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

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麗新世界》中描繪的那個國家是不需要有國民教育的，因為那裡的國民在出生之前就已經培育好了。那些是一種基因教育。

美國作家Lois Lowry的《記憶傳授人》描繪了另一種理想的國民教育，從每一個兒童出生的那一天就開始，每個家庭都是按國家計劃的模式組成的。於是，每個人都在適合他的位置上成為安份守己的國民。

教育是一個美好的字眼，教育是人類的一種像飲食一樣自然的需要，《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教育是為了讓人明白道理。最早的雅典國民教育是讓人民學會可以賴以為生的手藝。共同體成員的教育是為了幫助他們能夠更好地共同生活，不是為了讓統治者能更方便，更隨心所欲地統治他們。

現代的國民教育，當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時，可以幫助人民變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然而，當它是專制統治的臣民教育或黨民教育時，它卻使人民變得愚昧、順從。我們關注國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種，同時也需要警惕第二種。

公民教育的核心概念是「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3條規定「凡是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這是一種對公民的法律定義。在法定意義的公民之外，還有另外一種社會-政治意義上「公民」，本書討論的是怎樣把「國民」培養成為「公民」的教育。

徐賁

曾就讀於復旦大學，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
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Disenchanted Democracy、《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文化批評往何處去》、《知識分子：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為》、《人以甚麼理由來記憶》、《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在傻子和英雄之間：群眾社會的兩張面孔》、《甚麼是好的公共生活》、《公共說理十八講》(即將出版)，編有父親的回憶文集：《復歸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

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麗新世界》中描繪的那個國家是不需要有國民教育的，因為那裡的國民在出生之前就已經培育好了。那是一種「基因教育」，不是國民教育。在那個國家裡，所有的國民都是在國家的「孵化和定型中心」生產出來的，他們分成五等，前兩種人數很少，智商較高；後三種人數眾多，由成倍裂變法增殖，智商很低，具有完全可靠的整齊劃一性。「美麗新世界」的治國口號是「集體、同一、穩定」，那裡的國民就是按照這樣的國家目標而生產出來的。

美國作家勞里(Lous Lowry)的《記憶傳授人》描繪了另一種理想的國民教育，它從每一個兒童出生的那一天就開始的。每個家庭都是按國家計劃的模式組成的，每一對「夫妻」可以申請到一男一女兩個子女，形成像樣板戲《紅燈記》裡那種沒有自然血緣關係的組合式「革命家庭」。那些真正生育的女子一生中只能在三年中生三個孩子，然後便成為終身的勞工。

孩子們在家庭裡由父母按照國家的規定來教育，不允許使用不正確的字詞；不允許有不正確的服飾、髮型或打扮；到了青春期，便需要服用藥物來控制「激情」。每年會有一天為孩子們進行歲數增長的儀式，一歲的孩子會被授予名字，八歲的孩子要開始參加義工勞動，九歲的孩子會收到一輛腳踏車，十二歲的孩子，在經過長老們一年來的性情與興趣觀察後，會被分配適合的工作。於是，每個人都在適合他的位置上成為安份守己的國民。

這個國家的記憶是由有專門的「記憶傳授人」保管的，其他人不得擁有，關於過去，所有的國民該知道或不該知道的事情都是規定好了的。而且，所有的人看這世界都只有黑白二色，看不見其他的顏色。他們的眼睛退化，代代相傳，色盲終於進入了他們的基因。十二歲的喬納思被選中成為記憶傳授人的接班人，並為此接受師傅的專門教育。

然而，偏偏是這個喬納思成了一個「不可教育的人」，因為他的眼睛天生與其他孩子不同，他能偶爾看見黑白之外的顏色，他第一次看見有顏色的是一隻紅蘋果。像《聖經》故事中那樣，蘋果成為犯罪誘惑的象徵，但他犯下的是思想罪，因為他能看見他不該看見的東西。由於他的不可教育，他注定必須從他的國家消失，消滅成為他教育的最後階段。

當教育變異為一種統治手段的時候，它是為統治權力的目標服務的。這樣的教育會在被教育者身上造成極具傷害性的影響。林賢治先生在他編的《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體記憶》中說，那些接受了黨的教育的「黑七類」子女，「除了極少數較為開朗、豁達，願意跟人們交談往來者外，大多數長成內傾的性格，自卑、畏蔥、被動，沉默寡言，離群索居」。對這些被教育者來說，教育是一種心靈的摧殘，留下的是終身難以癒合的烙印和創傷。

法國革命時代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以他的殘忍聞名於世，他的殘忍是為了一個「美好」的目標，那就是完成對法蘭西人的國民教育，將他們塑造成新人。歷史學家斯凱瑪(Simon Schama)對此寫道：「羅伯斯庇爾在巴黎的路易大帝公學(Lycée louis-le-grand)學習時，老師們一定對他的政治教育發生了很大影響。

他後來把自己當成了一個救世主式的導師，揮舞一根根很大的棒子來培養國民們的美德。他把革命本身設想為一個學校，在這個學校裡，道德能增長知識，但是，道德和知識都必須由紀律來保證。他喜歡這麼說：恐懼和美德都是人的自我完善所必不可少的，『沒有美德，恐懼會變得有害，沒有恐懼，則美德變得孱弱』。」

羅伯斯庇爾所持的那種極端的國民教育觀幾乎是所有的激進革命家所鍾愛的，也驅使他們一次又一次展開極其殘酷的對人的改造工程。政治學家范根斯坦倫(H. van Gunsteren)說，這種對人的改造工程(human engineering)假設，「只要人民不像他門現在這個樣子，他們就不會有現在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把他們改造成新人」。范根斯坦倫稱此為一種「不負責任的異想天開」，對於羅伯斯庇爾這樣的革命幻想家來說，也許是如此。但是，對於像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那樣的革命家來說，把國民改造成「新人」的教育，那就不僅僅是「不負責任的異想天開」，而根本就是處心積慮的極權統治和精心策劃的陰謀權術了。

在他們的統治下，監禁、流放、苦役都是「教育」或「再教育」。即使連那些不可教育的人也可以對其他人起到教育作用。社會學家埃呂(Jacques Ellul)稱這是極權對國民教育和宣傳的最詭異的發明。它有時把異端思想的人放到「民主討論會」或「批評與自我批評會」這樣的組織化環境中，逼迫他承認自己的錯誤，用他自己的嘴巴說出強迫他檢查的人是多麼正確，對他的教育又是多麼及時。

教育是一個美好的字眼，教育是人類的一種像飲食一樣自然的需要，《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教育是為了讓人明白道理。最早的雅典國民教育是讓人民學會可以賴以為生的手藝。普魯塔克在《梭倫傳》中記載，「雅典的立法者梭倫說，為逃避危險從四面八方不斷湧來的人已經使這個城市人滿為患，但是這個地方土地貧瘠，不宜耕種，從海上來做交易的也因為人民付不出錢而不帶來他們需要的貨品。因此，梭倫要求城邦的人民學會手藝，他訂立了法律規定，如果父親不教兒子手藝，則兒子沒有為父親養老的責任。」共同體成員的教育是為了幫助他們能夠更好地共同生活，不是為了讓統治者能更方便，更隨心所欲地統治他們。

現代的國民教育，當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時，可以幫助人民變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然而，當它是專制統治的臣民教育或黨民教育時，它卻使人民變得愚昧、盲從、馴服，既沒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沒有自我實現的意願。我們關注國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種，同時也需要警惕第二種，因為第二種國民教育是一種有毒害作用的「教育」，他偽裝並掩蓋了發明者想要支配和控制人民的權力欲望，而這種權力欲望帶來的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壓迫、奴役和專制。

序
前言 公民教育和民主政治
1.斯巴達國家主義教育的教訓
2.「善」和「法」的教育
3.從「高貴的羅馬人」到帝國的官僚
4.文藝復興時期君主教育和人文教育
5.從古典共和到美國民主共和教育
6.美國早期大眾文化中的共和教育
7.美國建國初期公民社會和傑弗遜的「民主教育」理念
8.安份守己的國民與民主的公民教育
9.「成人兒同」將成為怎樣的成人
10.公民教育與黨化教育
11.二十世紀的宣傳
12.納粹德國的黨國主義教育
13.德國納粹的宣傳和國民再造
14.東德的「宣傳教育」為何不能成功？
15.沉默和失憶的國民是怎樣教育成的
16.罪、恥、懼與道德教育的困境
17.公民社會需要說理教育
18.「好生活」的教育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