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的起源：戰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及其轉變（簡體書）

《冷戰的起源：戰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及其轉變》主要論述了冷戰的思想根源、冷戰在歐洲的起源和在亞洲的起源情況，並從地緣政治和國家決策等方面進一步論證了冷戰形成的最初起因，對冷戰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沈志華，1950年4月出生。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高級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冷戰史，蘇聯史，特別是中蘇關係史和朝鮮戰爭。．

《冷戰的起源:戰后蘇聯的對外政策及其轉變》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編者說明
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追尋當下諸多問題的歷史根源，是歷史研究者的重要使命之一。冷戰持續了近半個世紀，不僅主導了戰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影響到許多國家的發展方向，甚至對當前一系列國際糾紛和沖突還在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正因為如此，在冷戰結束后的國際學界掀起了“冷戰國際史”研究的熱潮。
作為中國“冷戰國際史”這一新興學科的創建者之一，沈志華教授為該學科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自費從俄國和美國收集了大量寶貴的第一手檔案文獻，并無償地提供給國內外學者使用，從而為該學科的長足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而他本人，更是與這些檔案朝夕相處，潛心研究，近二十年來主編了多部檔案文獻集，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和專著。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了中國乃至國際史學界對中蘇關系、朝鮮戰爭等重大歷史過程和歷史事件的敘述。
為此，我社把沈志華教授1994年以來發表的部分論文，根據“冷戰的起源”、“冷戰的轉型”、“冷戰在亞洲”、“冷戰中的盟友”、“冷戰的再轉型”五大主題編輯為五冊，以饗讀者。除了對冷戰史這個廣泛領域中許多不同事件或過程的描述，這些論文集也收入了沈教授對同一論題在不同年代的研究成果，雖然有些內容顯得重復，但更多的是對歷史過程表述的細微變化，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結論。這恰恰顯示出隨著檔案文獻不斷解密和公布而反映出來的冷戰史研究發展和變化的歷程。對于年輕一代的研究者，了解這一歷程可能更為重要。同時，在每一冊中，作為附錄，我們還挑選了沈教授整理、編輯的部分國外檔案文獻，相信對學者的研究會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九州出版社

斯大林與1943年共產國際的解散 一、共產國際的解散勢在必行二、斯大林解散共產國際的雙重考慮 三、斯大林突然決定解散共產國際四、解散共產國際並非一場騙局 斯大林的“聯合政府”政策及其結局（1944—1947）一、“聯合政府”政策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二、“聯合政府”政策在西方勢力範圍內的實施三、“聯合政府”政策在蘇聯勢力範圍內的實施四、斯大林“聯合政府”政策的破產及其原因 從大國合作到集團對抗：論戰後斯大林對外政策的轉變一、導言：戰後斯大林對外政策的戰略目標二、大國合作：對希臘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消極態度三、有限擴張：在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中的進攻態勢四、集團對抗：馬歇爾計劃及蘇聯的反應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及其目標：兼論冷戰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一、解散共產國際和蘇聯戰後對外戰略的確立二、重建國際組織的設想和國際關係背景三、召開情報會議的初衷和蘇共構想的變化四、情報局的建立和蘇聯冷戰政策的形成對1948年蘇南衝突起因的歷史考察：來自俄國及東歐國家解密檔案的新證據一、聯盟：冷戰與蘇聯對東歐政策的轉變二、衝突：巴爾幹聯邦與希臘革命三、分裂：斯大林的壓力和鐵托的抵制論1948年蘇南衝突的結果：南斯拉夫是如何走上獨立道路的？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目標和結果一、對日宣戰：蘇聯遠東戰略的既定方針二、實力外交：蘇聯在中國謀取政治權益 三、城下之盟：以最小代價取得的最大成果斯大林與中國內戰的起源（1945—1946）一、斯大林在中國推行“聯合政府”政策二、斯大林左右逢源與中共獨佔東北的決心三、蘇聯從東北撤軍與中國內戰的開啟美國對中蘇結盟的反應與亞洲冷戰格局的形成一、新中國成立前：制約中共，阻撓中蘇接近 二、中蘇條約簽訂前：挑撥離間，阻止中蘇結盟 三、朝鮮戰爭爆發前：“全面遏制”戰略的出臺四、朝鮮戰爭爆發後：冷戰格局在亞洲的形成毛澤東與東方情報局：亞洲革命領導權的轉移一、斯大林否認東方情報局的存在二、毛澤東一心要建立東方情報局三、從第一學習組到馬列學院分院四、毛澤東成為亞洲革命的領袖中蘇同盟、朝鮮戰爭與對日和約問題：東亞冷戰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動關係一、中蘇同盟條約與美國對日媾和的決策二、朝鮮戰局變化與美蘇媾和方針的對抗三、舊金山和約與中蘇在停戰談判中的強硬立場附錄斯大林與蔣經國會談的俄國解密文件關於共產黨情報局建立的俄國檔案關於蘇南衝突的檔案文獻選編關於1949年劉少奇訪蘇的俄國檔案文獻人名譯名對照表．

唯其如此，蘇聯在東歐問題上對美國和西方國家寸步不讓。早在雅爾塔會議期間，斯大林就明確表示了在東歐的權力問題上不容挑戰的決心。當美國提出解散波蘭盧布林臨時政府，而在國務委員會的基礎上另建臨時政府時，斯大林斷然予以拒絕。當美國在1945年9月要求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政府改組或辭職時，蘇聯同樣表示堅決反對。與此同時，蘇聯在德國問題上的基本考慮就是要使蘇占區成為保證蘇聯西部安全的前沿，在鞏固蘇占區的基礎上，增強蘇聯在全德國的地位，并防止西占區成為依附于西方的獨立國家。1946年3月，斯大林在評論丘吉爾的“鐵幕演說”時，甚至不屑于理會丘吉爾把東歐國家說成是蘇聯勢力范圍的觀點，而只強調在東歐建立對蘇聯抱有善意態度的政府，“這是和平的愿望”，并非“擴張傾向”。研究者在這方面的論著已經很多，而且對于我們所要論述的問題，東歐并不是重點。盡管西方大國對斯大林在東歐問題上的強硬態度表示出不滿和猜疑，但在雅爾塔體系中，東歐畢竟屬于蘇聯的勢力范圍，西方即使對此做出反應，也顯得底氣不足。而真正在蘇聯與西方之間引起沖突并導致雙方政策轉變的問題，發生在那些雅爾塔體系尚未予以確定或調整的地區，這突出地體現在土耳其和伊朗。
在歷史上，近東地區是沙皇俄國與歐洲列強進行角逐的場所。從19世紀以來，控制土耳其兩海峽以及南下波斯灣取得一個重要的不凍港，就是沙俄對外政策的既定方針。二戰后，土耳其和伊朗在斯大林的對外政策中同樣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因為蘇聯一旦在這兩個國家取得政治和經濟權益，不僅能夠確保蘇聯南部的安全，而且還能為蘇聯提供南下地中海和印度洋發展的基地。然而，在雅爾塔體系中，這兩個國家都沒有列入蘇聯的勢力范圍。因此，斯大林在土耳其和伊朗的舉動也就引起了西方大國的強烈反響。
在土耳其問題上，斯大林試圖以實力為基礎，通過恫嚇和訛詐手段，實現蘇聯對土耳其的領土要求和政治權益。根據1936年《蒙特勒公約》的規定，黑海沿岸國家的軍艦可以不受限制地通過海峽，而非黑海沿岸國家軍艦通過海峽時，在噸位、等級和停留時間上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顯然，這種一般通航權不能滿足蘇聯控制海峽的要求。早在1940年11月，蘇聯在與德國的會談中就提出了要在海峽地區建立軍事基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