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廣告研究

文學廣告是書局、出版社為了行銷的宣傳文案
沒有文學廣告，新文學作品就難以得到讀者的關愛

本書主要由四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主要以中國新文學廣告研究為主。
第二部分以新文學版本、序跋研究為主。
第三部分主要包括作家軼事以及作品問世歷程的鉤沉等。
第四部分主要包括書評、隨筆兩類文章。

新文學廣告隱含有新文學生產、銷售、傳播等方面的大量歷史資料。如：有作品的修改和版本變遷的提示，有文學期刊的創辦和發行的內幕，有文學運動、文藝鬥爭的留痕，有作家或編輯之間關系的呈現……等等。新文學廣告是新文學研究中不可或缺並值得發掘的史料。

新文學廣告與作家佚文

在新文學發展的三十餘年間，許多文學期刊和書籍上出現了大量的書刊宣傳廣告，它們是書局、出版社為了促銷而刊載的宣傳文本。新文學作品能順利的到達讀者，新文學廣告在其中發揮出了獨特的仲介作用。由於文學期刊、書籍與出版社特殊的關係，一般會在本社出版的各種雜誌和書籍上刊登大量的文學廣告。雜誌上的廣告，大抵放在裏封、底封以及前後的襯頁；書籍上的廣告，大抵放在底封的襯頁。新文學史上的一些重要刊物，如二○年代的《小說月報》、《語絲》、《新月》，三○年代的《現代》、《文學》、《七月》，四○年代的《文藝復興》、《文藝陣地》等刊物都刊載了大量的新文學廣告。一些新文學書籍上也刊載了部分書刊廣告，如「文藝連叢」、「未名叢刊」、「烏合叢書」等的廣告就附於原書之後。「良友文學叢書」的廣告刊載在書底封的襯頁上。此外，一些發行量大的報紙如《申報》、《大公報》、《新華日報》等也適時刊載了許多書店的圖書廣告。可以說，新文學從產生始，就伴隨著新文學廣告的出現，它見證了新文學發展的歷史。

新文學史上許多著名的新文學作家如魯迅、巴金、葉聖陶、徐志摩、施蟄存、胡風、老舍、卞之琳、葉靈鳳、黎烈文等又是著名的編輯家，在編輯生涯中，為了推薦文壇新人，推動新文學作品的銷售等，他們親自參與了新文學廣告的製作，撰寫了大量的文學廣告。作家寫廣告使文學廣告既充滿了現代文人的智慧，又蘊含著濃郁的文化底蘊。從內容上看，它們貯存有新文學生產、銷售、傳播等方面的大量歷史資訊，隱含有大量作品的修改和版本變遷的史料，揭示了許多文學期刊的創辦、發行過程的內幕，留下了文學運動、文藝鬥爭的痕跡，呈現了作家或編輯之間關係……等等。就文本而言，其版式設計新穎，匠心獨具。其廣告詞有許多是精美的文章，不乏凝練、靈動、幽默和詩意，理應成為現代廣告詞寫作的經典範本。這些提供了新文學作家生存狀況、作品的創作和接受情況和當時新文學出版界、期刊界現狀的文字都是作家們精心構思的傑作，是他們文學創作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和史料價值。

但遺憾的是，後人在編輯這些作家的全集或文集時，這些廣告文字很少收入，已成了不受重視的佚文。以魯迅為例，魯迅在一生的文學生涯中撰寫了大量的文學廣告，但現在《魯迅全集》（二○○五年版）中收錄能確定為魯迅所寫的文學廣告僅四十餘則。可以肯定，在長達三十餘年的文學（其中編輯的文學刊物數十種）生涯中，魯迅為自己、為他人寫的文學廣告遠遠不止這個數，現在收錄的僅是他所寫文學廣告的一小部分。而如能大量收集並考證出魯迅所寫的文學廣告，不但是對魯迅作品的補充，豐富魯迅的文學活動，也是考察魯迅作為一位傑出的文學編輯家的實證材料。如考證出魯迅所擬《蕭伯納在上海》一書的文學廣告已被最新版《魯迅全集》收錄。讀了這則廣告，對當時的上海文壇可見一斑。又如有學者在〈談談魯迅時期的《莽原》廣告〉 中通過合理的考證和推斷，發掘出魯迅所寫多篇廣告文字，而這些文字未收入最新版《魯迅全集》。但是，對魯迅廣告文字的考證還遠不夠，還有很多沒有歸屬的廣告文字需要加以辨認。

與《魯迅全集》中的廣告數量相比，《茅盾全集》、《老舍全集》、《巴金全集》、《郁達夫文集》等中收有作家的廣告文字就更少了，而這些作家在文學生涯中，也寫了大量的文學廣告。作為新文學史上著名的編輯家，他們的廣告文字不僅是對其編輯身分的最好證明，也是大大豐富作家們文學活動的原始文獻。而這方面的文字材料卻往往被忽視，實在是個缺憾。如三○年代編撰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為了推廣宣傳，主編趙家璧邀請了參加編選工作的十位作家為它寫了〈編選感想〉（加上蔡元培先生，共十一位），全部影印了作家的手跡，這些手跡印在大系樣本和單張宣傳廣告上。可是，事隔四十多年才被作為重要的佚文發現，至今還有部分作家的《編選感想》沒有收入他們的作品集中（《魯迅全集》、《茅盾全集》、《郁達夫文集》、《知堂書話》、《阿英文集》已收入，《蔡元培全集》、《鄭振鐸文集》、《胡適文集》、《鄭伯奇文集》、《洪深文集》、《朱自清全集》還沒有收入）。所以，許多新文學作家所撰寫的眾多文學廣告同樣需要考證和輯錄。

對於新文學作家所寫廣告的輯錄和考證，就目前所能見到的成果實在是屈指可數。《葉氏父子圖書廣告集》（上海三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可能是唯一的圖書廣告個人專集。但是，此書收集的葉氏父子的書刊廣告也只是他們所寫廣告的一部分，還有許多沒被收錄。李濟深編著的《巴金與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二○○三年版）中，以附錄的形式僅摘錄了巴金創作的十九篇廣告。張永勝的〈雞尾酒時代的記錄者──《現代》雜誌〉（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以專章的形式考察了《現代》上的書刊廣告，但卻沒有指出每則廣告為誰所寫。范用編的《愛看書的廣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四年版）收錄了大量的書刊廣告，也列出了許多作家寫作的廣告，如魯迅、葉聖陶、胡風等，但對許多廣告的寫作者，仍然沒有加以說明。此外，張擇賢的《書之五葉──民國版本識見錄》（上海遠東出版社，二○○五年版）中簡略地提到了魯迅、巴金、葉聖陶等人的廣告文字。也有一些編輯家和書評家如趙家璧、錢伯城、歐陽文彬、王建輝等注意到了新文學作家撰寫的廣告的價值。但是，對新文學廣告的收集、整理、研究還並不為大多數現代文學研究者所重視，他們在閱讀新文學期刊的時候並沒有對新文學廣告加以有意識的收集。由此，對新文學作家文學廣告的考辯和輯錄也鮮有研究成果。至今，許多新文學作家的廣告文字仍然沒有收入他們的作品集中，對他們編輯身分等方面的考察與研究無疑缺失了許多有價值的原始文獻。

當然，不可否認，要全面地對新文學廣告進行考證和輯錄是一項艱巨的工程。正如樊駿先生所說：「……有關文學作品的廣告等，也都理應在文學史料中佔有一席位置，它們散佈的範圍很廣，有用的內容又大多相當零碎，宛如在大海中撈針，不易搜羅，更容易為人們所忽視。」 要仔細辨別每則廣告由誰所寫更是難上加難，許多新文學作家和編輯早已作古，而且他們對文學廣告的創作僅僅是作為「副業」來看待的，很多是現寫現刊，沒留下文字的記載。更為殘酷的是這些廣告文字正隨著老期刊雜誌的銷蝕腐爛而逐漸消失（我們一般的研究者只能讀到一些影印期刊，而這些影印期刊中許多廣告頁就沒有被影印）。但是，這些都不是文學研究者籍以推脫的藉口，關鍵的是我們對待文學研究的態度，史料收集和考辯確實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以至許多碩士、博士研究生都不願選擇這一方向，但這又是文學研究的基礎。任何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取得成就的學者，無不是從史料的收集與整理起步的。對作家作品力求收錄齊全，不僅是對作家本人負責，也是全面研究該作家的基礎性工作，這是任何一位文學研究者的義不容辭的文化責任。因此，收集、整理、辨認、輯錄作家的文學廣告是一項緊迫的任務。

新文學廣告研究
新文學廣告與作家佚文
新文學廣告與文化鬥爭
新文學廣告與文學傳播
新文學廣告與作家創作歷程
新文學廣告與版本研究
從廣告看《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出版
從廣告看《文學》的創刊
從廣告看《魯迅全集》的出版
新文學廣告的文本藝術
《新月》文學廣告的寫作藝術
藉書評、書話來寫書廣告
民國圖書發行中的預售漫談
周作人作品廣告輯錄
《創造月刊》上的文學廣告輯錄

新文學版本、序跋研究
〈文學改良芻議〉兩種版本考釋
郭沫若詩歌版本譜系考略
郭沫若戲劇版本譜系考略
郭沫若小說、散文及文論作品版本譜系考略
《寒夜》版本譜系考釋
序跋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老舍序跋的寫作藝術
談序跋寫作佚事
徐志摩惹禍的三篇序跋

作家佚事、作品問世歷程的鉤沉
滕固婚戀事蹟考──兼與沈家騏先生商榷
舒新城的「傾城之戀」
輯佚當求證據─〈《蘇曼殊全集》（廣告）為魯迅所擬考〉質疑
魯迅給周楞伽的回信應該收入《魯迅全集》
一九三七──夭折的「叢書年」
記讀書生活書店出版的《少年的書》叢書
夭折的《瞿秋白全集》
《財主底兒女們》的出版歷程
臧克家《十年詩選》的編選和出版
臧克家與曹辛合編《創造詩叢》
《森林詩叢》──一套沒有主編的叢書
《京華煙雲》的寫作與翻譯
郭箴一和她的《少女之春》
關於《救國時報》上悼念魯迅的文章
徐蔚南主編《民國日報‧覺悟》述略
又見「匯校本」

書評、隨筆
向高考伸出尖銳的筆──讀《磨尖掐尖》有感
莫道晚景短　最美夕陽紅──讀《桑榆憶往》札記
至情至性的散文寫作──讀蘭善清的《我寫故我在》
時間意識──理解魯迅思想的新入口
戰時西南聯大的文學風景

新文學廣告與文化鬥爭

一九二八年，國民黨完成統一後，逐漸加強了對文化領域的控制。一九三○年三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更引起了國民黨宣傳部門的緊張，查禁進步作品、逮捕或殺害進步作家成為壓制、打擊進步文化勢力的常用手段。同時，文學界也進行了不屈的鬥爭。新文學廣告成為文學界的鬥爭武器。下面以「丁玲被捕」事件為例來進行說明。

繼一九三一年的「左聯」五烈士事件以後，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上海又發生了一件轟動整個文藝界的大事，「左聯」女作家丁玲被國民黨秘密逮捕。四五天後，文藝界差不多都知道了這個消息。丁玲的被捕，作為國民黨壓制進步文藝，加強思想控制的典型事件，自然會遭到一些進步人士的反對。在文藝界，為了不使廣大讀者忘記丁玲，為了表達對此事的關注和抗議，發表她的文章和出版她的作品當然是一種最好的方式。而這自然要大作廣告。這裏結合《現代》、《文學》、《人間世》三份刊物上有關丁玲的文學廣告，來再現這場文藝界「無聲」而又機智的抗爭。

《現代》雜誌首先打破了沉默，在第三卷二期（1933.6.1）的〈編者綴語〉中，表達了對此事的關注：「在五月十四日那天，我們就聽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了。一個生氣躍然的作家，遭了厄運，我們覺得在文藝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願她平安。」緊接著的第三卷三期（1933.7.1）特別編印了一頁圖版，題為〈話題中的丁玲女士〉，除有丁玲女士的近照、胡也頻遺孤照片、丁玲之母照片外，還有一段文字說明：「女作家丁玲於五月十四日忽然失蹤，或謂系政治性的綁架，疑幻疑真，存亡未卜……」魯迅在得知丁玲傳言被槍斃後，奮筆寫下了〈悼丁君〉一詩，並「建議馬上出版丁玲未完成的長篇小說《母親》，要在各大報上登廣告，大事宣傳。」 一九三三年六月，良友出版公司把《母親》作為「良友文學叢書」之一單行出版，並在《文學》、《現代》和《人間世》等刊物刊出了廣告，《文學》（創刊號）上的廣告文字如下：

這是寫前一代革命女性的典型作品，作者以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為背景，敘述自己的母親在大時代未來臨以前，以一個年輕寡婦，在舊社會中遭遇了層層的苦痛和壓迫，使她覺悟到女性的偉大使命，而獨自走向光明去。

這則廣告頗有意味，一九三一年二月，丁玲的丈夫胡也頻作為「左聯五烈士」被國民黨殺害，她也成了寡婦，而她現在正在努力奮鬥的未竟事業，不也正是她走向光明去的實際行動嗎？表面上是在讚美《母親》，實際上是讚美丁玲，對丁玲的革命事業給予了高度評價。稍後，在《現代》第三卷五號（1933.9）和《文學》第一卷三號（1933.9）上，又登出了《母親》的書評，《現代》上的書評第一句為：「《母親》出版了，但丁玲卻在這以前的時候失蹤了。」開篇就對此問題給予了關注，目的也是為了讓讀者引起注意。《文學》上的書評第一段有這樣的文字：「現在她的蹤跡還是一個『謎』，這部《母親》便是她最近或許也就是最後的作品了。」關切和惋惜之情溢於言表。在《文學》創刊號上，還刊出了丁玲的《一個女人》（中華書局發行）的廣告：

丁玲女士是我國成功的女作家之一，她以流暢動人的文筆，描寫了現代新女性的心理和行為，無處不獨具隻眼，本書包括她的六篇創作小說，可以說是一般現代女性的寫真集。
篇幅儘管短小，但給予丁玲的才華很高的評價，能激起讀者強烈的閱讀興趣。接著，在《文學》第一卷二期（1933.8.1）上，又刊出丁玲的《水》（新中國書局出版）的廣告：
《水》是丁玲女士最近的小說集，女士在中國的文藝界可說是最進步的作家之一，凡讀過她的小說的無不覺得她的作品寫得確實而有強力，能夠抓住讀者的一顆心，本集中的〈水〉，長三萬餘字，係寫我國去年大水災的情形，句句呼出農民的苦痛，希望我們不要忽視過大多數人的苦痛，應該來替這大多數人謀點利益。其餘像〈田家沖〉等數篇也沒有一篇不是思想新穎，給我們一條向新社會之路的。全書約十萬言，用道林紙精印。

讀了這則廣告文字，我們不得不感到震撼，在這白色恐怖下，還有這麼大膽的編輯。在許多報紙和刊物都保持沉默，不作報導的情況下，而剛創刊的《文學》上就刊出了這麼「左」的文字。此外，在《文學》第一卷三期（1933.9.1.）的《文學畫報》欄裏也特別編印了一頁圖版，題為〈丁玲留影及其手跡〉，以示對她的「懷念」。

丁玲的好友蓬子在丁玲失蹤以後，不但四處奔走展開營救，而且也用自己的筆表達了對丁玲的懷念。蓬子迅速選編出《丁玲選集》，由天馬書店發行出版，先在《文學》第一卷五期（1933.11.1）上發出了預售廣告：
關於丁玲，用不著我們再來介紹了，這一個選集是蓬子編輯的。蓬子是丁玲所認為知道她最深切的朋友之中的一個，對於編輯她的選集，自然是最適當的，卷首有丁玲的近影和她的原稿墨蹟，並蓬子萬餘言的長序，附錄二個，一是丁玲對創作的自述。一是關於丁玲的記載和批評。凡是要知道丁玲，紀念丁玲的，對這選集的出版，當然是很同情的吧。為優待直接讀者起見，我們也來一次特價預約。

而在《文學》第一卷六期（1933.12.1）刊登的該書正式出版的廣告文字又有變化，部分抄錄如下：
丁玲女士是中國今日文壇上最前進的青年作家，她的忽然失蹤，已引起了國內外文藝界的極大注意，因之她的作品便格外被重視了，這一個集子，是蓬子選編的，全書共選七篇，依著作的先後，依次排列著，正如展開了一幅丁玲的思想行進的圖案……

這兩段文字結合起來理解，會使我們對該書的認識更全面。文章按先後順序編排，無疑給讀者一個成長中的丁玲形象。兩段文字均包含了對「逝者」的無限懷念，也隱含了對反動當局的強烈控訴。
現代書局也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出版了丁玲的又一部著作《夜會》，並連續在《現代》的第三卷三期（1933.7）至第四卷四期（1934.2）上刊發廣告，有如下文字：
丁玲女士失蹤了，她留下給我們的婉約的作風，奔放於紙上的熱烈的情感真是抓住每個時代青年的心而使之奮起的。本集是她失蹤前的最終的近作。

接著，在第四卷五期（1934.3）上，又有《丁玲選集》的書評，較詳細地介紹了丁玲一生和她的創作。
國民黨當然不會允許如此名目張膽的抗議。一九三四年二月，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發出密令，一舉查禁圖書一百四十九種。丁玲不但被軟禁，而且她的書也被禁止出版或發買。如《夜會》以有「鼓吹階級鬥爭，詆毀政府當局之激烈表現」而被禁，《水》因「或描寫農民暴動或描寫地主與佃戶對抗情形或描寫學生在工人群眾宣傳反動情形」被禁，《一個人的誕生》、《韋護》亦被禁止發售，《一個女人》暫緩發售。《自殺日記》和《在黑暗中》被列入暫緩執行查禁之書目。 但是，文化界並未因此被嚇倒，而是更巧妙地抗爭。由於《母親》未被禁，所以良友圖書出版公司就大肆宣傳《母親》，如從《人間世》第五期（1934.6.5）開始，連續數期刊載《母親》的廣告。作為丁玲的又一位朋友沈從文以「女作家丁玲的一生」寫了《記丁玲》一書，儘管當局無端要求作大量刪改，但最終還是作為「良友文學叢書」之一於一九三四年九月出版。分別在《文學》的第三卷四期（1934.10.1）和《人間世》第十一期（1934.9.5）上登出了廣告。內容如下：

丁玲女士的一生，可以說只有沈從文先生知道得最清楚。本書從丁玲的故鄉和她的父母寫起，作者特有的那枝生花妙筆，把一個衝破了舊家庭束縛到大都市裡來追求光明的新女性活現在讀者的眼前，是中國新文藝運動以來第一部最完美的傳記文學。
在很短的文字裏，極力表達出對丁玲的讚美，也傳達出對傳主的懷念。

在「良友一角叢書」系列廣告（如《人間世》第十六期）中，因為涉及部分被禁書目，於是就在書名的前面用「×」注出，特別注明「有×者暫停發售」，丁玲的《法網》就是這類。在現代書局的「現代創作叢刊」系列中，丁玲的《夜會》由於被禁，所以在廣告中，除對本書進行內容介紹外，在著者名下特別標出「發賣禁止」（如《現代》第四卷六期）。這些廣告是曲折的反抗，使我們更加看清了反動派對進步文藝進行殘酷「圍剿」的本質。這些廣告也是一種巧妙的宣傳。它抓住了讀者越禁越想讀的心理。「雪夜閉門讀禁書」曾是被視為讀書人的一大樂事。

透過丁玲被捕以後所刊發的廣告文字，我們可以清晰地瞭解當時圍繞丁玲所作出的不懈的鬥爭。這些零散的廣告文字，對研究三○年代文化上的「圍剿」與「反圍剿」很有價值。它們雖然短小，卻蘊藏著文學運動和文學鬥爭的豐富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