》是一門涉及法學、哲學、史學等多學科的交叉學科，學術性極強。

緒論
第一章夏、商、西周——中國法律思想的產生
第一節甲骨文、金文中所反映的古代先民的法律觀念
第二節從“天命”、“天罰”到“以德配天”的神權法思想
第三節禮治與“明德慎罰”思想
第四節《尚書·呂刑》中的法律思想
第二章春秋戰國——中國法律思想的繁榮
第一節先秦儒家法律思想
第二節先秦法家法律思想
第三節先秦墨家法律思想
第四節先秦道家法律思想
第五節“云夢秦簡”中的法律思想
第三章秦漢——中國正統法律思想的形成
第一節秦朝“緣法而治”的“法治”思想
第二節漢初黃老學派的法律思想
第三節正統法律思想的形成
第四章魏晉隋唐——中國正統法律思想的發展和完善
第一節玄學及其法律思想
第二節律學及其法律思想
第三節唐初統治集團的法律思想
第四節《唐律疏議》中的法律思想
第五節唐中后期庶族地主對正統法律思想的補充
第五章宋元明清——中國正統法律思想的僵化和衰敗
第一節理學及其法律思想
第二節心學及其法律思想
第三節《大學衍義補》中的法律思想
第四節啟蒙思想家的法律思想
第六章中國古代關于若干具體法律問題的爭論
第一節刑事方面
第二節民事方面
第七章中國法律思想的轉型
第一節早期改革派和洋務派的法律思想
第二節太平天國領導人的法律思想，
第三節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法律思想
第四節法理派的法律思想與禮法之爭
第五節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法律思想
第六節急進民主派的法律思想

《商君書·說民》：“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此謂治之于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刑生力，力勝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商君書·畫策》：“故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
《商君書·賞刑》：“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殺、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奸止過也。故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國無刑民，故日：明刑不戮。”
商鞅的“重刑說”是在其變法實踐中形成的，是為推行其“法治”服務的。《韓非子·奸劫弒臣》記載：“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眾，民疾怨而眾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誅，而告奸者眾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可見，“重刑說”確實推動了秦國變法事業的發展。
“以刑去刑”的“重刑說”是對儒家“以德去刑”的“輕刑說”的否定。儒家認為，只要注意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條件，并進而施以仁義道德的教化，就能避免犯罪和刑罰。人們犯了罪，也要盡量予以教化，使之不再犯罪。商鞅則認為，儒家的做法不但不能奏效，反而會助長奸邪。小罪不斷，大罪不止，結果是“以刑至刑”。而“重刑”的結果是“民莫敢為非”，也就用不著刑罰了。因此，“刑”符合真正的“德”、“義”，是最好的治國之法。
但是，代表剛剛登上政治舞臺的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尚缺乏統治經驗，對人民的力量沒有足夠的認識，一味迷信暴力，無視人民的物質生活，否定道德的作用，終于激化了階級矛盾，最終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后期法家代表人物、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繼承并發展了商鞅的“重刑說”，使之進一步理論化，提出了“輕刑傷民”的“重刑說”。首先，韓非對商鞅的“重輕罪”、“以刑去刑”的思想，完全持肯定態度。他在《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中說：“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