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美與反美：戰後日本的政治無意識

曾經極度反美的日本，二次大戰後為何如此親美？
美國文化如何悄悄住進日本的日常生活、滲透日本人的意識？

文化研究巨擘吉見俊哉對「美國主義」的深沉剖析

《去帝國》作者陳光興強力推薦

本書回顧日本近代的歷史，剖析「親美」與「反美」意識的變化，指出日本最終被貼上「親美」的標籤，不只出於表面上政治、經濟或軍事的因素，而是在深層的日常生活與心理層面，早已將美國內化卻不自知。

在台灣同樣也常不經意地聽見或提起：美國月娘卡圓、卡大粒；沒那個美國時間、吃那個美國仙丹。曾幾何時，美國代表又大又強、人生夢想，已不知不覺成為我們意識的一部分。強權的極致展現，不是窮兵黷武、耀武揚威，而是滲透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連結人們的欲望和情感。

藉由本書的析論，必能讓我們產生自覺，擺脫內在的「政治的無意識」。

《親美與反美》序章概略描述世界上「親美」與「反美」的趨勢變化，藉以凸顯日本獨特的「親美」意識，並指陳以政治經濟、國際關係、地緣政治學等鉅觀層次，在解釋日本親美現象上的局限；繼而提出輔以大眾文化、消費主義等微觀層面來解釋的企圖。

第1章概灠從幕府到戰爭時期的近代日本如何接納「美國」，快速探討「自由」聖地的形象、大眾文化階次的美國主義，以及現代主義中性別議題的面向。接下來三個章節中，將以三個層次討論戰後日本如何接納「美國」：麥克阿瑟與天皇（國土空間）、鬧區與海灘（都市空間）、占領軍住宅與家電（居住空間）。

以時代而言，第2章屬於占領期、第3章是從1940年到1950年代、第4章則是以1940年代到1960年代為中心。全書瞄準的是，從占領期到1960年代，美國主義在日本的重層作用。在這戰後日本視線的重層變化中，被割捨與遺忘了什麼？之中又建構了怎樣的戰後日本主體？這一切又如何從戰前以連續的方式支持後帝國的秩序？是本書要回答的問題；最後由終章作總結，希望日本能真誠反省因日美「擁抱」所隱匿的各種問題，誠實面對亞洲人民與歷史，從而找回日本的主體性。

吉見俊哉　Shunya Yoshimi

東京大學大學院情報學環教授、東京大學新聞社理事長；曾任東京大學社會情報研究所教授（學科已重組）、情報學環學環長。2009年起擔任東京大學新聞社理事長。學術專長為社會學、文化研究。研究領域包括視聽眾研究、全球化、技術的社會建構、大眾文化等。

譯者簡介
邱振瑞

著名翻譯家與作家。其作品以寫實批判風格見長，故事情節引人入勝，文字凝練流暢、描景生動細緻，尤以擅長刻劃底層人物的生活困境、移居他鄉者的精神漂流、人性中的罪與罰，以及政治與性的異化，是台灣中生代作家中的異色奇音。譯作：三島由紀夫《不道德教育講座》（大牌）等四十餘冊；曾出版小說集《菩薩有難》（商周），《來信》是其第二本中短篇小說集，值得閱讀與震撼。

推薦序

一個已「內化」美國的日本

日本是個相當矛盾的民族。它既喜愛美麗的事物，卻又極盡黷武；它相當崇尚禮節，另一方面又窮極好鬥；它熱愛新事物，但有時又相當保守念舊；它講究服從之道，又常常桀驁不馴。

日本人的雙重性格，也具體表現在戰後的對美政策上。它表現地如此親美，骨子裡又極力反美。日本會親美，乃因為美國是唯一打敗過它的國家，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一向崇尚強者、鄙視弱者，你沒打敗它，它就會不斷嘗試以小搏大；一旦你擊敗它，它就會永遠對您俯首稱臣。

二戰期間，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只擊潰日本的軍事硬體，徹底瓦解日本心防的，是戰後美國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占領日本的七年間公布的「公職放逐令」及「財閥解體令」。從此日本徹底臣服於美國，不但沒有自己的軍隊，外交政策上也唯「美」是瞻（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是日本的外交政策），更成為美國軍事擴張的提款機。

戰後日本的外交政策向來存在「美國派」與「亞洲派」的路線之爭。「美國派」認為一路追隨美國才能保障日本的國家安全與利益，東京到北京的捷徑是經由華盛頓，只要美日關係穩定，中日關係自然就好。「亞洲派」則認為日本身處亞洲，當務之急應是改善與周邊鄰國的關係，而非一味追隨美國。可惜從戰後以來，「美國派」就一直是日本外交政策的主流，2009年民主黨上台後主張的美中等距外交，在普天間基地爭議下都只化為曇花一現。

戰後的日本為何如此親美？為何始終無法改變親美路線？除了美日同盟的軍事因素，是否還有更深層的因素？東京大學教授吉見俊哉的《親美與反美—戰後日本的政治無意識》，就是嘗試要解答這幾項疑問。吉見教授嘗試從社會學及歷史學的角度，解構在2001年恐怖攻擊後，美國高舉反恐大旗入侵伊拉克及阿富汗，引發西方社會及伊斯蘭社會大規模反美浪潮時，何以日本國內卻紋風不動？

原來美國早就從文化、消費及社會三方面進入日本，進而改變日本，作者選定媒介的表象、都市與休閒，以及居住空間等三個方面，來論述日本對「美國」這個概念接納的基準。作者赫然發現：美國對日本的深刻影響不只限於戰後，而要追溯到1853年美國黑船進入東京灣。對日本人來說，美國不再是太平洋彼岸的國家，而是內化為日本社會秩序的一部分，這讓日本成為全世界最親美的國家。

2012年，中日兩國爆發釣魚台主權爭議，使日本國內新民族主義勢力抬頭；美國對釣魚台問題的曖昧，則讓日本政府寢食難安，這種情勢的轉變只會讓日本更離不開美國。當亞洲各國在「親美」與「反美」兩股勢力拉鋸的同時，日本好像只剩下「親美」一種聲音。日本的「親美」也許是來自日本國內政治的無意識，或毋寧說是日本對鄰國即將崛起的一種集體焦慮。

蔡增家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所長
兼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推薦序∕陳光興　被「美國主義」附身的東亞主體性
推薦序∕蔡增家　一個已「內化」美國的日本

序章　戰後的日本是親美社會？
1－逐漸興盛的「反美」浪潮
2－「親美」日本的歷史由來
3－觀察「美國」的各種視線

第１章　美國所象徵的現代化－－「自由的聖地」與「惡魔英美」
1－美國乘著黑船而來
2－對「自由之國」的想望與挫折
3－如今，是否還存有非美式的日本
4－惡魔英美與美國的誘惑

第２章　占領軍「美國」
1－麥克阿瑟的到來
2－「占領」的抹消與凡人天皇的現身
3－元帥、凡人天皇、偽天皇
4－誰塑造了這種女人

第３章　美軍基地與湘南男孩
1－從基地滲出的「美國」
2－從基地之街到流行之街
3－基地裡的美國　海灘上的美國
4－1950年代日本的「反基地」與「依存基地」

第４章　「美國」就是我家
1－嚮往的American Way of Life
2－電視進入家戶
3－「太太」主導的家庭電氣化
4－引以自豪的Made in Japan

終章　「親美」的超越方式－－戰後民族主義的無意識
1－冷戰與反美民族主義－－從韓戰到反基地抗爭
2－來自越南反戰運動的質問
3－外在的美國　內在的美國

後記

外在的美國　內在的美國
內在美國的兩種面向

如上所述，本書以占領期到高度成長期為焦點，深入考察幕末至1970年代，日本對「美國」的接納與反彈。大致上在1910年代之前，「美國」對近代日本而言是在外部的特殊實體。它通常被理解為「自由的聖地」，有時則視為隔著太平洋與日本對峙的列強。的確，內村鑑三和有島武郎等人，已把「美國」當成內在的問題予以內化。但若綜觀全局，「美國」直到大正初期，與其說是日本社會內在的實體，不如說是隔海相望的他者；它是社會的典範，卻不是在人們日常意識內部運作的實體。

如第1章所論，1920年以後，這種狀況產生了變化。好萊塢、爵士樂、摩登男子／摩登女郎的時尚，以及棒球之類的運動，滲透進都會的日常生活，將「美國」視為內部而非外部實體的感受層次開始大量出現。此時，室伏高信直陳：如今「尚未被美國化的日本在哪？脫離美國，日本還存在嗎？沒被美國化的生活，還殘留在我們身上的何處」。同時間，在論壇上雖一舉提出繁多的美國論，但比起把「美國」當成異國討論，大多是陳述在日本國內繁衍的內在「美國」。

話雖如此，內在的「美國」滲透到這個國家的每個角落，在驚人的威力下開始根植於大眾的日常意識，顯然是戰後麥克阿瑟飛抵厚木機場、展開占領期以後的事。如本書第2章與第3章所論，在這段期間作為內在他者的「美國」，蘊含了下述兩種面向。

其一是作為內在暴力的「美國」。最顯著的實體就是美軍基地。占領軍接收許多日軍之前在本土和沖繩，或是朝鮮半島與亞洲各地所建設、使用的軍事設施。結果是日本帝國在東亞的軍事機構，其中有許多被統攝為全球規模的美國軍事霸權之一。這是極具連續性的過程，但也存在幾處顯著的斷層。其中之一就是在基地周邊的賣淫問題。

實際上，沒有比「攀攀」女郎的存在，更讓占領期的日本人實際感受到「占領」不容置喙的現實。「攀攀」所展現的美式尖端性，尤其讓許多日本男性懷有「日本受暴」的感覺，繼而在這種論述被刻意生產、過度消費下，提供了建構戰後新民族主義的基礎。這篇終章提及的後占領期「左傾」反美運動，其根基懷抱著民族的無意識，多少是因這種對占領期間「女人們」的印象，以及「日本受暴」式的言論而得到支持。

不過暴力的「美國」也吸引基地內外的年輕人，具有新文化傳遞者的誘惑性。如第3章所詳述，戰後日本的流行文化，確實是在美軍基地與音樂人、藝人，還有年輕人交流下孕育而成。這種交流在沖繩和韓國非常顯著，也確實曾存在於1950年代的日本本土。

然而，在日本本土尤其重要的是，這種交流方式隨著電視台的攝影棚與媒體系統的收回，基地的存在與暴力「美國」的記憶就被邊緣化並刻意遺忘。此時「攀攀女郎」成為占領期的特有風俗及美軍性暴力的受害者，而東京的六本木與原宿等尖端城市文化之都，也逐漸忘卻曾是「基地之街」一事。在1950-60年代，與強化沖繩基地內外並行的日本去軍事化，亦即美軍從本土的主要地區撤離，也就輕易抹去了這些記憶。

接著，滲透占領期以後日本社會的另一個面向，應該說是作為看不見的視線的「美國」。第2章關注的是，在占領期間始終握有絕對權力的麥克阿瑟，在他愛自我表現的性格下，卻盡量不出現在日本的媒介上；麥克阿瑟其人的現身頻率若與他的影響力相比，可謂出奇的低。此處的關鍵是作為象徵的「美國」與作為象徵的「天皇」之間複雜的關係。拍攝於1945年9月27日著名的會晤合影，或許有部分日本人看成是「屈辱的」，但我認為麥克阿瑟的意圖恐怕不是炫耀占領，而是展現自己保護天皇的意志；戰後的日本一如以往，「天皇」仍有持續位居人民視線中心的必要，並將占領者的想法視覺化。

如占領軍檢查制度所示，「美國」本身處心積慮盡量不出現「占領者」的象徵。占領體制下的視線焦點並非麥克阿瑟，而是「凡人天皇」。在此，美國的視線藉由「凡人天皇」與皇室「這一家」而體現，並出現戰後日本獨特的視覺體制。

這就如第4章所論，象徵American Way of Life的各種物件進入客廳與廚房，顯然是在成為「三種神器」下展開。家庭中「三種神器」的採購，必須透過女性「主婦」的主體化（即女性對於家庭空間的掌握）來達成。1960年代，家電製造商的廣告，熱切訴求這種因「主婦＝主體」的家庭電氣化，使憲法保障的國家民主化（實現「健康文明的生活」！）成為可能。也就是在這裡，「家庭購買電器＝實現民主主義＝建設戰後日本」的等式，是藉著「主婦＝主體」的建構而達成。

如此一來，「主婦」在美國化的同時，也成了民族的主體，但在1960年代，男人也達成美國化＝民族實體的新主體化。其具體表現，就是重新建構以「自豪的Made in Japan」為代表的技術主義式國族認同。在這種情況下，技術優秀的保證必然是美國化的視線。換言之，在1960年代，日本男性在約略拭去暴力「美國」的陰影、忘卻「日本受暴」的不安後，發現以技術力決勝的新國族男性氣概。於是，這個發現因超越「美國」的視線而得到確定。

「親美」與「反美」的消失處

近代日本的「親美」與「反美」，是全球化霸權體系與該國住民的情感在層層折射下形成。幕末維新時期，美國被理想化為「自由的聖地」，日本知識分子明顯「親美」。不久天皇制國家體制確立，美國不再是首要的關注對象，加上日本帝國主義與美國排斥移民的行動，美國被意識為隔著太平洋對峙的「敵國」。另一方面，20世紀初的大正民主，美國再次作為「自由之國」而受親近，在好萊塢電影、爵士樂等諸般大眾文化傳入下，使知識分子對美國的批判與大眾對美國的喜好並立。

從占領期至1950年代，對於「美國」的兩種態度，即「親美」與「反美」，其對立益形尖銳。一方面，占領期的大眾從電影和音樂，到飲食、家具和住家，對美式生活充滿憧憬。美國是富庶的象徵，而戰後的「民主化」對大眾而言，通常是超越政治的自由獲得美國的富庶。但另一方面，特別是在基地擴及全國的現實面前，作為「暴力」入侵日常生活的「美國」，又使反抗的民族主義抬頭。

1950年代末以降，在躍入高度成長期的日本擴大的，是這種暴力「美國」的淡出（本土去軍事化與沖繩要塞化）和遺忘。不如說在這個時代，在國家層次是以「凡人天皇」與皇室「全家」；在個別家庭層次是以精良的技術人員和主婦的意象，具體展現美國化的視線，確立消費社會型的美國主義＝民族主義。在占領期實現的麥克阿瑟與天皇的「擁抱」，在1960年代不再是「從上而下」，而是「由下而上」，也就是在我們每人每天的實踐中重演。

1970年代中葉以後，是這個過程的臨界點，「親美」與「反美」的對抗本身不再顯現於人們意識的時代來臨了。也可以說是「反美」立場本身變得不太真實的時代。此時加藤典洋於《在美國的陰影下》注意到，村上龍1976年寫的《接近無限透明的藍》（限りなく透明に近いブルー），以及田中康夫1980年寫的《全然透明》（なんとなく、クリスタル）是兩個話題之作；江藤淳卻相對給予完全不同的評價。許多評論家比起前者，對後者比較排斥；江藤卻否定前者、讚賞後者，此兩者就是源自對「美國」所表現出的態度差異（加藤典洋『アメリカの影』河出書房新社，1985年）。

也就是說，江藤對村上龍的小說不滿，是由於村上將美國和日本的關係描述成占領者和被占領者的關係，露骨地把「占領」問題化。相對的，江藤讚賞田中小說的原因，是他接受了美國這個模糊的存在，描述源自這份接納而來「宛如空氣般隱形籠罩我們的極度無力，在其中每天呼吸它以維生的生活感受」。江藤的見解是，在戰後的日本，「美國的陰影」粉飾一切論述的可能性，無法逃離如空氣般無所不在的美國。

1980年代，在「透明」中生活的日本人，已無法將「美國」定位為具有明確界線或輪廓的他者。「美國」就像空氣滲透日常生活、構成自己。日本人所認同的是「相較於村上龍憑自己的感覺試圖量度『體制』，田中康夫卻不相信任何感覺。他寧願受「體制」量度。假如村上的小說奠基於接近無限透明（crystal）卻不斷殘留的『藍』（感覺）；田中的小說已是『全然透明』」的自我（加藤典洋，前揭書）。

於是在1970年代以後的日本，「美國」甚至已不再被指稱為他者。至此，日本社會將「美國」含納於自身，同時把「日本」本身他者化。例如1983年，迪士尼樂園在東京灣岸的海埔地開幕，時至今日，日本的年輕人完全成為迪士尼世代，但年輕人在迪士尼樂園已不再扮演他者「美國」。如拙論所詳述，他們排除向外的視野，讓自己成為在幻想中登場的人物，對扮演這樣的自己樂在其中（吉見俊哉「シミュラークルの楽園」多木浩二．内田隆三編『零の修辞学』リブロポート，1992年）。

確實在這個時代，日本人對「美國」的好感度始終維持相當穩定的數值。如序章所論，1970年代末以後，近七成日本人對「美國」依舊抱有好感。這的確是極端穩定的親美社會形態。這種安定性，恰好與在軍事獨裁政權下被迫「親美」的社會，如韓國、臺灣與菲律賓，在獨裁政權崩壞後反美意識的漸次高漲可互相對照。

就像本書反覆描述，戰後日本會率先達到穩固的親美情感，與戰後日本的後帝國屬性（亦即日本在美國領導的全球帝國體制中占有一席之地）有關。1990年代以後，該國的新民族主義者抬頭，只要他們拒絕與亞洲人民真誠對話並反省過去，繼續為自己的正當化強辯，這種與美國的關係就不會有絲毫改變。2000年，在布希政權進行侵略戰爭之際，小泉純一郎首相（時任）一面堅持參拜靖國神社，還讓自衛隊出兵伊拉克，不久就配合在日美軍的重整步調，形成比「日美同盟」更堅定的關係。

在進一步重整全球軍事體制下，只會使日本這個國家加深對美國軍事從屬的程度。然而，時代看來正是一個大循環的終結。今天，美國引起的伊拉克戰爭擺明失敗，其政策被迫徹底轉變。但這數年來瀰漫在全世界的厭美情緒不會輕易冷卻，看似堅若磐石的美國霸權或許也在朝向衰退。此外，在亞洲人民之間，正進一步提問超過半世紀的日美「擁抱」所隱匿的各種問題。在今後的後冷戰時期世界局勢中，美軍與自衛隊一體化凸顯於社會面前，人們對這種舉動的警戒心應該也會加強。在這種情況下，說來算是「美國」的戰後日本得破除「親美」與「反美」的對立二元，反問日本歌頌的後帝國制序有什麼是不證自明的？有什麼是看不見的？必須帶著真誠的反省，切實履行與亞洲、與歷史，還有與多元複合的自我重逢。