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的昨天與今天：商品經濟．市場理性．社會公開（簡體書）

《市場的昨天與今天：商品經濟．市場理性．社會公正》收錄了作者討論商品經濟、市場理性和社會公正的二十篇論文。他在自序中稱，這二十篇文章大致反映了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學術與心路里程。他坦言，這個旅程是從八十年代的問題研究到九十年代的主義議論的過程。這二十篇文章構成了秦暉自己所雲“問題—主義—問題認識”循環中的一環，而貫穿其中的是對自由的價值關懷。秦暉先生將這二十篇文章置於三個標題之下，即“古典商品經濟與古代社會”、“市場理性如何實現”和“市場、改革與公正”。第一部分的七篇文章是研究問題的成果，討論的主要對象是漢代的商品經濟。表面上看來，它們與自由無關，實則在嚴謹的學術敘述之下，秦暉先生在字裡行間隱藏著他的終極關懷。第二和第三部分的文章是所謂的“主義”部分，直接圍繞著自由和公正展開。除自序中的扼要心路介紹之外，作者並沒有安排一篇統領全書的文章，解讀其思想的任務因而留給了讀者。．

秦暉，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是當代中國有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他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員，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農民史研究會理事，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特邀研究員。．

《市場的昨天與今天:商品經濟?市場理性?社會公正》編輯推薦：有人曾歸納說：80年代談“主義”，90年代談“問題”，是改革時期人文知識界的兩大階段。80年代“文化熱”、“新啟蒙”、西學東漸、思潮迭起，知識界盛行標新立異，理論思維活躍。而90年代氣氛驟變，知識界回到了“乾嘉時代”，多談問題少談主義成為時尚，而且“問題”也日益高雅化，國學、“后學”與官廳經濟學成為三大潮流。秦暉則認為任何一元化的價值判斷都是可疑的，“先洋人之憂而憂，后古人之樂而樂”也許并無什么壞處，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社會關懷也并不那么可笑；與古人對話、與洋人對話和與“上頭”對話都沒有什么不好，但與現實生活中的蕓蕓眾生缺少一種溝通也不是什么可炫耀的事。對80～90年代的學風、士風之變化，正如對這一時期世風、政風之變化一樣，要下結論怕還為時過早。書中所收之文便在經濟社會史的大框架下觸及了古今中外。

按胡先生的設想，如果西漢官鑄五銖總量為280“萬萬”，則“除去政府機關掌握的80萬萬現金外，流通中的現金平均每人約為340錢，每戶平均約為一千六七百錢，才比較合理。因為平帝元始中雇人1月之費為300錢，這大體可以反映當時的收入水平，故每人平均現金持有額為300余錢，絕對能滿足貨幣流通的需要”。
胡先生在這里實際上一共提了4項理由。而這4項理由涉及如何看待西漢經濟性質的大問題，其意義實已超出貨幣數量之爭的范圍，很值得一辨。
筆者以為這4項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試析之如下：
第一，2800億之數是從武帝至漢末累計鑄造之數，不能用之于任一時間斷面如“元帝時”等。即使不考慮私銷、毀損、外流、窖藏，假定所有這些錢都一直在流通，那也只能說到西漢末才有人均4000余錢之數。這個數字是否“實在太高”？當然，抱有封建自然經濟的先人之見者難免有此感覺，但在我國古典時代這是完全可能的。《管子?國蓄篇》日：“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
《國蓄篇》一般認為是戰國時商品經濟較發達的齊國學者的作品。在彼時彼地，貨幣發行量已達到人均數千錢的水平，猶不敷流通之需要。西漢商品貨幣關系的發達程度高于戰國，這是公認的，其貨幣發行量最終達人均4000余錢，有什么可驚奇呢？
第二，胡先生說貢禹“家貲不滿萬錢”是純指現金財產而言，但又說哀帝時“民資（按漢時貲、資多互通）不滿十萬”可免租賦，這“民資”絕大部分是實物，其中現金一定很少。這在邏輯上就是矛盾的。關于這個問題，我國著名貨幣史家彭信威曾有一個分析：“當時史書中所舉（家資）數字恐怕是單指貨幣財富，而不包括實物財富。例如貢禹……說，以前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可是接著又說他賣田百畝，以供車馬。百畝田就不止萬錢了。……班固說到元帝時國庫的充裕，說是因為當時外戚中家貲千萬者還少，所以錢集中在國庫。可見所謂家貲是指貨幣。”彭氏謂家貲全為貨幣，未免過于絕對（筆者對此是懷疑的，此不具論），但他畢竟有所依據，而胡先生說家貲“絕大部分”是實物，貨幣“一定很少”，則純屬想象了。還必須指出，胡先生把民貲10萬說成“中等地主”也是沒有根據的。《漢書》卷4《文帝紀》謂“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一般認為1金合萬錢，即10萬錢為中人一家之產。“中人”就是中等人家，絕不能曲解為“中等地主”。就胡先生所引的那段原文看，“民貲不滿十萬”也是被視為中下之家，才可受到免租之寬待。胡先生將其視為地主，進而又想象其“現金很少”，又進而認定“地主家庭尚且如此”，一般人就更少接觸貨幣，以此作為否定《漢書》記載的理由，這究竟有幾分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